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動組為例，組長黃壽負責尋找合適的人選，鍾玉球和另外四個互不認識的亡命之徒被網羅後，黃壽帶領他們在偏僻的野外演習了兩週。他們既不打聽彼此的私事，也不知道幕後主使是誰，甚至直到最後一刻，才被告知目標是王德輝。
如此縝密的安排，似乎是天衣無縫了。
但他們還是栽在了贖金上。誰也沒想到，這樁綁架案，是誤打誤撞闖入警方視野之中的。
網路流傳有一份「陳麒元檔案」，作者闕名，但是看口吻是出自當時臺灣一位親歷調查過程的記者之手。這份材料顯示，陳麒元是整個案件最終被破獲的關鍵人物。
這個陳麒元，在鍾維政的五個小組裡分屬收款組，這個組的組長是鍾華，組員是陳麒元、杜史存、鍾維政的兒子鍾志能，可以說都是比較會用腦子、有不少社會資源的：鍾華是從大陸逃港的，在香港一家汽車公司當經理；杜史存是臺灣的一名黑幫分子，社會身份是一家投資公司的總經理；鍾志能畢業於臺灣政治大學外交系，被臺灣一家報社錄取過，但他沒入職，回了老家香港。
陳麒元是其中最傳奇的一個。他出生於 1949 年，是香港人。1966 年，他被臺灣「調查局」駐香港的聯絡人相中。也許因為這一層原因，所以高中畢業後，他沒在香港讀書，倒是去了臺灣參加聯考，進了東吳大學。四年大學，他和「調查局」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絡，畢業後，直接就免試進入調查班第 14 期受訓，正式成為臺灣「調查局」的調查員。
臺灣的這個「調查局」，任務是為了維護「臺灣安全」和打擊社會重大犯罪案件。但是在三四十年前，少不了承擔一些收集香港和大陸情報的工作。成為調查員之後，陳麒元回到了熟門熟路的香港，負責香港居民前往臺灣的身份核查工作，當然也要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收集情報。好笑的是，臺灣的另一個機構「國安局」也看上了陳麒元，於是招攬了他，陳麒元就這樣成了雙重特工，只是「國安局」位置比「調查局」重要，陳麒元也成了「國安局」的人，這件事「調查局」一直不知情。
看來這人還真是個人才，大家都搶著要。
根據「陳麒元檔案」的描述，就是陳麒元，在 1990 年 1 月向臺灣「國安局」提供了情報，說香港有一個團伙和臺灣本地黑幫分子杜史存搭上了線，可能涉及槍支走私之類的犯罪，需要查一查。
他怎麼會提醒執法機構注意自己的同夥呢？這似乎不可思議。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也許是在香港結交各界人士的過程中，陳麒元認識了鍾維政，他們之間是怎樣勾結上、決定共同綁架王德輝的，現在已經不可能弄清楚。我們只知道，一開始陳麒元履行了他的職責，向上級彙報了這個團伙的情況，可能在越來越深入的過程中，他被鍾維政的計劃打動了，從蒐集情報者變成了親身參與者。
反正，「國安局」把監視杜史存的任務交給了「調查局」。
「調查局」忙乎了幾個月，杜史存一直沒動靜。直到 4 月中旬，情況發生了改變。
4 月 13 日，杜史存到臺北中正機場接機，接到了兩個從香港來的男子。三個人去臺北忠孝東路的山多利飯店住下。
那兩個人，一個是鍾華，另一個就是陳麒元。
「調查局」很快查清了他們的身份。但是具體幹活的臺北縣調查站級別不夠高，沒有發現陳麒元是「自己人」。還好沒發現，否則「調查局」就會試圖和他接觸，就沒有後面的行動了。
第二天，又有一個香港人來會合。那就是鍾志能。
第三天，第四個香港人出現了——行動組組長黃壽。
這幾個背景各異的人聚在一起，會有什麼好事？「調查局」明知道其中必有蹊蹺，可就是不得要領，依舊一頭霧水，每天辛辛苦苦跟在他們尾巴後面跑。
4 月 17 日，幾個香港人退掉了山多利飯店的房間，可是沒離開臺北，又換到了天成飯店住。搞什麼飛機呢？
4 月 18 日，黃壽返回香港。
4 月 26 日上午，調查員彙報說，留下的幾個人又換了住處，這回去的是來來飯店，還買了一百多個紙箱。中午又彙報，說他們開著小貨車，先去了第一銀行大安分行，再去了臺灣銀行，不知道做什麼。下午 2 時多再次彙報，說他們返回飯店，從車上搬下了許多紙箱。
看來必須要行動了。
經過臺北地檢署批准，「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的調查員在下午 3 時執行行動，在飯店裡破門而入，當場逮捕了鍾華、陳麒元、鍾志能。調查員滿心以為會查獲大批槍支，當他們開啟堆在房間中央的紙箱時，被裡面的東西震驚得面面相覷。
那是一箱箱面額巨大的鈔票。
調查員嚇壞了，立刻開啟攝影機，全程錄影，保留證據。你想想，要是有人反咬一口說調查員拿走了幾疊鈔票，那將如何自證清白？所以非要錄影不可。
這些鈔票一共有多少？後來清點，金額是 4 億 7384 萬新臺幣，重量是 540 公斤，堆在「調查局」總部康樂室裡。
這麼多錢放在「調查局」，像是手裡攥了個手榴彈。「調查局」不是軍事重地，沒有金庫，也沒有強大的火力作為保安力量，萬一有人趁這個時間視窗來劫鈔……光是想到這個可能性，局裡高官冷汗都下來了。「調查局」馬上向警局求援，沒多久，一組荷槍實彈的警察就趕來充當臨時守衛了。
這筆鉅款只在「調查局」總部呆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心急火燎地運到臺灣銀行的金庫存放，眾人才算是鬆了一口氣。
4.
