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宮館方的接待辦公室，在上午九點之後才真正忙起來。
屋子裡的暖氣不算差，但因為窗框年久失修，靠窗的那張桌子始終會讓人覺得冷一些。窗外的天色仍舊陰著，涅瓦河方向吹來的冷風一個勁地貼著玻璃縫往裡鑽。
值班打字員柳德米拉坐在那裡，手指凍得有些發僵。她把一張複寫紙墊進打字機裡，拉正邊緣，又低頭看了一眼旁邊那份剛剛送來的名單。
今日小型招待會。
地點，冬宮館內側廳。
來的人不少。
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阿納託利·亞歷山德羅維奇·索布恰克。
市經濟改革委員會主任阿納託利·鮑裡索維奇·丘拜斯。
列寧格勒大學經濟系來了兩名副教授。
市政基礎設施管理局方面的是一名處長。
食品供應委員會的人是一名副主任。
然後港口管理方面人士……
柳德米拉打到“港口管理方面人士”的時候，手指停了半拍。
她把那行字看了兩遍。
港口的人並沒有說明具體職務——要麼這個人的名字不方便提前寫在紙上，要麼還沒定下來由誰出席。
她繼續往下打。
外賓方，西園寺集團代表，西園寺修一。
西園寺集團顧問，西園寺皋月。
後面還有幾位隨員的名字，日文名被轉寫成西裡爾字母，看起來有些彆扭。
柳德米拉對日本人並不熟，只知道前幾日莫斯科那邊有一批人道主義物資的事。她還聽說，這些日本人被安排住在卡緬內島。
……卡緬內島嗎？那裡可不是給普通外國遊客住的地方。
她敲完一行，又停下來，把“港口管理方面人士”幾個字重新看了一遍。
冬宮的招待會，為什麼需要港口的人？
她沒有多想。
或者說，她沒有資格多想。
這份名單她要抄三份。一份給館方接待處，一份給警衛協調，一份給翻譯辦公室。
另有一份手寫摘要會送到友好協會分會，那邊還要安排車隊抵達時間和外賓通道。
她繼續往下打。打完之後，把三份檔案分別裝入信封，標上編號，交到了隔壁。
中午的時候，柳德米拉端著一碗白菜湯坐在角落裡。湯裡沒什麼油水，土豆塊也小得可憐。
她的同事正抱怨家附近的商店又沒有黃油，抱怨到一半，忽然提起今天的招待會。
“你知道那些日本人吧？上週在莫斯科捐了好多東西的那個。”
“嗯。”
“又是文化交流？”
柳德米拉用勺子攪了一下碗裡的湯。
“也許吧。”她說，“不過名單裡有港口的人。”
同事抬頭看了她一眼。
“港口的人也來？”
柳德米拉把名單往旁邊挪了一點，像是怕湯汁濺上去。
對面的女人抬頭看她。
“冬宮什麼時候也管卸貨了？”
“誰知道呢。”她把勺子放回碗裡，“現在什麼都缺。連看畫的人，可能也順便看倉庫。”
對面的女人笑了一下。
“別亂說。”
“我沒亂說。”柳德米拉低下頭，聲音輕了些，“名單上寫著呢。”
這句話說完，兩人都短暫地沉默了一下。
過了一會兒，柳德米拉才像是為了把剛才那點不安壓回去一樣，輕聲補了一句：
“那個日本人，好像不只是來看冬宮的。”
噗。
火種悄然種下，種在了雪地之中。
她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大概也不會想得到，自己的這一句話最終會演變成什麼。
它只是從一張桌子，飄到了另一張桌子。
而另一張桌子旁邊，坐著一個來替館方副主任取檔案的年輕人。
他沒有插話，只是把最後一口湯喝完，拿起自己的帽子和資料夾，離開了辦公室。
一個小時後，列寧格勒的另一端，一間舊書店的後屋裡，有人聽到了這句話的第二個版本。
“日本人要去冬宮。”
屋子不大，燈泡昏黃。除了牆邊堆著的幾摞歷史書之外，就只有角落裡擺著的一幅聖像了。
聖象旁沒有點蠟燭，只有一小塊黑麵包擺在前面。
十來個年輕人圍在桌邊。
他們有的穿黑色大衣，有的穿舊軍靴，有的看起來像學生，有的像從工廠或碼頭邊過來的閒散青年。
他們不屬於什麼嚴密組織，平時聚在一起，讀點舊書，寫些傳單。
罵自由派，也罵那些把蘇聯說成“落後”的外國人。
有人把剛聽來的訊息說完。
“索布恰克也在。”
桌邊一個瘦削的青年抬起頭。
“索布恰克當然在，那個人現在什麼都想插一手。”
“還有那個丘拜斯。”
“他是誰？”
“搞經濟改革的。”
幾個人發出不屑的笑。
“改革。”有人把菸頭按在鐵盒裡，“他們除了改革，還會說什麼？”
