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東西情報站》，我是大白。
今天我們順著上期的伏筆來聊一聊中美對抗的具體局面，這個話題稍微有一點敏感，有的朋友可能會帶情緒。
我個人原則，對於國際政治問題，是從客觀局勢出發，討論成敗、得失、利害這樣的效用問題，不太會去涉及善惡對錯這樣的道德問題。
這不是說國際政治裡面就沒有道德，我們的王道哲學、天下體系都是一種國際政治當中的道德觀。這裡面其實是一個兩難的哲學問題，是一個天平兩端的平衡。
一、國際政治以功利主義為主、絕對主義為輔
天平的一端是 ?Moral?Reasoning（功利主義或者結果主義道德觀），代表人物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家 Jeremy Bentham（傑里米·邊沁）和我們的先秦大家墨子。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詞聽上去有點冷漠、有點見利忘義，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其實邊沁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而墨子主張的“兼愛非攻”也並不冷漠，因為功利主義追求的其實是效用最大化。
如果我把“效用”這個詞替換成“幸福”，你可能就不會覺得冷漠了——幸福最大化，總的來說，什麼能帶來效用和幸福，功利主義就往什麼方向走。但是，有時候為了達成總體的效用，也有可能會犧牲部分的效用，所以也難免有冷漠的點。
天平的另一端是 Categorical?Moral?Reasoning（絕對主義道德觀），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扛把子”Immanuel Kant（伊曼努爾·康德）和我們的漢代大儒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
絕對主義這個詞聽上去是不是有點刻板？這次是真的有點刻板——絕對主義不承認相對性，強調人對道德準則的本源性、絕對性的堅守。一般情況下會體現得有原則、有底線、有品格，但遇到效用與原則的衝突，尤其是個體效用與原則衝突的時候，會存在落入機械性的問題，顯得不近人情。
講這兩段是給大家做一個心理建設，功利道德觀和絕對道德觀其實不存在單純的誰好誰壞的問題，是一個動態的平衡，過於朝哪邊偏，都會讓人難以接受。
總體來說，國際政治是功利主義為主，絕對主義為輔。西方——目前大家應該都能感覺出來，過度滑向了功利主義一端，以至於顯得有點道德水平滑坡；而如果過度滑向絕對主義，那就變成宋襄公了，沉湎在自己的道德想象中自嗨。
有了這個心理建設準備後，我們來看看中美對抗的局面。
首先，我們來定一個基調：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國情諮文》《全球威脅評估報告》五份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報告中，都把中國定義為美國的首要戰略威脅和戰略對手。
所以，不管我怎麼想，不管你怎麼想，不管中國怎麼想，反正美國已經把我們定義為威脅和對手了，這是明確的敵對態度。
具體到對抗細節，我挑兩個剖面來分析，分別是經濟貿易和意識形態。我們都以 2016 年為分界點看看前後變化，這個時間點就是美國整體右轉，然後選出了“懂王”川普這個總統的時間點。
二、中美對抗之經濟貿易
2016 年底川普當選後，中美在經貿領域就開始逐步進入了明面對抗的狀態，直接表現就是後來的貿易戰，而貿易戰又分為關稅戰和高科技封鎖兩部分。這件事情的動靜搞得無比之大，全球都捲了進來。
1.關稅戰
川普其實並不單單是跟中國開戰，而實際上是把日韓、歐洲、印度甚至巴西都給一起捶了一遍，四面出擊，亂拳打死老師傅。這件事也搞成了大多數人最關注和最恐慌的事情，但其實這件事情沒大家想得那麼嚴重，我們具體來看。
關稅戰這一塊，美國的口號是“讓製造業重回美國”，那麼問題來了，製造業需要什麼？
實際情況呢？
基建方面——美國已經四十年沒有更新了，嚴重落伍；
人力資源方面——美國的“大眾快樂養豬教育”也已經進行了三四十年了，普通製造業人力資源不如中國、不如法德、不如日韓，甚至都不如一些東歐國家，極少數高階製造業，比如航空、半導體保持得不錯，但是這塊本來就沒有遷出過美國，所以不存在迴流的問題；
產業鏈方面——美國的普通製造業產業鏈也已經斷了三十多年。
所有這三點並不是完全不可恢復，但是需要很長時間和巨大的投入。重新建設基礎設施、重新振興大眾教育、重新積累產業鏈，涉及到的投
資恐怕是數十萬億美元級別的。如果美國願意這樣去投入，那我個人很樂意看到那個可以建設二十萬公里鐵路、可以造出土星五號的美國重新回來，這對全世界都是好事。
但問題是，美國並沒有這樣去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美國的商務部、財政部網站，美國這幾年裡在這些方面幾乎沒有做什麼實質性投入，比奧巴馬時期還要少。
