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風範與風物
人不知而不慍——緬懷史祿國老師
1991年8月在遼寧丹東鴨綠江邊度暑。丹東是個滿族的聚居區，據1990年人口普查，丹東地區滿族人口超過100萬人，佔全地區總人口的40%以上，已有三個縣，岫巖、鳳城、寬甸建立了滿族自治地方。我抽出幾天時間訪問了附近的滿族農村。在訪問過程中我回憶起半個多世紀前，我在清華大學研究生院讀書時曾讀過當時的老師史祿國教授在20年代寫的《滿族社會組織》一書。引起我對滿族研究的想法，如果有機會再去現場深入調查一次和史氏舊著的內容相比較，不是可以看到這個民族在最近70年裡的變化了麼？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陪同我去度暑的潘乃谷同志。假期結束回到北京，她立即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中心裡說服了高丙中同志，參與這個研究課題。她先在北京圖書館找出了這本久已被人遺忘的舊書進行翻譯，作為這個課題的初步工作。1993年暑季譯文原稿送到了我的手上，並且說這本譯稿已由商務印書館接受出版，希望我寫一篇序文。寫序我是不敢的，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我的老師，按我自定的寫作規矩，在師承上不許越位。我只同意在書後寫一篇記下一些對這位老師的追憶。
1933年暑假前，距今可巧正是61年前，燕京大學的吳文藻老師帶著我去清華大學登門拜見史祿國教授。為了這次約會，吳先生是經過一番考慮的。他認為發展中國的社會學應當走中國化的路子，所謂社會學中國化是以“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為宗旨的社會學必須從中國本土中長出來。為此他費盡心思要培養一批年輕學生做這件事，他在這年又邀請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派克到燕京大學來做客座教授，傳授實地調查的社群研究方法。這套方法據派克說是從現代人類學裡移植過來的。西方當時人類學者都必須參與到具有不同文化特點的各族人民的實際社會生活中去，透過切身的觀察、理解、分析、總結，取得對實際的認識。這種參與研究物件的實際生活的方法被稱為實地調查的社群研究方法。派克和他的學生們就採用這種方法去調查芝加哥的都市社會，建立了被稱為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吳先生就有意採用這種方法來建立中國的社會學。這是他的意圖，要實行這個意圖就必須培養一批人。當時我正好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班的學生，成了他看中的一個培養物件。
要培養一個能進行社群實地調查研究的社會學者，在吳先生看來首先要學會人類學方法，於是想到了就在燕京大學附近的清華大學裡的一位教人類學的史祿國教授（以下簡稱史氏）。燕京和清華兩校是近鄰，但是要送我去從史氏學人類學卻不是那麼方便。吳先生為此先說服了清華的社會學及人類學系在1933年招收學人類學的研究生，更重要的一關是要說服史氏願意接受我這個研究生。這卻是個不容易過的關，因為這位教授據說生性怪癖，不易同人接近。為了要他願意收我這個徒弟，吳先生特地親自帶著我去登門拜見。換一句話說，先得讓他對我口試一番，取得了他首肯後，才能進行正規手續。
史氏是怎樣一個人？他對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我一直不清楚，也不便打聽。直到我打算寫這篇後記時，才查了他自己的著作和請一位日本朋友幫我在東京蒐集了一些資料，關於他的學歷才有個簡要的梗概。從這個簡歷中也可以明白為什麼他有個不很和人接近的名聲。
