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從西南迴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頭彙報，談我離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我提到了兩個蓋子的話：“百家爭鳴”揭開了一個蓋子。這個蓋子一揭開，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是冒起來了，表示在對科學研究的要求上，還有一個蓋子要等“互相監督”來揭。這個蓋子一揭開，開出來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積極性，他們會改變過去對國家大事不大關心的那種消極情緒。但是，我接著說，第一個蓋子開得還不夠敞，許多領導同志不大熱心。第二個蓋子似乎還沒有揭，有點欲揭還罷的神氣，我是主張揭蓋子的，因為蓋子總是要揭的，遲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開比了衝開為妙。
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民盟的文教委員會又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來討論我這個彙報，希望比較全面地來估計一下當前知識分子的情況。在這個會上我用了“春寒”兩字。但一經討論，我感覺到“春寒”兩字用得還是不妥當，因為這樣說，沒有把知識分子冒出來的積極性托出來。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個寒字，未免走了拍。於是想到“早春”兩字。“早”是個正面的字眼，和過去黃昏思想對得上，剛好道出了這個轉機。
有人從我這篇文章裡感到寒意，認為是吹冷風，其實細細看去，我在這個溫度問題上是用過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還寒”一語，後來一想，這句詞，基本上是寒，暖是虛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寫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當時，我嘴上也屢次唸到“滿園春色關不住”的句子，念來念去總覺得還是用不上。
後來有人說，暖寒是同一天氣的不同感受，於是牽出了感受者的體質問題，一若寒暖的感覺可以當溫度表來測驗進步和落後的程度了。我當時並沒有想得這樣深，推論也沒有這樣遠。我想到的只是那兩個蓋子“蓋住”和“揭開”的矛盾。其實就是現在大家已用慣了的“收”“放”問題，“收”“放”用到“天氣”上，也就成了“寒”和“暖”了。
回想起二三月間，“收、放”，“蓋、揭”，“寒、暖”確是插得進兩個“乍”字的。不說別的，就是我這“早春”一文就“收、放”了好幾次。
民盟的兩次會鼓勵我為知識分子說說話，所以決定寫這篇文章。2月中，初稿已經寫成，但是文章提出的問題分量不輕，沒有勇氣送出去。反覆修改了幾次，又複寫了好幾份，分送給民盟的朋友們研究提意見。大約是2月底，我正想發稿時，來了一位朋友，和我說：“天氣不對，你還是再等一等，這樣放出去，恐怕不妥當。”原來這位朋友聽到了一個傳達文藝方針的報告，說是毛主席批判了王蒙那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小說，贊成陳其通的短論，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勢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聽我轉述了那位朋友的話，就說：“這可怪了。我在城裡也聽到有人說起毛主席召集過一次談話，不是收，而是放呀。”這一下我們弄糊塗了。
過一天，又遇見了一個雜誌社的記者，談起了另外一個正在外地採訪的朋友。他說：“寄回來的文章，口徑不對。暴露太多。現在不準這樣寫了，必須考慮後果，百家爭鳴鳴出了問題了。”我因為手上就有著這篇可能會出問題的文章，所以特別關心。追向他：“誰說的。”回答是“傳達下來的”。
雖然這陣冷風是沒有根據的，是陣空谷來風，但卻吹凍了我的“早春”。
有幾位看了我底稿，而且又肯定不是收，而是放的朋友，又一再鼓勵我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將法。我夾在寒暖之間，欲說還休，欲罷不能，結果是又從頭改了一遍。在這種心情下改寫實際是磨角。有人說我寫得過分含蓄，不懂詩詞的人，還是少裝作假斯文的好。我聽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講話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為有外賓來參觀，要我招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講話，所以沒有進城開會。晚上潘光旦先生聽了講話回來，興沖沖地來找我，揭開了謎底。
下一天一早起來拿出底稿，把後半篇重寫了一道。從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見報，又是兩個多星期。原因說是被政協會發言擠後了。不管怎樣，當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確是已過了時了。
