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年前，弟弟的屍體在遙遠的異國他鄉被發現，赤身裸體，墜崖而死。
警方說是自殺。
但是哥哥從來不相信。
案子塵封幾十年。
哥哥從年輕人變成了老頭，也變成了億萬富翁。
他依然沒有忘記弟弟不明不白的死。
為了找到真相，他懸賞百萬美元，召集頂尖團隊，發誓一定要為弟弟伸張正義。
終於，有一天，有人提供了一條線索。
這條線索引導他慢慢發現，弟弟不是唯一一個神秘死在那個地方的人……
1、“你弟弟死了”
最初的訊息是從遙遠的澳大利亞傳來的。
那是在 1988 年 12 月。
史蒂夫·約翰遜在美國的家裡接到電話，那頭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警察局。
他們告訴史蒂夫，他的弟弟斯科特·約翰遜死了，他們剛剛發現了他的屍體。
斯科特的屍體是在悉尼的曼利海灘發現的。
一個 13 歲的男孩和他的父親偶然來到海灘上，遠遠地在北頭懸崖底部的岩石上望見了一具死去多時的屍體。
走近一點，他們一眼就看出來面前的死者是因為什麼而死的。
因為屍體一絲不掛，詭異之極。
所有的傷勢都一清二楚，很容易就判斷出，斯科特死於從高處跌落。
毫無疑問就是從後面那座 90 米高的懸崖上摔下來的，那裡有個叫藍魚角的瞭望臺。
果然，一個漁民在懸崖頂上找到了斯科特脫下來的衣服。
它們整整齊齊地擺好，有一支鋼筆放在上面，旁邊還有鞋子和襪子。
（斯科特脫下來放在懸崖上的衣服和鞋襪）
警方後來從口袋裡找出了斯科特的手錶、ATM 卡、寫有他名字的學生旅行卡、公共汽車票和一張 10 美元的鈔票。
於是確定了死者的身份。
放下電話，史蒂夫整個人都沒了魂。
不光是史蒂夫，對全家來說，天塌了。
史蒂夫的母親在得知噩耗時發出的哀號，一直在他的餘生裡揮之不去。
他自己蜷縮在角落裡痛哭了半小時。
但是該做的正事還得做，一定要找出是誰應該為斯科特的死負責。
他用最快速度飛到澳大利亞，親自去見警方，看看他們怎麼說。
警方對他說，初步判斷，斯科特理應是自己從懸崖上跳下來的。
原因很簡單。
第一，以前就有人在那座懸崖跳下自殺過，斯科特是有樣學樣。
第二，如果是他殺，那堆衣服怎麼解釋？誰會讓斯科特先脫光衣服，幫他疊好，再把他推下去？
所以，斯科特肯定是想不開了，來到這個有名的自殺勝地，兩眼一閉，一了百了，赤條條無牽無掛。
史蒂夫覺得難以置信，家裡人也不能接受。
他的姐姐特里聽說警方的結論後，只說了一句話：“那可是斯科特，拜託，不可能。”
斯科特是怎樣一個人？他為什麼不可能自殺？
可以說，斯科特是天之驕子。
他是家裡四個孩子之中最小的一個，除了史蒂夫，還有兩個姐姐，所以也是最受寵的一個。
雖然家裡很窮，居無定所，但是一家人感情很好，尤其是斯科特和比他大兩歲的史蒂夫，兄弟倆特別要好。
長大後，斯科特成了一個數學家，讀的是加州理工學院、劍橋大學這種頂級名校，去世前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讀博士。
和他合作寫過三篇論文的一位教授說，斯科特死後，他就再也沒見過像斯科特那樣聰明的人，他也不指望還能碰到一個。
但 27 歲的斯科特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尤其在 80 年代尚且顯得十分特別，那就是——
他是個同性戀。
而且他在 5 年前就已經在劍橋大學遇到了一生的愛人，一個來自澳大利亞的音樂學者。
本來一從劍橋大學畢業，斯科特就要回美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的。
可是為了追隨愛人，他跟著回了澳大利亞。
男朋友早就向家裡人出了櫃，他的家裡人也很開明，把斯科特當自己人對待。
於是，斯科特安安心心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繼續讀博士，每週還去悉尼麥考瑞大學上兩次研