這位日本朋友複製給我的英文字《國際人類學者人名字典》(rs編年出版，以下簡稱《人名字典》）中有關史氏簡歷的條文，由tov執筆，原系俄文，由譯為英文。史氏的原名是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他所出版的著作署名時名尾不用v而用ff)，在中國通用的漢名是史祿國。這個漢名是否由他自己起的，我不清楚。但是至少是他認可的。
史氏的生卒年月有兩種說法。一是上述《人名字典》說他1887年6月2日生於Suzdal（俄羅斯）年10月19日死在“北京”（當時我們稱北平，在日本軍隊佔領時用什麼地名我不清楚）。但是《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以下簡稱《北方通古斯》）中譯文的譯者前言裡另有一說，在他名後附有（1889～1939)，意思是生在1889年，比前說遲兩年。中譯本說是曾“利用原著和日譯本”。我請那位日本朋友查了這書的日譯本，譯者是川久保悌郎、田中克己。在譯者跋文裡有“教授1889年生於俄羅斯古都附近其父的莊園裡”，可見第二說來源於此。這兩年之差，不易斷定何者為誤。
據漢譯《北方通古斯》譯者前言：史氏“1910年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人類學院，回國後在聖彼得堡大學和帝國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年被選為該院人類學學部委員（時年26歲或28歲）。曾於1912年至1913年在俄國後貝加爾和1915年到1917年在我國東北多次進行民族誌學、考古學和語言學調查。十月革命以後流亡我國。從1922年至1930年先後在上海、廈門、廣東等地的大學任教和從事研究工作。1930年以後在北平輔仁大學、清華大學任教，併到福建、廣東、雲南和東北等地進行過學術調查。1939年逝世於北平”。
史氏在《北方通古斯》自序中說：“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後貝加爾做過三次考察年到1917年期間我又去蒙古和滿洲做了考察……1917年科學院又派我前往中國的蒙古以及西伯利亞毗鄰的各地方，使我得以繼續過去幾年的考察。但是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因為整個遠東，特別是西伯利亞各地，陷入不安定狀況而幾次中斷，我的研究性質改變了，新資料的蒐集幾乎限於漢族（體質）人類學的問題。”“1917年俄國舊政權崩潰以後……決定返回聖彼得堡……1917年結束的第三次考察，持續了兩年多……1917年末在北京進行了對滿族的考察……從1918年春季以來……我再也沒有到通古斯人和滿人居住地區去考察的機會了。”從史氏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對通古斯人及滿族的實地考察主要是在1912～1913年和1915～1917年這幾年中。他又提到過1920年離開西伯利亞時丟失過一部分資料，表明1917年後還去過通古斯人的地區，看來沒有進行正規的調查研究。
《人名字典》記著1918～1922年他是在海參崴大學工作。他自己在所著Ethnos專刊的前言中說；“經過了10年的思考～1922學年在海參崴的遠東大學講‘民族誌’這門課程的引論裡闡述了這個理論。”這說明1922年流亡到中國之前曾在海參崴的遠東大學裡住過一年。
1922年他曾到過上海，但他在上海的情況，我不清楚。據他在《北方通古斯》的序言中表示感謝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王雲五和英文部主任鄺富灼，還有上海巡捕房的人，說明他在上海和當地的社會是有聯絡的。後來不知哪一年他受到了廈門大學之聘擔任研究教授。就在這段時間裡他編寫和準備出版這本著作。這書的序言是1928年7月在廣州寫的。當時他是否在中山大學任職我沒有確證。我認識的一位民族學家曾經和史氏一起去廣西或雲南考察過，是和中山大學有關係的。但是這位朋友幾年前已逝世，我也無從追問了。據日譯本譯者的跋文說：他是1930年秋到北平輔仁大學及清華大學任教。我只知道他和輔仁大學的許多歐洲學者往來較多，但是否擔任教授的職務不敢肯定。依我1933年起跟他學習的兩年中，沒有聽說他兼任過輔仁大學的課程。
