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明語氣很淡，沒有拍胸脯，沒有說"咱兄弟一場這點忙算什麼"。
就是很平地說了一句，像幫人遞一把鋤頭那麼自然。
那天晚上他們喝到十一點。不算很晚，兩塊五的酒喝了大半瓶，沒醉，但臉都紅了。
陳建國走的時候，在門口站了一下。
"德明。"
"嗯。"
"這事要是成了，窯上的活兒隨便你安排人，你有什麼親戚朋友想來乾的，工錢跟別人一樣，不會少。"
張德明靠在門框上，胳膊交叉抱著。
"我不是圖這個。"
"我知道。"陳建國點了下頭。"但我得把話說前頭。"
"……行。"
門關上了。
陳建國走在回村的土路上，月亮很大，照得路面發白。
他走得很快，腳步比來的時候輕了不少。
那天晚上他沒睡著。
不是興奮，是在心裡把張德明說的每一句話又過了一遍。
他不知道張德明要幫他跑的那些東西，批地、簽字、寫申請、找領導彙報，在官場裡意味著什麼。
他只知道張德明答應了。
答應了就行。
接下來的兩個月，張德明幾乎把他這兩年攢下來的全部政治信用都押了上去。
批地的手續在縣裡要走三個部門。
國土、農業、還有開發辦自己。
每一道關口都要有人簽字，每一個簽字的人都要被說服：這塊地拿來燒磚，值不值得？會不會出事？出了事誰負責？
張德明一個辦公室一個辦公室地跑。
他在國土局的會議上做彙報，把陳建國那個皺巴巴本子上的資料謄抄到正式的報告裡，配上他自己寫的可行性分析。
他拿著報告去找分管副縣長，在走廊裡等了四十分鐘，進去談了十五分鐘。
出來的時候，副縣長沒說行，也沒說不行，說了句"你們開發辦拿個意見上來"。
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你自己簽字，出了事你自己兜著。
張德明簽了。
一九九一年冬天，黃泥崗的那塊地批了下來。
陳建國帶著借來的錢和村裡十幾個閒漢，開始建窯。
他是真拼命。
窯體是他自己設計的，不是圖紙上的設計，是他腦子裡的。
他蹲在地上用木棍在泥地上劃，劃一個圈，再劃一個煙道，比劃著跟人講，這裡砌多高，那裡留多寬。
幹了十幾年泥瓦匠的手，砌起牆來又快又直，工人們跟不上他的節奏，他就自己上，從早幹到天黑，手套磨穿了三副。
那年冬天特別冷，黃泥崗上風大，刮在臉上像刀子。
工人們縮在臨時搭的棚子裡烤火，陳建國披著一件軍大衣在窯口檢查砌好的內壁。
火光映在他臉上，二十四歲的臉，被風吹得皴裂，但眼睛是亮的。
他給工人開的工錢，差不多是其他窯的1.5倍。
不是他大方。是他算過了，高出的工錢，能留住人。工人也更賣力，窯不停，磚才能不斷。磚不斷，才有錢賺。
這筆賬他算得清楚。
但有些賬，他算不清楚。
一九九二年開春，窯點了第一把火。
第一窯磚出來的那天，陳建國蹲在窯口，一塊一塊地敲。
聲音清脆，硬度夠，稜角利，成色好。
他把一塊磚翻過來，摸了摸底面，平整，沒有裂紋。
他沒笑，但蹲在那裡好長時間沒站起來。
磚燒出來了，賣得也快。
周邊幾個鄉鎮正在搞基建，縣裡的中學要翻新圍牆，鎮政府要加蓋辦公室，還有源源不斷的農戶要蓋新房。
陳建國的磚質量好，價格比外縣拉來的便宜一截，不愁銷路。
窯廠的工人從最初的十幾個，慢慢漲到了四十多個。
都是附近村裡的。有些是沒出去打工的閒漢，有些是出去了又回來的，在外面幹了幾個月，覺得太遠太苦，聽說村裡有人開了窯，工錢還不低，就回來了。
那大半年，是陳建國這輩子過得最順的日子。
窯在燒，磚在出，錢在進，他還清了一部分借款，又添了一臺手扶拖拉機專門拉磚。
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天黑透了才回去。累，但踏實。
陳建國的窯燒起來以後，周邊鄉鎮的人看見磚好賣，也跟著搞。
但多數人沒有張德明那樣的關係去跑手續，乾脆就不批了，找塊地，壘個土窯就燒。
沒人管，就接著燒；有人問，就說試試看。一年多下來，全縣大大小小冒出來三十多個。
張德明偶爾會來窯上看看。
不是公事，是私下來的。他從來不在上班時間來，都是週末或者傍晚。騎一輛二八大槓，車後座上有時候帶著兩瓶啤酒。
兩個人就坐在窯口的石頭上喝。
不說什麼大話。說的都是具體的，下個月煤價可能漲，你備一批；東邊那條路縣裡說要修，到時候磚的需求量還得上來；你那個拖拉機該上牌照了，交警最近在查。
張德明知道的訊息比陳建國多，不是因為他故意打聽，是坐在那個位置上，訊息自己會流過來。
他把對陳建國有用的撿出來，不動聲色地遞過去。
不邀功，不提醒對方這是我幫你的。
遞過去就完了。
但後來陳建國想起這些來窯上的傍晚，總覺得張德明的眼神裡有些東西他當時沒看懂。
張德明每次來，都會在窯口站一會兒。
不說話，就看著窯火在膛裡燒，看著磚坯整齊地碼在鐵架上，看工人們進進出出地忙。
那種眼神，不像是在看別人的東西。
陳建國說不上來，他那時候滿腦子都是產量和銷路，哪有心思去揣摩一個人看窯火的眼神。
很多年以後他才反過來想，張德明在幫他跑手續的時候，報告寫得很快。
那份可行性分析，格式工整，資料紮實，不像是現寫的，倒像是翻出一份舊稿改了改。
他漸漸覺得，張德明幫他那件事，也許不全是兄弟情分。
張德明自己也想把黃泥崗那片土用起來。他寫過報告，做過調研，走過那片土地。
但一個二十五歲的副主任，寫了報告沒人理，提了方案沒人聽。然後陳建國拿著一個算好賬的本子出現了。
兩個本子上的結論是一樣的，同樣的土質，同樣的市場，同樣的判斷。
區別在於，陳建國不是在紙上算，他是真的要幹。
陳建國不確定自己猜得對不對，他從來沒有問過張德明，也不打算問。
但如果猜得沒錯，那張德明幫他跑手續的那兩個月，心裡除了幫兄弟之外，大概還有一股勁，想證明自己那份被鎖進抽屜的報告是對的。
這不是壞事。
但它讓後來發生的所有事情，都變得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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