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社會上生活的過程中，同別人打交道時真正接觸和發生作用，實際上不是個人的因素，而是社會性的因素，文化性的因素。這些因素是超越了人的生物性的個體存在的。人可以死，可是人所處的這個人文世界卻是長存的。人文世界的延續過程不但比我們個人的壽命要長，而且它的意義也更大。一個人從進入這個世界到離開這個世界，最長不過百年。在這段時間裡邊，我們從前人那裡繼承過來已經創造的文化成果，在這個基礎上又做了一些事，為人文世界增添了一點東西。這點東西會留在這個世界上，不管好事還是壞事，抹不掉，也改不了。作為當事人，在老而未死的時候，回過頭來想一想，自己在世界上留下了點什麼。這是一種老來的心態，很有意思。年輕人不大想這個問題，還想不到這個問題。我今年已經88歲了，算高壽的人了，想到這個問題了。今天你來，我想對你說說我心裡的打算，同時也想聽聽老朋友的意見，希望我再做點什麼事。這會影響到我今後幾年的生活。這兩年我出去走走，感覺身體還可以。醫生做檢查，也說沒有什麼大毛病。在生命的最後這段時間裡，我想做點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所以我想趁我們聚談的機會，交換一下看法。
李：我很高興有今天這樣一個機會。您說是聚談，這是您對我的客氣，我應該說是請教。我是從今年7月份開始退休，也想學著費先生做人做事的辦法，退而不休。雖然離開了正式的職位，但是學術研究工作還要繼續下去。清華大學（新竹）要給我一個榮譽講座的工作，每年還有一筆經費，可以做研究用。我在中央研究院（臺北）還有一個最近確定下來的研究主題，跟養氣有關。題目叫《文化·氣·傳統醫療》。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認識客觀世界上的一個最本源的區別，是用身體與心靈的內在體驗的方法來了解世界。這個課題需要進行好幾年，希望能透過研究來解釋這樣一種中國認知和傳統的根源是怎麼樣的。我就要開始下一段的研究工作的時候，能有機會向費先生請教，我感到很難得。
費先生很客氣，在計劃今後幾年做事情的時候，想聽到我的意見。我首先想說的是，您在此前所做的事情，比別人多得多。雖然現在年紀老了，但是您正在思考的問題，正在發展的思想，對整個學術界還是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我昨天晚上還在想，您對於人類學、社會學的貢獻，既有理論上的一面，又有實際上和實用上的一面。這是一般的學者很不容易做到的。您有一個“志在富民”的願望，把學術研究作為實現這個願望的工具，開闢了很多具體的研究題目，使田野調查既產生了理論的學術成果，也收到了具體的富民效果。一般做研究的人，大半不難想出一個很理論的東西，但是未必實際可用。我在最近的一篇論文裡邊就辯論了這一點。我認為一個好的學者不一定純粹是理論的，在應用上面做出實際的貢獻，也許更重要一點。所以我覺得您的“志在富民”的學術實踐非常重要。您從對鄉村的研究到小城鎮，到對整個大的區域的格局和戰略性的研究，不僅具有促進國家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意義，而且在人類學、社會學領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上的開拓意義。過去人類學家研究的多是一個很小的村落，不大容易跳得出來。而您實現了從村落到小城鎮又到大區域的跨越，這是人類學本土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果。“志在富民”這四個字，我聽著是響噹噹的。一個讀書人讀到了“志在富民”這樣的境界，而且真的做出了實際的貢獻，確實難得。
我昨天讀到了您贈送的新書的序言。您在講《從小培養二十一世紀的人》這個題目時所表達的思想，又是非常之重要。對整個人類的發展前途做出分析，提出設想，主張不但“各美其美”，而且要“美人之美”，在人類為進入21世紀而做的各項準備當中，這一點也許是最為重要的。世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地球村，容忍多樣性應該是大家在互相交往當中的一條基本的共識。亨廷頓寫《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就是認定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回教文明一定會有衝突，怎麼避免這種衝突是重要的。對這個問題，人類學家的主張似乎要更積極一些，不僅是避免衝突，也不僅是容忍別人，而且還進一步到欣賞別人。您提出的主張，是人類學家面對世界問題而做出的積極性、建設性姿態的一個證明。