我是1935年和他分別的，他就在這年的暑期按清華的慣例：教授工作5年後有休假出國一年的權利，去了歐洲，但由於一直沒有通訊，他的行蹤我無法得知。我1938年返國正在抗日戰爭時期，北平已經淪陷，情況不明。我所見到從北方南下的人中，沒有提到過他。直到抗戰勝利後，我於1947年回到北平，聽說他已逝世。據《人名字典》他是1939年10月19日死的。《北方通古斯》日文字譯者跋文中記著1942年在北平訪史祿國夫人的事。當時她住在景山山麓。他的夫人是1943年去世的。
從上述史氏簡歷中可以看到他一共享年50歲或52歲。在這半個世紀中有2/5的時間，約有20年，是用在打學術基礎的受業時期。由於他出生於帝俄末期的世家，深受彼得大帝傳下來的向西歐開放和向東亞擴張的基本傳統影響，後來他留學法國和研究通古斯人。《北方通古斯》日文字譯者說他受的是“古典教育”，用我們的話說是歐洲早期的通才教育，著重學習數理化文史哲的基礎知識和掌握接通歐洲文化的各種語言工具。他在大約20歲時進入法國巴黎大學，在當時西歐文化的中心，接受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實證主義思想的薰陶。他接受進化論的觀點，把人和人所構成的社會和所創造的文化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企圖用科學方法來探討其發展變化的規律。
他確是從當時歐洲學術最前沿起步的。當時歐洲的人類學還是在研討文化起源和發展階段上徘徊，希望從“原始社會”和“野蠻人”中尋找到人類文明的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突破了這種“古典”人類學的傳統。史氏就在這時投身到人類學這門學科中的。他揚棄了坐在書齋裡用零星彙集的資料沿主觀思路推論的那種歷史學派和傳播學派的老框框，採取了當時先進的親身實地觀察的實證主義的方法。
從人類學的歷史上看，他和波蘭籍的Malinowski(1884～1942)，威爾士籍的Radcliffe-Brown(1881～1955）和德裔美籍的Kroeber(1876～1960)，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初露頭角的所謂現代人類學的創始人。這一代的人類學者基本上都走上了所謂功能論的路子。以我的水平所能理解的限度來說，史氏在這些人中出生最晚，生命最短，所講的人類學包羅最廣，聯絡的相關學科最寬，思維的透射力最深，但是表述的能力最差，知名度最低，能理解他的人最少，因而到現在為止，他的學術影響也最小。
史氏的造詣和弱點和他的經歷是分不開的。他學術的旺季無疑是1910～1917年的大約7年時間。當時他在俄羅斯帝國科學院裡是一個受到上一代栽培的多才多藝、風華正茂的青年學者。26歲當選院士，三次參加受到國家支援的人類學實地考察隊，而且在1917年革命狂潮初起時還受到人類學博物館館長的安排，再去西伯利亞考察。從他當時已初步形成，後來發表有系統的綜合性的民族學理論框架看，不能不說他是個多才，而且勤奮好學的青年。他除寫作之外還善繪畫。在他那本《北方通古斯》裡插入了兩幅自繪的彩色畫。他有一次對我說，用繪畫來寫生比攝影更能突出主題。他對音樂也具有深厚的欣賞力，他夫人是位鋼琴能手。我在他的書房裡和他談話時常聽到隔壁傳來的琴音。他有時就停住了話頭，側耳傾聽，自得之情另有一種神采。所以我說他不僅多才而且是多藝。
具有這樣天賦的青年，在當時濃厚而嚴格的學術氣氛裡，他獲得了他一生事業的結實功底。但是正在他學術旭日初昇之際，無情的歷史轉變給他帶來了嚴厲的打擊。他從1917年起就走上了坎坷的命運。他在《北方通古斯》的自序裡透露過年前在各地調查時，一路受到官方的殷勤協助，其後一下變成處處跟他為難的旅行。從1917～1920年他僕僕道上，行旅匆匆，甚至行李遺失，資料被竊。最後不得不遠走海參崴，僅一年就開始告別祖國，過著流亡異鄉的生活。
