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菊生先生《芻蕘之言》
《中建》第1卷第7期轉載了張菊生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的致詞，題目是《芻蕘之言》。這是一篇大家應當讀而不易讀到的重要文獻，因為張先生在這短短的致詞裡說出了現在生活在水深火熱裡的人民大眾要想說的話；同時也以他學術先進，年高德劭的資格，對我們這些廁身文化界的後進發出他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們：學術不能在戰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裡。警告我們：不應當做埋頭在沙土裡的鴕鳥，不看看血淋淋的現實。更警告我們一個更明白不過的難免結局：我們將“萬劫不復，永遠要做人家的奴隸和牛馬了”。他對我們有期待、有號召，就是效法向戌☾1☽和宋牼☾2☽做時代的和平使者，所以他最後說：“元濟☾3☽也有無窮的期望，寄託在今天在座的諸位學術大家。”在座的學術大家們對於張先生的期待有什麼感想和反應我們不知道，但是在我讀來，除了慚愧內疚之餘，卻有很多感想，所以想在這裡拉雜一談。
一
張先生年事已高，從他個人的生命歷程上說已到了最後的一段，一生事業已告完成；道德文章也已有定論。對他私人來說，正可以自娛暮年歲月。世界雖亂，直接還威脅不到他老人家的生活，不會像“胡適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飯，晚上都是喝粥”。但是他忍不住了。他在這國家盛典中說出這許多煞風景的話來，若不是心裡難過到萬分，決不會如此。什麼使他心裡難過到萬分的呢？
這些年來我常常覺得老年人比了我們這些中年人對於國事積極得多。青年人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可以理解，被稱為保守的老年人，反而積極起來，那真值得我們反省。現在的老年人實在看不過這個局面了。“看不過”的三字包含著相當複雜的心理背景。中國過去一個世紀雖則進步的勢力遭受到很多挫折，但是我們得承認這些挫折並不是都出於老年人的頑固。當西洋的工業勢力打開了遠東大陸之門，最初雖則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類半推半就的拗執，但是很快地代表傳統這一代自承認失敗了，心理上向新興的力量低了頭。即使想為傳統舊勢力掙扎的也不能不穿著時髦的外衣。袁世凱恢復帝制的雄圖竟成了一出喜劇，這也是表示中國人民在心理上已充分準備著接受和傳統不同的新時代。年老的一輩退休了，“這世界不是我們的了”。但是經了半個世紀，再看看這局面，連50年前的情形都不如了。自稱為代表新勢力的人物不但把國家的事務弄得不成個樣子，而且在個人做人做事的標準上說，也一無是處。他們利用了一般人民棄舊迎新的心理，篡襲了名位，營私舞弊，表演出世紀末一切醜態——這在那些甘自引退的老年人看來竟是一種欺騙。他們有充分理由去回想當年，那些被新勢力所指摘，甚至打擊過的人，在負責上，在自持上，都比現在這些胡搞的人強。這種回想使他們會氣憤，覺得歷史太不公道。他們傷心，他們痛心，他們覺得心裡難過。說是悔不當初自己負責把握住這國家的船舵，那是過分，因為他們在心理上早已把這任務交託給了下一代。但是這些不肖的子孫竟這樣濫用他們所交出來的權力，又怎能甘心？
張菊生先生提到50多年前德宗皇帝☾4☽要求改革的熱忱，他肯看書，他知道要力避腐敗的積習。這些小事情竟在50多年後的今天浮起在張先生的心頭，使他覺得這一點精神都值得念念不忘，他對於當今執政者的失望是夠深刻的了。當然，我們可以不同意他對於這傷心史的結論：“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但是我們絕不應逃避老前輩的譴責，更不應忽視了引起我們老前輩悲痛的實況。