我想，在我上面說到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在實踐的方面，怎麼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更進一步地發展，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一個是在理論的方面，怎麼使整個人類和平共處、相互合作、走向天下大同的發展前景，這是我在您的著述當中體會到的兩個最重要的主題。您為這兩個主題已經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寫出了很多重要的篇章。但是從更久長的歷史來看，也可以說是剛剛破題。您離百歲還有十多年，還有機會也有力量進一步思考。這十多年裡，在這樣兩個主題下面的社會發展還會提出新的問題，推動您進一步思考。您的文筆實在是漂亮，思考得又深入，可以不斷地加一點，再加一點，把更加厚重的東西留給後人。我有一個書櫃，專門放您的書，臺灣出版的也都完整。前些天我又翻了翻，總的感覺以上面說的兩個方面最為突出。我希望看到您在這兩個方面的思考有更進一步發展。
費：我昨天送給你的這本書，書名叫《從實求知錄》，“從實求知”這四個字表示了我的科學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實”就是實際生活，就是人民發展生產、提高生活的實踐。從“實”當中求到了“知”之後，應當再回到人民當中去。從哪裡得到的營養，應當讓營養再回去發揮作用。中國人講“知恩圖報”，我圖的“報”就是志在富民。我寫過一篇文章，講“人生的天平”，這是吳澤霖先生提出來的。我們從社會所得到的投入，和我們為社會所做的事情，是天平的兩端。拿我來說，從小受到比較好的教育，並不容易。我父親只是一個普通的公務人員，全家靠他一個人的工資生活。我的母親很節儉，目的就是要讓孩子都受到教育。母親去世後，姐姐供養我念書。清華畢業後，出國留學用的是庚子賠款，是人民的血汗。這些都是社會花在我身上的投資。社會對我有這麼多的投入，我自己產出多少，這個問題不能不想。我覺得自己的產出遠遠不夠，這不是虛話，是實情。
我最近準備寫跟Park學社會學的文章。我在大學時期學他的社會學，可是沒有學通，現在感到需要重新看。我把自己上大學時候讀過的教材找出來重讀，包括Park的書，有些地方還是看不大懂，還要細細地想。這也是從實求知。有了幾十年的學術工作實踐，再回到提供早期學術訓練的基本課程裡邊，進一步體會實踐知識怎樣接通書本知識，書本知識怎樣推動受教育者更自覺地進入學術實踐。
說到教育問題，我們這一代算是好的了，下一代人的條件比我們要差，主要是基礎教育差。講起來很有趣，我父親是最後一代的秀才，科舉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變辦法以後，在考取的秀才中挑出比較好的，送出去留學。我父親被送到了日本，學教育。他留學回來就搞新學，辦了一箇中學。後來他到了南通，張謇請他去那裡教書。我名字裡這個“通”字就是這麼來的。我母親創辦了縣裡第一個蒙養院，我從小就是在這個蒙養院裡邊長大的，所以我沒有進過私塾，沒有受過四書五經的教育。連《三字經》《百家姓》也沒有念過。“人之初，性本善”，這話很有哲理，可是我從小沒有念過。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務印書館出的小學課本，是新學的東西。我父親是處在文化變遷時期的一個人物，他主張新學，不要舊的一套，在兒女身上不進行舊式的教育。所以我缺了從小接受國學教育這一段。最近我在看顧頡剛、傅斯年、錢穆這樣一些人的傳記，他們都是從私塾裡邊出來的，是我的上一代人。我和上一代人的差距的一個方面，就是國學的根子在我這裡不深。
李：我這一代就更沒有了，完全是新學了。
費：因為缺少國學的知識，我也吃了很大的虧，講中國文化的時候，我不容易體會到深處的真正的東西。看陳寅恪寫的書，我想到了兩個字：歸屬。文化人要找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在找歸屬。我從小沒有進到舊的文化教育裡邊去，所以我的歸屬是在新學教育的基礎上形成的。陳寅恪的歸屬是過去的時代，他寫《柳如是別傳》寫得真好，他能同明清之際的知識分子心心相通。我同上一代人比，在中國文化的底子上差得很多，這是真的。可是這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是歷史的變化造成的，是不能不如此的。但是也要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對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處。我這一代人的長處是比較多地接觸了西方的東西。
李：您是先有了一個西方的架構，再倒過來看自己，思考問題。
費：Arkush為我寫了一本傳記，用一個西方學者的眼光來看我，缺了一段，就是我的中國文化的底子。可是我的中國文化底子既不是顧頡剛那樣的，也不是錢穆那樣的……
李：他們是純粹從大傳統裡邊、從經典裡邊得到的傳統文化，您是從一般人的實際生活裡邊得到的中國文化。這不一樣。他們也許沒有對實際生活的系統觀察和體驗，您是經常性地接觸實際生活，面對生動的現實進行思考，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這一點是他們所沒有的。
費：我是自覺地把自己放到農民裡邊去的。可是實際講起來，還不是真正的農民的心理。
