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先生在清華的教師中念念不忘的是馬約翰老師。他說：“我在那時及以後的學習和工作中能克服許多困難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優良運動競賽作風、態度及精神，是和在清華8年間的強迫性體育制度分不開的。具體地說，體壇巨師，已故的馬約翰教授的培養起了極大的影響。”他在這裡所說競賽作風、態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這兩個字很難翻譯，而正是清華人之所以成為清華人的精神內容。
以足球來說，sportsmanship是競賽道德，是從球員怎樣對待競賽對手來說的，要能主動的嚴守球規，己所不欲勿施於對方，不搞小動作，尊重裁判的裁決，不計較勝負始終全力以赴。在這種競賽精神下才能顯得出球藝，球藝是以運動道德為前提的，二者也是分不開的。Teamwork則是從球隊內部隊員之間的關係來說的。各個隊員要能各守崗位，各盡全力，密切配合，不存個人突出之心，步步從全隊整體出發，顧全大局。這兩條其實是人類社會賴以健全和發展的基本精神。體育運動的目的就是在透過實踐來培養和鍛鍊這種基本精神。受過良好運動員訓練的人重要的是在把這種精神貫徹到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使他所處的社會能賴以健全和發展。從這個角度去看湯先生的自傳，那就能對他之所以感激馬約翰先生有所領會了。
湯佩松先生的一生確是有點像一場精彩的球賽。他使出渾身解數衝向一個目標，有如球員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進對方的球門。這個球門就是他所說的“生命的奧秘”。他一絲不苟地謹守著科學家的競賽道德，又毫不厭煩地組成一個抱成一團的科學隊伍，在困難重重中，不顧一切私人犧牲，衝在別人的前面。這個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樣總是有點牽強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學領域裡衝鋒陷陣，義無反顧，不達目的不止的勁頭，完全像他在球場上踢球一般。我既是個球迷，自容易這樣來體會和讚賞他在這本回憶錄裡寫下的一生經歷。
在湯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門是清楚的，也就是說他一生奮鬥的目標是十分自覺的。更引人入勝的是他敘述這個目標怎樣逐步由模糊而明確，由動搖而堅定，由抽象而具體，由“定情”而堅貞不移。
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裡，他的興趣被一個物理化學教授吸引到熱力學這門學科中，又被他在課堂上提出了一個老師避而不答的“愚蠢問題”播下了他一生事業的種子。這個“愚蠢問題”是發生在胚胎學班上，當他的老師剛講完種子在萌芽過程中胚乳裡無結構的澱粉質逐步轉變成為有形態結構的幼苗這個變化時，他突然站起來向老師發問：“在這個形態建成過程中，無組織的有機化合物是以什麼（化學、物理學）方式達到一個有形態結構的幼苗？”這是個當時生物科學裡還沒有人能答覆的問題，甚至還沒有人提出過的問題。作為一個大學生，當著老師的面這樣發問，不是有點冒失，甚至有意撞碰和搗亂麼？他看到老師的窘狀，不能不後悔而認為這個問題是“愚蠢”的了。
愚蠢和敏捷本是一回事的兩面。這個問題實際觸及了一個探求生命現象的物理學及化學機制，企圖答覆“生命是什麼”的根本問題。
提出“生命是什麼”這個問題並不希奇，古已有之，而且甚至可說人人發生過。我們天天接觸到的東西，有的是活的，有的不是活的。活和不活的區別我們都明白。但是這個區別怎麼產生的？一個東西怎麼會是活的？那就提出了生命是什麼的問題了。但一般人卻不去思索了，把問題掛了起來，或是說這是“天生如此”“上帝知道”。
自從人類對自然的知識豐富了一些之後，明白了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上曾經有很長很長的一段時期裡並不存在活的東西。有生命的東西，所謂生物，是後來發生的。相信這段自然歷史的人不免要問：沒有生命的世界裡怎樣發生生命的呢？
如果一個人發生了一個無法答覆的問題，似乎可以戴得上愚蠢的帽子。湯佩松先生在課堂上提的問題其實已超過了“無法答覆”的界限，因為他已經指出了答覆這問題的方法，就是要用化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去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的是一個科學命題，就是可以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問題，不是愚蠢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提得太早了一些，超前了一些，因此當時那位胚胎學的老師只能避而不答了。我們不能怪這位老師，因為在本世紀20年代後期，生物科學還剛剛開始和物理化學相結合。湯佩松先生冒了尖，敏捷過了人。