在這裡插入一小段和我另一位老師Malinowski（以下簡稱馬氏）的對照，也許可以加深對這兩人遭遇不同的認識。馬氏出生于波蘭的Cracow☾1☽，當時屬奧匈帝國。他的父親是個有名的語言學家。他大學畢業後留學德國，後來從1910年起又到英國留學年由英國倫敦大學資助去澳洲調查研究。歐戰爆發奧匈站在德國一邊對抗協約國。那時他正在澳洲調查，被列入敵國人士，行動受到限制，不得離境。但由英國學者擔保，可利用這時期在澳做學術研究，因此他有機會從1915～1918年幾次深入Trobriand島，參與土人社會生活。他用觀察和體會結合的生動資料寫出了驚動一時的著作，一舉成名。加上他純熟的英語和優美的文筆，擴大了影響，成了兩次大戰之間社會人類學功能派的帶頭人。
回頭看看史氏，他在中國雖然也取得了大學裡的職位，但他所講的那一套理論，在中國不可能為同輩學者所理解。何況他又不能用他母語做媒體來表達他的學術思想，只能藉助於他自認駕馭尚欠自如的英語來發表他的著作，傳播面狹而且不夠透徹。於是兩人及身的社會聲望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史氏在1930年進入清華之前的生活我不清楚。據我從別人口上所得來的印象，他所接觸的中國同行學人對他至多是以禮相待，甚至由於莫測高深而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在清華園裡和他有來往的倒是生物學系的一些教授，這是我從同鄉的生物學系助教口上聽來的。他們系裡的教授有疑難的問題，多去請教他。我想這是事實，因為我在清華時的工作室就是在生物館裡，佔有一大間實驗室，而且我可以到生物學系所開的課程去做正式附讀生聽課並做實驗，老師們對我也很優待。這些都是出於史氏給我的安排，表明他和生物系的關係似乎比和自己的社會學及人類學系更親近些。
人類學在清華園裡知道的人不多，史氏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學者，知道的人更少。他不但在清華里不知名，甚至全國全世界在當時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他在學術本行裡有往來的人據我所知道的只有在輔仁大學裡的一些歐籍學者，而且大多數是天主教神父。天主教神父從明朝以來就是傳播西方學術到東方來的橋樑。這座橋到民國時就只留下了輔仁大學這一個小小據點了。
史氏深居簡出，與世隔離，自有他的苦衷。他是個回不了家鄉的學者，而所以回不去，或不願回去，是因為家鄉已經變了色，對他是合不來的。至於他怎樣能立足在中國的高等學府裡，其社會政治背景我是說不上的。只有一次我在他家座談，突然看見他神色異常，因為隔窗見到了幾個外國人走向他家門。接著又見他夫人匆匆出門去把來人打發開了。他當時那種緊張的表情，留下我不易忘懷的印象。後來我有位朋友私下同我說，蘇聯的克格勃☾2☽是無孔不入的。我當時也不大明白這句話的意義，但模糊地理解到我這位老師這時的表情是有點大禍臨頭的味兒。我怎敢多問呢？
他在清華園裡是個孤僻的隱士。生活十分簡單，除一週在教室裡講一兩堂課外，整天關在書齋裡翻書寫作。閒下來就聽夫人彈鋼琴。傍晚兩人攜手散步，繞清華園一週，每日如此。他這種遺世獨立的生活，養成了他那種孤僻的性格，使人覺得他是個很難接近和相處的怪人。這和當年我在倫敦時見到的高朋滿座，談笑風生的馬氏正好是個對照。同是異鄉流亡客，世態炎涼處兩端。
人是社會的動物，最怕是沒有人懂得自己，周圍得不到自己所期待於別人的反應。在這種處境裡連孔子都會興嘆“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人之相知是人和人所以能結合成社會的基本紐帶。沒有共識就不可能有社會交往。孩子哭媽媽就知道他餓了，喂他奶吃。這就是相知的基本模式，也是社會的基礎。