二
張先生接著提到了目前內戰這樁令人“多麼痛心的事情”。我們得感激張老先生能把這久已被戡亂的大帽子罩住了，不許人民多說的痛心事，公開地提出來。沒有任何顏色的帽子加得上張老先生的頭上，他的蒼蒼白髮保證了他除了悲天憫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用心。他這種本來可以不必討人“驚愕”的人物能在這場合下把這問題再提出來，可見這個問題在人民中間實在並沒有給戡亂的大帽子所罩死。
張先生認為這樣下去：“人家一天天的猛進，我們一天天的倒退。我想兩方當事人，以為戰事一了，黃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過是一個夢想！等到精疲力盡，不得已放下手的時候，什麼都破了產，那真是萬劫不復，永遠要做人家的奴隸和牛馬了。”——這段話我是十分同意的。戰爭的破壞是殘酷的，尤其是現代化的戰爭。西班牙是一個很好的前車之鑑。不論戰爭是否是中國蛻變成現代化國家過程中必要的節目，這總是件慘事。而且即使我們認為這有如替病人開刀，不如此不能醫治好這病人，也得考慮一下，這病人是否吃得消這種手術。
當然我說這話是有個前提的，那也就是張先生的前提：“要保全我們的國家”“要復興我們的民族。”至於不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心上的，這套話是不必說的。張先生認為這前提是存在的，所以他說：“根本上說來，都是想把國家好好地改造，替人民謀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徑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麼不可以坐下來商量的呢？”他既確定了這前提，所以認為：“這戰爭實在是可以不必的。”又說：“完全是意氣用事，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
我必須說明，我個人以前也是這個看法的。我相信一切軟心腸的人都曾經有過這個看法的，而且也不妨說，應當作此假設的。這幾年內戰使一個受過科學訓練的人不能不懷疑這個假設了。如果都是為國家、為人民，儘管看法不同，也沒有在這幾年事實教訓裡看不到這樣蠻幹下去會把國家和人民都給犧牲掉了的，而且更不會用犧牲國家權利和人民血汗來支援這個戰爭的道理。這使我不能不懷疑兩方當事人中必有一方，或是雙方，並不如張先生所說的為國家的改造，為人民的福利著想的。
我們對於雙方的情形並不能同時知道。在訊息封鎖和宣傳技術之下，我們對於中共的情形實在不知道。關於不知道的，我們沒有法子作批評。但是在我們所熟知和身受的一方面說，我們也有理由懷疑張先生所說的前提。誰能舉出一些具體的事實來證明我們的政府是在改造國家，為人民造福？或者有人說憲政是當前最大的改造。但是連負責辦理選舉的人都公開說這是一個沒有遵守法律的選舉。當然又有人可以說沒有一個完全符合於理想的現實，而且歷史上很多事情是弄假成真的。我們也但求如此，成人之美也是應當的。可是事實又怎樣呢？一方面頒佈提審法，三令五申地要實行這民權的基本保障，而另一方面卻設立了特種刑庭。憲政如果是改造國家的設施，不應當只是名義，無論如何得影響一些事實。不然，我們做人民的就有權利懷疑執政者是否真的想把“國家好好地改造”了。
改造國家是為了人民的福利，並非變戲法給人民看。所以國家是否好好改造了，最簡便的測驗是人民的生活怎樣了。這一端事實太昭彰，用不著我多說。或者有人可以辯護說，因為有內戰，所以人民遭殃，中共不“亂”，中央不必“戡”，人民就有好日子了。這是當前政府常用的邏輯。我同時也常聽見政府中人高唱“向英國看齊”。我因為也到過英國，所以不妨也談談英國情形來說明上邊的說法是不通的。英國也曾經參加過戰爭（不是內戰），政府也需要大量的支出。但是他們並沒有忘記人民的福利，所以一切政策都做到盡力保障多數人民福利的目的。舉些小事：怕孩子們在都市裡遭轟炸，戰時差不多全部疏散到鄉間，政府給予一切可能的協助。