討課。
兩個小夥子在堪培拉和悉尼之間兩頭跑，在悉尼時就住在男朋友父母的房子裡，一起住的還有男朋友的姐姐。
總之，雖然在性取向上屬於少數人群，但才華橫溢的斯科特事業前途無量，感情穩定和諧，怎麼看都是人生贏家的樣子。
這樣一個人，有什麼理由自殺呢？
但是人內心深處的秘密，也許只有自己才能面對。
看似萬事如意的斯科特，原來也有黑暗的一面，這一點史蒂夫是後來才知道的。
2、自殺？
把自殺和斯科特聯絡在一起，真的不可能嗎？
史蒂夫一開始不相信，直到弟弟的男朋友告訴他一件隱秘的往事。
就在認識男朋友一年多後，斯科特有一次對他說起，自己考慮過用跳下金門大橋的方式結束生命。
史蒂夫不清楚弟弟為什麼這樣想，但可以肯定的是，斯科特臨死的一週前，還提起過自殺這回事。
那是 1988 年 12 月 3 日，斯科特在自己的 27 歲生日派對上，和一個朋友一邊泡泳池一邊談論抑鬱症，他說自己有想到過自殺。
而且是兩次。
說完這番話後不到一週，12 月 8 日到 10 日之間，斯科特就死了。
這讓史蒂夫很震驚。
他一定要知道弟弟在生命的最後幾天在做什麼。
費了不少功夫，他終於弄清楚弟弟那幾天的行動軌跡——
12 月 5 日，男朋友陪斯科特在悉尼開完生日派對，自己就開車先回堪培拉了，離開之前，斯科特還好好的；
12 月 7 日，斯科特先是去麥考瑞大學見導師，再在 CBD 用 ATM 卡取了 50 澳元，晚上 23 時左右回到位於富人區蘭灣的房子裡，男朋友的姐姐聽到了他回來的聲音；
12 月 8 日，早上男朋友的姐姐和斯科特打了個照面，她是最後一個見到他活著的人；
上午 10 時 30 分，斯科特給導師打電話，約好了 12 月 14 日的下一次見面；
後來，斯科特還給另一個朋友打電話，通話內容平平無奇，但這是世界上最後一次有人和他說話。
這之後斯科特的行蹤，就沒有人知道了。
沒人知道他為什麼會出現在北頭懸崖。
也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會從那上面跳下來——如果警方說的是真的。
至於疊好的衣服上面放著一支鋼筆——警方據此推測，斯科特應該寫了一封遺書，留在那裡，用鋼筆壓著，現在找不到，可能是被風吹走了。
1989 年 3 月 16 日，透過檢屍官的裁定，新南威爾士州警方正式得出結論：斯科特死於自殺。
案子就這樣結了。
史蒂夫不甘心。
儘管知道弟弟曾經有過自殺的念頭，但他仍然堅持認為，弟弟的死是他殺。
理由有二。
一個是，真正想自殺的人都是悶不做聲就把事給幹了的，斯科特都敢於把這麼陰暗的想法說給朋友聽了，說明他已經走出了心理的陰霾；
另一個是，他還和導師約好了見面時間，如果早就盤算好要自殺，是不會這麼制定計劃的。
總之，說他固執也好、一廂情願也罷，史蒂夫打心底裡從來就不相信，弟弟會選擇自殺的歸宿。
但是他無法向警方提供任何證據。
他只能帶著無盡的傷痛回到美國，懷著對弟弟的懷念，繼續生活。
就這樣，17 年過去了，時間一晃就到了 2005 年。
在這 17 年裡，史蒂夫趕上了網際網路創業大潮。
他發明了一種網際網路的演算法，參與了美國線上（AOL）的創辦，成功地變成一個千萬富豪。
生活奢華，事業發達，但 17 年來，斯科特的死一直糾纏著史蒂夫。
直至 2005 年的一天，他偶然讀到一份調查報告，報告令他震驚不已。
這份報告改變了一切。
3、另兩個死者
報告是新南威爾士州的副州驗屍官經過調查後寫成的。
這位驗屍官裁定，20 世紀 80 年代至少有兩起死亡案件，死者其實是被謀殺的，卻被悉尼警方認定是意外。
第一個死者叫羅斯·沃倫，是一個電視臺的新聞主播。
25 歲的羅斯和斯科特一樣，英俊、有才華、也是個同性戀。
不過他沒有公開出櫃，因為當時一個同性戀想在電視行業取得認可，基本不大可能。
他也沒有固定的伴侶，住在離悉尼不遠的臥龍崗，只能在週末開車去悉尼，做真實的自己。