一個學者也是為了要社會上明白他所思考、所推敲的問題，所以竭盡心力表達自己的見解，即使四周得不到反應，他總是想著書立說，希望遠方也許有人、身後也許有人會明白他的。這是司馬遷的所以負辱著書，留言於後世，“疾沒世而名不稱也”。我說這段話，眼前似乎出現了這位成天伏在書案前的老師。他不就是這樣的人麼？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溫，不亦君子乎”，這句話緊接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後，不能不使我猜想他正是希望遠方有個明白他人的人能來見他。
史氏在世之日，恐怕深知他的人是不多的。我總覺得似乎是有一條界限，把他的後半生排除在當時的學術圈子之外。他去世後年我三訪英倫，在LSE☾3☽的一次座談會上，在休息期間有一位英國朋友，緊緊拉著我的手用喜悅的口吻說：“史祿國在蘇聯恢復名譽了。他的著作被公開了，肯定了，而且承認他是通古斯研究的權威了。”這位朋友知道我是史氏的學生。因為我把史氏的名字列入1945年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一書的扉頁上，作為紀念我的三位外國老師的首位。所以這位朋友知道我和史氏的關係，把這個好訊息通知我。同時我也瞭解到史氏不能回國的原因，他在祖國曾是被歸在“反動學術權威”一類裡的。這個標籤的涵義我自有深刻的體會。名要搞臭，書要禁讀。1990年8月我有緣去莫斯科訪問蘇聯的科學院，接待我的人證明了1986年我在倫敦聽到的話。我作為史氏的學生也叨了光。
當我收到那位日本朋友寄來《人名字典》的複製件中有下面一句話：“他又是被推崇為第一個給Ethnicity（民族性）這個概念下定義的人。”《人名字典》這一條文的作者引用史氏的原話“Ethnos是人們的群體，說同一語言，自認為出於同一來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風俗和生活方式，用來維護和崇敬傳統，並用這些來和其他群體做出區別。這是民族誌的單位——民族誌科學研究的物件”。原文出於何書沒有說明，我無法核對。
我最初讀到這句話時，覺得十分面熟。這不是和近幾十年來我國民族學界所背得爛熟的民族定義基本上是相同的，就少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經濟這兩個要素？怎麼能把這個“經典”定義的初創權歸到史氏名下呢？再看寫這段話的人署名tov看來是個俄籍學者，而且條文下注明是從俄文翻譯的，譯者署名以示文責由著者自負。這本字典是1991年出版的。出版社的名字在複製件中查不到。寫這條文的日期當在我去訪問莫斯科前後不久。我思索了一會兒，才豁然開朗。史氏在世時，這種話在蘇聯是不會有人敢說，更不會見諸文字，而是送到國外出版的字典裡公開發表的。
還應當說明的是，我在用中文翻譯上面這句話時也很尷尬。史氏用的Ethnos是他的專用詞，採自拉丁文，在《牛津英語詞典》直譯作Nation。史氏採用拉丁古字就是為了要避開現代英語中nation一詞，因為nation在19世紀歐洲各民族強調政治自主權時，把這詞和state聯了起來，成為Nation-State。State，是指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於是Nation也染上國家的涵義，比如聯合國的英文名字就是United Nations。為了把民族和主權國家脫鉤，他採用了拉丁文Ethnos。為了不再把渾水攪得更亂，我就直接用Ethnos，原詞不做翻譯了。
由於史氏對用字十分嚴格，不肯苟從英語的習慣用法。這也是普通讀者不容易讀懂史氏著作的一個原因。他用詞力求確切性，於是許多被各家用濫了的名詞總是想違避，結果提了不少別人不易瞭解的新詞。他拋開通用之詞，採用拉丁文原字，使其不染附義，Ethnos是一個例子。更使人不易理解的是用一般的英文詞彙加以改造而注入新義，如他最後親自編刊的鉅著的書題名為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Psycho原是拉丁文Psukhe演化出來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靈魂的意思，但英語裡用此為字根，造出一系列的詞如psychic、psychology等意義也擴大到了整個人的心理活動。