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卡拉第一次出現在奧馬爾面前，不是以本人的形式，是以一份三頁紙的文件的形式。
那是1977年春天，埃維利亞的上沃爾特聯絡點傳回來的東西，裡面有一篇桑卡拉在軍隊內部場合說的話的記錄，是別人轉述的，不是原話，但意思沒有跑：他說上沃爾特的窮是被人設計出來的，說法國的棉花公司把這個國家的土地變成了它自己的棉田，說軍隊應該保護人民而不是保護那些棉田。
奧馬爾把那三頁看完，「他今年多大。」
「二十七，」埃維利亞說。
「二十七。」奧馬爾把那份文件放下，「這個人，現在什麼情況。」
「受上級警告，但沒有被處分，」埃維利亞說，「他在軍隊裡有人緣，動他會有反應，所以上面沒有動，就是警告。」
「他接受了警告，」奧馬爾說。
「表面上，」埃維利亞說。
「找他，」奧馬爾說，「不是官方接觸，用商業渠道，讓我們在那裡的人找合適的場合，讓他知道利比亞這邊有人願意認識他，就這樣，不要說更多。」
埃維利亞把這件事安排下去，用的是那個貿易商人的渠道，繞了兩圈，在1977年秋天，桑卡拉和那個商人在瓦加杜古喝了茶，商人帶了一個利比亞的名片，說他認識的一些人對上沃爾特的情況很關注，如果他有興趣，可以保持聯絡。
桑卡拉把那張名片接下來，沒有說太多，走的時候把名片放進了口袋。
「他接了，」埃維利亞說。
「等他來找，」奧馬爾說，「我們不主動推，讓他自己走過來。」
蘇聯那條線年結了第一個果。
奧馬爾在年初給了莫斯科一個具體的東西：託布魯克港口的某項後勤協議意向，措辭是試探性的，但足夠具體，讓蘇聯看到了真實的可能性。莫斯科的回覆來得比上次快，這次來的不是模糊訊號，是一個願意談軍事技術合作的明確表態，附上了初步清單：米格-25，T-72。
馬哈茂德把那份清單看了，「他們給的東西不錯，」他說，「米格-25，那是他們現在最快的截擊機。」
「給了就要，」奧馬爾說，「但價格要談，不要讓他們覺得我們急。」
協議在1977年底簽了，技術合作框架，第一批裝置的交付時間定在1978年，條件裡有一條是利比亞提供港口定期使用權，換來的是裝置和部分技術轉讓。
馬哈茂德簽完協議回來，撇撇嘴，「蘇聯那邊的人說我們是他們在地中海南岸最有分量的夥伴。」
「讓他們說，」奧馬爾說，「分量是談出來的，不是他們封的。」
飛彈組裝廠是那年另一件事。
廠房在的黎波里以南的沙漠裡，對外是軍事工業園區的一部分，有圍牆，有守衛，有那些真實存在的基礎設施。廠房裡面是系統藍圖建築的框架，加上從蘇聯渠道和國內採購混合來的裝置，外殼是真實的，核心是系統給的加速。
哈桑去看過一次，回來，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那個地方，我的人不進去，但我路過。氣氛和我們這邊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更安靜，」哈桑說，「我們費贊這邊，總有人在說話，在爭，在問，那邊，沒有。不是那種沒人的安靜，是那種——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所以不用說話的那種安靜。」
奧馬爾聽完了這段話。他知道哈桑說的那種安靜是什麼。系統加速過的東西，流程是完美的，每個人在流程裡的位置是精確的，所以不需要說話。而費贊那邊，管道還在漏水，鑽頭還在磨合，工程師還在吵架——那種混亂是活的，飛彈組裝廠那邊的安靜是死的。
「那邊的人專注在另一件事上，」奧馬爾說，「不一樣是正常的。你那邊的那種吵，是好事。」
哈桑站在那裡，把這句話想了一會兒，然後點了個頭。他沒有再追問飛彈組裝廠的事，但他知道了自己那邊的那種吵是被允許的，甚至是被需要的。這個認識比任何技術資料都讓他踏實。
敘利亞那條線，是1977年奧馬爾自己發聲開啟的。
薩達特那年去了特拉維夫，奧馬爾在的黎波里發表了《的黎波里宣言》，把薩達特罵得很徹底，措辭不留情面，說他把阿拉伯人的尊嚴賣給了敵人。這篇宣言發出去之後，大馬士革那邊注意到了，因為敘利亞和埃及的關係在那之後急劇惡化，奧馬爾罵薩達特，等於這個時候遞了一塊磚給大馬士革。
敘利亞那邊的回應是一次低調的外交接觸，不是正式的，透過中間渠道，問利比亞是否有興趣深化兩國關係。
奧馬爾把這個接觸接下來，「告訴他們，有興趣，但不急，讓他們先看我們做什麼，不用談，看就夠了。」
