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天，奧馬爾派出了一支三人小組。
三個人，外交代表團掛不上名，官方使節沾不上邊，三個經過系統級別篩選和訓練的精英情報人員，以商務顧問的身份，持利比亞政府簽發的普通護照，沒有外交豁免，沒有官方身份，經瑞士中轉，搭了一班普通航班，降落在龍國西部的一個工業城市的機場，和其他幾十個國際商務旅客一起通過了海關。
那個城市選的是龍國西部一個工業城市，BJ太顯眼，上海也不行，他要的是一個對國際情報機構來說沒有特別關注價值的內陸城市，這是奧馬爾設計的第一道隔離------最初的接觸，不在任何外交視野集中的地方，不在任何值得情報衛星多看一眼的地方。
他們去談的是一筆採礦裝置的採購合同。
合同是真實的，需求是真實的，裝置也會真實購買並運抵利比亞，安裝，投入使用。價格合理，交付時間合理，付款條件合理，所有文件都是利比亞商務部經手審批的正規手續，任何調查從任何角度看都只會看到一筆完全正常的工業裝置進口合同。
但合同談判的週期被奧馬爾故意拉長了，從最初預計的七天，拉到了三週。
第一週，談的是裝置規格，利比亞方的技術人員和龍國廠家的工程師對著引數表一項一項討論，很專業，完全在應有的範圍內，日程正常，每天有談判記錄。三人小組的負責人是一個用了龍國工程師證書身份的系統精英情報員，採礦工程背景是真實的，他真的看得懂那些引數表，真的能提出關於裝置精度、耗材成本、維護週期的實質性問題。對面的龍國技術工程師花了將近兩天才意識到對面這個人是真的懂的，這個判斷之後，談判的氣氛有了細微的改變，那個工程師開始說更實質的內容了，不再用最安全的措辭，開始討論某些他對自家產品不那麼滿意的地方，以及他認為可以做哪些改進。
第二週，對面來了一個新談判代表。
三十出頭，進來之後把三人小組掃了一遍，速度快，表情沒有變化，落座之後說話方式比技術代表更簡潔，在第一輪發言裡把所有禮節性措辭壓到了最低，直接進入合同條款。
三人小組負責人在當天晚上的加密簡報裡給奧馬爾發了一條：「對面換人了，新來的不是商務條線的，我們需要更多時間。」
奧馬爾回了一條：「給他們更多時間。合同條款可以慢一點，細節上多提幾個需要確認的地方，理由要實質，不能是拖延。」
第三週，合同談判進入最後階段，雙方都知道剩餘條款可以在兩天內結束，但沒有人提出加快，雙方都在把時間用在談判桌以外的事情上------觀察，適應，用三週建立起一種不需要言明的相互瞭解。
合同在第三週的最後一天簽了，簽完，雙方在那個城市的一家普通餐廳吃了一頓飯，沒有任何儀式性的東西，就是兩桌人，一桌利比亞商務顧問，一桌龍國廠家代表，喝了本地的茶，吃了四道菜，談了一些關於裝置交付和安裝培訓的實際問題。
飯吃到一半，那個第二週來的新談判代表從龍國那桌走到利比亞這桌，在三人小組負責人旁邊坐下，說了一句話：
「我們注意到貴國政府在過去兩年裡的若干動作，有些動作讓我們認為雙方之間可能存在長期合作的基礎。如果利比亞方面有意探討，我們可以安排一次非正式的會面。」
三人小組負責人在當晚的簡報裡把這句話原文轉給了奧馬爾，加了一行註解：「此人開口的時機，是周圍幾桌背景噪聲最大的時候，地點是我們這邊可以單方面提前離開的餐廳，不是封閉會議室。他沒有把我們置於任何可能造成被動的處境，這個選擇本身值得注意。」
奧馬爾把這條簡報看了兩遍，把那行註解看了三遍。
「非正式會面」這個表述裡有很多層意思。他們主動探了一步，而且探的方式留足了對方的退路------如果三人小組當場表示不感興趣，這件事就在一頓飯裡結束了，不留任何需要處理的尾巴。這種有退路的主動，說明他們認真，但同時對利比亞的意圖還有足夠的不確定。他們關注利比亞的行動至少兩年了，關注到了想要推進一步的程度，但他們不確定利比亞是否有對等的意願，所以用了這種不設陷阱的方式來探。
這個判斷說明對面是認真的，有授權，有相當程度的準備，但沒有到急於完成某件事的程度。
他給三人小組發了回覆：「接受會面。地點我們提，茶館或廣場旁邊的開放空間，不要酒店，不要任何封閉的地方。時間明天下午。」
會面在第二天下午，在那個城市的一個公共廣場旁邊的茶館裡，一張靠窗的四人桌，外面是廣場，有人，有孩子，有一個老人在喂鴿子。
龍國來了兩個人。
一個是那個第二週的談判代表，另一個更年長，五十歲出頭，進來的時候步子不快，選了背對窗的位置坐下，整場會面講話不多。三人小組負責人在當天晚上的簡報裡寫了這樣一句話：「第二個人的職業和他表現出來的完全不同，他喝茶的方式，聽話時眼神的落點，對話語停頓的反應速度，都不是商務條線的習慣。」