我的本質還不是農民，而是大文化裡邊的知識分子，是士紳階級。社會屬性是士紳階級，文化屬性是新學薰陶出來的知識分子。最初我是從教會學校東吳大學出來的，有西方文化的基礎。後來到了英國留學，就更進一步接觸了西方的文化。回國之後，我自己有意識地投入到中國農民和少數民族裡邊去。我對舊的大文化的瞭解不深，對新的農民小文化的瞭解也不深。在這樣一種底子上進行學術研究，我覺得自己的知識很不夠。這樣一種分析很有意思，代表了我一生的經歷。這不是我自己造出來的經歷，而是歷史決定的。我這樣一個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這樣一個時代，經歷這樣一番變化，回頭看看，的確很有意思。
李：像陳寅恪、顧頡剛他們那樣一種學術研究，沒有辦法提出一套可以供全世界的學者瞭解的人們如何相處的理論。您一開始就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想法，是從舊學出來的學者很難提出來的。您提出的理論，是一個有了一番國外經歷和西學訓練的中國學者提出的對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論。這個理論架構是有長久生命力的，直到現在，研究生們還經常引用這個理論。我在想，在您這樣一類理論觀點的基礎上，能不能再追進去一層，看看在中國人的生活經驗當中，在中國的文化秩序當中，哪一些可以提供給將來在21世紀生活的人們，有益於他們懂得容忍別人，諒解別人，欣賞別人，形成一些大家願意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則，超越東西方的界限。如果中國文化裡邊確有這樣的值得挖掘出來的東西，也只有您這樣的長期思考、深入思考，並能提出全域性性主張的人，才能把它挖出來。
費：實際地講，這確實是我一直在考慮的一個問題。社會上的文章裡邊經常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到了中國變成了毛澤東思想，現在又變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也是中國化，同德國的馬克思，已經有了很大的差距。這說明有一箇中國文化裡邊的東西，也可以說是中國特點，在那裡影響外邊進來的東西。這個現象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總是在那裡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色是什麼？特色在哪裡產生出來？現在還沒有人能把它講得很清楚，原因就是並沒有好好研究。西方的學者，像Durkheim那樣的，他就可以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特點講出來，像Weber那樣的，他就可以把資本主義精神的特點和文化背景講出來。在我們這裡，馬克思主義進來後變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後來又發展成了鄧小平理論，這背後有中國文化的特點在起作用。可是這些文化特點是什麼，怎麼在起作用，我們卻說不清楚。我覺得，研究文化的人應該注意這個問題，應該答覆這個問題。
李：您提出一個命題，做出一個暗示，可能會引導後人跟上來，接著往前走。關於這個問題，最近幾年，您有時候也談到過一點想法，以後還可以繼續思考，把思考結果提供給大家。年輕人沒有您這樣的身世，沒有您這樣的經驗，一時還不具備您的思考深度，所以既需要您點題，也需要您破題，需要您把想到的寫下來。雖然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可以暗示他、刺激他思考問題，也許就能上路，逐漸地發展起來。我看您最近寫的文章，都還是很有意義。忽然就提出一個人家想不到的事情，忽然就提出一個人家想不到的問題，啟發了人家的興趣和思考。一個人的生物性生命是有限度的，他的文化思想的生命卻是可以長久地延續下去的。您的學生，或者是別人，看了您的文章，再把其中的思想發揮下去，文化的生命就這樣延續下去了。我們常講的Durkheim，他的思想經過Strauss等人的發展，學術的生命就延續了一個多世紀。
費：看到歷史發展的繼承性，前有古人，後有來者，這大概就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一個特點。我有一次和胡耀邦在一起談話，他表現出一種重視家庭的思想，把家庭看成是社會的細胞，他的這個思想是從實際裡邊出來的。我是贊同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的，這個細胞有很強的生命力。我們的農業生產在人民公社之後回到了家庭，包產到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力一下子就解放出來了。我從這個事情上再推想一步，我們的農村工業化，恐怕也離不開家庭力量的支援。最近我又到浙江、福建、山東等地的農村裡去跑了一圈，親眼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就是家庭工業。家庭工業規模很小，一家人在一起搞，心很齊，肯出力，不浪費，效率很高。當然它的技術水平還不高，但是勁頭很足。一回到家庭，怎麼幹都行，甚至能發揮出超常的力量。如果整個國家能把這個力量發揮出來，那我們就不得了。
