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面彈出了一條新通知。
他把它開啟，看了將近二十分鐘，把每一條資料都過了一遍——工兵營，基礎設施強化版，鑽探深度、建造速度、單組作業覆蓋半徑，一條一條，全看完，然後關上。
坐在那裡，手裡端著一杯還沒喝的茶，在腦子裡做了一件事。
他想起了的黎波里以南兩百公里的那個村子，他親眼去過的，那裡的水井是1954年打的，去年乾涸了，村裡的女人每天要走四公里取水，來回八公里，孩子喝的水是發黃的，井繩上有鐵鏽的味道。他那次過路，在那裡停了大概一個小時，喝了那裡的茶，茶有一股他說不出名字的味道。
那個味道，他記了兩年了。
他把介面重新開啟，點選展開工兵營的部署指令面板，選了費贊根據地作為集結點，在確認鍵上停了一秒，按下去。
介面彈出提示：單位部署完成，等待指令。
他把那個村子的座標輸進去，選了「民用水利——深水井鑽探」，批了四個工兵組，下撥資源，把介面合上，拿起茶喝了一口，涼了，放下，去開他下午三點的內政會議。
四十八小時後，報告送到桌上：指定座標水井建設完成，深度比周邊所有現有水井多出約二十米，出水量穩定，水質測試正常，當地居民已開始使用，建設期間無異常事件。
他把報告翻到背面，在空白處寫了一行字：下一批，擴大至周邊三個同類區域，優先選擇現有基礎設施超過十年失修的村莊，提交清單。
馬哈茂德三天後把那份清單帶來，厚厚一疊，密密麻麻的地名，每個地名後面跟著失修年限和受影響人口。他把那疊紙放到桌上，「的黎波里以南，班加西腹地，費贊本地，」他說，「三個方向初步統計，需要基礎設施干預的農村區域，不少於一百二十個。」他停了一下，「這是工程量的問題，還是別的什麼的問題？」
「都是，」奧馬爾說，「但現在先是工程量。」
他從清單裡挑出十七個，標出來，推回去，「這十七個，三個月內。」
「憑什麼是這十七個？」
「水源，」奧馬爾說，「都在地下水脈的延伸帶上，打井成功率最高，出水量最穩定，三個月出了成效，後面的會跟著快。先把這十七個做好。」
馬哈茂德把清單拿走了，沒有再問。
實際執行花了不到兩個半月。
奧馬爾那個時候從班加西開車走了一趟，路過那十七個裡面的五個，中途在其中一個村子停下來。時間是上午，村口有幾個老人在曬太陽，有個孩子蹲在新水井旁邊，把一塊石頭扔進去，然後趴在井口往下聽。
他把車停了，走過去，蹲下來，「聽到了嗎？」
孩子抬頭看了他一眼，沒有認出來，「水聲，」孩子說，「很快就能聽到。」
兩個人在那裡蹲了一會兒，很快就聽到了水聲，孩子高興地站起來跑走了，大概是去找別的孩子。他站起來，老人們那邊有人看了他一眼，沒有認出來，只是點了個頭。
他也點了個頭，走回車裡，繼續走。
埃維利亞坐在副駕駛，全程沒有說話。過了一段路，她說，「孩子扔石頭不是在玩，是在測水位。」
「我知道，」他說。
「他們以前的井，」她說，「扔石頭下去，聲音要等很久。」
他沒有接這句話，手放在方向盤上，看著前面的路。路兩邊是沙地，偶爾有一棵樹，很矮，被風吹成奇怪的形狀，往同一個方向倒著。還有三十公里才到班加西。
回到的黎波里之後，他把工兵營的任務清單擴充套件了。
不只是打井——修路，醫療站，初等學校翻修，兩個灌溉渠延伸專案，還有費贊核心區域的電網基礎鋪設。用的是工程單位，比當時利比亞能自主調動的任何工程隊都快，造出來的東西也更結實。
馬哈茂德在三個月後的例會上把統計表推過來，「完工專案裡，」他說，「有三十八個開始有口碑擴散，周邊村莊主動來打聽，問能不能也做。」他停了一下，「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說，」奧馬爾說。
「人手，」馬哈茂德說，「不是工程單位那邊，是跟進的人，做完一個專案，需要有人留下來維護，需要有人在地方上解釋、處理糾紛，我們沒有這個人手，所以有幾個專案做完了沒人跟，荒廢了。」他在椅子上靠了靠，「做一件事容易，把做過的事守住，難。」
奧馬爾在統計表上圈了兩行，「這兩個荒廢的，原因，一條一條說。」
馬哈茂德翻了翻資料，「一個是灌溉渠，建好了，但兩個部落對用水權有爭議，我們的人不在，爭議沒人處理，渠被其中一方填掉了一段。另一個是學校翻修，翻好了，沒人找老師，課本也沒解決，那個教室到現在還鎖著。」