超前或敏捷過人是湯佩松先生突出的個性。他老是跑在他這門學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師輩或當時的權威瞠目結舌。再舉一個例項：湯先生在明尼蘇達大學讀完本科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得到了博士學位。1930年他受哈佛大學普通生理學研究室之聘去協助當時的權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題目是“種子萌發期中呼吸作用的溫度特徵”。這是生物科學當時的前哨課題，目的是在找出呼吸這種生理現象和溫度的關係，求得在不同溫度中生理上化學反應速度的常數。可是我們這位不甘心在時代水平上“人云亦云”的超前哨兵卻“對老闆的總的思路開始懷疑甚至厭惡”了起來，因為他認為“呼吸作用只是氣體交換的表面工作，離探索生理功能的實質相差甚遠”。
湯先生在完成和老闆約定的試驗工作的同時，私下卻做了一些“黑活”。透過這項“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制和光恢復方法首次證明了在植物中存在著細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實驗又突破了當時酶學動力學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數，因為米氏公式只適用於離體單純的酶本身（in vitro）而不是存在於細胞體內（in situ)的酶活性與氧濃度（分壓、底物）的關係。換一句話說，米氏是把細胞破碎後去測定的，而湯氏則在完整生活著的細胞中測定的。這項“黑活”把湯先生真正擠進了探索生命奧秘的大門，而把當時的那些權威一下拋在身後。
他在1933年離美時繞道走歐洲返國，目的是探探這門學科在國際上的水平。他訪問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謝）作用的權威。在英國劍橋大學遇見Keilin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你的這些關於細胞色素在體外氧化還原現象是否能代表它們在體內進行的規律？”他得到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只能由你自己去回答。”這句簡單的答語指出了湯先生正在進行的“細胞呼吸作用的動力學研究”將是他在這門學科中“獨樹一幟”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體系。他當即立下決心將為此奮鬥終身。這個體系的主導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用盡可能簡單的，並又在進行正常生命活動的機體（動、植物或其細胞）在儘可能單純的化學及物理環境（反應體系）中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一些無組織的（有機）物質是如何透過呼吸代謝、能量轉換而變成有形態結構，能進行包括生長、發育在內的生命活動現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學的最前沿了。
如果容許我用通俗的語言來重複上面這個科學命題，也許可以這樣說：我們作為一個活著的人繼續不斷地在吸收體外沒有生命的東西把它們變成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而又把原屬於我們這個有生命的部分排出體外成為沒有生命的東西。這裡不就存在著從無生到有生，又從有生到無生的不斷轉化過程，也不就是生命的過程麼？如果我們對這個過程能用化學和物理學上的概念解釋清楚，不就是說明了生命的奧秘了麼？我這樣說如果和湯先生的科學命題相離不太遠，我們也就容易理解為什麼湯先生抓住呼吸這個關鍵。普通人不是都認為生死相差只是一口氣麼？這口氣就是生命賴以存在的力和化的來源，力是指熱力，化是指代謝作用。斷氣也成了死亡的同義詞。我和生物學告別已有60年，對這類的問題本來不應當有發言權的。說些門外的話，如果不合原意，還得請湯先生及讀者原諒。