角落裡的青年一直沒說話，直到有人補了一句：
“聽說，港口的人也會去。”
屋裡安靜了一下。
“港口？”
那個青年終於站了起來。
“冬宮裡談港口？”
“只是聽說。”
“聽說。”他重複了一遍，眼睛冷下來，“他們每次賣東西之前，都是從‘聽說’開始的。”
有人皺眉。
“你說話小心點。”
“我為什麼要小心？”青年指了指窗外，“德國人來了，法國人來了，現在日本人也來了。昨天說文化交流，今天說港口。再過幾天，是不是連彼得大帝給俄羅斯開的窗，都要貼上外文標價？”
桌邊有人低聲說：
“也許只是參觀。”
“參觀需要住卡緬內島？”他嗤笑，“他們在把我們當傻子。”
他從桌上抽過一張粗糙的白紙，拿起鉛筆，先寫下一行字。
不要出賣俄羅斯。
有人看了看。
“太溫和了。”
另一個人接過鉛筆，在下面添了一句。
冬宮不是資本家的會客廳。
屋裡有人低聲叫好。
站在角落裡的青年卻沒有笑。他從舊軍包裡摸出一個小瓶子，放在桌上。
黑色墨水在玻璃瓶裡晃了一下。
有人看見了，皺眉。
“你要幹什麼？”
“舉牌子，他們坐在車裡看不見。”
“那就喊。”
“喊也聽不見。”
他把瓶子往桌子中間推了推。
“總有一樣東西，他們會看見。”
沒有人立刻接話。
屋外，雪還在下。
同一時間，造船廠的食堂裡，另一種訊息也在擴散。
這裡沒有聖像，也沒有帝國舊夢。
這裡是由高窗、長桌、搪瓷盤和凍得發紅的手組成的。
彼得羅夫坐在靠牆的位置，慢慢把麵包掰開。
他是車間裡的老工人，年輕時去過莫斯科，開過先進生產者大會，也曾經相信只要廠裡的機器還在響，日子就不會壞到哪裡去。
現在機器還在響。
可工資已經拖過一次了。
第二次還沒有正式通知，但所有人心裡都明白。
“彼得羅夫叔。”
一個年輕工人端著盤子坐到他對面。
“你聽說了嗎？”
“聽說什麼？”
“冬宮那邊，日本人來了。”
彼得羅夫沒有抬頭。
“日本人來冬宮，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丘拜斯也在。”
這個名字讓旁邊幾個人看了過來。
年輕工人壓低聲音。
“說是要談企業改革，港口的人也會去。”
另一個年輕工人放下勺子。
“誰說的？”
“區委老安德烈，他在市蘇維埃那邊還有熟人。”
另一個人把勺子往盤子裡一扔。
“改革改革，又是改革。”
桌邊沒人說話。
“他們嘴裡的改革就是把我們的東西賣給外國人。”
“上次說調整，夜班補貼沒了。再上次說最佳化，車間少了一半材料。這次他們要拿走什麼？”
“別亂說。”彼得羅夫低聲道。
“我亂說？”年輕工人眼睛發紅，“那你告訴我，他們在冬宮裡喝茶，為什麼要談企業？他們見過我們的車間嗎？知道四號機床多久沒換零件了嗎？知道我老婆排三個小時隊，最後只買到半袋土豆嗎？”
桌邊更安靜了。
一個年紀稍大的工人低聲說：
“我兒子下個月託兒所還要交錢。”
這句話比罵聲更加沉重。
彼得羅夫把手裡的麵包放下。
過了很久，他從旁邊拿過一塊硬紙板。鉛筆尖落在紙上，卻遲遲沒有動。
年輕工人看著他。
“寫什麼？”
彼得羅夫沒有回答。
最後，他一筆一畫地寫下：
別替我們決定。
年輕工人看了一眼，皺眉。
“太軟了。”
彼得羅夫把紙板按住。
“我們不是去打架的。”
“那去幹什麼？”
“去讓他們看看。”
他抬起頭，眼睛裡看不出有什麼東西。
“讓他們看看，工廠裡還有人。”
“我們工人，還沒死絕呢。”
港口附近的小辦公室裡，第三種訊息又變成了第三種樣子。
屋裡拉著窗簾，煙味很重。
牆邊堆著幾隻紙箱，裡面有進口罐頭、藥品包裝，還有一些來路不明的小商品。桌上擺著一臺舊相機，旁邊是一塊擦得發亮的外國手錶。
皮夾克男人坐在椅子上，用小刀撬開一盒罐頭，看了一眼裡面的東西，又沒什麼胃口地放到一邊。
他不在乎索布恰克，也不在乎丘拜斯。
他只在乎門。
列寧格勒到處都有門。
商店後門，倉庫後門，港口後門，醫院後門。
只要前門還在排隊，後門就還有價錢。
這兩年物資短缺越來越嚴重，正規渠道進不了的東西，就從他這裡流通。
醫療耗材、食品罐頭、電子產品零配件——只要有硬通貨，什麼都能從芬蘭方向搞到，而且中間差價很可觀。
日本人帶來醫療物資的時候，他就已經覺得很不舒服了。
現在又聽說他們要談食品供應和港口。
那就不是來看畫的。