直白地說，就是約炮。
1989 年 7 月 22 日是一個週日，凌晨 2 時 15 分，他開車去悉尼的另一片海灘——邦迪海灘。
那裡有個地方叫馬克公園，是同性戀尋找一夜情的聖地。
他原本打算從馬克公園離開後，就去一個朋友家借宿的，可到了第二天下午，朋友還是沒等到他回來。
電視臺演播室等著他開播，都耽誤了。
朋友知道他常去馬克公園找樂子，就去那裡找他，結果只找到了他的車，停在附近的街邊。
朋友報了警，警方搜查了馬克公園，在一座懸崖下面的岩石上發現了他的車鑰匙。
到 7 月 28 日，人還是沒找到。
警方得出了結論：羅斯是“出於某種原因而落海”，只能等他的屍體自行浮出水面。
但是羅斯從此再也沒有出現在太陽下面。
他應該是早就死了，而且死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警方說，這是意外。
第二個死者叫約翰·拉塞爾。
約翰 31 歲，是個酒吧招待，剛剛繼承了一筆 10 萬美元的遺產，正準備蓋一座新房。
和羅斯一樣，也和斯科特一樣，約翰也是個同性戀。
1989 年 11 月 23 日，他的屍體在馬克公園的懸崖下被發現，是摔死的。
左手緊緊攥著一樣東西——一撮金髮。
警方進行了屍檢，檢查出他體內的酒精含量很高。
於是得出結論：約翰是喝醉了失足從懸崖上掉下來摔死的。
那撮金髮呢？
什麼也不算，再說警方還沒做過檢驗，就不小心把它弄丟了……
警方說，沒有任何可疑之處，這也是意外。
但是寫報告的那位驗屍官說，警方對羅斯案的調查是“嚴重不足和可恥”的，對約翰案的調查也是乏善可陳，不值一提。
把這兩起案子和斯科特的“自殺”放在一起看，你看出蹊蹺來了嗎？
斯科特、羅斯、約翰，三個人都是同性戀，三個人都在短短的一年內死在悉尼的海灘，三個人的死法也很相似。
史蒂夫也看出來了。
這就是最讓他憤怒的地方，悉尼警方竟然沒有覺察這些案件之間的聯絡，不負責任地統統當做意外或自殺。
史蒂夫震驚萬分地意識到，弟弟的死也許不是孤立的，而是一連串惡性案件之中的一例。
但警方的疏忽導致它們被當做小事一樁。
如果沒有羅斯的母親，那位驗屍官也不會想到去重新審視羅斯的失蹤。
羅斯的母親多年來一直沒有放下人間蒸發的兒子，她經常給警方寫信，卻得不到回覆。
直到那些信偶然間被送到驗屍官的手上。
羅斯的母親說：“我意識到，對警方來說，我兒子只是一個統計數字，但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還好，她等來了回應。
更可怕的是，警方的態度說不定還不止是無意的疏忽。
史蒂夫回憶起來，警方當初問過他很多次，你知道你弟弟是同性戀吧，同性戀很容易去自殺。
從一開始，警方就帶著先入為主的偏見去消極調查，多年來也固執地拒絕史蒂夫推翻自殺裁定、重啟案件的要求。
要不然你怎麼解釋，約翰臨死前攥在手裡的那撮金髮，如此重要的證物，怎麼能說丟就丟呢？
不能再把希望寄託在警方身上，史蒂夫決定要靠自己的力量。
既然已經知道的案件都有三起，史蒂夫相信肯
定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無頭冷案”，他要做的是把它們都找出來。
如果把這些案件綜合起來，就能看出某種隱藏的模式。
模式後面，就是害死斯科特的人。
那會是一個心理變態的連環殺手，還是一群走火入魔的邪教教徒？
史蒂夫不知道。
他也不在乎。
內心燃燒著憤怒的他下定決心，無論是誰，他都要把那個人從地獄裡揪出來。
4、悉尼最黑暗的一面
“要做什麼”很清楚了，史蒂夫下一步是解決“誰來做”的問題。
幸虧他已經是個有錢人了，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於是，擁有“鈔能力”的他組建了一個由 12 個人組成的精英團隊，他們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專職追查悉尼的一系列類似案件。
