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0日，星期日。晚上。
芝加哥，海德公園區。
古爾斯比把豐田凱美瑞停進芝加哥大學教職工宿舍區的車位時，天已經快黑了。
從格林威治開回來將近十個小時的車程，中間只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加油站停了一次，買了一杯咖啡和一個難以下嚥的微波爐三明治。
他沒有選擇坐飛機。不是因為省錢，雖然他確實不喜歡花競選團隊的經費買機票。
是因為他需要那十個小時。
他需要一段足夠長的、沒有電話和郵件打擾的時間，來消化今天下午在那間偏廳裡聽到的東西。
從格林威治出來的前兩個小時，他的大腦還處於一種興奮狀態。如同在學術會議上聽到一個極其精彩的報告——智識上被刺激了，認知框架被拉伸了，有些原本模糊的東西突然變清晰了。
Walker講的那些東西：CDS利差和股價的背離、隔夜回購的擠兌機制、投行之間透過ISDA協議和抵押品鏈條形成的互相絞殺的連環結構——這些他之前要麼沒怎麼注意過，要麼只有一個極其粗淺的概念性理解。
學者的好奇心在前兩個小時裡佔據了主導。他甚至在方向盤旁邊的杯架上放了一支筆，在等紅燈的時候在一張加油站的收據背面記了幾個關鍵詞。
」合成CDO的Gamma暴露」。
他寫下這幾個字的時候，承認自己並不完全理解Gamma在這個語境裡的精確含義。
但他理解了陸澤用那個登山客的比喻傳達的核心意思：這些機構不是各自獨立地站在懸崖邊上，它們是被繩子綁在一起的。一個掉下去，繩子會拉著其他人一起掉。
」拒接電話」，這是陸澤在描述擠兌機制時用的一個極其具體的畫面。
一個交易員在早上九點拒接一個電話。不是什麼宏大的系統性崩潰，就是一個人、一部電話、一個」不」字。
但這個」不」字會在幾個小時內複製成幾百個、幾千個」不」字。
到了第三個小時，興奮開始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沉的東西。
不安，一種讓古爾斯比感到自己，或者大部分宏觀經濟學家漏算了一整個緯度的不安。
他在芝加哥大學教了十幾年經濟學。他的模型裡有GDP、有利率、有就業率、有通脹預期、有消費者信心指數。這些宏觀變數構成了一套運轉良好的、能夠解釋大部分經濟現象的框架。
但Walker今天給他看的那個世界——那個由幾萬份ISDA協議、幾萬億名義本金的衍生品合約、和每天幾千億美元的隔夜回購交易構成的地下管道網路——這個世界不在他的模型裡。
不是因為他故意忽略了它。是因為他從來不知道它長這個樣子。
宏觀經濟學看的是地面上的建築。GDP是建築的總面積，利率是建築的高度，就業率是住在裡面的人數。
從地面上看，美國經濟的建築群雖然有些地方出現了裂縫，但整體結構還在。
但Walker帶他去了地下室。讓他看到了管道。讓他看到了那些管道里積累了多少有毒的壓力，以及那些管道之間的連線有多麼密集、多麼脆弱。
如果管道爆了，地面上的建築會怎樣？
古爾斯比是一個足夠聰明的人，他不需要Walker替他回答這個問題。
第四到第六個小時，他開始在腦子裡做推演。
雖然他沒有資料，沒有模型，只有今天下午聽到的那些定性的描述和幾個具體的數字。但他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即使只有定性的資訊，他也能在腦子裡搭建一個粗糙的、方向性的情景分析框架。
情景一：保爾森的火箭筒成功威懾了市場。兩房穩住。信心恢復。雷曼找到了注資方或者買家。
危機以一種緩慢的、可控的方式逐漸消退。經濟衰退是溫和的，也許持續兩三個季度，然後復甦。
這是他之前的基準情景。也是歐巴馬競選團隊目前經濟政策框架的基礎假設。
情景二：火箭筒的威懾效果有限。兩房的問題被暫時壓住，但保爾森被迫在夏天就真的動手接管。
接管兩房消耗了政府大量的政治資本。秋天，雷曼或者其他某家大型機構的問題爆發。政府因為政治資本耗盡而無法及時施救。一家或多家大型金融機構倒閉。
古爾斯比開到賓州的高速公路上時，開始認真地審視這個情景。