接下來，就是審訊。
但被拘留的幾個香港人嘴巴都很緊，他們也知道，自己沒犯事，「調查局」手頭有的也就是這 4 億多鈔票，奈何不了他們。
不過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龔如心突然在 4 月 27 日就沒法和綁匪聯絡了，因為他們落網了，即使是尚未歸案的鐘維政，也肯定收到風聲，趕緊藏了起來。
至於杜史存方面的幾個臺灣本地人，也當做共犯被逮捕了。但他們對整件事不甚瞭然，頂多充當的是打下手的角色。
那還是要從錢入手。
「調查局」發現，4 月 25 日，這幾個人在第一銀行大安分行開了幾個賬戶，就在那一天，香港恆隆銀行的一個賬戶向這些新賬戶匯入了總額為 2 億 6000 多萬港元，摺合新臺幣 8 億 7927 萬餘元。他們去取款，銀行一時間拿不出那麼多現金，只讓他們當場取走 3 億 8314 萬多新臺幣，由杜史存運走了。剩下的只能透過同業拆借，讓他們第二天去臺灣銀行取了一部分，那就是「調查局」找到的那 4 億多新臺幣了。
香港恆隆銀行的那個賬戶，屬於一個叫陳松德的人。「調查局」查了半天，發現他只是個從事香港和臺灣之間地下金融流動活動的小角色，對案情突破沒有任何幫助。
4 月 29 日，杜史存保管的 1 億 8400 萬新臺幣也被查獲。
現在，擺在「調查局」面前的錢越來越多，可他們還搞不明白這些錢是拿來幹什麼勾當的。買槍支？用不著那麼多錢。販毒？最近國際上的各大毒梟沒有異動。那麼，會是什麼呢？
「調查局」的局長、副局長、第三處的承辦科科長、臺北縣調查站主任開了一次次專案會議，終於有人說出了那兩個字：
「綁架」。
這樁看似只是涉及洗錢的案件，終於轉到了正確的方向上。
「調查局」聯絡上香港警方，彼此一交換情報，絲絲入扣，完全對得上，什麼都明白了。
接下來的調查都很順利。5 月 10 日，香港警方逮捕了鍾玉球等幾名共犯，但鍾維政和黃壽漏了網，直至今日依然在逃。5 月 12 日，香港和臺灣同步舉辦了記者招待會，宣佈破案。
案子是破了，但是受害者王德輝沒能救回。陳麒元向警方透露，王德輝是被藏在一艘漁船上，在公海上四處遊蕩，連他們自己都無法鎖定具體位置。即使有了這條情報，香港警方仍然不能找回王德輝。
王德輝就這樣失蹤在茫茫大海之中。
那麼，鍾維政的船隊組成員又有什麼說法？5 名成員之中，一人判刑 14 年，一人判刑 6 年，2 人因證據不足而獲釋，1 人被通緝未歸案。他們說在漁船在公海上曾經遇見過大陸的軍艦，慌亂之下，把王德輝拋進了海里。但是這個說法永遠無法證實，無論如何，龔如心是不會接受的。
《重案組》也拍出了王一飛被扔下海那一幕，但鏡頭一轉，卻是大陸軍艦及時趕到，救起了王一飛。最後，他的太太在尚未迴歸的香港與深圳的界橋上接回了死裡逃生的王一飛，但這一訊息被封鎖了，警方與王家達成默契，造出「已遭撕票」的假象瞞天過海，騙過世人。王一飛得以隱姓埋名，與太太過上寧靜的生活。
這是導演留下的一絲溫情，還是對這起懸案的一種陰謀論猜測呢？
