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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是溫暖的驛站:費孝通人物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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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第四輯 人生的況味 兩篇文章

1936年我回到家鄉休養,家鄉有個女子蠶業學校,校長很有遠見。他從二十年代就搞科技下鄉,把現代養蠶繅絲的科學技術送到鄉下給農民。學生們到一家家農戶去推廣怎麼改良養蠶,把中國的土法繅絲改成機器制絲。不但這樣,他們又看到,把生產技術提高了,農民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好處全被中間剝削搞走了。他們想到科學技術的提高應當使千家萬戶都富起來。這思想是很好的。為了消除中間剝削,他們教農民自己制絲。學校送了農民一臺機器,辦了一個小型絲廠。農民自己當老闆,是個合作社,大概是在1933年成立的。從種桑樹、養蠶、制絲到出售,成為“一條龍”。我的姊姊費達生就在吳江縣開弦弓村做這件事。我去探望她,在村裡住了一個月。我對周圍發生的事覺得很有意義,問東問西,把材料記了下來。秋天我到英國去留學,就寫了一本關於中國農民生活的書。這是第二篇文章的開始。

我從英國回來抗戰已開始了。我到了昆明,後來聞一多先生遇難的事件發生了,我才離去。我在雲南期間調查了幾個農村,寫了一本《祿村農田》。解放後,土地改革,合作社成立之後年我才又到開弦弓村去了一次。

三十年代我提出八個字“人多地少,工農相輔”。這是說在我們家鄉這個地區的農民,單靠農業富不起來,必須搞副業和工業,農工要相輔。男耕女織是傳統的農村經濟模式。我們家鄉農業加上了蠶絲副業,農民生活比其他地方好,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是在“三座大山”高壓下,天堂保不住了。儘管有遠見之士想透過科技下鄉使千家萬戶富起來,搞合作性質的集體工業,但杯水輿薪,無濟於事,在抗戰中這一點烏托邦式的小試點也被摧毀了。解放後,我們有條件做這些事了,可是沒有做,而開始向單一經濟發展,要農民單純搞糧食,忽視了“工農相輔”的原則,把當時的副業幾乎都搞掉了。因此我在1957年下去的時候看到農業發展了,農民沒有富起來,手裡沒錢,人這麼多,機械化進不去,農村經濟問題長期不得解決。《重訪江村》沒有發表完,我被劃成了右派。這第二篇《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文章沒有寫完。

1980年我得到改正時,在統戰部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我許下了一個心願:把這兩篇沒有寫完的文章寫下去。可是人生幾何,來日苦短。心裡盤算一下,當時年已七十,我假定自己的腦筋能工作到八十歲,我在座談會上說,我身邊只有十塊錢了,這十塊錢怎麼花?應該多想一想:是集中使用呢還是隨意零花?這一想,我就決心把這十塊錢用來接著寫上面所說的兩篇未完成的文章。這句話,言猶在耳,一轉眼十塊錢已花去了一半。前幾天剛剛過了七十五歲生日,離八十歲只有五年了。我手上只有五塊錢了,這五塊錢打算怎麼花?

先說第一篇文章,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解放前我在廣西大瑤山的調查,半途而廢,所取得的人體測量材料儲存到昆明,在一多事件後,我匆匆離滇時丟失了,很可惜。當時我在山區搞調查連路都沒有,馬都不能騎,就靠自己天天爬山,從一個山頭爬到另一個山頭。1980年後,我帶了幾個學生又去大瑤山,一則老了,二則胖了,跑不動了。換句話說,我要去上山調查的條件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搞調查不像當官的人去視察,只聽別人彙報,而要親自去觀察人們的生活,那就要爬山涉水,我現在是做不到了,因此我很失望。這一篇文章怎麼寫下去呢?雖然已經有幾個學生去大瑤山繼續我的調查,但總不如我自己動手痛快。這篇文章怎樣寫下去,還得另想辦法。