川普做的無非是到處打嘴炮：“製造業，你們回來吧，回來吧，我給你們優惠，你們快回來吧。”可全球的產業資本家們又不傻，關稅只是一點財務成本問題，而缺乏製造業基礎，那直接就是生意能不能做的問題。
於是，川普只能去富士康奠基儀式上鏟兩鏟子土，做個秀來矇混過關。而實際上富士康這個專案，至今還是一動不動的狀態，基本是要爛尾了。
這裡有人可能會提福耀玻璃，但這個要注意，福耀是 2013 年開始籌劃去美國的，和關稅戰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玻璃是高能耗工業，能源價格對生產成本影響非常大，中國是能源貧乏國，不可能跟美國競爭工業能源價格，這一塊本來就是美國的比較優勢。
所以說到底，這場關稅戰只能對中國造成一時的財務損失，很難撼動中國的製造業產業鏈基礎。
中國目前出於比較優勢的變化，有一部分低附加值製造業確實在遷出，這一點不必過度擔憂，只要主導權和核心環節在中國手中，那就是產業鏈的合理擴張和配置。比如成衣製造遷往東南亞，但設計、面料、印染、精加工等這些環節依舊在華東地區。
我們不可能既要收入水平增長，又抱死所有低附加值產業不放，這本來就是蹺蹺板的兩頭。
而事實上，真正能對中國製造業造成打擊的，恰恰不是川普這屆政府的蠻力關稅戰，而是奧巴馬時期乾坤大挪移式的 TPP 協定。
製造業所需的基礎，美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那麼誰有？世界有。利用美國的政治力量進行干預，在世界範圍內嘗試去重新組織產業鏈，才是有可能撼動中國的路徑。
製造業領域，生產規模決定生產效率，消費規模決定利潤規模，而生產效率和利潤規模就是製造業企業的命脈。中國在生產規模和消費規模上都已經是世界第一，這一點天然就對製造業產業鏈具有強大的向心力。任何一個單體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在這兩方面追上中國。
如果整合足夠多國家的體量和比較優勢，雖然未必能贏，但基本是唯一可以跟中國在製造業領域一戰的路徑。
不過，奧巴馬苦心經營多年的 TPP 朋友圈，讓川普給砸了個稀爛，這條路徑基本上已經被堵死了。四處開戰的做法更是破壞了原本的盟友關係，即便是未來的美國總統想要去恢復這個戰略路徑，也需要重新去修復盟友關係，裡外裡和當初的時間點相比，已經過去了十年，視窗期早就沒有了。
2.高科技封鎖
年紀不大的朋友可能不一定聽過兩個詞，一個叫“巴黎統籌委員會”，一個叫《瓦森納協定》。前者是蘇聯解體前針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技術封鎖和貿易禁運；後者是蘇聯解體後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新封鎖方案，說白了，後者基本上就是給中國量身定製的。
西方對我們的高科技封鎖是打從二戰之後就一以貫之的，從來就沒有變過，現如今無非是加入了行政手段來干預華為、中興、大疆、海康威視這些企業的日常經營。這確實是一時的困難，但不是根本性的影響。
對於一個有志於自主研發並積極投入行動的國家，對高科技最有效的打擊方式，其實是利用資本優勢來對市場進行飽和式的佔領，甚至進行傾銷，而不是封鎖。
比如三星跟我國在顯示屏領域的價格戰，隨著我國突破到哪個階段，三星就把價格戰打到哪個階段的產品——這是對我國顯示屏企業發展的有效遲滯。商業領域天然就是厭惡長週期高額的不確定性投資，傾銷就是順應這一點去削弱自主研發的力度。
而加強封鎖，雖然未必說我們每個領域都能順利研發出來，但早晚在大部分領域都會獲得成果，典型的例子就是軍工、核電、重型機械、特種船舶、盾構機、特高壓、水輪機等這些高度封鎖的高技術領域和汽車這種幾乎沒有什麼封鎖的民用技術領域之間的對比，我國在前者的技術進展是明顯超過後者的。
況且對於美國自己，高科技企業本身就有著巨大的成本投入，如果損失了中國這個最大的市場，會對自己的企業發展和進一步的技術研發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以半導體為例，中國買走了世界上 70% 的晶片，其中，中高階晶片部分更是直接超過了 80%。從這個角度講，徹底的高科技封鎖對於美國而言，本來也不現實，簡直就是一命換一命的做法。
綜合關稅戰和高科技封鎖這兩塊可以看出，中美在經貿領域對抗的變化——確實，局勢在劇烈變化，一頓亂拳打過來，讓我們一時有點疲於應對，加大了短期的壓力，但其實並不動搖根本，甚至反而還減小了長期的壓力
，增大了長遠的戰略空間。
五千年的文明瞭，不必急於幾年的得失進退，我們有的是耐心。
三、中美對抗之意識形態
我先給大家念一段話：
“2019 年，美國對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的介入，使得大陸的自由主義話語體系被大大削弱，自由派精英幾乎全部失語和陷入被動，自由主義不再是中國知識精英的道德標準。這樣的政策既不符合美國自由主義目的本身，也無法將自由主義本身作為政策工具。結果是在中國激發了近三十年空前的民族主義和低成本的團結精神，進而阻礙了『阻止中國崛起』的現實主義戰略目標。”