胡耀邦講過家庭的重要性之後，我就在想這個問題，我的《生育制度》的話題還沒有講完，中國社會的活力在什麼地方，中國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間。一個人不覺得自己多麼重要，要緊的是光宗耀祖，是傳宗接代，養育出色的孩子。把這樣的社會事實充分地調查清楚，研究透徹，並且用現在的話講出來，這是我們的責任。要讓陳寅恪、顧頡剛這一代人做這樣的事情，恐怕不行。我們這一代人的長處是接觸了這個現代化的世界，我們的語言可以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聯通世界），可以拿出去交流，人家可以懂得。我叫它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際），我們這一代接受新學教育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這是我們的長處。上一代人的長處是對傳統文化鑽得深。為了答覆中國文化特點是什麼的問題，上下兩代人要合作，因為要懂得中國文化的特點，必須回到歷史裡邊去。我們這一代人中還要有人花工夫，把上一代人的東西繼承下來。不能放棄前面這一代人的成就。這條線還要把它理清楚，加以發揮、充實。陳寅恪、顧頡剛的成就是清朝的考據之學，它是有根的。我們要保住根根。這也是中國思想的一個特點。傅斯年多少接下來了一點，胡適已經近於我這一代了。我們要接下上一代的好東西，發揚下一代的新精神。在這個文化的傳承過程當中，自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確在這條線上我處在哪個地方，該做點什麼事，做到什麼程度。我在想這些問題，想得很有趣，可是能講這個話的人已經不多了。我們下面這一代人，像我的女兒，她就不大能懂我的意思了。不能怪他們，教育破壞得太厲害了，接不上啊。看來繼承性應該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世界上還沒有像中國文化繼承性這麼強的。繼承性背後有個東西，使它能夠繼承下來，這個東西也許就是kinship（親屬關係），親親而仁民。我一時還講不清楚，但是在慢慢想這個問題，希望能想清楚，把想法豐富起來，表達出來，講明白，使人家能容易懂得。表達可以有各種辦法，我喜歡寫散文，最近寫了一些散文，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有長有短。長文章寫我思考時間比較久的話題，短文章容易表達臨時來的一些靈感。
李：您為這次學術演講做準備的這一篇學習馬老師文化動態論的體會，也很重要。您講到，馬老師看到了非洲殖民地上的本土文化面臨著解體和消失的困境。現在我們倒過來看中國，我們雖然沒有被殖民，但是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可見非西方文化與西方強勢文化接觸之後所處的情況大都是一樣的。不過，我覺得目前的情勢應該是有轉變了，雖然Samuel Huntington☾1☽還在講他的文化衝突論，但是如您前面所說的，現在應該是講究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時代了。21世紀即將來臨之時，人類的各種族各文化應該講究互相容忍、互相溝通了解，以至於互相欣賞的時候了，也就是您前面所說的“美人之美”的意思。您所說的“美人之美”的確是道出人類學家對人類文化存在的真諦，在當代的人類社會里，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容納多元文化的共存，要容納多元文化的共存，就是要“美人之美”，也就是要能欣賞別人。以至相互欣賞，人類的世界才能永續發展。
從人類學全貌性（holistic）的觀點而論，文化多元的理念並非一種口號而已，這是人類學家從人類的生物性推衍而來的理論。生物在演化過程中大致都要保持其基因特性的多元化，避免走入“特化”（specialization）的道路，以免環境變化而不能適應。很多古代的生物種屬，都是因為“過分適應”而走上體質特化的死衚衕，最終走上絕滅的道路。人類是生物的一種，不但其生物性的身體要保持多元適應的狀態，即使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文化，也是受生物演化規律嚴格的約束，必須儘量保持多樣性的情況，以備有一日環境巨大變化時的重新適應之需。西方文化的發展已有“特化”的趨勢，今天面臨的能源危機、核子擴散危機等都是其徵兆，因此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特性，就如保護瀕臨絕滅的稀有種屬一樣，是為了人類全體文化的永續存在而儲存，這也就是提倡容忍別人、瞭解別人、欣賞別人的多元文化理論的真實意義，也就是費老您所說“美人之美”的根本原意了。
費：現在我正在想這套問題。
李：您在這次系列演講中提出的那一篇文章，雖然講的是別人，但是暗示的是我們自己。這一點，我想我是看出來了。暗示的意思，是要考慮我們自己應該怎麼樣再往前走。在21世紀快要來臨的時候，中國文化應該發展的道路可以是怎麼樣的，這是個大問題。這一點不一定現在就展開全面的討論，但是不妨有機會就講一點，平時也不放鬆思考，多想一想。
