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在他的文章裡強調喬氏企業不僅有傳統式的嚴禁納妾、宿娼和賭博的家規，而且還有一套理財和管理的哲學，和與此配合的相當於現代西方企業管理中的科層機構，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立，和相應的制度和紀律。我想要值得一提的是李教授稱之為喬氏企業裡的那一套商業倫理。他根據這些事實，用“不公”兩字來指責“大紅燈籠”的電影。其實在我看來他也在指責“無商不奸”一類重農輕商傳統裡的思想意識。商有商德，無德不成商。但是這種公平的論斷，到目前還不是中國人的共識。理財文化和商業倫理還需要有人多講講才不致使市場經濟走入歪道。
我看了李教授所講的山西理財文化的倫理基礎，產生一種體會。這一套倫理看來還是以我國小農經濟為基礎的，或者有人可以說還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結構上說是以親屬和鄉土關係為軸心，從內容上說還是治家要勤儉，對人要講信義，講厚道，反對營私，巧取。這些不都是沉澱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的倫理基因麼？從山西的理財文化看來，我們這些傳統倫理基因還是發展出與西方現代企業管理可以相比的企業精神的。我這一點似乎是極平常的體會。對於一些崇尚西方人文思想的人可能會很敏感。因為有一位德國早期的權威學者名叫Max Weber（1864～1920），曾經因為發現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曾得力於基督教裡的被稱為Protestant的新教精神，而倡言缺乏這種精神的東方國家不可能自發地發展現代的企業。我的老朋友楊慶堃教授曾經在Max Weber這一部著作的英文譯本出版時寫過一篇引論，批評了這種在西方學術界風行一時的理論（The Religion of China，英文版年）。40多年後再讀這篇引論，我不免觸動私誼。如果有人把早於Weber出生前100多年喬氏企業的起家歷史事實及時的寫成德文，我想Weber也許就不會寫下那些有勞慶堃大動筆墨的話了。
任何經濟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體條件，都有它的組織結構和倫理思想。具體條件成熟時經濟發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會從它所在文化裡產生與它相配合的倫理思想來作為支柱。Weber的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對西方社會來說是具有灼見的。但走進了他不熟悉的中國領域，沒有機會接觸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事實，那就難免受到我老同學的嚴正批評了。
我同意山西的理財文化應當有人仔細進行深入研究。這裡不僅有理論的問題，比如儒家思想中有沒有可以繼承來發展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部分？儒家思想在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上又起過什麼作用？我們對經商理財這一業，甚至“商”這一字，為什麼至今還有人帶著負性的感情？它傳統的歷史基礎又是什麼呢？正確對待經商理財文化，我想是有利於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的，希望山西大學的華北文化中心能考慮到這一點，做些切實的研究工作。
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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