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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國際疫情的壓力之下，各國政府之間的甩鍋輿論戰非常激烈，這個想必大家都有所耳聞。由此就導致了一些朋友對所謂的“中美脫鉤”“逆全球化”之類的說法有些擔心，生怕疫情會進一步惡化國際關係局面。
下面我們就來順著上期的疫情動向往下講一講，疫情之後的國際政治、國際經濟會不會變，如何變。
先來補充兩個背景認知：一是冷戰後三十年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視角；二是近兩三年來全球右轉趨勢的理解。
這兩點一大一小、一正一反、一全域性一區域性，相互疊加，構建了當下國際政治經濟的大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才能去談疫情如何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又有多大。
一、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新視角
蘇東集團解體之後，冷戰正式結束，全球進入到了西方單極主導的狀態。別的功過是非我們這裡不去深究，單說全球化這一點，確實是單極化以後產生的一個正面結果。
分工規模決定分工效率。在這場經濟、技術、資訊、文化、人才等全方位的全球化之下，資本流動和企業經營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擴張，對經濟發展的宏觀效率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也使經濟利益格局發生了重組，進而使得資本和產業鏈甚至某些單個巨頭企業的影響力急劇膨脹，客觀上超過了很多主權國家。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既然很多資本、產業鏈、巨頭企業的經濟社會影響力已經實質性達到或超越了大多數主權國家的體量，那麼傳統的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分析單位來看待國際政治經濟的視角就必須加以調整，引入資本和產業鏈作為新的分析單元（這裡巨頭企業可以併入產業鏈概念，因為一個巨頭企業基本上就是自己帶起了一個產業鏈）。
在這樣一個新視角之下，我們的討論就不應該繼續僅僅停留在中美關係、中歐關係、美日關係這樣的層面，而需要進一步看到資本和產業鏈的細節。
說人話就是，中美之間當然有一個宏觀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狀態，但是中美都不是一個內部利益、思維、意見完全統一的“實心疙瘩”，不同的資本和產業鏈以不同的方式產生關係，那麼自然依附於相應資本和產業鏈的個體就會有不同的態度。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蘋果公司，以蒂姆·庫克為代表的蘋果公司員工和股東，以及蘋果相關產業鏈上的從業者和股東，他們在全球化的生產、銷售當中獲利巨大，那麼這個經濟利益的基礎就決定了他們一定是盡力維護全球化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年來，無論美國政府怎麼威逼利誘，也無論川普怎麼胡攪蠻纏，庫克都在進行著非常小心的斡旋，儘量跟中國維持著友好的合作關係。這是堅實的經濟利益基礎，而非政治觀念或者意識形態決定的。
事實上，我們也根本不知道庫克個人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他很小心地隱藏了這一點。一個人但凡腦子正常，就不會跟自己的飯碗過不去。事實上，美國的大部分精英階層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這一點決定了他們不會在根本上反全球化——這個我們之前在“美國政治”話題之下已經有所提到。
反過來，美國中西部、南部的很多傳統產業工人，由於在專業素質、工作效率等方面都不太理想，以前比不過德國、日本的產業工人，後來又比不過中國。於是，資本和產業鏈全球化當中，美國大量的製造業遷出本國，產生的直接結果自然就是這些產業工人的經濟利益受損，生存狀況下滑。
於是很自然，這些人過去反德反日，現在反華，從始至終、不忘初心地反全球化。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美國人歷史上砸日貨的事情幹得要比我們多得多，這個現象就是人們態度的體現。
