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縣教育局的一個熟人給我打電話，吞吞吐吐地說：“老陳，你最近注意一點，有人舉報你了。”我問誰舉報的，舉報什麼。他說是一些正規的青訓機構，說你沒有資質，沒有執照，沒有保險，帶著孩子打比賽，出了問題誰負責。還說你在利用未成年人謀取不當利益，要查你。
我當時就火了，但我忍住了。我說行，讓他們查。
緊接著，網上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幾個體育類的自媒體開始質疑我們。一篇文章說，“一支訓練八個月的縣級少年隊，居然能在省級比賽中拿亞軍，這背後是否存在不合規的操作？”另一篇文章更陰損，題目叫“業餘隊的狂歡，專業隊的恥辱”，表面上是在反思專業青訓的問題，實際上是在暗示我們的成績不真實。評論區裡更熱鬧，有人說我們是“國家隊被越南贏的另一種註解”，有人說“這種野路子足球不值得提倡”，還有人說“退役軍人的足球夢，聽著感人，但千萬別當真”。
最讓我憤怒的是一個微博大V，他轉發了報道我們的新聞，配了一段話：“一個沒有教練證的退伍軍人，帶著一幫最多小學畢業的孩子，混到了一個省比賽的亞軍，然後被吹成是足球英雄。這不叫勵志，這叫悲哀。悲哀的不是這個退伍軍人，悲哀的是我們的青訓體系已經淪落到要靠這種噱頭來博眼球的地步了。”
我看了這條微博，罵了好幾天。但後來我冷靜下來了，因為我知道，他說對了一個事實——我確實沒有教練證。
我以前在部隊，帶過新兵連，拿過部隊的體育指導員證書，但那不是中國足協承認的教練資格。我沒有D級證，沒有C級證，在正規體系裡，我就等同於一個無證上崗的黑教練。那些質疑我的人，他們說我不合規，這一點他們沒有說錯。但他們說我的成績是假的，說我的孩子不行，這就是另一回事了。
張一鳴的媽媽最先知道了這件事。她打電話給我，聲音很低：“陳教練，一鳴他爸說網上有人罵你們，讓我別讓孩子去了。你跟阿姨說句實話，你們沒幹什麼違法的事吧？”我說阿姨你放心，一鳴踢得很好，我們什麼違法的事都沒幹。她沉默了一會兒說：“我信你，但一鳴他爸不信，週末他要來看訓練，到時候你跟他解釋解釋。”
趙小禾的爺爺更直接，有一天傍晚我送趙小禾回家，老爺子拄著柺杖站在門口，把趙小禾拉進屋，然後指著我說：“陳教練，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你把小禾一個女娃娃弄去踢球，踢成了又怎麼樣？能當飯吃嗎？你看看網上那些人咋說的？讓人家指著鼻子罵，圖啥呢？”
我說不出話來。趙小禾在屋裡探出半個腦袋，衝我擠了擠眼睛，小聲說：“陳教練，你別管他們，我明天還來。”
李想的媽媽是最讓我心疼的。她凌晨三點起床磨豆腐，練攤到下午，然後騎著一輛破電動車來訓練場接李想。她識字不多，不太會用手機上網，但架不住隔壁攤主告訴她，“你家兒子那個教練上新聞了，被罵了”。她那天來得特別早，站在訓練場邊上等我，手裡提著一袋豆腐腦。她把豆腐腦遞給我，說：“陳教練，我也不知道網上那些人說的是啥，但我覺得你是真心對孩子們好。我家李想你管著，他要是敢不好好練，你打他罵他都行，我不心疼。”
我接過豆腐腦，滾燙的，隔著塑膠袋都能感覺到燙。我說：“姐，你放心吧，李想以後能踢出來，我說到做到。”
她點點頭，騎上電動車走了。我在訓練場邊上把那袋豆腐腦吃了，吃著吃著眼淚就掉下來了。不是因為委屈，是因為我知道我賭上了全部家當做的事情，有些人是看得見的。
可是我拿什麼來證明自己呢？
教練證，我可以去考。但我沒時間去等那個流程，況且考教練證要參加培訓，要交錢，要脫產，我走不開，孩子們也不能沒有教練。參加更高級別的比賽，用成績說話，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打聽了一下，六月份在省城有一場全國性的青少年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的分割槽賽，如果能在分割槽賽裡拿到前三名，就能進入全國總決賽。那將是真正的考驗，來自全國各地的強隊都會參加，其中不乏職業俱樂部梯隊的隊伍。