費：你剛才講的話讓我想到一個新的話題。我最近在想“一國兩制”這個事情。“一國兩制”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它本身是一個不同的東西能不能相容相處的問題，所以它還有文化上的意義。這個試驗很重要的，很有意義，在人類整個歷史裡邊，是一個很重要的創新。人家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對立面，可是到中國來，它們可以並存，“一國兩制”。鄧小平想到這一點，不一定是從理論上邊想，他是從實際生活裡邊感覺可以這樣做，後來實踐也證明可以這樣做。這就偉大了。我不是把他看成一個神仙，能夠預先知道後來的結果。我是看到了文化在裡邊發生作用，中國文化骨子裡邊有這個東西。在他身上，在一個特定的時候，這個東西發生了作用，他來了靈感，可以“一國兩制”啊，為什麼一定要鬥來鬥去呢？這樣想了，這樣做了，結果是好的。把對立面合了起來，和平共處，而且作為一個歷史事實擺出來，讓大家看，可以這樣做，這樣對大家有利。我們應當這樣去理解這個事情，看到在世界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制度有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可以出現對立面的統一，再進一步去看它的來源，有一箇中國文化的本質在裡邊，它可以把不同的東西合在一起。沒有這樣一個本質，那就不會有今天的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也不會出來“一國兩制”。
當然我們現在對中國文化這個本質還不能從理論上說得很清楚，但是它確實是從中國人歷來講究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裡邊出來的。這裡邊一層一層都是幾千年積聚下來的東西，用現在的語言不一定能很準確地表達它，可是用到現實的事情當中去，它還會發生作用，這一點很了不起。這一點可以透過“一國兩制”的實現得到證明，我們中國文化裡邊有許多我們特有的東西，可以解決很多現實問題，可以解決很難的難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把這些特點表達出來，讓大家懂得，變成一個普遍的資訊，從中找到一個西方文化能接受的概念。這個工作很不容易做，但是不能不做。我相信中國人有他的本領，這個本領是從文化裡邊積聚出來的。你講大文化小文化講得很好，大文化是在吸收小文化的過程中出來的，小文化就是實踐啊，就是幾千年裡邊從中國這塊土地上出來的東西啊。實踐的經驗不斷提高，形成原則性的東西，這樣大文化就出來了。大小文化的關係，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發揮一下。在討論大小文化的關係當中，找到中國文化的特點。
李：在21世紀的人類生活當中，您認為中國文化應該怎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費：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去年我去香港參加政權交接儀式的時候，感受很深。我在現場不是看熱鬧，而是在想“一國兩制”這個問題。我希望大家想這個問題時能提高一點來看，沉下去想一想，再提高到理論上分析，就可以有一個新的看法。這的確是一個創造，也是中國文化對當今世界的一個貢獻，會影響到今後東西文化並處共存的問題。我們可以容忍不同，如果大家都可以容忍不同，多元一體的局面就有條件了。多元一體是中國式的思想的表現，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夠從人家和你不同的東西中發現出美的地方，才能真心地美人之美，形成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情深處的認知和欣賞，而不是為了一個短期的目的，為了經濟利益。
李：您的這些想法可以一段一段地整理出來，慢慢地加以深化，好好地發揮。您提到中國文化中的多元一體思想，也是很值得再發揮的部分。近代文化人類學理論流派中有所謂“族群理論”者，他們主張族群（ethnic group）的認定不應用客觀的文化特質為標準，而應以主觀的文化認同為依據，換而言之，族群理論的提倡者認為客觀的文化特質如語言、風俗習慣、文物制度，甚至身體特徵都是易於變換的，不足以作為族群認定的標準，只有自我認同的意識才是族群存在的真正準則。這種理論實際上最早提出的是費先生您的老友Edmund Leach☾2☽教授，他認為他調查的北緬甸克欽人在客觀的種族文化上與鄰近的撣族人實無太大差距，只是克欽人主觀地自認為是另一個族群，所以克欽就成為是一個有別於撣族的族群了。這一種主觀認同的族群理論自1969年Fredrick Barth☾3☽編的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族群與邊界》）一書出版以後，就在人類學界大為流行，成為一種新的典範理論。這一新理論確很有其可取之處，但也有其弱點，同時也常被有意無意地誤用或延伸解釋，例如很多人類學家和民族史家就對我們“中華民族”，甚至“漢族”的存在，以族群理論提出很多質疑。