「灌溉渠，」奧馬爾說，「下週我去，把用水權的分配談一遍。」
馬哈茂德抬起頭，「那個地方，上一次我們有人去，被扔過石頭。」
「讓埃維利亞先去，」奧馬爾說，「不是為了談，是為了讓他們知道這次來的不是普通工作組。然後我再去。」
「學校那個呢？」
「找老師，」奧馬爾說，「班加西或者的黎波里，找幾個退休教員，問願不願意去待三年，給足報酬，配一套書，學校就能開了。」他把統計表合上，「做完就走，沒人跟，要從現在改掉這個習慣。」
馬哈茂德走到門口，停了一下，轉身，「你知道那個灌溉渠村子對我們的評價嗎？」他說，「有人說——城裡來的人做事很快，但不管我們死活。」
奧馬爾聽完，「這個評價很準確，」他說，「在我們修掉那段渠之前，是準確的。」
語氣很平，但馬哈茂德聽出了那裡面有一種比憤怒更重的東西，把門帶上，出去了。
那次會議之後，工兵營的任務清單里加了一個新類別，名字是奧馬爾自己寫的，四個字：
跟進守住。
埃維利亞去那個村子的時候，到了，什麼都沒說，先把被填掉的那段渠走了一遍，踩了踩填埋的土，然後找到兩個部落各自的負責人。兩個人都以為她來談判，做好了說硬話的準備。
她沒有談判，坐下來，問了一個問題：
「你們兩家，各自有多少地是靠這條渠才能活的？」
兩個負責人都愣了，一個說了數字，另一個說了數字。
她把兩個數字加起來，告訴他們那個和，「這些地，這條渠修好了都能用，」她說，「現在這條渠被填了，最終誰輸了？」
兩個人都沒說話。
「我下週帶人來修，」她說，「用水權的分配，這次幫你們把合約寫清楚，誰用哪一段，什麼時候，寫在紙上，蓋章，雙方各留一份。有糾紛，不用打架，拿合約來找我們。」
她站起來，「這個意思，能不能接受？」
年長的那個負責人對了眼神，點了點頭。
奧馬爾一週後去的時候，那段渠已經在施工了。
工兵組在場地裡舖設，效率是這一帶從來沒有人見過的那種——同樣的工作量，當地人要幹七天，他們幹了不到兩天。不是因為人多，是因為每一個動作都在它應該在的位置上，沒有一個多餘的步驟，工具到位，材料到位，判斷到位，整個工地像是被一個看不見的邏輯擰著走，不停，不亂，不需要有人吆喝。
第一天下午，兩個部落的負責人還只是站在旁邊看著，保持著距離，像是還沒有決定要不要相信這件事是真的。
第二天上午，兩邊各自多來了幾個人。沒有人叫他們，他們自己來的，搬料，遞工具，沉默地跟在工兵組旁邊幹活，像是被那個速度帶著，站在原地反而不自然了。
年長的負責人靠在一棵樹旁邊，盯著工地看了很久，後來走到奧馬爾旁邊，沒有說別的，只問了一句，「你是上面來的人？做這些事是政府的意思，還是你自己想的？」
奧馬爾想了一下，「政府的意思和我自己的意思，」他說，「在這件事上是一樣的。」
年長的負責人把這句話聽了一會兒，「那就好，」他說，語氣裡有一種他沒有多解釋的安心。
渠修完的時候，奧馬爾已經回到的黎波里了。報告裡有一行他多看了幾遍的話：「完工當天，兩個部落各出了五個勞力來幫工，沒有人叫他們，他們自己來的。」
他把那行話讀了一遍，在旁邊畫了一個圈，沒有寫批註。
馬哈茂德後來取報告歸檔的時候，看到那個圈，「這個圈，」他說，「什麼意思？」
「一件事做對了的標記。」奧馬爾說。
到1972年底，完工的基礎設施專案超過了八十個，直接覆蓋的受益人口在三十五萬到四十萬之間。有了水，有了路，有了學校，有了醫療站，生活開始有了一點改變，不是轟轟烈烈的那種，是那種安靜的、讓人在某一天早上突然意識到：這半年，好像真的不一樣了。
馬哈茂德年末交給奧馬爾一份他自己整理的報告——不是工程報告，是他讓人走訪收集來的，訪談了將近兩百個村落的村民，問了同一個問題：你覺得政府對你們是什麼態度？
結果裡有一行數字：三年前，正面評價不超過兩成，現在，正面評價超過了六成半。
奧馬爾把那個數字單獨圈出來，在旁邊寫了四個字：這四成說了什麼？
「主要兩類，」馬哈茂德說，「一類是做了但沒跟住的，另一類是還沒輪到的。」
「沒輪到的，抓緊輪，」奧馬爾說，「明年減一半。」
他把報告翻到某一頁，在那裡停了比較久。