晚近稱Psychology的心理學又日益偏重體質成分，成為研究神經系統活動的學科。史氏總覺得它範圍太狹，包括不了思想，意識，於是聯上mind這個字，創造出Psycho-mental一詞，用來指群體所表現的生理、心理、意識和精神境界的現象，又認為這個現象是一種複雜而融洽的整體，所以加上他喜歡用的complex一字，構成了人類學研究最上層的物件。這個詞要簡單地加以翻譯實在太困難了。我近來把這一層次的社會文化現象簡稱作心態，也是個模糊的概括。
他強調心態研究原是出於他研究通古斯人社會文化中特別發達的Shamanism（薩滿信仰）。薩滿是一種被通古斯人認為是人神媒體的巫師。過去許多人把它看作迷信或原始宗教，但史氏則採取實證主義的立場，把它作為一種在社會生活裡積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現象來研究，並認為它具有使群體持續和適應一定客觀環境的作用。這是功能學派的基本觀點。
馬氏的巫術分析也是採取這樣看法的，但是沒有像史氏那樣深入到生理基礎去闡明這種社會行為的心理機制，所以我認為在這方面馬氏在理論上沒有史氏那樣深入。
史氏的人類學和馬氏的人類學的差別也許就在這裡。馬氏也把文化看成是人類為了滿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他沒有走進生物基礎裡面去，而滿足以生物基礎的“食色性也”為他研究社會文化的出發點，去說明各種社會制度的功能和結構，就是如何在滿足生物需要上起作用。史氏的生物學基本訓練似乎比較深透些。他把人類學的出發點深植於人體的本身。他更把人體結構和生理機制看作是生物演化的一個階段，儘管人類比前階段的生物種類發生了許多質的變化，但這些變化的基層還是生物的機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論中說“在這些單位(Ethnos）裡進行著文化適應的過程，遺傳的因素在其中傳襲和改變，在最廣義的理解上，生物適應過程即在這單位中進行的”。
他的Ethnos論最精彩的分析是可以用算術公式來表示的一個可視作Ethnos單位，即民族認同的群體，在和同類單位接觸中所表現出各自的能量。這能量是這單位的地、人、文三個變數相生相剋的綜合。地包括生存的空間和資源，人包括成員的數和質即生物基礎，文是人造的環境，包括社會結構和文化積累。三個變數相生相剋的關係中表現向心力和離心力的消長。在相接觸的各單位間能量上平衡的取得或失卻即導致各單位的興衰存亡的變化。所以他的理論的最後一句話是“Ethnos本身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人類學就是研究Ethnos的變化過程，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民族的興衰消長，是一種動態的研究。
史氏把體質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基礎訓練就是這個原因。而且他所講的體質人類學決不限於體形學（人體測量學），而要深入到生理現象，從人體形態的型別發掘其生理上的差異，一直到人體各部分生長過程的區別。如果停止在這裡，還是生物學的範圍。他在理論上的貢獻也許就在把生物現象接上社會和文化現象，突破人類的精神領域，再從宗教信仰進入現在所謂意識形態和精神境界。這樣一以貫之地把人之所以為人，全部放進自然現象之中，作為理性思考的物件，建立一門名副其實的人類學。我用這一段話來總結史氏的理論，自己知道是很冒失和草率的，也就是說完全可能和史氏理論的真實思想有很大的距離。但是作為我個人的體會，在這裡說一說也算是寫下我向他學習了兩年的一些心得。
