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表示願意出版這本《山水、人物》時，我又建議把曾因反右鬥爭而打入冷宮的兩本遊記也收入集內。它們是《兄弟民族在貴州》和《話說呼倫貝爾》。他們同意了。並且說要附入我少年時的一些作品作為《少作篇》，我也同意了。以上是這本小冊子誕生的經過。
1987年7月我收到了這本書的清樣。這時正因中國民主同盟在北戴河開辦“地區發展戰略規劃研討班”，要我去講一課，我帶了這份清樣到了這避暑勝地。花了我兩天時間，校閱了一遍。說實話，這是我最初編成這小集之後，第一次從頭到尾自己閱讀了一遍，其間已相隔近四十年了。心頭自會另有一種滋味。
別的我不想說了。這些都是我在解放前寫下的東西，表達了抗戰和內戰時期，西南大後方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心情。凡是有同樣經歷的讀者，藉此可以重溫一遍，甘苦自知。凡是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不妨作為歷史資料來對待。我這一生，總是心裡怎樣想，筆下就怎樣寫。
至於所附的“少作篇”，我自己讀時卻不大相信是出自自己的手筆。我怎麼會在走出少年時代時留下這樣灰色的腳跡的呢？再一想，那是可以理解的。我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正是1938年。1937年白色恐怖籠罩江南。許多和我一起興高采烈地歡迎北伐軍進蘇州城的青年朋友，就在這一年裡，失蹤的失蹤，被捕的被捕，死亡的死亡。逆風猛烈地震撼剛剛踏進青年時代的心靈，這裡流出了一片片灰溜溜的“水荇”。是淚還是血，很難說。我這一代許多人就是這樣開始的。
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從我在《少年》雜誌發表的作品裡選出了《一根紅緞帶》作為少作篇的開始。我已記不清這是哪年寫的。我最早向《少年》投稿是鼠年。因為我記得開始登載我文章的那本封面上畫著幾隻老鼠，推算起來應是甲子年，即1924年。我並不想附會說這是我這一代知識分子運命的預兆：空留緞帶在人間。我不明白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又何其適合於用來紀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儲安平呢？
過去的總是要過去的，我們還有下一代。
1987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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