那一頁記的是一個班加西腹地村子裡老人說的話，七十多歲，訪談員問他對政府的看法，老人沒有直接回答，說了一件他年輕時候的事——那時候是王朝的時代，村裡的路是土路，下雨就泥，政府每年會來人，來了，坐在村長家喝茶，問一些沒有用的問題，然後離開，路還是土路，下一年再來，再喝一次茶，再問一次沒用的問題。老人說他年輕時候以為這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來喝茶的。現在他七十多歲了，他村裡的路修了，他村裡的井打了，來了就幹活，幹完走，路在那裡，井在那裡，「我現在知道了，」老人說，「政府可以不只是來喝茶的。」
奧馬爾把那一頁折了個角，沒有寫任何批註。
馬哈茂德進來取文件，看到折角，「那一頁，標了什麼？」
「你自己看。」
馬哈茂德把那頁翻出來，站著讀完，把報告放下，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才開口，「這種話，」他說，「比任何支援率資料都難得。」
「他不知道有人在記，」奧馬爾說，「所以說的是真的想的。」他把手邊另一份文件拿過來，「明年的計劃裡，我想加一個方向——在已完工的專案裡選十個，每個派一個常駐協調員，不是工程師，是能跟村裡人聊上話、能在有糾紛時出來處理的那種人，年輕的，本地口音的，不帶的黎波里來的官員架子。」
「這個人，從哪裡來？」
「從做完專案的工程團隊裡找，」奧馬爾說，「每個團隊裡都有那麼一兩個在當地待了幾個月之後和村裡人建立了真實關係的，找出來，問他們願不願意留下來，給合理的待遇，把職責定清楚——不是來管的，是來幫的，這兩件事不一樣。」
馬哈茂德把這個想法轉了一遍，「來管的和來幫的，區別是什麼？」
「來管的，是讓你做他認為對的事，」奧馬爾說，「來幫的，是幫你做你認為對的事，然後在你認為對的事裡面，如果有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問題，他才開口。區別是誰在主導，誰在配合。」
馬哈茂德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兒，「你在基礎設施上做的這些，」他慢慢說，「不只是建設，是在做一件別的事。」
奧馬爾沒有問是什麼，等他說完。
「你在讓這個國家的人，」馬哈茂德說，「從相信政府是來喝茶的，變成相信政府是來做事的。」他停了一下，「這件事，比建任何一條路都難，也比建任何一條路都值。」
奧馬爾把窗邊已經涼了的茶端起來，喝了，「難，」他說，「因為不是一次做成的，是一次一次積累的，每做好一件事，積累一點，做壞一件事，損耗一些，淨值慢慢往上走，但每一次走下來都是真實的，不是表演出來的。」
「表演出來的維持不住，」馬哈茂德說。
「所以不做。」
那個冬日午後，兩個人把明年的計劃表過了一遍，奧馬爾在某一行旁邊加了備註，是關於那十個常駐協調員的選拔標準，寫了三條，第三條是：「在專案完工後，當地村民有主動來找過他的記錄。」
馬哈茂德看到第三條，「這個記錄，怎麼查？」
「去那個村子，找三個不同背景的人，問他們在這個工程團隊裡，誰是他們遇到事情會去找的那個，三個人裡答案有交集的，就是了。」
「三個人，不是一個人。」
「一個人可以是個別的關係，」奧馬爾說，「三個不同背景的人說同一個名字，才是真的建立了信任。」
馬哈茂德把備註記完，站起來，在門口頓了一下，「那兩個部落，」他說，「修渠那天自己來的那五個勞力——其中一個，是之前扔過石頭的那家人的兒子。」
他說完走了，把門帶上。
奧馬爾在那個空了的辦公室裡坐了一會兒，沒有動。
那個兒子他沒有見過，但他能想像出來：一個年輕人，他的父親扔過石頭，他自己來了，提著工具，什麼都沒說，站到工兵組旁邊，開始幹活。他不知道工地上那些人是什麼來歷，他也沒有想這件事，他只是看到有人在修那條他們家的地靠著的渠，他就來了。
就這樣。
沒有人發表演講，沒有人互相致謝，沒有人宣佈希麼，就是一條渠在被修，一個年輕人來了，站在裡面幹活。
窗外的的黎波里是普通的冬日午後，天灰藍色的，風不大，街上有人，有車，都在繼續，一件很大的事也在繼續，一寸一寸地，繼續。
如果您覺得《紅警在手：我在利比亞建帝國》小說很精彩的話，請貼上以下網址分享給您的好友，謝謝支援！
（ 本書網址：https://m.51du.org/xs/4864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