同樣，對於中國來說，由於起點低，整體而言從全球化當中獲益巨大，但是內部獲益的分配也並非完全均勻，那麼態度自然也並非完全統一。
所以在這樣一個國際關係的新視角之下，我們在討論所謂中美關係、中歐關係的時候，必須進一步去了解這些關係內在細節的複雜性，而不能簡單粗暴地一概而論。
以上第一點，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新視角。
二、全球右轉趨勢
事實上，全球右轉趨勢本身就是一場對全球化的反彈。
全球化使得影響力從主權國家朝資本和產業發生了部分轉移，並帶來了劇烈的經濟利益重構。這個重構對於發達國家來說，整體上是上層政商精英巨大得利，吃香的喝辣的；下層則只是獲得微利，喝了一點湯，甚至像美國這樣收入二次分配做得不太好的國家，部分下層還受損了。
這時，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下層就會表現為立場右轉，也就是要求國家和民族利益優先，取代普世價值和國際主義。
將心比心，其實這本身是很自然的、完全可以理解的訴求，無非是訴求表達的方式是否理性。
這種具體表達在歐洲主要就是輿論壓力和社會運動。如此前發源於
法國，蔓延歐洲多個國家的黃馬夾運動，但歐洲政治整體上並未因此而出現嚴重的民粹化，政治精英依舊頂住壓力，大體維持著原有的政策路徑。像法國總統馬克龍，試圖用一些收入二次分配上的傾斜來彌合矛盾，但是效果不佳。
而在美國，這種表達就成了嚴重的政治民粹化，也就是頂層利用下層形成合謀，來對抗原有的上層政商精英，進而推動國家政策路徑發生一些轉變。這個“頂層”指的自然就是川普政府。
有人把川普看成民粹化和右轉的原因，這其實搞反了，川普是結果而非原因——是政治民粹化和下層右轉，才給了川普透過立場投機來獲取選票上臺的機會。以美國現在的社會情況，沒有川普也會有“廣普”的。
而中國的右轉則來源於不同的原因。
有誰還記得 1999 年朱鎔基總理訪問美國時是怎麼說的，他原話是說：“我此行來美國，是要讓美國人民消消氣。”這是當時中國的姿態。
現如今，如果中國再擺出這樣的姿態，恐怕第一個不同意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廣大群眾。別看一些網路平臺上還有不少向西方低頭的聲音，但是中國最廣大的民意在近些年已經實質性地轉變了。
隨著國力的增長，疊加近代屈辱歷史的集體記憶，使得中國人近些年脾氣有點大，也沒法像上世紀 90 年代到 2000 年初那樣，打碎牙往肚裡嚥了。
所以，這種全球範圍內的立場右轉，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抬頭，就成了全球化最大的阻力。
三、美國對華戰略態度
除了這兩個背景以外，還需要補充一個戰略基本點，就是美國對華戰略態度問題，這也是我們此前有所提及的。
美國的全球利益是建立在軍事、政治、貨幣、經濟、文化、技術多方位的霸權上所形成的套利能力。這種套利能力賦予了它獲取資本超額收益和貨幣超額購買力的能力，可以說是美國的根本性利益。
而中國目前是第一個實質性挑戰者，因為中國的生產和消費兩端都已經超過了美國，這是此前的德國、蘇聯、日本都沒有做到過的，並且在技術、軍事、貨幣、政治等領域保持追趕，快速拉近與美國之間的距離，逐步走向並肩期——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對美國根本性利益的威脅。
故而，站在美國的立場來看，它的反華戰略本身就是具有確定性和持續性的，並不需要什麼額外的推動因素。這是整個精英層面的共識，分歧無非是在於實際操作手段層面。
四、疫情不會引發國際政經的結構性顛覆
結合以上兩個背景、一個基本點，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也好，反全球化也好，中美對抗也好，都是具有唯物的經濟利益基礎所決定的結構性問題，而意識形態只是一種唯心的工具，唯物的經濟利益才是最根本性的。
那麼我們回到疫情，新冠疫情是不是一種唯物的結構性顛覆力量？顯然不是。
什麼叫結構性顛覆？就是可以根本性改變全球力量格局和利益分配的劇變，比如納粹德國戰敗，比如蘇東集團解體。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國際交流都有削弱，雖然削弱程度有強有弱，但至少到此時此刻為止，尚且算不上一種結構性顛覆，只是一個衝擊力巨大的意外事件，大到可能超過“9·11 事件”、超過次貸危機。