在這裡我想說，像這樣的一條科學思路在生物學界裡應當不是難於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如果“超了前”，卻還是會被沒有趕上前哨的“權威”們所冷視和排斥。湯先生1933年回國後，還沒有來得及在武漢大學落窩，就碰到了抗戰。儘管抗戰時期生活怎樣顛簸，他的時間多半花在總結過去關於細胞呼吸的研究工作，從而理出一條學術思路。他撰寫了三篇論文。第一篇就是《一個完整而正在進行生命活動的細胞（生物）如何將外加（或內儲）的無形結構的物質轉變為自身的有序性較高的結構和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熵與形態變換的關係》。他把這篇文章寄給他國外的老師和老友，當時這門學科的權威d，請他提意見並轉投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生物學季刊》）發表。這位老友卻很為難，因為直到這時（1941年）西方的生物學界對“在進行生命活動的細胞”這個研究物件還沒有足夠的認識，所以“在文前作了一篇‘說情’式的介紹，並稱此文作者是在戰火紛飛的中國的困難條件下文獻閱讀不全而寫作的，故而有些‘與眾不同’”。
另一篇是論太陽能的生物轉化作為人類（生物）能源的基本意義的論文年發表在Scientific Monthly（《科學月刊》）。此文一發表，該刊收到過不少謾罵性的“讀者來信”。第三篇是湯先生和王竹溪合寫的《細胞吸水的熱力學處理》，在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物理化學雜誌》年）發表，見世後卻如石落深山。直到1985年在Kramer所著的《植物細胞和環境》一書中才提到說：“20年後的今天當人們早已討論並認為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後（1960年），方發現這篇文章。”“希望這篇（指Kramer的）短文能……彌補我們對湯和王關於細胞水分關係熱力學的先驅性論文長期忽視的遺憾。”
在學術上一直是個超前人物的湯先生不能不在今天長長地呼了一口氣說：“時間和歲月是對科學成果估量的最公正、最權威的裁決者。”他是個優秀的體育運動員，有著競技道德和隊伍精神的鍛鍊，他不計較榮譽和得失。他在自傳的結語裡寫著他一生奉行的信念，首先是“忠於科學”，而且他說，“科學就是積累、繼承、突破和演進的過程。它來自個人，卻屬於全人類”。
對這樣一個在科學陣地善於“突破”的超前人物，當前的讀者也許會發生一個問題，如果上帝給他一個安定的環境，優裕的條件，他對人類知識的累積會做出多大的貢獻？話裡也不免流露出為這樣的人才抱屈。在讀完了他的回憶錄後，必然會明白那種所謂“安定的環境、優裕的條件”，在他一生中其實都是唾手可得的。但是他一一地自覺地拒絕了。他自願、主動、視為當然地選擇了這一條在一些人看來也許會說他是個“傻子”的道路。這本自傳是用他一個接一個堅定的決斷串成的。
他是1933年3月上旬從美國乘船回國的。他的一位至友在接到他要回國的訊息，特地趕到哈佛勸他一定不要離開美國，因為這位朋友相信他在美國一定會脫穎而出，為生物學做出驚人的貢獻；並且已經為他的研究工作和前妻因目疾而帶來生活上的不便全都做了妥善的安排。但是他謝絕了。
後來過了大約有20年，在50年代的“思想改造”中，鬥爭他時要追究他回國的動機。他說這是完全出於他的意外的。他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他一向的想法很簡單：我是一箇中國人，當然要回中國去。他在美國的生活一直是順利和愉快的，對美國人是友好的。但是總是覺得他不屬於這個地方（I don't belong here)，“生我之鄉的山山水水總是最可愛的。所以從來沒有發生過為什麼要回國的念頭”。
當然有人可以說，他當時已得到了武漢大學教授的聘書，而且還答應用2000元美金為他建立一個研究室。那不是“衣錦榮歸”而且有了“獨樹一幟”在國內學術界露一手的機會了麼？這個說法卻不能用來解釋為什麼其後兩次拒絕離國從業的機會。
他在抗戰時期所遭受的困難，這裡不必多說。1943年他的前妻，加拿大籍，由於營養不足，缺醫少藥，以致雙目失明，不能不在懷孕期間，帶了兩個孩子，離昆明回孃家。感情十分親密的夫婦一別四年年湯先生在日本投降後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去倫敦參加學術討論會，返國時便道去加拿大探親。他的前妻和所有的親友都力主他一家人不應再分離了，並在溫哥華大學替他謀得了職位。但是他自認是個“清華人”絕不能和母校“不辭而別”，在加拿大家裡同妻兒只團聚了兩個月，就回到北平。這是第一次。
在這一章回憶錄中，湯先生指名道姓列舉了他這個研究隊伍的人，我統計一下有27人。這個隊伍是指在他的研究室工作和生活過的同事和學生們，至於在大普集與梨園村之間的一家茶館裡每月定期會晤，無拘無束地進行學術討論的，以及國內外到大普集來進行學術交流的學者們都沒有統計在這個數目裡。這27人後來幾乎都成了這個學科的帶頭人和骨幹分子，分散在全國有關的學術機關裡。他們現在可能已全部進入了退休行列，但這一代學者所創下的業績，歷史會做出公正和權威的估量。