談話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話題像一個螺旋，從技術合作講到基礎設施，從基礎設施講到更寬泛的發展合作方向，每轉一圈就比上一圈更靠近真正想談的東西，但沒有人把那個核心直接點出來，雙方都在把話說在那個核心的外圍，用的是兩種語言習慣，但聽出來的意思方向是一致的。
到接近結束的時候，那個年輕的談判代表說了這場會面裡最直接的一句話：「我們在一些戰略層面的技術自主方向上有長期的研究積累，如果雙方的方向有交集，我們認為這是值得單獨談的話題。」
戰略層面的技術自主。
三人小組負責人按奧馬爾事先準備的回應，說了一句話：「這個方向我們感興趣，但這個話題的性質，需要在更合適的層級上單獨處理。」
對面兩個人交換了一個眼神，那個年長的人第一次開口，說了整場會面裡總字數最少的一句話：「我們同意。」
就這三個字，說完，兩個人站起來，結束會面，走了。
三人小組回到的黎波里，奧馬爾把每個人分別談了一遍，用了三天，把所有細節拼在一起，整理了兩個小時，寫在一張紙上，鎖進保險櫃，在鎖之前在那張紙的底部寫了一行字：
「如果這個判斷是對的，那麼這條線值得用十年時間來建立，用二十年時間來養深，用三十年時間來用。」
他後來花了不止三十年。
馬哈茂德聽完彙報，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兒，「你把這條線埋得夠深的，」他說，「深到我都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要深，」奧馬爾說，「深到鷹國的衛星看了十年也找不到它在哪裡，深到霧島的情報分析員拿著最好的資料推算，算出來的答案也是空的。」
「但深有一個代價，」馬哈茂德說，「慢。」
「慢是應該的，」奧馬爾說，「這條線不是用來急用的，它是用來在最關鍵的時候讓我們不孤立的，那一天，可能還很遠，可能要二十年，三十年，但到那一天，它必須還在，必須是真實的，必須是雙方都認真對待的東西。一個建的時候求快的關係，遇到真正的風浪會第一個斷。」
馬哈茂德把這個邏輯想了一會兒，「那接下來，等他們。」
「等他們，」奧馬爾說，「把我們自己的事做好，讓他們來找我們的時候，看到的是一個值得認真合作的物件。」
馬哈茂德在離開之前，在門口停了一下，轉身，「那條線，」他說，「慢慢來。」
「不急，」奧馬爾說，「這輩子都有時間。」
三個月後，採礦裝置按時交付，安裝順利，龍國來了三個工程師做培訓，在利比亞待了三週，然後離開。走之前，帶隊的工程師和利比亞專案負責人做了一次標準的收尾會，雙方簽了一份維護服務合同，條款正常，價格合理，雙方留了聯絡渠道，說了一些裝置出了問題方便聯絡的話。
非常普通的合同收尾。
但那份維護服務合同裡有一個細節------一個關於緊急聯絡方式的約定，用的是一套雙方都理解但第三方看不出含義的表達方式，那個聯絡方式在後來很多年裡被用來傳遞過一些和裝置維護完全無關的東西。
奧馬爾把那份維護服務合同鎖進了檔案櫃，在外面貼了一張標籤，標籤上寫的是：採礦裝置維護合同年11月。
然後他在那個標籤的右下角，用只有他自己認識的縮寫方式，寫了三個字母。那三個字母沒有任何人知道是什麼意思，只有他知道，那是一個開始的標記，不是一個結束的標記。
那年秋天的費贊，夜晚比往常冷，沙漠的風從西邊刮過來，把礦區工地的聲音遠遠地帶走。奧馬爾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坐到很晚，把那條線在腦子裡重新走了一遍，從第一封加密簡報，到那三人小組降落在那個內陸城市的機場，到那頓飯，那句話，那次會面，那個年長的人說的那三個字，到今天那份維護服務合同的標籤，到那三個只有他知道含義的字母。
這條線還很淺，他知道，它還只是一顆種子，不是一棵樹，它還需要時間，需要雙方都持續認真地對待它，需要每一次接觸都在它應有的分寸裡，不多，不少，不急，不散。
但它在那裡了。
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在心裡把它放了一會兒，感受了一下它的重量，覺得這個重量是真實的，是他和另一方共同放進去的，不是單方面放進去的，是兩方都認真，這才是真實的重量。
他把窗關上，走回桌前，繼續做事。外面的費贊是一個安靜的秋夜，礦區的幾盞燈還亮著，橘黃的，小，像是沙漠裡浮著的幾粒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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