團隊成員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有律師，有偵探，有資深的調查記者，也有馬薩諸塞州前任司法部長。
這些人做的事情，已經不僅僅是為了斯科特，還為了更多死得不明不白的人。
團隊編制了一份與這些案件有關的 50 人名單，然後按部就班，一一進行詳盡的調查。
史蒂夫猜對了。
隨著團隊蒐集到的材料越來越豐富，與越來越多的受害者家屬取得聯絡，整件事的面目就越來越清晰，他們就越來越近地觸控到真相。
當事情的全貌呈現在史蒂夫眼前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悉尼最黑暗的一面，就這樣被撕開了。
這座美麗的城市擁有長長的海灘，但是那一條風景如畫的海灘，卻是罪惡橫行的所在。
從 20 世紀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初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那裡發生了很多起毆打、襲擊和死亡案件。
這些案件都是在深夜發生的，針對的物件是特定的人群，就是——
同性戀男子。
在那個年代，身為同性戀的人，日子不好過。
直到 1984 年，同性戀才在新南威爾士州合法化，可是在社會上，同性戀依然受到普遍的歧視。
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談情說愛，只能聚集在邦迪海灘、曼利海灘那些地方，尋求一時的慰藉。
但恰恰有人埋伏在那些地方，把他們當做獵物一般獵殺。
他們往往落單，所以極少能夠逃脫，最後的結局不是變成冷冰冰的屍體死在海灘上，就是失蹤。
那麼，兇手為什麼要加害這些無辜的人呢？
再明顯不過了，這樣幹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兇手仇恨同性戀。
他看不慣同性戀在他生活的土地上出現，發誓要趕盡殺絕。
久而久之，這種迫害甚至變成了恐同分子的一種娛樂，兇手猙獰地狂笑著，把悉尼的海灘變成了冤魂不散的殺戮場。
這樣的案件，一共有多少？
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在悉尼這樣的死亡或失蹤事件大約有——
88 起！
它們之中那些一眼看上去沒有兇手的案件，最初都被警方不假思索地認定為自殺或意外。
因為警方對這群性取向特殊的人本來就帶著幾分輕蔑，隨隨便便就把這些案件給放過了。
另外那些有明顯加害跡象的案件，警方也按照一般的傷害罪來處理。
他們沒有正確地認識到，這些案件的仇恨性質。
他們也沒有認識到，這些案件已經在人們眼皮底下持續了這麼多年，變成這麼普遍而常見的事情。
這太可怕了。
這些發現令史蒂夫怒不可遏。
他不敢相信，如此令人髮指的罪惡行徑，竟然能在悉尼這個國際大都市橫行幾十年，而沒有被揭露、被制止、被懲罰。
這裡面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斯科特的遭遇，絕不只是他自己和史蒂夫一家、以及羅斯和約翰的悲劇。
一定要把更多的受害者聯合起來！
5、一起又一起的冷案
史蒂夫四處奔走呼籲，敦促政府正視此事，他的努力最後總算是讓警方看到了。
迫於輿論壓力，警方終於開展了對斯科特之死的第二輪調查，但是這次調查只是把以往的證據重新審查一遍而已。
但這就足以讓人看到希望了。
經過審查證據，負責調查的驗屍官認為，悉尼的同性戀仇恨文化即使長期存在，也不足以證明，斯科特是被謀殺的。
不過驗屍官做了最關鍵的工作，那就是推翻了原來的自殺裁決。
他把案件提交給新南威爾士州專門負責調查未破的陳年舊案的“冷案”組，建議他們進行進一步調查，而且要考慮到所有的假設。
包括謀殺。
事情似乎有了突破。
冷案組的偵緝總督察手頭所有尚未解決的冷案一共有 700 多件，但是斯科特的死被放在第一位。