湯先生這支生花妙筆把當年這幾間泥磚蓋起的“陋室”裡仙境般的靈氣，一一從回憶中記錄了下來：從門上手鋸的木製金字，室內那些分別由成員們從遠洋帶回來的冰箱、電動唱機等“超級”裝置，牆外喊聲震天男女混打的排球場，“雷打不動”的週末橋牌集會，以及香飄門外的“殷家烙餅”和改善生活時的“湯陰樓”聚餐會，一直到四合院場地上塵土飛揚的“盛大舞會”，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讀起來還是那麼風趣橫溢和栩栩如生。這不僅是令人難忘的，而且是歷史上也永遠不會褪色的鏡頭。
至於這個科研隊伍在這樣簡陋的戰時裝置下，在學術上做出的成果中，許多都是這門學科的先驅甚至超前的作業。幸虧湯先生已經把這些成就的基本觀點和哲學思想總結在他的Green Thraldom一書中，至少在國外已經不會失傳了。這裡用不到我這個外行後生多贅一詞。
我想也許還有人存在一個問題，這種生命奧秘理論上的探索對實際的國計民生究竟有多大用處呢？用這些大普集人所做的研究成果就能掃清這些人的懷疑。讓我隨手舉出下面一些具體例子：這個研究室成功地從荸薺中提取出了一種新的抗菌物質，稱作Puchiin，取其音同荸薺及普集。這是緊接著轟動世界的青黴素之後，國際上首次在高等植物中發現的一種抗生素，可惜當時未能在醫藥中得到應用，但是它的實用價值很顯然，沒有得到實用是另一回事。還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懷的是我最近在山東和四川看到農村裡正在大量推廣的用塑膠薄膜覆蓋來提高棉花和玉米產量的新技術。在讀到湯先生的回憶錄後才知道，這個現在才得到下鄉的新科技卻是湯先生在30年前的《農業學報》上早已經提出的育秧方法。
湯先生從專業出發還提出了整整下一代人所必須正視和解決的有關國計民生甚至整個人類前途的深遠問題，比如他從營養學的分析引匯出來的世界糧食問題和人口問題。1940年前後出版而現在已絕版的《天、地、人》論文集裡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經濟體系如何改變為一個工業化的國家”的問題。這些不正是至今我們還在探索的課題麼？只說湯先生具有先見之明是不夠的，應當反思的是為什麼他提出的這些問題竟如泥牛入海，而導致了我們在這半個世紀裡走上這樣一條曲折的道路？
抗戰勝利，復員回北平是1946年的夏天。湯先生以“無窮的精力”勁頭十足地指望“大普集”能在美麗的清華園裡茁壯成長。這股充沛的熱情在慶祝復員後的第一次校慶那一天像高壓下的噴泉，一瀉千里地湧流出《一個清華人的自白》那篇引起朱自清先生讚賞的傳世之作。他日以繼夜地一心一意撲在籌建清華農學院的工作上，成了他“一生中少有的幾次美麗好景中的一個”。在這個美景的嚮往中，他等待著北平的解放。在1948年12月中旬的圍城時期召開的一次清華大學全體教授會議上，他又一次表白了清華人的吶喊：“清華是全中國國民的血汗建成的。現在到了把它還給國民手裡的時候了。”在回憶錄裡，他說：“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怒吼正好是由她的兒子‘一個清華人’在這個關鍵時刻首先發出的。他沒有辜負‘一個清華人’這個光榮稱號。”
湯先生這本回憶錄是1986年8月寫成的，離開最後一次“清華人”的吶喊已經38年。這38年比他從學成回國到清華園解放的15年要長得多，可是在回憶錄裡卻只佔了150頁中的18頁。這段時期對一個以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經歷來說原是沒有多少可以鼓舞后人的事值得述說的，如果把那些最好在記憶裡抹去的事寫出來，經歷過的人不言自喻，沒有經歷過的人讀到了好處也不大，我看少說還是較好。他只用最簡括的語言總結了這段生活：“往事已矣！決無私人怨恨！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人生。沒有什麼可以自憫，更沒有什麼怨天尤人的。這就是生活。這就是一個國家歷史的自然演變過程。”
在回憶錄的倒數第3頁，他對自己這一生做出瞭如下估計：“在植物生物學、生物化學和生物力能學中我的確很努力地做了不少工作。在教育和人才培養上也盡了我能盡的力量。但我對祖國對人民的貢獻畢竟離我的主觀願望和客觀要求相差很遠。我工作成就不多、貢獻不大，特別在建國以來未能做出合乎我主觀願望的成就，這隻能歸咎於我自己的努力和工作水平不夠，決不能歸咎於任何客觀條件，如物質條件的不足或政治運動的頻繁上。”
這段話裡，他重又以他青年時代運動員的那種堅持競賽道德和隊伍精神的面貌留下了他在科學界的形象，一個不朽的形象，稱得上“不愧是個清華人”的形象。
寫到這裡，我覺得言猶未盡，還想在這本書的書名中的“為接朝霞”這四個字上做點文章。正在下筆躊躇時，來了位朋友，搶著讀完了我的草稿，抬起頭來呆呆地看著我，一語不發，接著訥訥自言：“真是個白頭宮女，還有心情閒坐說清華。”好，讓我就用這句話來結束這篇讀後感吧。
1991年8月10日于丹東山上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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