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國人口這盤棋沒有做活。要做活,必須有二個“棋眼”。哪二個“棋眼”?我說:農民必須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可以離土不離鄉。不要都從事農業,要農工相輔。除了傳統的一家一戶的手工業外,更重要的是要發展一村或幾個村子聯合起來搞的集體性質的現代工業。這個出路實際上並不是我想出來的,而是農民在沒辦法的時候自己想出來的。七十年代,在江蘇一帶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城裡停產鬧革命,打派仗,很多工廠停工。但是人民還是要“吃、穿、用”,東西從哪兒來呢?農民辦起工廠來了,你不做我做,城市裡一些工人不願打派仗,回到了家鄉,加上一些幹部下放農村,幫著農民搞起了小工業。

1980年我們到小城鎮一看,過去冷冷清清,現在熱鬧起來了。我是小鎮上生長大的,早年鎮上有茶館,有小吃店,有五金、百貨、布匹、買賣糧食的、加工的,熱鬧得很。可是自從五十年代統購統銷,後來反對販運,流通渠道單一化。民辦變官辦,割資本主義尾巴,這樣一搞,搞的鎮上冷冷清清。胡耀邦同志1989年初到雲南保山一看,他就發言了。這樣不成,小城鎮要恢復。小城鎮不恢復農村就沒有一箇中心,也發展不起來,知識分子就留不住。

的確,小城鎮人口一般都下降了。三十年來從全國講,人口加了倍,小城鎮上的人口卻比解放前還要少。所以,假定能恢復、發展小城鎮,農村的人口壓力就可以減少,農村裡多餘的人口就有了出路。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棋眼”。在小鎮上工作的人不用離開家,住在農村,到鎮上去做工作,這些工廠不用辦食堂,也不用辦宿舍,成本低,便於競爭。我們如果能發展鄉鎮工業,農民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這樣一搞,我們的人口這盤棋就活了一半。

去年我們在吳江縣調查了七個小城鎮,提出:“發展小城鎮是可以解決我們人口問題的一條出路。”經過各級領導部門進行研究,今年四號檔案完全肯定了這一條。多辦鄉鎮企業成了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條道路。當然對鄉鎮工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看法,新事物必然帶上不少不太好看的面貌出現。過去上面不許它拋頭露面,它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陰暗處就不免有些歪風邪氣。今年在北京開了一個江蘇省鄉鎮企業工業展覽會。我去參觀,講解員對我講:過去我們不敢見人,現在光明正大,大搖大擺進京城了。這個變化很大,這樣一來,江蘇鄉鎮企業生產總值很快發展起來了,去年鄉鎮工業佔全省工業產值的四分之一,今年佔三分之一,增長速度從30%上升到40%。鄉鎮企業不僅提高了生產力,更有意思的是我們這樣搞法,避免了走西方工業化的道路。西方工業革命初期是以犧牲農民為代價的,我們不同,我們工業的發展是在農村繁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我們的工業不僅不去破壞農村經濟而且正在幫助農村經濟的發展。三十年代講的“人多地少,工農相輔”的原則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上並以新的形式出現了。這是隻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能實現的大事。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的道路。小城鎮工業能吸收多少人呢?從全國來算,到2000年時,十二億人口中可有40%放在農村,40%放在小城鎮,20%放在大中城市和工礦大企業裡。