之前他會把它歸入」尾部風險」——機率很低，不值得花太多時間。
但Walker今天下午講的那些東西：CDS利差的持續走闊、隔夜回購市場的信任侵蝕、投行之間互相絞殺的傳染鏈條——這些微觀層面的證據在告訴他：情景二的機率可能比他之前想像的高得多。
而且Walker最後提到的那個政治維度的判斷讓他印象極深。
Walker把金融層面的傳染機制和政治層面的決策癱瘓放在了同一個框架裡。
金融危機加速消耗政治資本。
政治資本耗盡導致救助無法實施。
救助缺位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
金融危機深化繼續消耗政治資本。
一個螺旋。
古爾斯比以前沒有用這種方式思考過這個問題。在他的學術框架裡，金融政策和政治約束是兩個分開分析的變數。但Walker今天把它們焊在了一起。
而且焊得非常有說服力。
情景三——
古爾斯比在腦子裡構建第三個情景的時候，他發現自己不太願意往下想了。不是因為想不到，是因為想到的東西讓他不舒服。
情景三是情景二的升級版。不是一家大型金融機構倒閉，是多家。不是緩慢的信貸收縮，是系統性的流動性凍結。不是溫和的衰退，是自大蕭條以來最深的經濟危機。
在兩個月前，他會把情景三當做笑話。
今天，他把它當做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哪怕機率仍然不高的可能性。
差別在於那個下午聽到的那些管道里的聲音。
晚上到家之後，古爾斯比沒有立刻休息。他開啟膝上型電腦，開始做一件他在學術研究中經常做、但從來沒有在競選工作中做過的事情。
查資料。
不是查CNN和《紐約時報》上那些他每天都在看的公開報導。是去查那些他今天下午第一次聽說的、屬於華爾街地下管道的微觀資料。
他從彭博的公開資料庫裡調出了雷曼的CDS利差走勢圖。
然後是美林的。花旗的。AIG的。
他把這四條曲線疊在一起看。
趨勢是一致的。都在往上走。速度不同，但方向相同。
然後他去查了一個他之前從來沒有主動查過的指標：TED利差。銀行間拆借利率和美國國債利率之間的差值，衡量的是銀行之間互相借錢的意願。
TED利差在過去一個月裡從80個基點漲到了超過110個基點。
他不是固定收益專家，但他知道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銀行已經不太願意把錢借給其他銀行了。
然後他做了一件更花時間的事。他從SEC的公開資料庫裡下載了雷曼和美林最近一個季度的10-Q報告，翻到第三級資產的披露頁面。
雷曼的第三級資產。美林的第三級資產。他把這些數字除以各自的股東權益。
算出來的比率讓他在電腦前坐了一會兒沒動。
他想起了Walker說的那句話：」你沒辦法給一個資產負債表裡藏著幾百億黑箱的公司定價。」
」黑箱」。
第三級資產就是黑箱。沒有市場價格，沒有可比交易，估值完全依賴公司內部的模型。這意味著那些數字——帳面上寫著的幾百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只值帳面的一半，甚至更低。外部投資者無從驗證。
古爾斯比不是金融工程師，他沒有能力判斷那些第三級資產的」真實」價值到底是多少。但他是經濟學家，他理解不確定性的代價。當一個關鍵變數的真實值無法被觀測時，市場參與者會自動假設最壞的情況。因為在不確定性面前，悲觀是理性的。
而如果所有人同時選擇了悲觀.....
他在凌晨一點左右合上了電腦。
不是因為研究完了，是因為他發現自己沿著Walker今天下午鋪好的那條路，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一個他不太想到達的地方。
他需要睡一覺。
但他睡得不好。
.....
第二天上午，古爾斯比是在他芝加哥大學辦公室裡見到歐巴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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