而我們呢？有開封的慘事，有槍殺難生的事件，比較之下，怎能說政府目中還有人民？再說英國戰時的經濟設施，一切以保護最大多數平民為目的。高度的所得稅、遺產稅，把富有的人的錢徵出來支援戰爭，一般人民在戰爭中雖然生活艱難了，而衣食卻反而因配給而足夠了。據客觀的報告，英國人民經過了這次戰爭，健康水平反而提高了。人民福利不是一句口號，並不是要等天下太平了才能講得到的奢侈品，如果為了人民福利而引起內戰，政府總得在種種設施上表現出它的目的，儘管有心無力，也得盡心。政府可以恨那些言論界為什麼整天批評，不說些好話。其實，政府必須先做出一些好事來，才能引得起人的好話。把好話自己說盡了，而做出來的事沒有半點兌現，怎能怪別人不說好話呢？至於因為別人不說好話，而加以為匪張目的罪名，那更是南轅北轍的下策。
如果政府覺得有人錯怪了它不為人民謀福利，最好的答覆，不是入人於獄，而是用事實來證明。到現在為止，我恐怕這些事實還不存在吧。
三
張先生呼籲的和平是沒有一個有良心的人所不能同意的。其實說起來，沒有人喜歡戰爭。戰爭原本是一種手段，使用這手段的人自己也沒有不盼望早日結束戰爭的。所以單講“和平”並沒有多大意義。因之，我們一定要問採用這戰爭手段的人想從這手段中取得什麼結果？也就是說“和平”的內容是什麼？我們明白了“和平”的內容之後才能說這個內容中是否可以用戰爭的手段來取得？是否還有比戰爭更好的手段？
張先生認為現在交戰雙方所願意做到的目的是“保全國家，復興民族”，所以可以接下去說這樣的目的是不必用戰爭來取得，而且用了戰爭的手段反而會取不得的。張先生接受這個雙方的目的是根據雙方所說的話。我也曾經說過，如果把國共雙方說要建設的中國的內容來看，實在差別很少。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中共在抗戰時期公開發表的新民主主義實在分不出重要的區別來。據說後來內戰發生了，中共實行土革，在經濟政策上似乎比三民主義所要做的溫和手段有一點差別，但是目的還是都在“耕者有其田”。最近國民黨方面也在高唱土革，華北區甚至已經在試行。
如果雙方都對於他們所標榜的政綱守信用，我願意和張先生一般的想法，認為這次內戰是大可不必的。但是內戰既已發生，事實告訴我們其中必有不守政綱的政黨存在，不然政治協商會議決不致不歡而散的了。國共雙方並不是沒有過商談，但是邊談邊打，一直到大動干戈，其中原委必然在他們所說的話背後。我們並不是不願信任政治家的話，而是事實使我們不能信任。
在這裡我不能不根據我的看法一說以就教於方家。我願意重提一筆中山先生的革命觀：他認為中國原來的社會秩序不能適應於現代世界，所以要革命，革命是指改變社會結構。他提出傳統結構中有寄生的地主階級，所以他主張“平均地權”。他預料在工業化過程中可能發生強大的資本家，所以主張“節制資本”。這裡他規定了兩個對內經濟上革命的物件。他又看到帝國主義侵華的一部歷史，所以主張必須抵抗；又看到專制的獨裁政權會謀政權的穩固出賣民族利益，所以主張爭取民權。帝國主義和獨裁政權是政治上革命的物件。國民黨繼承中山先生的遺志，負有完成三民主義的責任。如果國民黨能一貫地向這些目標做去，保持它的革命性，必然會得到人民擁護的；如果有任何力量阻擋它的話，它也必然可以倚賴人民的力量去克服的。抗戰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在抗戰過程中，國民黨得到了全民的擁護，一直執政，沒有發生過動搖。為什麼？因為它執行了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任務。
為國民黨的利益計，只有繼續貫徹三民主義。在抗戰結束時，就得克服豪門資本的抬頭，就得實行土地改革，就得利用敵人在我們國土上的工廠，立定工業化的基礎。如果它這樣做，絕不會發生一個勢力日見膨脹的反抗它的政黨。可是事實上，它並沒有這樣做。我相信要求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決不能說是苛求，這是最善意的也應有的希望，因為國民黨是以實行三民主義的政綱而執政的。