這時候，時間來到 2013 年 2 月，離斯科特的死已經快 25 年了。
但是，哪怕那些具有明顯相似之處的案例明明白白擺在眼前，還是不能說服警方。
到 2013 年 11 月，冷案組給出了初步結論：
他們認為，在史蒂夫的團隊向警方提供資料的 88 起案件之中，只有 8 起被認定“可能屬於同性戀仇恨犯罪”，另外 80 起則被解釋為其他原因。
在那被認定的 8 起案件之中，沒有一起發生在斯科特屍體出現的那個地區。
也就是說，警方不認可斯科特死於仇恨犯罪這個理論。
史蒂夫很失望，但他依然不放棄，至少警方同意悉尼是發生過針對同性戀的仇恨犯罪的，他可能需要更多更有說服力的東西。
在史蒂夫的團隊努力搜尋案例和證據的同時，澳大利亞的媒體也認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參與到發掘往事、揭開真相的行動中來。
不查不知道，一查，媒體就挖到了更多料。
歷史顯示，針對同性戀的大規模仇恨犯罪在悉尼從 80 年代初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 90 年代——
1980 年 12 月 2 日，一個古董商在商店被刺傷；
1981 年 10 月 17 日，27 歲的傑拉德身中 64 刀；
1985 年 4 月，變性人韋恩被槍擊；
1985 年 9 月 5 日，34 歲的吉爾斯在馬克公園失蹤；
1987 年 1 月 13 日，武術家雷蒙德在另一個公園被毆打；
1988 年 12 月 28 日，50 歲的威廉在公園廁所被活活打死；
1989 年 3 月 20 日，又一個變性人的屍體在南頭海灘的一個山洞裡被發現；
1989 年 5 月 4 日，一個叫約翰的被捆綁起來毆打，最後被割喉；
1989 年 10 月 14 日，36 歲的格拉漢姆死在懸崖下面，牛仔褲被脫到膝蓋處，頭部蒙著套頭衫；
1990 年 5 月 19 日，死的是一個教師；
1990 年 7 月 22 日，34 歲的泰國人，在馬克公園被三個青少年毆打，掉下懸崖摔死；
1990 年 10 月 24 日，一個 33 歲的紐西蘭人在另一個公園被毆打，送到醫院後死亡；
1991 年 11 月 19 日，一個當過騎師的 41 歲男子被金屬膠帶機砸死；
1992 年 8 月 22 日，64 歲的男子被毆打後淹死在海水裡；
……
這些觸目驚心的名字，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足夠令你毛骨悚然。
更重要的是，媒體不僅把許多看似孤立的案件聯絡起來，還揪出了也許應該為此承擔罪責的嫌疑人。
那麼，究竟是誰在持之以恆地作惡呢？
說出來可能會讓你大跌眼鏡。
幹下這些勾當的，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一個個小幫派。
它們有自己的名字：亞歷山大八人、邦迪男孩、塔瑪拉瑪三人、公園邊殺手……
組成這些團伙的兇手，不是罪大惡極的變態殺人狂，而是一群半大不小的中學生和失業青年。
根據媒體在事發多年後的調查，他們作案時年齡在 15 歲至 20 歲之間，大多數家境貧窮，都是白人。
他們把傷害同性戀當做日常的消遣娛樂，無聊的時候就彼此招呼——
喂，今晚要不要去“揍基佬”？
約好了，就一起出發，找個隱蔽之處伏擊形單影隻的同性戀。
幾個、十幾個人打一個，把對生活的不滿全部發洩出來，拳打腳踢，對方倒地，就跳起來狠狠地踩他的頭，最後抓住他的手腳，把他拋下懸崖。
然後哈哈大笑，心滿意足地各自回家睡覺，繼續當他們的好孩子。
媒體的報道一發布，全悉尼、全澳大利亞都炸了鍋。
那些受害者的家屬，長久以來都被警方告知親人是死於自殺、意外或者偶然的打架鬥毆，絕對沒有想到，他們是被殘忍獵殺的。
難道他們就白白死了嗎？
難道就沒有
人該為此接受法律的制裁嗎？