至於我們認識的那幾位，鍾華、陳麒元、杜史存在臺灣都被以擄人勒贖罪起訴，最後判處無期徒刑，鍾志能被以寄藏贓物罪起訴，只判了兩年半。
還有鍾玉球，還記得嗎？當年 28 歲的他被判處 12 年有期徒刑，法官在法庭上剛宣佈，他那懷著三個月身孕的妻子就淚流滿面，暈倒在地。2001 年，他刑滿出獄，已經 40 歲。
剛出獄，龔如心就讓人找到他，約他到華懋集團總部的華懋大廈面談。一副潦倒樣的他來到那裡，進電梯時有 6 個警衛將他團團圍住。進了龔如心的辦公室，龔如心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出 2000 萬，如果你能找到王德輝下落，這筆錢就是你的。」
鍾玉球滿臉歉意地說，自己真的不知道，他在警局錄的口供都一個人那麼高了，沒什麼可補充的，這種錢自己沒本事賺。
他最後說的是：「對唔住，王太。」
轉身走出龔如心的辦公室，鍾玉球想到了什麼呢？他想到的也許是自己毀掉的一生，也許是當初幹下壞事後分得的區區 2 萬元，也許是拜他所賜，背後那個女人度過的孤獨悲傷的下半生。
2007 年 4 月 3 日，龔如心因病去世，留下 830 億港元天文數字的財富。在丈夫失蹤後，她走出幕後，接手經營華懋集團，二十多年內把財富版圖又擴大了好幾倍，顯露出不亞於丈夫的經商能力。
1999 年，法庭宣佈失蹤 9 年的王德輝死亡，家人可以進行遺產認證手續。但龔如心一直堅持丈夫仍然活在人世。她保留了王德輝以前的辦公室，保留了王德輝使用過的桌椅和文具。她從丈夫失蹤後就改變了自己的形象，穿短裙、梳羊角辮，據說這是她年輕時王德輝最喜歡的打扮。
在她生命結束之後，她的訃聞仍然是以丈夫的名義刊登的。在訃聞中，王德輝的名字沒有打上代表已歿的黑框，並且以「先室」來稱呼她，彷彿他比她逗留在世間的時間更長。
在所有的狗血後面，這一起失蹤帶來的，更多的是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斷腸情意。
你永遠不會知道北京藏著什麼秘密。
這個龐大無比的城市，每一處看似不起眼的角落裡，也許都有無人知曉的隱秘故事：地道的深處，宮城的空房間，以及周邊的每一座山和每一條水。
有人走向它們，就此銷聲匿跡。
任鐵生，這個普通的名字，就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北京最轟動一起失蹤事件的主人公。他的離家不歸，驚動了千百人，整個驢友圈為之奔走搜救，十幾日下來卻毫無所獲，最終只能偃旗息鼓。直至今日，一提起他，有一定資歷的驢友必定會感嘆一番。
他消失的地方，本來是北京遠郊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小山，可自從他失蹤後，那裡就成了屢屢被離奇驚悚的都市傳說所搬演的所謂「北京百慕大」、「十大奪命戶外路線之首」。更恐怖的是，這十幾年間，人們在那裡一次又一次地發現不明身份者殘留的屍骨。
它們被凌亂地堆積在不見天日的深坑裡，無聲訴說著不忿與冤屈。
但是任鐵生依然不在它們之中。
他到底在哪裡？
1.