正因為他把人類作為自然界演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階段，我時常感覺到他的眼光是一直看到後人類的時期。宇宙的發展不會停止在出現了人類的階段上。我們如果把人類視作宇宙發展的最高階段，或是最後階段，那麼等於說宇宙業已發展到了盡頭。這似乎是一種人的自大狂。在讀了史氏的理論後，油然而生的一種感覺是宇宙本身發生了有“智力”的這種人類，因而產生了社會文化現象，其後不可能不在生物基礎上又冒出一種新的突破而出現一種後人類的物體。這種物體所創造的世界將是宇宙演化的新階段。當前的一切世態不過是向這方向演化積累過程中的一些表現罷了，Ethnos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樣說似乎說遠了，但正是我要說明為什麼我感到他和馬氏相比在思路上可能是高出了一籌。正因為史氏的理論寬闊、廣博、深奧，又不幸受到文字表達上的種種困擾，他之不易為人所知是不足為奇的。我雖則跟他學了兩年，但還是個不太瞭解他的人。自慚自疚，為時已晚。
也許我是史氏在中國唯一的及門弟子。但是由於客觀的原因，我沒有能按照他在我們初次見面時為我規劃下的程式完成學業，可說是個及門而未出師的徒弟。他給我規定了三個學習階段，每個階段用兩個學年。第一階段學體質人類學，第二階段學語言學，第三階段才學文化人類學。其間還要自學一段考古學。這個規劃看來是重複他自己的經驗。體質、語言、社會及文化和考古是他自己的學術基礎程式。在他留下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從這些學科的訓練中所取得的知識，怎樣純熟地運用到他所從事的人類學研究中去的。
他1922年後在上海、廣州和北京的時間，由於他不熟悉漢語，無法進行社會調查，但是他還是利用他在體質人類學的基礎訓練，在各地進行人體測量。1924～1925年間發表了三本有關華東、廣東、華北的中國人體質研究的科學報告。他還應用他在體質方面的研究成果，為中國古代史上人口流動做出過富有啟發性的推測（見《北方通古斯》中譯本第228頁附圖）。這三本有關中國人的體質研究至今還是空谷足音，並無後繼。
史氏在人類學方面主要的貢獻是在通古斯人的研究。他所著有關通古斯人的社會組織和心態研究這兩大巨冊現已得到高度的聲譽，成了舉世公認的權威著作。從他有關通古斯人和滿族的著作中，讀者必然會體會到他在語言學方面的根底。他不僅能掌握當地民族的語言文字去接觸和理解各族人民生活，而且用以分析各民族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的發展。史氏不僅能純熟地說通古斯各種語言，而且對語言本身進行深入研究，最後完成了《通古斯字典》，用俄語對譯。我在從《人名字典》有關史氏簡歷所附著作簡目中得知這本字典1944～1954年已在東京出版。我衷心地感到慰藉，史氏坎坷的一生，終於抵達了他嚮往的目標，從人類的體質、語言、社會和文化所進行的系統研究環環都做出了傳世的成果。他沒有辜負歷史給他的使命，為開拓人類學做出了先行的榜樣。
1935年暑假我剛學完他安排給我的第一階段的課程，就是體質人類學後，我們就分手了。他當時因在清華已屆五年，按校規可以由清華出資送他去歐洲休假。我當時即聽他的囑咐去廣西大瑤山調查當地的瑤族。他還為我裝備了全副人體測量儀器，並從德國訂購了一套當時高質量的照相機，不用膠捲而用膠板。我用這照相機所拍攝的相片有一部分發表在《花藍瑤社會組織》和《江村經濟》兩書裡，頗受出版社的賞識。這應歸功於這相機的質量而和我的手法無關。
我還應當記下，他特地為我和同行的新婚妻子各人定製一雙長筒皮靴，堅實牢固，因為他知道西南山區有一種有如北方蠍子一般專門叮人下腿吸血的“螞蟥”，穿上這種靴就可以防害。他用自己田野工作的經驗，十分仔細地給我做好了準備工作。當時誰也沒有料想到就是由於這雙皮靴竟免了我受一生殘廢的折磨。因為我們在瑤山裡出了事故。一個傍晚的黃昏時刻，我誤踏了瑤人在竹林里布置下的捉野獸的機關。當我踏上機關時，安放在機關頂上的大石塊一下壓了下來，幸而我向前撲得快沒有打著我的頭，而打在我的腰腿和左腳上。我腰部神經當即麻痺，而左腳奇痛，原來左腳骨節被重石壓錯了位。如果沒有這雙堅實的皮靴擋一擋，我的左腳一定壓爛，如果流了血和感染了，這左腳也必然完蛋了，甚至我的生命也可能就此結束了。後來我妻子獨自出林求援溺水身亡，事過後瑤人劈林開路把我們一死一傷的兩人抬送出瑤山。死者已矣，我經過半年的醫治，才能拄杖行動，但左腳骨節錯位，至今未復。我沒有和妻子全歸於盡，尋根應當歸功於老師送給我這雙皮靴。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事。