這段話不是我說的，是米爾斯海默說的。
米爾斯海默是誰呢？簡單地說，美國活著的人裡面“戰略思想第一人”。“戰略實操第一人”是基辛格，“戰略思想第一人”是米爾斯海默，也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提出者、美國最重要的鷹派智庫。
米爾斯海默這一段話，顯然是有點著急了，把大實話給講了出來。至於他為什麼著急，其實他也說得明明白白了，自然是看到美國近年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局面和負面後果。
美國的意識形態戰略混亂主要體現在兩塊：
1.全國驟然右轉
幾乎公然放棄了自己塑造了半個世紀的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觀念，轉向了狹隘民族主義、極端保守主義。從世界警察和衛道士，搖身一變成了土匪流氓，開始從責任和貢獻轉向在各個方面向各個國家花式敲詐、勒索、賴賬。
且不說這些敲詐、勒索、賴賬大多其實不能得逞，就算是得逞了，也無非是一些幾千萬、幾億最多十幾億的利益，對於美國這個體量的國家來說，是真正的蠅頭小利，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而這個過程中卻徹底毀掉了自己經營了數十年的道德高地、正義性和號召力。
有的朋友可能不理解這種正義性和號召力的作用，覺得這些都是虛的——這個其實是低估了精神的力量。這種佔據道德高地、輿論高地的正義性和號召力，不單是對己方內部激發凝聚力、能動性至關重要，也對瓦解敵方內部共識和團結作用巨大。
一個小國可能用不上這些，但對於大國是最低成本、高效率的意識形態工具。這就是為什麼古代打仗都要講究師出有名，曹操甚至還要搞個“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是為什麼冷戰時期美蘇之間一邊高舉自由，一邊高舉民主，吵得不可開交。
美國一頓操作搞得大家目瞪口呆，盟友回味過來後開始有所離心離德、同床異夢。我們中一些原本迷戀於燈塔形象的人也開始有所改變看法，開始重新認識世界，重新認識美國，也重新認識自己。此刻，傾斜了三十年的意識形態天平，開始向東方偏轉。
2.對地緣政治底牌的輕率濫用
在沒有準備、沒有全域性規劃、沒有時機把握的情況下，一次性在南海、中國臺灣和香港、朝鮮半島、中東全面搞事。尤其是在香港的介入和在中東的暗殺，具體情況應該不用我再複述了，大家也都看吐了。
事實上，這一頓搞事沒有對美國產生什麼實質性收益。在這些地緣政治敏感地區的介入雖然給中國造成了一些煩擾，但也僅限於此，並沒能形成什麼實質性的顛覆，中國對於周邊地緣政治依舊保持著控制。在中東暗殺了一名將軍，也不能對伊朗產生什麼實質性的瓦解。
這些操作的客觀結果：一方面浪費了地緣政治的底牌；另一方面如米爾斯海默所說，直接使得各國的親美派失去了話語權，客觀上是在幫對手完成共識凝聚和內部團結。
這一點大家應該深有體會，香港這場大戲，直接就成了一堂大型愛國主義公開課。再疊加這次意外的新冠疫情，又打垮了西方的人權高地，一時間竟然還讓人有點不適應了。
我最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現在開始，美國可是具備了巨大的低人權優勢了。”低人權優勢這個詞原本是美國扣在我們頭上的，說我們不顧人權，所以有成本優勢，現在局面顯然是倒過來了。
客觀講，意識形態這個領域的驟變，是超出我們預料的。如果是個建制派總統在任，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建制派的做法會繼續沿著原本的意識形態話語優勢，進行內部瓦解和軟顛覆。
雖然時至今日的中國也已經很難被這種做法影響到根本，但無論如何都要比目前的情況應對起來更加複雜和更加防不勝防。
燈塔打碎起來容易，想要再修復，就是難上加難。
四、總結
我分析這兩個剖面，不是想說“形勢大好”“我們要躺贏了”，而是想告訴大家：我們目前面對的中美對抗局面，實際上是一個短期劇烈動盪、局勢混亂，以至於一時間確實有一些應對壓力，但卻是一個長期威脅降低、根本性問題有所好轉的情況。
所以我常說，不要被表面的紛繁複雜、咋咋呼呼給嚇到，要有穿透視角——穿透到問題的主軸。
不過話說回來，目前的局面也不是完全沒有風險。
美國
目前兩黨惡鬥太過出格，如果最終美國國內局勢威脅到了川普本人以及他的家族和財產，也不排除川普會在外部採取極端措施來轉移壓力或者製造連任機會，比如在國債問題、中國臺灣問題、南亞問題上採取一些過激的做法。
雖然是小機率事件，雖然我們也有充足的軍事自衛能力，但是這種情況一旦發生，終究是個所有人一起遭受損失的局面。只能說，但願不要發生。
延長了一期，結果還是超時了，這個話題其實不小，以後根據時事變化，我們還會作相關討論。下一期就要開始金融主題了，祝大家週末愉快，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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