那些人在打算把他的門拆了。
手下站在桌前。
“要不要找幾個人過去？”
皮夾克男人抬眼。
“過去幹什麼？”
“喊兩句，讓他們知道這裡不是東京。”
男人沒有馬上說話。他把罐頭盒翻過來，看了眼生產日期，又丟回桌上。
“喊可以，但別動刀。”
手下笑了。
“您還怕這個？”
男人看了他一眼。
“我怕蠢貨。”
屋裡一下子變得安靜了。
他拉開抽屜，拿出一臺相機，推到桌邊。
“明天冬宮那邊會有人鬧，你找個手穩的。”
手下低頭看著相機。
“拍什麼？”
“車，牌子，人臉，還有警衛的手。”男人說，“別拍得像旅遊照。”
“如果能拍到日本人的保鏢壓制俄羅斯青年的畫面，那最好。後天整個城市都會知道索布恰克在做什麼。”
手下明白了幾分。
“那要是日本人嚇跑了？”
男人終於笑了一下。
“嚇跑最好。不跑，也得讓他們知道，列寧格勒的門口不是白走的。”
……
直到傍晚，訊息才到了更高一層的地方。
謝爾蓋·伊里奇·沃爾科夫的辦公室在一棟灰色建築二樓。
他今年五十八歲了，在這個體系裡待了一輩子。
他管著四千二百名工人、三條生產線、一座配套的技工學校和兩棟家屬宿舍。
他不是工程師出身，是從團委一路上來的。知道哪些東西在檔案上有用，哪些東西在走廊裡有用。
今天下午，他從一個老朋友那裡得到了訊息。
老朋友在市蘇維埃秘書處工作，級別不高，但位置巧妙——負責把上面的決定傳達給下面的執行者。
訊息很簡單：索布恰克帶著丘拜斯去了卡緬內島，和日本人談了將近兩小時。港口、食品、造船研究所的人明天都會去冬宮。
沃爾科夫聽完之後沒有問第二遍。他只問了一個問題：“造船研究所去的是哪個級別的？”
“副所長。”
沃爾科夫掛了電話。
他站在窗前，看著樓下停車場裡那幾輛舊車，其中的一輛灰色伏爾加是他的。
這臺老夥計的發動機換過兩次了，里程錶也已經轉了三圈，在這個院子裡停了十一年。
然後在過去的十一年裡，這座工廠沒有一天是發不出工資的。
配額不夠的時候，他打電話找部委。部委不接的時候，他去莫斯科。莫斯科不管的時候，他自己想辦法。
因為他知道規矩。規矩是：工廠歸國家，工人歸工廠，工資歸計劃。
只要這條鏈子還在，他就是這四千二百人的頭。
可如果鏈子斷了呢。
如果有人走進來，說這座工廠值多少錢，這條生產線值多少錢，這些工人的勞動力值多少錢——
今天他們談港口，明天就會談造船廠。後天他們會問：你們的工程師，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沃爾科夫轉身走回辦公桌。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響了四聲。
“格奧爾基，我是沃爾科夫。”
電話那頭愣了一下。
“書記同志。”
“明天冬宮有一場活動。”沃爾科夫的語氣很平淡，“外國財團的人會去。索布恰克和丘拜斯也去。他們在談港口的事，也可能涉及造船。”
他停了一拍。
“有時候我就在想，工人有權知道自己的命運。”
格奧爾基沉默了幾秒。“我明白了。”
“你什麼也沒有明白。”
“是。”
電話結束通話。
沃爾科夫從抽屜裡翻出一本舊通訊錄，找到另一個號碼。
這個號碼寫在最後幾頁，墨水顏色比其他的都淺，像是後來加上去的。
他撥了過去。
“費多羅夫。”
“我是沃爾科夫，北方機械的。”
“嗯。”
“明天冬宮那個活動，警衛協調那邊是你們的人在管吧。”
“怎麼了？”
“聽說可能有些工人想去遞請願書，學生也會有幾個。”
“都是些年輕人，情緒激動。我想跟你說一聲，不必太緊張。”
“什麼意思？”
“意思是，讓他們去。”
“讓索布恰克自己看，列寧格勒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電話那頭安靜了一會兒。
“我知道了。”
沃爾科夫放下電話，關掉檯燈，只留壁燈亮著。
牆上掛著一張照片，是八年前廠慶時拍的。
前排站著他和當時的廠長，後面是車間裡的勞動模範們，每個人胸前都彆著紅花。
那時候，照片裡的天空還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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