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是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標誌。我在江蘇調查到,在蘇北,從工農業生產總值上說,北邊徐州是工三、農七,工業少於農業。到揚州北部才工農各半。蘇南一般是工業超過農業,以中等地區的吳江縣來說已是工七農三。到了上海附近的幾個縣是工八農二,到沙洲有幾個鄉已是工業佔了九成,這樣的農村可以說已經工業化了。蘇南經濟發達的農村裡,農民的生話比我們這些教書匠好得多。有些事簡直聽了不敢相信。我到農民家去參觀,上樓時,他看看我的鞋,鞋太髒,要脫了鞋,穿上拖鞋上樓去,樓上是油漆地板,我自己家裡也沒有這樣乾淨。我過去也不知道什麼叫“立體聲”,我想音樂還有什麼立體?“立體聲”我是在農民家裡初次聽到的。現在江蘇農村裡的房屋可以分三代,第一代茅草房,第二代磚房,第三代是樓房化,別墅式。蘇北正在由第一代變為第二代,蘇南是正在由第二代變為第三代。穿的就更不用提了,蘇南農村裡看不到打補丁的衣服。現在小姑娘的頭髮全都曲了,曲頭髮不簡單,這不光是形式的變化,而表示她自己有了獨立使用錢的權利了,過去是不成的,小姑娘出去做工,錢都要交給父母。現在還是交,但獎金都不交了。獎金拿去燙頭髮,作零用花。這是因為鄉鎮企業發展了,女孩子當了工人,在家裡取得了部分的經濟自主權。這是一個大變化,很深入的,從經濟結構的變化到了家庭結構的變化,到了人們思想意識的變化,到了價值觀念的變化。這幾年來,一年一個樣子,我儘管一年下去幾趟還是感到趕不上形勢的發展。

我這篇文章越寫越有勁了,現在已寫到小城鎮。這篇文章已不是我單槍匹馬地寫了。我們和江蘇省的研究機關、大學,特別是發動了基層幹部,協力同心地一起搞。沒有大家熱情的幫助,這篇文章我是不可能以這樣快的速度寫下去的。這個辦法我認為也在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裡闖出了一條新路子。我們的研究成果,不是研究人員關著門在書本里翻出來的,而是同群眾一起,同各級幹部一起,到基層去直接觀察中總結出來的。

這是第二篇文章,寫到昨天,關於小城鎮部分已有四篇:《大問題》《再探索》《蘇北篇》和《新開拓》。昨天離開南京時,把《新開拓》初稿交了出去,工作相當緊張,但味道很濃,吸引力很大。

這篇文章怎樣寫下去?我同江蘇省委研究了一下,開始要“卷地毯”,就是制定志標,設計問卷,在一定範圍裡進行普查,然後利用電子計算機進行數量分析。我過去的調查是微型定性調查,就是所謂“解剖麻雀”。可是究竟多少小城鎮能成為我解剖的麻雀呢?我說不出來,所以要採取計量的分析,像地毯一樣把整個領域捲一捲。這樣會卷出什麼結果來呢?我想至少可以卷出一幅江蘇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和各區的面貌來。

過去這篇文章寫得太急,只抓了些容易觀察到的現象,比如工農業產值等,對人們頭腦中打的什麼主意卻講得不多,只在最後一篇《新開拓》裡把人講出來了,也只講到哪些人在辦哪些工業,也沒有深入到他們頭腦裡去。也就是還沒有鑽進意識形態、思想領域。我希望明年春天能得到領導上的支援,照顧,給我一個月的時間住到過去調查過的農村裡去,寫一篇《江村五十年》。因為我1936年開始去調查年又去調查,到1986年,剛是五十年,寫篇文章作個紀念,回個心願。這是第二篇文章的構思。

我把廣西瑤山的這篇文章擴大了,不在瑤山做了,做到大邊區去了。但是再一想我已來日不長年所說的身邊的十塊錢,只剩五塊錢了。我希望在今後五年裡,這二篇文章要結合上培養一批研究生,使五塊錢變成幾十、幾百塊錢。這還得看領導上能否給我招收幾個博士研究生,培養出幾個中國的博士來,同外國比比。哥倫比亞大學要派一個博士生來請我培養,我說可以,但是要中國人。我們國內的大學也可以給我人,委託我培養,可是要聽我話,不三不四的我不要。不好就可以出示“黃牌”“紅牌”,導師要有這個權。這就算是我今後的打算吧。

最後,我有一副對聯。我到梅蘭芳故鄉泰州參觀時,一位陪同我去的同鄉,出了一個上聯給我對:“早春前後,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我花了一個晚上才對出來,下聯是:“千秋功罪,文章高下,盡付後人論。”平仄不太妥,但表達了我的心懷。

1984年11月8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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