我報名了。報名費一萬兩千塊，加上差旅食宿，預算大概要五萬塊。我的錢早就花得差不多了，場地租金、水電、器材、給孩子們買的保險，每一項都是錢。我打電話給我媽，想借點錢，我媽在電話那頭嘆了口氣：“陳默啊，你都三十二了，不說你成家立業吧，你總得給自己留條後路。你把超市盤了，把錢全砸在球場上，你到底圖啥？”我說：“媽，我就圖個不後悔。”她沉默了很久，說了一個字：“行。”
我把銀行卡里最後的八萬塊取了出來，五萬塊交了比賽的費用，剩下三萬塊作為備用金。我跟孩子們的家長簽了免責協議和安全承諾書，租了一輛中巴車，比賽前一週，把十二個孩子和兩個隨行的家長代表，加上我，十五個人，浩浩蕩蕩地開赴了省城。
一路上孩子們嘰嘰喳喳的，興奮得像第一次出遠門。張一鳴暈車，吐了兩次，吐完了還笑嘻嘻地問我：“陳教練，咱們住酒店嗎？能洗澡嗎？”我說住，能洗，好好洗。趙小禾靠在車窗上，閉著眼睛聽歌，耳機是那種幾塊錢的地攤貨，聲音大得旁邊的人都能聽見。周子衡抱著一本物理習題冊，邊坐車邊做題，偶爾抬起頭來推推眼鏡，看看窗外的風景，然後又埋頭做題。
李想坐在最後一排，雙手抱胸，閉著眼睛。我以為他睡著了，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了一句：“陳教練，我爸讓我這次拿個冠軍回去，要不然就不讓我踢了。”我回頭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睜著，盯著車頂，眼眶有點紅。我說：“能拿。”他轉頭看著我：“真的？”我說：“我說能，就能。”
那一路，我想了很多。我想起九歲那年的冬天，王老師離開的那個下午，我們十幾個孩子站在校門口，誰都沒說話，就那麼看著他走了。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但我記得他說過的那句話——“你們誰要是真的喜歡，長大了自己想辦法。”
現在我長大了，我想出了辦法，帶著一幫比我小了二十歲的孩子，在一條中巴車上，去賭一個可能永遠也贏不了的比賽。
到了省城，我們住在離比賽場地三公里遠的一家快捷酒店裡。兩個房間，男生一間，女生一間（其實就趙小禾一個人），我在走廊裡打地鋪。比賽前兩天是小組賽，我們被分在了B組，同組的有三支隊伍：上海一家職業俱樂部U12梯隊、廣州一家知名足球學校、還有一支東道主省的省體校隊。這三支隊伍，隨便拎出來一支都是正規軍中的正規軍。上海那支隊伍據說光是球探體系就有十幾個人，在全國各地蒐羅苗子，每年光訓練經費就幾百萬。我們的對手不是別人，是這種級別的隊伍。
小組賽第一場，對上海隊。
開球前，孩子們在球員通道里站著，對面上海隊的孩子們穿著贊助商提供的統一外套，戴著藍芽耳機，腳上都是最新款的球鞋，每個人都有一個拉桿箱，箱子上印著各自的名字和號碼。再看我們這邊，李想穿著一雙我給他買的打折球鞋，鞋釘都快磨平了；張一鳴的球衣上還沾著上次比賽沾上的草漬；趙小禾的頭髮用一根橡皮筋扎著，橡皮筋斷過兩次，打了個結繼續用。
但孩子們的眼睛裡沒有怯意。
趙小禾作為隊長去挑邊，她個子比對面的隊長矮了大半個頭，但她仰著臉，跟人家對視了足足三秒鐘，然後面無表情地選了半場。上海隊的教練在場邊跟裁判說笑著，看我們這邊的時候，眼神裡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審視，就像博物館裡的專家在看一件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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