從勝利到今日，豪門資本的猖獗是無可掩飾的事實，就是最近改革幣制不能如願成功，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還是受了豪門之累。土地改革迄未實行，徵實徵購，國家的經費大部分還是由農民來擔負。更加以通貨膨脹，中產階層，崩潰不止。迄今不受貧困之苦的只有極少數受戰爭利益的豪門了。
國民黨不從政治上去謀自強，而一貫地以種種壓迫去對付異己，結果使反對它的人數日多。它又不容反對者用和平方式做正當的政爭，結果反對的人中無力的灰心了，不說話了，有力的採取了武力的手段。武力的政爭一旦發生，局面自然使人痛心了。
張先生未始不同意於我這種分析，因為他也提到了“近來還有一件可慘的事情”，那就是拘捕學生。手無寸鐵的學生，入世未深，不像那些中年的知識分子，明白明哲保身的古訓，他們把不滿政府的言論，公開坦白地說了出來。他們肯批評政府，自然心目中還有個政府，也總是希望政府能改善。而政府對於他們卻是“拘捕”，送入特種刑庭。表面上，學生自然無法抵抗。
但是事實上卻替政府所指的“匪”製造了多少幹部，更製造了無數同情者。政治和物理一樣的有原則可循。用“力”去屈服人必然增加反抗的“力”；只有用理去說服人才能改變反對者為支持者。政府卻忽於這一個極簡明的原則，不在自己政治上去收拾人心，而用力去強制人民順服，結果是噬臍之禍，悔不及矣。
四
我這樣說並不是承認中國命運的悲劇。依現在的趨勢下去，張先生的警告固然竟其可成預言。你看：國民黨在軍事上受了挫折，一方面更要投靠美國，甚至不惜引起世界大戰，以求僥倖；一方面，國庫支出更多，稅收地域日縮，通貨必然更見膨脹。對人民的不滿更要高壓，像是一個惡性迴圈，愈走愈緊。那時不但胡適之先生晚上喝粥，中午也不一定有白米飯吃了。中共方面呢？軍事的優勢鼓勵他們再接再厲，但是面對的軍事力量在美國的接濟之下也可能拖得很久，於是中共區裡的人民不但得做長期艱苦的抵抗，而且因為工業生產的不能急速發展，加上可能的轟炸，在兵源和軍事上消耗有生力量。這長期的掙扎，以中國整個的看來，確是很慘的，慘到有一天戰爭結束時，“什麼都破了產”。
但是如果我上述的局面果真要形成的話，我相信全國人民，不分哪個政黨總有如張先生所說的“為國家為人民”著想的人，我和張先生一樣，期待於他們能出來打破這悲慘的運命。
可以繼續戰爭的可能性是極多的，但是可以結束戰爭的可能性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握有政治權力的人，不論是屬哪一方面，都須接受一個相同的目的。“為國家，為人民”，更具體一些，如果國民黨從此立刻以實行三民主義為一切行動的綱領，中共一貫以實行新民主主義為準則，兩黨之間就不難獲得一個共同合作的基礎，先有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才能發生和平的事實。和平的前提只有一個：“為國家，為人民。”具體一點，實行民治、民有、民享。如果哪一黨離開了這準則，這個戰爭一定會繼續下去，一直到真正遵守中山先生遺志的那個政黨得到人民的支援而獲得勝利。
政治有如下棋，求自己不可勝才能得到勝人的機會。為政者而不從這基本原則上出發，想僥倖借外力來平定天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讀了張菊生先生的《芻蕘之言》，年幼學淺的我也隨著記下這一點感想，可以稱作“芻蕘之餘”，不知是否也有一得之處。但是以各言爾志之意，說下這段卑卑並無高見之論。憂心國事，原無年齡之別。除了慚愧之外，內疚更深，所以不避人言之患，傾懷一述。只希望這個多難之邦，總有一天會恢復它的光榮。
1948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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