我自己對族群理論也能欣賞，但也有一些批評與疑問。首先我認為所謂客觀文化特質，不應該只限定於那些可以看得見的特質，如語言、服飾、風俗習慣以至於體質特徵等，我覺得把“文化”限定在這些“可觀察”的特質是誤解了“文化”，“文化”應該也包括很多看不見、“不可觀察”的思維部分，或者就是人類學家所說的“文化的文法”那一部分，例如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宇宙觀、人觀，甚至於邏輯架構等。這些抽象不可觀察的文化特質經常是較難變化的，卻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核心，實在是不可忽略的。自然有人要說既是抽象思維的部分，應該是屬於主觀的範疇了。但是那些內在思維的深層文化結構難道不是文化研究者客觀分析，並且認定是一個民族文化特性的部分嗎？從這樣的立場去看，所謂“客觀”與“主觀”的界限豈不是已經很難於再分辨了。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出的是有關中國民族的內在文化特性的問題。我認為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中一直有容納、吸收不同文化成分於其中的主體觀念存在，也許就是費先生您所說的多元一體的想法，這不是中國文化中可觀察到的特性，卻是理解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人類學家、民族史家所共同體會得到的。這種容納、吸收的多元一體基本思維體系，也許是幾千年來不斷綜合環境調適與資源互補所形成的所謂“和諧均衡”宇宙觀的長久作用所致。換而言之，在中原區域中居住的中國民族文化基調中一直是一種容納、吸收居住於邊緣民族的“主旋律”在發生作用，因此幾千年來，整個中國境內許許多多不同的族群都是籠罩在這一“融於一體”的主旋律之中而做旋轉，每一歷史階段、每一歷史過程的剖面，都有可看做是接受這一主旋律的一個階段或過程，在每一階段中我們都可觀察到周邊民族一方面接受了“融於一體”的基本觀念，但又在做某一程式推拒徘徊的狀態，這種情形顯然與缺乏“融於一體”主旋律的西歐民族國家不一樣，他們的文化思維中只存在如何分辨“你群”與“我群”之別，而忽略掉別的文化中卻是一直在思考如何成為一群的“另類”想法。因此用這種不知有“另類”想法的族群理論來看中國民族文化的過程與現象，就覺得是格格不入，而認為有背常規的行為，這是強調發現文化偏見的文化人類學家所不該犯的過錯。換而言之，族群理論的主觀認同模式，假如只用歐洲人的觀點去解釋，仍會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假如能無偏見地體會中國民族文化的特性，其解釋能力就將有更大的空間了。
總之，我覺得費先生您所說的“多元一體”的民族觀，並且如前面所說的依此而伸展出來中國文化的“和諧均衡觀”，應該是一個值得再加發揮、再加深入探討的重要題目，可以使中國民族文化在21世紀的人類共同生活中成為很有貢獻的一個重要成分。
費：看來世界必然會出現一個互相依賴的格局。首先是經濟方面的互相依賴，這次亞洲的金融風暴表現得很清楚。風暴一起，誰都逃不掉，“看不見的手”把大家弄到了一起。所謂“看不見的手”，我體會就是經濟、文化、社會的綜合力量。雖然看不見，可是它的確存在，存在於文化的基本原則裡邊。
李：在這次的東亞經濟危機當中，中國就扮演了一個從來未有過的特定的重要角色。人民幣不貶值，成了一個穩定東亞經濟的強大力量。這樣一個角色，中國自從進入20世紀以來還從來沒有過。過去，是日本在東亞經濟中佔據一個穩定全域性的地位，但是在這次危機當中，它成了一個變數，中國成了一個穩定全域性的角色。在這樣一個轉換當中，是哪些因素使中國的重要性在一夜之間凸現了出來，值得大家深思。其中會有經濟的因素，有財政的因素，等等，但是在這些因素之外，還會有文化的因素……
費：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這是中國在人際關係當中一條很主要的東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設身處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出來了。這不是虛的東西，是切切實實發生在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裡邊的，是從中國文化裡邊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對這一套的破壞太厲害，把這些東西否定了。我看不能否定，實際上也否定不了，這些好的傳統還是會有人接下來，還會在現實生活裡邊起作用。我們這些研究文化的人類學家，應該把這一套講出來，講明白，讓人家懂得。中國文化天天在現實生活裡邊發生作用，實際得很，我們要從實求知，從實際生活裡邊學，再把學到的東西講出來，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責任，尤其是研究文化問題的知識分子。司馬遷有兩句話，叫“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搞研究的道理就在裡邊。就是要從實際當中“究”出來學問，再把它“通”到實際當中去。面對金融危機，可以這樣做，也可以不這樣做。人家貶值，我也可以貶值嘛。為什麼中國人選擇不貶值呢？有對人的關懷在裡邊。中國人之所以這麼做，因為他是中國人，他有一個文化的根子在發生作用。
