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還有一些散文，像《雜寫甲集》《雜寫乙集》，現在丙集也快出來了。
至於香港方面，他們把我解放前的一些書翻印出版了，但事先我不知道，臺灣也印我的書，不過改了名字。解放後的著作，恐怕港澳的讀者不很熟悉，可以在這次書展中看到。
問：您對您的這些書，有什麼評價？
答：我只是自己盡力去寫。這裡要說明的一點是我們的條件比較艱苦，和外國學者無法相比。我解放前的一些書是抗戰期間寫成的。解放後，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什麼東西都丟了，現在是地地道道的白手起家。然而在這樣的狀況下，我沒有停，能做的事情都盡力去做，而且“產量”比較高。近年來，我每年要出兩三本書，其中有的是論文集，有的是短篇文章，即“雜寫”。現在，我有六本書正在排印之中。
至於文章寫得如何，得人家去說，我自己不好講。不過大家喜歡看我的文章，這我是能夠感受到的。
問：那麼您自己最喜歡您的哪些書呢？
答：這很難說，因為種類各不相同。有理論性的，如《生育制度》《鄉土中國》，有調查性的，如《江村經濟》《祿村農田》，以及我最近搞的小城鎮研究。當然，我自己最喜歡寫的，是那些短篇文章。可以寫得很靈活，不受拘束。
問：記得您在談到您為什麼把舊著重刊時說過，您的著作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同時也對社會發生了作用，留下了歷史的足跡。文章一離手，已不屬於作者個人。因此，您沒有權利把曾經出自您手的一些歷史的記錄掩飾起來。那麼，如果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研究這段歷史，而且研究者不是別人，正是您自己的話，您將怎樣估價這些出自您之手的“歷史產物”呢？
答：人總要謙虛一點為好。自己的傳記最好讓別人去寫，好話讓別人去說。如果一定要我本人講，那麼我堅信，在研究中國社會方面，我提出了一個新的方向。這是從五十年前開始的，儘管中間經過了很大的波折，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但這個方向是我一直堅持的。
具體地說，我的第一本書《江村經濟》，提出了一個研究農村的新方法，是第一本把中國農村的一些狀況用科學方法總結出來的著作。我的老師說我在國際人類學界帶出了一個新的風氣。因為過去的人類學，總是研究落後民族、小民族，是白種人研究非白種人，殖民者研究殖民地人民，不講現實問題，也不涉及現實的改造問題；我則研究一個有文化的農村，研究本國的問題，這是以前沒有人做過的。後來我寫的Earthbound China，在學術上又有所深入。總之，我堅持學術聯絡實際、理論聯絡實際。最近關於小城鎮的研究，也是這方面的進一步深入，直接為四化服務。中國的實際建設不是空的，是很具體的，要下去調查研究，不論是在學者中還是在實際工作人員中，都應該提倡這種風氣。
問：最近，美國學者阿古什（ Arkush）寫的《費孝通傳》在國內翻譯出版了，您對這本書有什麼看法？
答：別人怎麼看我，那是別人的事，我不願發表太多的意見。為這本書，他花了很大的力量，很不容易。不過我覺得最大的缺點，是他把我的思想作為一種受了西方影響的思想來分析，從西方的學術發展來評價我。他不瞭解我東方的“底子”，沒有把我當成一箇中國學者。我是中國人，我的基本看法，也是中國人的看法。
問：那麼您對中國社會學今後的發展有什麼展望？
答：中國社會學在近二十年內青黃不接，我們第一步工作是建立機構，培養大學師資。一個學問，要搞掉它很容易，要成長起來，總要二三十年，要經過兩三代人的奮鬥。
問：目前國內社會學界和港澳學者的交流是否很多？
答：港澳學者們在幫我們的忙。不過他們的社會學是西方社會學，我們需要的是在中國生長，在中國生根的中國社會學。社會學應該是有地域性的，不同的社會制度、歷史條件，就決定了其內容和方法的不同。這一點有些同行不同意，但我堅持。我們很需要借鑑西方的社會學，但是必須培養自己的社會學家。中國的社會學，必須從自己的土壤之中生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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