有些朋友為我惋惜，說早一個月發表多及時，天氣變了，不是個馬後炮了麼？又有些朋友為我告幸，說早一個月洩露了春光，怕擔待不了，說不定會被圍剿一陣。我想遲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氣，也反映了體質，我原本是處在這個大變動的時代的一個平常的知識分子罷了，話是想說的，勇氣是有限的。
三個問題
朋友們看到了這篇文章，很多是同意我的，還有些人覺得沒有說暢，有點遺憾。關於這些我在這裡不多說了。要說的是不同的意見，歸納起來大概不出乎下面一些問題。
從這裡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天氣呢還是草木？”百花開不了，是由於天氣不夠暖，還是由於草木本身體質不健全？反對提早春天氣的朋友們認為：自從解放以來，天氣一直是明朗的，溫暖的。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早已確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貫徹了的。明朗的天氣，花不開出來，自然是草木有問題：腐朽了，蛀蝕了。自己不成器，還要怨天！說得明白些，知識分子要發揮積極性關鍵是在自我改造，不應當去批評領導。
這種看法和我的意見是有出入的。關鍵是在對知識分子的估計。我認為在1956年的下半年，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是顯著上升的，那是由於黨對知識分子政策貫徹的結果。但是上升了的積極性要體現出來，就要求創造許多條件，而這些條件跟不上要求，表現出了領導落後於群眾。黨和知識分子之間存在著的內部矛盾突出了。這種矛盾不及時解決，已經上升的積極性也就難於持久，有可能轉化為消極情緒。這就是我所想以早春天氣來做比喻的實際。
知識分子是不是應當繼續進行自我改造呢？我對此是肯定的，並沒有懷疑。但是在當前的情況裡，要解決上述的內部矛盾卻不能單單強調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內部矛盾的解決固然必須雙方共同努力，但是以每一段時期來說，按當時情況的特點，也必然有主要的一方面。和事佬式的兩邊規勸，聽來似乎是很公平，很全面，但事實上是推動不了矛盾發展，因而也不能幫助矛盾的解決。以當前知識分子問題來說，我認為，多要求領導黨檢查貫徹政策中存在的缺點是做得對的。我提出“早春天氣”的確是有意識地強調了天氣這一方面，而沒有多談草木本身的問題，我想這樣寫法也是有理由的。
沒有多談草木本身的問題並不是等於說草木本身已沒有問題。我同意：天氣盡管好，如果草木體質不健全，還是開不出花，結不出果來的。我不同意：中國那些舊知識分子都是腐朽了的，都被蟲蛀蝕壞了的。但是說他們都很健旺，那也不能。先天不足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於是提出了第三個問題：整風已經開始，天氣是在轉暖了。花開是不是有保證呢？早春天氣一過，草木本身的問題也一定會逐步提出來的，提出來的就是知識分子的改造和培養問題了。
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少朋友因為我提到了有人要求“一間房，兩本書，靜靜地做做功課”，認為我是在支援“兩耳不聞天下事”，進而批評我不應當重業務，輕政治。這正如有人因為我說了今後教書要有些真才實學才吃得開，而說我留戀於教條主義一樣，叫人辯白都難出口。
“一間房，兩本書”和“兩耳不聞天下事”有什麼必然的聯絡呢？房裡不一定沒有報紙和收音機，書本上講的又為什麼不能是天下事呢？“靜靜地”一語是不是又惹起了反感？是不是一靜就不能成為積極分子了？是不是要表示關心天下事，要表示政治上的積極性，必須天天熱熱鬧鬧地開會，激昂慷慨地發言麼？是不是這種熱度，這種動率才是評德的標準麼？我看安靜一下，把緊張的空氣緩和一些，多讀讀書，才是壅土施肥的工作。為了開花結果，不做做這些基本建設是不成的。
避免糾纏，敞開來談，還是這個老問題：知識分子要求提高業務是政治積極性提高的表現呢，還是下降的表現？提高業務和提高政治是互相排斥的呢，還是互相助長的？一個有專門知識的人透過什麼方式來表示他的政治覺悟才是正常的？——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現在許多朋友中還是不一致的。我的看法是這樣：現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已進入了細緻的觀點和方法問題，不透過實踐是搞不通的，實踐就是各人的學術思想工作，那就是業務。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求於知識分子的，已不是空口宣傳，而是在具體的崗位工作上用專門的有效的知識來服務於人民了。這又是業務。透過業務來改造，透過業務來服務，其中無處沒有政治，而也必須有了政治才能這樣做。因此，當我說到“一間房，兩本書”的時候，我肯定是積極性的表示，其中就有政治，並沒有脫離。但是在一個認為業務和政治原是兩回事的人，一聽到別人談業務就會推想到一定不是政治了，於是有點恐慌，好像那些要求提高業務的人全是開倒車，用手按耳，不聞天下事了。這是不是對現在的知識分子估計又太低了些了？
“早春”之後，來日方長，暫時說到這裡為止罷（寫於洞庭東、西山）。
195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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