史蒂夫和他的家人正式呼籲對這些新的證據進行新的調查。
警方沒法再糊弄過去。
新南威爾士州的新任警察局局長走馬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三輪調查終於開始了。
對某一起案件先後進行三輪調查，這在澳大利亞史上也只是第二次而已。
2017 年 11 月，在等待 29 年後，史蒂夫終於等來了他想要的裁定。
警方承認，斯科特的確是因為同性戀的身份而成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他受到可能不止一個人的威脅或已成事實的暴力，被迫從懸崖上摔下而死亡。
警方也承認，他們之前沒有對此做出充分的調查。
史蒂夫聽到這個訊息，淚流滿面。
他回到斯科特摔下的那個懸崖邊上，對著弟弟的在天之靈說：
“30 年後，我終於可以說出這句話了——斯科特，他們在找殺死你的兇手。”
但是問題的難辦之處在於，那些案件都發生在幾十年以前，早已毫無線索，當年的兇手在不在人世都無從得知，又怎麼去抓住具體的人呢？
為了收集資訊，新南威爾士州警方宣佈，懸賞 100 萬澳元，獎勵給能夠讓他們抓住襲擊斯科特的兇手以及使兇手定罪的資訊提供者。
遲遲沒有人來。
到了 2020 年 3 月，史蒂夫又有大手筆——
他個人給懸賞金額再增加了 100 萬澳元。
整整 200 萬澳元，大概相當於 130 萬美元！
雖然希望很渺茫，但是史蒂夫總還懷著一絲希望。
“我這樣做，是為了斯科特，為了所有遭受仇恨犯罪的同性戀，也是為了我自己。”
畢竟他有的是錢，可他再也沒有弟弟了。
誰也沒想到，此時竟然真的迎來了意料之外的轉機！
6. 真相
一個女子給警方打電話說，她認識的某個人，可能就是他們要找的殺害斯科特的兇手。
她說，她親耳聽過那個人說，他在 1988 年 12 月中旬左右的一個星期五晚上襲擊了一個“從美國來的混蛋”。
警方頓時警醒了——斯科特死的那一天 年 12 月 10 日，正是一個星期五。
要不是她的出現，斯科特的冤屈也許永遠得不到昭雪。
7. 1988 年 12 月 10 日
2008 年，當史蒂夫和澳大利亞的媒體為追尋真相而著急上火的時候，海倫·懷特和她的丈夫斯科特·懷特、還有他們的六個孩子正好生活在悉尼。
海倫在報紙上看到關於斯科特之死的報道，多年前的往事湧入記憶中，於是向與斯科特同名的丈夫問道：“喂，這件事是不是你乾的啊？”
這是她第二次這樣問。
第一次是在 1988 年。
那時候，同樣是因為在報紙上讀到當時轟動一時的斯科特之死，她把斯科特的照片給 17 歲的男朋友懷特看，問他和他那些狐朋狗友有沒有打過這個美國人。
她知道，懷特他們平時沒事就喜歡成群結隊去海灘附近，就為了教訓那些同性戀。
懷特說，噢，你說那個看起來很娘娘腔的基佬啊？我記得他，差點和他動手。
海倫聽過也就算了。
時隔多年，她和懷特結婚生子，平平淡淡地生活在一起。
懷特已經從 17 歲的少年變成 47 歲的小老頭。
對於年少時的荒唐歲月，他還依依不捨，經常對孩子吹噓自己當年在同性戀聚集的地方有多麼“勇敢”地揍他們。
現在，報紙上的報道勾起了海倫的回憶，她忍不住又隨口問了這麼一句。
喂，這件事是不是你乾的啊？
沒想到懷特這一次說了實話。
“你知道什麼是好基佬嗎？”他說，“死了的基佬才是好基佬。”
他告訴海倫，報紙上寫的那個人的死，不是他的錯。
“誰讓那個蠢貨自己跑到懸崖外面去的？”
海倫難以置信地對他說：“因為你追他啊。”
懷特聽了，沒有說話。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不然咋的？日子還得過。
海倫繼續和懷特一起生活，直到兩人離婚。
到了 2019 年，
海倫看到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再也無法裝作看不見長久以來盤旋在她心頭的那股陰影了。
有一天，她撥通了警方的電話。
