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曆，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遊民，公司僱員，竟也常常慨然長嘆，或者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夥：“今年仍可以過舊曆年，明年一準過新曆年麼？”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曆年不可。但日曆上，卻誠然刪掉了陰曆，只存節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曆，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為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為大家所不滿了。
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曆上不準注陰曆，卻來了陰陽合曆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曆，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為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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