最近幾天我看世界盃足球賽，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人同人即使是在競爭激烈得不得了的情況下，也是可以和平相處的。不同的球隊放到同一個球場上爭勝負，衝突和競爭一直在發生。可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law（規則），有公認的體育精神，就可以在競爭中友好相處。我寫湯佩松的文章時，在《清華人的一代風騷》裡邊就講到體育精神，sportsmanship（體育精神）和teamwork（團隊合作）的精神，可能是社會生活裡邊所需要的一種普遍的精神。說到底，我們還是要相信，中國也好，外國也好，這麼多人在這麼長的歷史中走過來，必然會有好的東西積聚起來。現在人類世界希望有一個天下大同的前景，需要我們這樣一些研究文化的人出點力量，把各個文化中積聚起來的有利於人類和平共處的東西提煉出來，我們中國的人類學家有責任先把中國文化裡邊的推己及人這一套提煉出來，表達出來，聯絡當前的實際，講清楚。現在做這個事情的人還不多，至少可以說還沒有形成風氣。我們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要造成一種好風氣，承認我們中國文化裡邊有好東西，當然也不是一切都好，這就需要提煉，把好的提煉出來，應用到現在的實際當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積極交流的過程中，把我們的好東西變成世界性的好東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後是全球化，communicate to the world。能夠做這個事情的學者隊伍現在還沒有形成，還要培養。從現在起的幾十年裡邊，培養這樣一批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很不容易。我們在北大開高階研討班，就是努力在做這個事情。
我們曾經有過一段反面的歷史，要把傳統的東西統統打倒，“文化大革命”達到了頂點，連我們自己都懷疑，中國文化這套東西是不是好的。現在，這一段歷史過去了。去年是個轉折點，香港迴歸，“一國兩制”，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的地位。中國人又有了自信心。我們要發揮自信心，先要沉下去想問題，想明白我們今天在國際上的地位是怎麼來的，接著努力下去，我們要警惕自我中心主義。現在又出現了東方中心主義，覺得中國多麼了不起，好像關起門來也可以成大事了。說到這裡，我想起了自己感到憂慮的一個問題，就是潘光旦先生常講的民族整體的素質，從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來看，是比不上上一代了。從抗日戰爭開始到改革開放之前，動盪得太厲害，破壞得太厲害，一直沒有停，年輕的一代沒有條件向做學問的方向走。沒有良好的教育，怎麼可能出來高素質呢？所以現在我覺得首先需要安定，大家有時間喘口氣。國家有心情辦教育，學生有心情學知識，把今後的世界所需要的人培養出來。這些人有比較高的文化素質，不忘人類發展的大目標，懂得不同的文化怎麼相處，而且善於把中國文化中的好東西發揚出來，補充到世界現代化的過程裡邊去。
李：您講到這裡，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話題回到剛才談起來的“志在富民”上面去。您最近對於區域發展問題的調查和研究，有沒有新的題目和心得可以談一下？
費：我今年已經開始做起來的一個題目，是想利用京九鐵路穿成一根“糖葫蘆”。意思是利用鐵路幹線的交通條件，促進一連串中等城市的興起，透過這些中等城市對周邊農村地區的輻射和帶動，形成一個位於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速度明顯提高的區域。能夠說明這個想法的一個例子，是現在已經比較發達的滬寧鐵路。南京到上海之間就有蘇州、無錫、常州、鎮江等等一串中等城市。我希望在京九鐵路上也促進各地加快發展起一串中等城市來，所以把這個題目說成是“穿糖葫蘆”。但是不應吹大話，而應具體去做。
我沿著京九鐵路一站一站去看，有沒有切實的基礎，有沒有條件，已經有什麼條件，還缺什麼條件。這條線上的有些地方我曾經去過，這一次再連起來全部走一遍。傅斯年的家鄉聊城我也走到了，實地一看，很不錯，有一定的實力。那裡造的雙力牌農用汽車，適合農村的需要，很實惠。鄉鎮企業的產品，不僅在國內暢銷，而且銷到了南美和非洲。這個事情很有意思，是世界已經開始進入洲際經濟時代的一個例子。
我前不久在《讀書》雜誌發表文章，提出了“洲際經濟”的題目和自己的一點想法。聊城的農用汽車又給我新的啟發。開拓洲際經濟是我們的方向，我們的對外貿易不一定都要集中在美國、日本這樣的地方，可以向南美、非洲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開拓市場。我們的勞動力便宜，吃苦耐勞，這是我們的長處、優勢，把這個優勢發揮出來，學習新技術，抓住適用技術，生產出適合發展中國家需要的產品。這是個很大的市場。如果中國中部地區有更多的企業能進入這個市場，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就解決了，中部地區就起來了。農民手裡有了錢，國內市場也出來了。這是一箭雙鵰的做法，我們在開拓了國際市場的同時，自己也富了起來，國內市場也有了。
