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應當對你所寫下的對我這個人的評價再作評論。我必須尊重每一個認真研究過我的學者對我評論的權利，而且應當從中取得教益。如果容許我說一句表達我內心感受的話，我想說，不少地方你對我是過譽了。“過譽”是說，你對我的評價比我對自己的評價偏高了一些。這也好，我還活著，把過譽的部分作為對我的鼓勵，在今後的日子裡補足就是了。你對我的批評，所指出的缺點，我認為是恰當的。
我這一生所處的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對每個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又給人很苛刻的條件，像一個嚴格的老師在考驗一個學生。我到目前為止，取得的分數是不高的，當然我還有不太多的時間，可以爭取再增加幾分。看來這也是你對我的希望，希望我不辜負你的好意。
費孝通
1982年4月26日
這封信有些地方要加一點說明。
“阿古什”是英文 Arkush的譯名，他是美國人，哈佛大學博士，現在Iowa大學任副教授。上述傳記的初稿是他的博士論文。他的導師是費正清，即信中提到的John，費的夫人是Wilma，和我相熟。
1972年我結束了幹校生活，返京後不久，費正清夫婦來華訪問，約我見面。當時中央民族學院領導叮囑我不得用英語交談，來客也就領會了我當時的處境，交談中沒有提到阿古什寫我的傳記的事。不久我聽到傳說，哈佛有人為我“樹碑立傳”。杯弓蛇影，令人心悸，隨後，民院領導叫人交來了一個從美國寄來的郵包，面上並沒有我的名字。開啟一看就是這本傳記初稿打字本。當時我的心情凡是受過和我相同經歷的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樹碑立傳”，罪惡滔天，何況又是出於洋人之筆，其禍大矣。我提心吊膽地過了一陣，沒有人來追究，總算混了過去，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敢示人。
這本傳記稿本我曾偷偷地讀過幾遍，它主要是寫我的學術思想，正是被搞臭了十多年的“毒草”。所以出版時這書的全名是《費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國的社會學》，書面右角印上中文《費孝通傳》。我從30年代初進入了社會學的領域，由於性喜寫作，發表的文章實在不少，在人生道上一路留下了收不回的腳印。我自己悶頭悶腦地向前趕路，從來沒有回頭看看這些腳印畫出了一條怎樣的軌跡，想不到，這些腳印卻引起了異國曆史學者的興趣，阿古什是其中的一個。不用去捉摸他寫我這個人的傳記的動機。在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是否尚在人間在美國還是個疑案。我也根本沒有想過會有人為我寫傳這種事情發生。這個稿本引起我的興趣的倒是在別人筆下看到的“自己”，看到了人家怎樣在看我，經歷了多年的“批判”，讀到此稿，真是另有一番滋味。什麼滋味呢？我明白了為什麼兒童們喜歡花了錢去“大世界”照哈哈鏡。我後來曾把這種滋味寫信告訴一位蟄居多年比我年長的老朋友。他在覆信裡引了李白的一首詩：“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鳥會飛，雲會去，一生的事蹟，卻和敬亭山一樣是客觀存在的，醜惡的抹不了，秀麗的也搞不臭。童叟相加，境界始全。
1979年我重訪美國，沒有見到阿古什。1980年又去美國，他預先聽到了我的行蹤，特地約我在芝加哥相見。Iowa 在芝加哥之北，高速公路上駕車趕來也要半天。他準時趕到我的寓所，手裡提著一大包資料，除了他那本有1英寸厚的原稿外，還有我外祖父早年出版的著作。我們初次見面，各懷不同的心情。他方坐定，就說他有一系列問題要請我解答。我這個人對他來說應當是他最熟悉的人物了，多少年就在研究我，為了要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走遍了世界各地，訪問了多少認識我的親戚朋友。但是他顯然沒有料想到我對他所提的要求會做出出於他意外的反應。有關他所寫那本傳記內容的真偽問題我一概沒有置答。我很誠懇地向他說了我在上引信中的話：我將以一個歷史學者而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接待他。
也許我應當對這句話說明一下。我並不是重視歷史學者而輕視新聞記者。在我看來，這兩種人任務不同，方法有別。歷史學者的任務是在反映客觀存在的歷史事物，他用種種方法去搜集資料，如書本上的記載，地下發掘出來的文物，被訪問者的談話等，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稽核這些資料在什麼程度上真正反映了實際。史學的訓練首先是在培養辨別真偽的能力。顧頡剛先生之所以為史學家所推崇，就由於他在《古史辨》裡所表現的才能。阿古什在考證真偽上是有所表現的。比如說，他認認真真考證了一個日本學者（Muramatst）提出的我是否出生於吳江的大地主家庭的問題，他並不是經過實地調查而用其材料證明了那個大地主雖則也姓費，但並不是我家裡的人。說到這裡不妨順便提到一事，不久前我在《讀書》發表的《英倫雜感》一文裡說在倫敦有位畫家是我的表弟，有位讀者也認識這位畫家，知道他姓費。所以說我應改表弟為堂弟，而事實上他恰好不是我同族的人，而是我姨母的兒子。我在十年內亂期間，由於我這個姓而受到外調的通供更不勝列舉了。從這樣一個小問題上也可以說明史學中考據的艱難和重要了。
阿古什在這方面也還是有尚未到家之處。比如說，他一再說我姊姊是基督教的虔誠信徒，這是和事實不合的。現在我姊姊還健在，她的許多熟人也能為她作證，她並不是個基督徒。阿古什這樣說，並不是他無中生有，而是輕信了我一位當時還活著又在國外居住的姨母。我那位虔信基督教的姨母可能確是相信我的姊姊是個基督徒的。阿古什究竟是外國人，要明白中國人親屬之間那樣的複雜關係，還得下更深的功夫。
上面兩個例子可以說明，我不替阿古什校核稿本中的史實，正是要儲存他作為歷史學者的真正面貌。他的造詣，如我對費正清所表示的，是夠格的，夠格的意思就是達到了取得美國博士學位的資格。如果我動筆替他修改，他的一部分弱點固然可以得到掩蓋，而他真正的水平也就顯不出來了。
如果阿古什在決定寫這本傳記時估計到我還可能活著而斷然動筆，不能不承認他是有勇氣的。為一個活著的人作傳，而且能把活人當作死人來寫，寫了出來還能給活人自己看，不是自信在歷史學基本訓練上過了關的人是不敢嘗試的。
新聞記者的任務是在社會中溝通訊息。他有他的職業道德：要如實報道，要從社會公眾的利益出發等。他可以訪問各種對社會有影響的人物，如實地報道他採訪的結果。如果被訪問者不說實話，這不是記者的責任。所以我們不能用對歷史學家的要求去要求新聞記者，新聞記者有自己的要求和標準，我在這裡不多說了。
阿古什和我在芝加哥見面的當天不免有點掃興而返，所以我在上引信中說他當時可能還不一定能理解我的意思。但是在收到我這封信後，覆信中很誠懇地說，他完全能理解我的用心。我見過阿古什之後，在Cambridge 見到費正清夫婦時，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們，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對的。
今年3月，我去日本講學，國際文化會館的加藤先生在向聽眾介紹我時，興沖沖地舉起他剛剛收到的這本書。阿古什多年勞動的成果出版了，他這樣認真地進行學術工作是值得我學習的。對這本書的內容我不應當多作評論，這是別人的事，而我則將從人我相看中吸收教益。現在我正在等待看《輔仁學志》上中文大學這位朋友的評論。
198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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