他當時手裡有一批電子戰裝置，是系統電子車間的第二批產出，對外說是蘇聯合作的成果，品質比蘇聯給的東西好一點，但好得不明顯——好到讓人覺得「這批本土團隊有水平」，但不好到讓人追問來源。他讓馬哈茂德走軍事渠道，把這批裝置的一小部分送到大馬士革，不附任何條件，就是送。
大馬士革那邊收了，回來的是措辭得體的感謝，以及一個更正式的接觸邀請。
「第一步走好了，」馬哈茂德說。
那一年，還有另一件事。
納吉帶回加州的檔案之後，埃維利亞打開了另一個方向。
Netafim是以色列的一家公司，做滴灌技術的，全球領先，專利壁壘很厚，不對利比亞開放——這是明擺著的，不可能走正常渠道。埃維利亞找了一個叫薩位元的特工，突尼西亞人，三十五歲，做過五年農業裝置銷售，法語很流利，在歐洲有乾淨的商業身份。
她給薩位元的任務是以歐洲農業公司採購代表的身份，參加以色列農業技術博覽會，在那個場合裡接觸Netafim的技術人員，在正常的商業交流裡拿到他需要的東西。
「拿到什麼，」薩位元問。
「他們滴灌系統的核心引數，」埃維利亞說，「不是產品手冊，是他們內部的設計邏輯，管徑比、壓力補償、堵塞預防，這幾個引數的真實資料。你去的那個博覽會，他們會有技術展示，有問答環節，你來問，問得像一個真的在評估採購方案的人。」
薩位元去了，帶回來的不是文件，是他自己在三天裡從不同技術人員那裡問出來的答案，在酒店裡連夜整理成一份筆記，回來交給埃維利亞。
哈桑看了那份筆記，「夠了，」他說，「這幾個數字，我們可以自己推出來其餘的部分。」
那份筆記在1977年底進入了農業研究所的技術檔案，沒有來源標註，就是一份內部研究記錄，存在那裡，等著被用上。
1978年，輸水管道第一條主幹線鋪完了。
鋪完那天，哈桑和兩個工程師從南端走到北端，走了將近兩天，腳走壞了一雙鞋，「沒有滲漏，」他說，把檢測報告放到奧馬爾桌上，「一處都沒有。」
「下一段什麼時候開始。」
「兩個月，等旱季再過一段，」哈桑說，「地溫合適的時候施工，質量穩。」
「你定節奏。」
哈桑走了之後，奧馬爾在舊辦公室裡獨坐，把介面開啟。
農業模組裡，一條新的進度出現了：「第一輸水乾線完成，覆蓋距離四百一十二公里，連線含水層與北部農業區，當前可灌溉面積擴充套件至一萬兩千畝，預計實驗溫室第二期可於六個月內建成。」
他在備註裡寫了一行：「1978年，管道通，哈桑的鞋走壞了一雙。」
關上介面。
IBM那件事，是1978年底的事。
埃維利亞找來的執行人叫尤努斯，三十歲，摩洛哥人，在歐洲讀過計算機，在一家法國公司做過軟體工程師，有合法的歐洲工作記錄。他的任務是滲透IBM在歐洲的一個技術合作專案，那個專案裡有一套農業自動化控制系統的早期版本，IBM在那個階段還沒有商業化，是內部研發階段的東西。
尤努斯用了六週，透過他在法國公司認識的一個IBM外包工程師，接觸到那個專案的邊緣，拿到了系統架構的部分文件，不是完整的，但足夠哈桑的團隊以此為基礎自己往下走。
「夠不夠，」埃維利亞說。
「夠，」哈桑說，「這個架構的邏輯是對的。」
他沒有說半年能做出利比亞版本。他知道那種話說早了沒有意義。文件在桌上，團隊在，剩下的就是時間。
1978年結束的時候，輸水乾線在那裡，那套架構文件在哈桑的桌上，蘇聯的裝置在倉庫裡等著整合，大馬士革那邊的聯絡保持著，桑卡拉那個名字在聯絡點的檔案裡，還沒有動，但在那裡。
埃維利亞有一天進來，把一張紙放到奧馬爾桌上，最後一行是：「所有行動，無一次暴露。」
奧馬爾把那張紙看了，「好，」他說，把那張紙還給她，「燒掉。」
埃維利亞把那張紙拿走了。
他在那個舊辦公室裡坐了片刻。窗外的天已經全黑了，費讚的夜晚沒有燈，只有星星。他想到這些年，他知道要去哪裡，但不是每一步都能看清楚腳下的路。有時候是那些人幫他看的——哈桑看腳下的管道，看哪一段滲漏、哪一段結實；納吉看加州那間資料室的鎖，看什麼時候有人經過、什麼時候沒有人；薩位元聽那個以色列工程師說話時的語氣，聽出哪些數字是真的、哪些是宣傳；尤努斯記住了那份架構文件裡的一條邏輯鏈，不是全部，但那條鏈是對的。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更大的事的一部分。他們只是把各自那一塊做紮實了。
紮實，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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