我經常說，市場就在農民的口袋裡邊。農民有了錢，要買電視機，買洗衣機，這個市場大得不得了。就是要多搞這樣的東西，適合農民需要的，農民買得起的，能使農民進入現代化生活的產品。這是我在許多地方都看到過的例子。過去北方農民都睡在炕上邊，冬天冷的時候，就在炕下邊燒點柴火取暖。現在住樓房了，堆柴燒柴不方便了，取暖也想更乾淨、更方便，所以要用暖氣片了。暖氣片不難造，又有那麼多農民需要，所以成了一些鄉鎮企業發家的一大門路。
最近一次我到農村去，看到農民在這方面又提高了一步。他們在想辦法利用過去廢棄掉的莊稼秸稈，製造類似於煤氣的生物氣。一個村子只需要幾十萬元的一套裝置，就可以提供全村人燒飯、燒暖氣所需要的能源。農民自己在那裡找現代化生活的出路，我看到這些一樣一樣的發展和提高當然高興，就鼓勵他們，並且把他們的做法值得推廣的道理講給他們聽，他們也很高興。我現在正在做這個事情，沿著京九鐵路走了一半了，還要接著走完。我一路把看到的情況記錄下來，準備到最後向領導提出一份建議，關於促進京九鐵路沿線地區發展的設想和實際操作的辦法。我一路走，經過的地方的農民和基層幹部都很歡迎我，縣長、市長也很歡迎我。我為他們致富出主意出得對，可以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自己心裡也很舒服。我確實感受到，中國農民的確有本領，吃得起苦，有辦法，幹起來沒有人擋得住。只要相信農民，放手讓他們去發展生產，就可以維持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如果能這樣穩定下去，我們就會有幾十年的時間，把中國文化好好研究研究，從理論上邊提高一下。這個路子大概可以這麼走。當然我的力量是不夠了，你現在可以獨當一面，可以更多地發揮作用。臺灣這一面，我們的力量達不到，你可以把這裡的資訊帶回去，鼓勵他們想大問題，不要只看到一個小天地。站得高一點，一個大天地在那裡等著我們，大家將大有作為，這個前景真是太美了。我們現在有條件，真正把祖宗的夢想實現出來，天下大同。
Malinowski☾4☽在《文化動態論》裡邊講的一段話，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很好的啟發。在殖民主義的情況下進行的文化接觸，裡邊是霸權主義的做法，結果是破壞文化。霸權搞不得，不能再走這條路。文化接觸要得到一個積極性的結果，必須要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平等相處，相互理解，取長補短，最後走向相互融合。用我們的說法講，就是天下大同。我們還是要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樣想問題，就是希望不要出現太大的曲折，不要因為使用核武器解決衝突而使人類文明再來一次。這兩天中美兩國首腦會談，從積極的方面看，是建設性的。兩個大國能和平一個時期，就不得了。我們還是從和平共處上想辦法，不光是共存，而且要共同繁榮，把人類的發展水平提高一步。
李：我很高興今天下午有這樣一個機會，來聽聽費先生在這些問題上的想法。我想，費先生談到的這兩個主題非常之重要。一個是從理論上看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它可以對人類的未來發展所能做出的貢獻，主張相互容忍，相互理解，相互欣賞，尋找人類在21世紀實現共同繁榮的道路，為天下大同準備思想的和物質的條件。能夠做出很有深度的思考的人，到底是極少數。您能把中國文化中深藏的好東西挖掘出來一些，提出幾點重要的思想，幫助後來的學者進入題目，學術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延續和發展。再一個是實用的這一面，“志在富民”這個主題也非常有意思。在一般情況下，人的思考方式容易集中到一個方面去，著重於理論的大半就忘掉了實用，能夠做到實用的又往往回不到抽象的理論的方面去。您在一生的學術活動中能夠兼及兩面，一面是理論的思考，一面是努力把知識轉化成物質財富。京九鐵路完成以後，您能夠馬上想到要“穿糖葫蘆”，這裡邊又會出現將來的人可以看到的地區發展的事例，而且應該可以提煉出來“糖葫蘆理論”。我看費先生的身體很好，頭腦的思考也非常敏銳。說不客氣的話，我今天有一點考您的想法。平時讀您的文章，您的文字有很感人的力量。今天聽您談話，又在現場感受到了您思考問題的力量。我很感動，也很為您高興。還有很多年的時間可以利用，您可以逐步把想法一點一點整理出來，我希望有更多的機會讀到您的文章，聽到您的想法。
費：那你就多來幾次。你可以提出一些問題，我們共同研究。我們都退出事務工作了，老來求知，多幾次“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多幾次“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1998年6月28日下午於北京北太平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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