至於我這位老師對我的教育方法，從簡道來，就是著重培養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從來不扶著我走，而只提出目標和創造各種條件讓我自己去闖，在錯路上拉我一把。他在體質人類學這一課程上從沒有做過一次有系統的講解。他給了我幾本他自己的著作，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關於中國人的人體研究。並用示範的方法教會了我怎樣使用人體測量的儀器。隨著就給我一本日本人所著的關於朝鮮人的人體測量的資料，完全是素材，就是關於一個個人的人體測量各項數字，一共有500多人。接著就要求我根據這些素材，像他所做過的分析那樣，找出朝鮮人的人體型別。怎樣找法就由我在他的著作中去琢磨。
他為我向生物學系借了一間實驗室，實驗室的門有兩個鑰匙，他一個，我一個。他就讓我獨自在實驗室工作，但是任何時間他都可以自己開門進來看我在做些什麼。我們在工作室裡見面的機會並不太多。因為他這兩年主要的工作，是在編寫和刊印他的《通古斯人的心態》鉅著。每天主要的時間是在他自己的書齋裡埋頭工作。可是每天傍晚總要和他夫人一起繞清華園散步一週。當他經過生物館時，就可以用身邊帶著的鑰匙開門進入我的工作室。我這時大多已回宿舍去了。他正好可以獨自查閱我堆在桌上的統計紙，看到錯誤時就留下“重做”的批語。我一看到這字條，就明白一個星期的勞動又得重來了。
《朝鮮人的體質分析》交卷後，他就替我安排去駐清河的軍隊測量士兵的體質，每週兩次，由駐軍派馬隊來去接送。士兵測量結束後，在暑假裡，他又替我接洽妥當到北平監獄，測量犯人的體質。分析這兩份資料又費了我一個多學期的時間，獨自埋頭在這個工作室裡打算盤和拉算尺。這又是他的主意。他只准我用這兩種工具進行計數。我問他為什麼不引進一些較先進而省時間的計算工具。他的答語一直記在我的心裡。他說：“你得準備在最艱難的條件下，還能繼續你的研究工作。”其實這又是他自己的經驗總結。他在體質人類學上的貢獻，就是靠這兩種工具做出來的。他這句話卻成了他對我一生的預囑，只是我沒有能像他一樣不自喪志地堅持研究。在1957年之後我浪費了足足20年。我更覺對不住這位老師的是瑤山裡所取得的資料，在李、聞事件中遺失在昆明。我沒有及時地把這批資料分析出個結論來，以致悔恨至今。不幸的事還不止此。我的兩篇關於朝鮮人和中國人的體質分析的畢業論文，也在抗戰時期清華圖書內遷時，被日機炸沉在長江裡。到現在我在體質人類學上並沒有留下任何可供後人參考的成果。史老師在我身上費的心計，竟至落了空。
我和史氏在1935年分手後沒有再見的機會，他給我規定下的三個學習階段，也沒有按預計完成。我1936年直接到倫敦跟馬氏學社會人類學了。到現在我才深刻地意識到這個跳越的階段沒有把語言學學到手，正是我一生學術研究中主要的缺陷。不聽老人言，苦果自己受。
我跟史氏學習雖只兩年，但受用卻是越老越感到深刻。我在別處已經說過，如果要追究我近10年來城鄉發展研究中所運用的類別、模式等概念，其來源應當追溯到我埋頭在清華園生物樓裡的兩年。那時不是天天在找體型型別和模式麼？至於我在民族學上提出的多元一體論更直接從史氏的Ethnos論裡傳來的。前人播下的種子，能否長出草木，能否開放花朵那是後人的事。我這一生沒有做到，還有下一代。值得珍視的是這些種子，好好保留著，總有一天會桃李花滿園的。讓我把這種心情，寫在這本《滿族社會組織》的中譯本的書後，傳之後世。
1994年2月癸酉除夕於北京北太平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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