2020 年 5 月，懷特被警方逮捕。
他住在蘭灣，斯科特在 1988 年就住在那個區。
面對警方的審訊，懷特承認了自己和斯科特的死有關。
不過他說，當時他所做的不是把斯科特推下去，而是拉住斯科特不讓他摔下懸崖，只是沒成功。
但是警方再問詳細點，他就沒法自圓其說了。
警方瞭解到，懷特是在一家酒吧遇到斯科特的，然後把他帶到了懸崖上。
可懷特是用什麼方法引誘斯科特去那裡的？斯科特又為什麼會脫光衣服？
懷特對此閉口不言。
後來還是懷特的律師吐露的一個資訊，似乎才能解釋這一令人費解之處——
原來懷特也發現了，自己其實是個同性戀，他最害怕的就是被他的同伴知道這一點。
這太讓人大跌眼鏡了。
原來“恐同即深櫃”的說法，誠不我欺！
懷特和斯科特有沒有在懸崖上發生關係？也許有，也許沒有。
最可能的情況，就是懷特在情不自禁和斯科特親熱之前或之後，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做自己曾經最痛恨的事情。
壓抑不住的自我厭惡，促使他做出決定：只有讓那個引起他慾望的基佬死，他才能擺脫那種恥辱感。
於是，他突然變得猙獰而瘋狂。
濃重的夜幕下，斯科特恐懼地發現那個 17 歲的俊美少年突然像是變了個人……
斯科特不顧赤身裸體，驚慌地奪路而逃。
懸崖邊，懷特追上了斯科特，重重地推了他一把……
悉尼海灘上的冤魂，又多了一個。
8、“他為我們感到驕傲”
2020 年 1 月，懷特終於承認是他謀殺了斯科特。
“我推了一個傢伙，他從懸崖邊掉下去了。”
這樣一句簡簡單單的供認，讓史蒂夫足足等了 32 年。
這句話遲來的 32 年的每小時裡，史蒂夫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悲傷、創痛和孤獨中。
能堅持這麼久還不肯放棄，這份執著和勇氣是多麼珍貴。
但是讓人意外的是，面對殺死弟弟的兇手，史蒂夫心中湧現得最多的情感，卻不是恨。
他這樣評價懷特的所作所為：“如果他當時就去自首，我會同情他。如果他抓住斯科特的手，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我會永遠感激他……”
他哽咽得說不下去。
2022 年 5 月 3 日，法官最後判決懷特謀殺罪成立，入獄 12 年 7 個月，到 2030 年 8 月就有資格獲得假釋了。
這個刑期相對於一起謀殺案來說，無疑是很輕的。
懷特之所以能得到這麼短的刑期，一是因為認罪，二是有認知障礙和成長環境失調的因素。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犯罪是發生在以前的，即使在今天判決，也必須遵守當時的量刑模式。
在斯科特被害的那個年代，量刑普遍比較輕，幾十年後的今天，時過境遷。
連兇手都不是從前的那個人了。
法官說：“我不是在審判一個暴力的好鬥的年輕人，而是一個健康狀況很差的 51 歲男子，他已經守法 15 年了。”
法官承認，對斯科特的家人來說，這個結果“不太可能結束悲傷，但它會帶來平靜”。
史蒂夫和他的妻子與妹妹特意從美國趕來悉尼見證了這個時刻，他們感謝法官做出了公正的判決。
他依然懷念善良的弟弟。
史蒂夫說：“斯科特告訴過我，即使是為了自衛，他也永遠不會傷害別人。”
像懷特那樣的人用仇恨來對待斯科特，可是像斯科特和史蒂夫，卻用寬容和愛來回應那些人，回應這個殘酷的世界。
莫名仇恨同性戀的年輕人、帶著極大偏見的警方、有意無意歧視弱者的普通人，他們不應該感到羞恥和慚愧嗎？
為了讓這個世界變好，他們應該做點什麼呢？
史蒂夫說，在正義終於伸張的這個時刻，在經歷了為正義而戰的 34 年後，他聽到了斯科特對他說謝謝。
“他為我們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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