任鐵生是在 2008 年 9 月 30 日離開家的。那一天清晨 5 點，他穿上紅色絲質 T 恤，背了藍色雙肩揹包，帶著剛買不久的索愛 J120c 手機，沒有跟熟睡的家人道別，就輕輕關上東四六條 45 號 311 房的門，按照制定好的計劃，朝遠方的山野而去。
他的揹包裡裝了最基本分量的水、麵包和火腿腸，還有幾張 9 月 25 日《北京青年報》那一期的 D 疊，用以在必要時撕成紙條，掛在野外的樹杈上做記號。這些都是任何一個資深驢友出行時最必要的裝備。
前一天晚上，任鐵生向妻子說起自己第二天去爬山，妻子問他去哪裡，他說，門頭溝。
這個目的地並不是任鐵生的第一選擇。9 月 27 日，他在日記裡寫，想約上兩位同為爬山愛好者的同事一起去密雲的雲霧山遠足，但是有一位十一假期要去青海，另一位家裡也有事。任鐵生只好放棄了雲霧山三人行的計劃，轉而決定獨自去近一點的門頭溝。
妻子又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他說，半夜。
顯而易見，他指的是 9 月 30 日當天的半夜。他要去的門頭溝妙峰山離北京市區只有 30 公里，對任鐵生這樣的資深驢友來說，去那裡上個山再下來，就像一頓家常便飯而已。
任鐵生當時 61 歲，是北京五中分校剛退休的地理老師，也是一個擁有三十多年經驗的戶外愛好者。在學校裡，學生們的定向越野活動常年來一直是由他負責的，不少學生還記得他帶隊教大家辨別方向常說的一句話，「仰望星空天左旋」。在業餘時間，他就去遠足和爬山。其他老師和學生都知道任老師有一個夙願，就是爬遍北京周邊所有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
這些都說明，任鐵生不是對野外生存一無所知、單憑膽肥而肆意妄為的菜鳥，他的行動是經過深思熟慮，也符合操作規範的。正如他的一位同事說的那樣，「要說學校裡面哪個老師爬山出問題，絕對想不到是任老師」。
但偏偏就是他出了事。
從離開家到失蹤，這一段路途的經過，我們只能依靠非常有限的資訊來還原。下面，我將把視角集中在任老師身上，敘述 2008 年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 日這兩天可能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9 月 30 日上午 7 時 20 分，任鐵生身處妙峰山鎮的禪房村附近（有的說是在三家店水庫），給外地的弟弟打了個電話。這是事後警方透過查詢任鐵生的手機訊號確定的。
上午的某個時刻，在轉向妙峰山方向的大路口，任鐵生問過一個小販這一片山裡邊，哪裡核桃多。很多人都知道，這一帶要數王平鎮核桃最多——也就是鐵陀山那邊。
上午 10 時至 11 時之間，任鐵生到達門頭溝的十字道村。這是一個已經廢棄的村子，位於深山之中，原有的上百戶村民多年前早就全部移居到門頭溝的永定鎮，只留下三戶人家擔負放火護林的職責。從十字道村到鐵陀山，只有 5 公里，可以說，由此進去就是鐵陀山了。
這裡要解決的是路程問題：任鐵生有可能在 3 小時左右的時間內從禪房村趕到十字道村嗎？
地圖顯示，如果採用乘坐公交車加上步行的方式，從禪房村到十字道村至少需要 5 小時。但是考慮到 7 時 20 分任鐵生只是在禪房村的基站覆蓋範圍內，也就是以基站為中心、距離 10 公里以內的區域，因此他的具體位置也許離十字道村可能更近一點，能在這個時間趕到十字道村並不奇怪。
任鐵生在這裡遇到村民張玉海，向他打聽往鐵陀山去的方向。
他說：「小老弟，忙著呢？」語氣很客氣。
張玉海問：「你幹嘛去？」
「爬山去。」
「你爬山去怎麼就一個人？」
任鐵生笑了：「哎，自己轉轉。」
他問張玉海，有人爬鐵陀山嗎。張玉海說，每年十一都有好幾撥人來。不過，事後張玉海想起來，那一年的十一也是怪了，似乎只有任鐵生一個人經由十字道村上了鐵陀山。
任鐵生又問，黃石港還有人住嗎。得到的回答是還有放羊人。張玉海記得任鐵生說起，登頂鐵陀山後，他打算從黃石港那邊下山。
最後，他問張玉海鐵陀山奔哪個方向去。張玉海指完路，任鐵生就順著山路朝鐵陀山走了。張玉海記得，任鐵生走起路來腳步「健快」。
張玉海再也沒見過任鐵生。他很肯定，那幾天夜裡沒有人從這條路下過山，否則他會聽到腳步聲，養的狗也會叫。
下午 16 時，任鐵生的手機再一次在禪房村附近被撥通——《京華時報》在 10 月 5 日報道，這個資訊是警方在 10 月 2 日 0 點 27 分通知任老師家人的。這一點非常令人費解，與之後數天手機訊號竟然會在北京西站出現一事聯絡起來，只能讓我們得出手機此時已經和任鐵生分離的結論。他可能打完給弟弟的電話，手機就不小心弄丟了。
對於下午 16 時左右任鐵生的手機使用情況，我還看到另一個更詳細的版本，來自參加搜救的網友陳一在 2009 年 9 月 28 日釋出的「任鐵生鐵陀山搜救報告」，這份報告專業詳實，可信度頗高。裡面提到——
「15 時 29 分，任鐵生接到一位牌友的電話，聊了一會兒，任聲稱自己正在下山，無異常，通話質量良好，已經與通話人確認。這個通話是透過哪個基站，我們至今未知。
16 時 16 分，昌平水利一處基站（在八達嶺高速與六環路交點附近）收到任鐵生電話的註冊訊息。
16 時 17 分，妙峰山禪房基站收到任鐵生電話的關機訊息。」
這樣看來，任鐵生直到下山都還是平安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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