那麼有了這個基本認識之後，我們就明白，自己不應該被此時此刻你來我往、激烈對抗的國際輿論給嚇住。其實這些看似激烈甚至極端的國際輿論，很大程度上是各國國內政治的一部分。
是不是有點難理解？國際輿論是國內政治，其實也不復雜。
我舉個例子。大家有沒有印象，美國的一些議員，比如盧比奧、麥卡錫，日常都會炮製一些有點莫名其妙的反華言論或者提案，其中很大一部分並沒有被正式地報道到我們國內來。
雖然現在媒體發達、社交網路發達，總會以某種形式傳過來，但美國人是做事很直接大方的性格，如果用意就是針對我們的話，他們的媒體一定會以正式的方式直接懟到我們臉上，比如說像“臺北法案”那樣。
如果實際上沒有，那說明了什麼？說明其實他們本來也沒打算告訴我們，這只是他們的政客在他們國內政治當中謀取政治資本、尋求政治支援的手段，或者有時候也是為了轉移注意力來“甩鍋”，逃避責任。
目前，就西方疫情這麼個狀況，加之主觀應對措施做得又很差，內部壓力巨大，那麼這時候在外部豎一個靶子來轉移壓力、推卸責任，就是一個最便利的選擇。
類似的，我們這邊，新聞聯播把蓬佩奧罵了一個禮拜，其實也是在統一國內的共識，讓大家對國際情況有個認識。其實，蓬佩奧很重要嗎？不重要。他除了打嘴炮，有幹過多少正事嗎？
本來，疫情如果只發生在中國，那直接會被黑成中國的“切爾諾貝利”；現在局面搞成這樣，眼瞅著要變成整個西方的“馬奇諾防線”了，輿論上就難免有點瘋狂地走向黑白顛倒和秀下限。
所以，
一方面不必被疫情當中兩邊看似激烈的嘴仗給嚇到；另一方面也要明白，反全球化和中美對抗是目前深刻的結構性問題，是不以疫情為轉移的問題，會長期存在下去（長度關係，這些對抗細節我放到下期來分析）。
五、全球經濟面臨通縮壓力
我覺得到目前這個時間點的資訊來看，可能主要機構都低估了疫情對經濟的長期影響，包括 IMF、包括白宮、包括歐盟，也包括我們，我此前也是低估了。
短期的劇烈影響大家基本都猜得到，這很好猜，畢竟停工封鎖，肯定是短期斷崖式下跌。但長期影響，隨著對病毒瞭解的加深，以及國外實在有點過於炸裂的抗疫表現，大家現在才開始有一個比較客觀、有依據的認識。
安東尼·福奇從白宮防疫小組被踢出來之後，最近的口風有點變，開始擔憂二次爆發。可能是被踢出來以後說話就相對自由一點了，也可能是想維護一下自己的學者形象。
福奇是傳染病領域的頂級大佬，全球第一不敢說一定是他，前三肯定有他。此前也是一位科學精神和品德上很受敬仰的學者，但這次防疫工作中落了個裡外不是人，充分說明了環境的重要性。
二次爆發其實有兩種可能：一是歐美復工後的疫情反彈；另一種是今年秋冬的二次流行。
加上目前國際上對疫苗有點悲觀：一個是開發進度問題；另一個是長期有效性問題。
這樣的話，只有“不發生二次爆發”+“疫苗及時且長期有效”這個最優組合的情況下，全球經濟的損失才會比較可控，否則都會陷入泥淖式的長期軟衰退。
歐美復工，可以在比較大程度上恢復生產，但是疫情之下，社會消費信心是不可能恢復的。本來全球這幾年經濟的主要問題就是需求疲軟、消費潛力不足，進一步疊加消費信心不足的話，會形成巨大的通縮壓力。
這裡可能有點難以理解，為什麼全球印鈔還會通縮？不是應該通脹嗎？這個是我們下一個大主題“金融”裡面要討論的，比較複雜，今天就不展開，大家可以先記住這個結論：全球目前有通縮壓力。
雖然我國有比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可以透過新基建投資、內需刺激來挖掘需求，但是逆週期對沖不可能百分百對沖，外部環境過於疲軟的話，經濟也會持續低迷。
而歐美如果進一步印鈔放水來對沖通縮的話，會持續刺激資產價格泡沫，進一步劣化社會收入二次分配結構，拉大貧富差距。短期可以刺激，但是最終會削弱中下層的消費能力——這本來就是 2008 年次貸危機以來最大的問題。
這樣背景下，全球經濟，連帶中國經濟可能都會進入一種低位震盪狀態。
舉個例子就是：上證指數 3500 點上不去，但 2500 點真心也跌不下去，持續在 2600-3000 點這麼個區間裡來回震盪，很難走出來。這是一個個人投資上比較難以抄底的局面，因為沒有明顯的觸底反彈。
我知道危機之下，不少有閒錢的朋友都想抄底，這個局面就會比較麻煩。關於具體投資，我們也會在後面的“金融”主題裡再講。
好了，疫情對國際關係、國際經濟的影響就講這麼多，下期我們補充一下中美對抗的一些分析。
其實，本來“疫情的影響”我想兩期講完的，結果長度有點超，那麼我的原則還是內容優先，多加一期把內容講完整。然後再往下就要開始“金融”這個新主題了，這個主題會複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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