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顧問團第一次在費贊集合，是1975年的秋天。
十七個人，站在舊基地外面的空地上，穿著各自帶來的衣服，揹著行李，有幾個人在看那片沙漠，假裝是第一次見它。從外面看，他們是利比亞駐外留學生裡被召回來的那批——有在蘇聯待了七年的地質工程師，有在東德讀完博士的材料專家，有在埃及學了五年農業科學的年輕人。介紹信上寫的是「國家技術儲備專案」，蓋的是費贊地區開發局的章。
奧馬爾站在那片空地上，把這十七個人看過，沒有說歡迎詞，沒有說使命，說了一件事：「先看一件東西。」
他帶他們走進基地，走到那臺裝置旁邊，讓一個工程師按了啟動鍵，然後等著他們看。
裝置啟動，聲音不大，是一種持續的低頻震動，資料在介面上流動——那個介面只有奧馬爾能看見，但裝置本身是真實的，是這片沙漠下面正在發生的事的一部分。
沒有人說話。那個蘇聯回來的地質工程師蹲下來，把手放到地面上，感受震動，然後站起來。他叫哈桑，四十一歲，在蘇聯待了七年，帶回來的不是學位證書，是一套在烏拉爾礦區磨了三年的鑽探手感。
「這個深度，鑽頭是什麼材質。」
「你來定，」奧馬爾說，「這是你的事。」
哈桑沉吟片刻，說了一種合金的名字，說在蘇聯見過類似的應用，但那邊用的是另一種配比，他覺得可以改。
「改，」奧馬爾說，「需要什麼告訴我。」
這就是學者顧問團的第一天，沒有儀式，從一個問題開始。
那天晚上，哈桑一個人坐在基地外面的沙地上。沙漠的夜晚來得快，白天還燙腳的沙子，到了晚上就涼透了。他在蘇聯待了七年，從烏拉爾到莫斯科，再從莫斯科回利比亞，中間隔了不止一片海。回來之前他想過，利比亞和蘇聯不一樣，但真正站在這裡之後他才發現，不一樣的不只是氣候和語言，是做事的方式。在蘇聯，每一件事都有流程，有審批，有等待。在這裡，奧馬爾說「你來定」，然後就沒有第二句話了。那種信任讓他不習慣，甚至讓他有點慌——不是因為怕做不好，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被這樣信任。
他把這個問題帶回了帳篷，沒有答案，但帶著它睡著了。
哈桑來的第三天，把那種合金的配比寫在紙上，遞給奧馬爾，說需要這幾種原料，費贊附近能找到兩種，另外兩種要從外面進口。
「那就進口，」奧馬爾說，「走採礦輔助裝置的類目，你來寫規格，老鄭那邊幫你對接渠道。」
哈桑把這個渠道接下來，沒有多問。他不需要知道老鄭是誰，不需要知道那個渠道背後是什麼，他只需要知道他要的東西能來。
三個月後，鑽頭改出來了。第一口深井在1976年3月打下去，在努比亞砂岩層打到了水。
出水那天，哈桑站在井口邊，看著那股水從地下湧上來，深棕色的，帶著鐵鏽氣息。他蹲下來，把手伸進水裡，涼意從指尖往上走，一直走到手腕。在蘇聯的七年裡，他打過四口深井，每一口都出水了，但那些水不是給利比亞的。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的水是從利比亞的地底下出來的，是他用自己改出來的鑽頭打穿的。他說不清楚那種感覺，但他的手在水裡多放了幾個呼吸的時間。
「比我預測的淺了十七米。」
「淺是好事，」奧馬爾說。
哈桑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語氣不一樣——是把一件事做成的人才有的那種，不是附和。
水出來之後，輸水管道的事才能真正開始談。那條管道，從含水層到北部農業區，要穿過將近四百公里的沙漠，在地圖上看著簡單，實際上需要解決幾十個具體問題。哈桑那批工程師裡有兩個搞基礎設施的，他們把那幾十個問題列出來，發現有一個解決不了：長距離輸水的防滲技術，他們的水平不夠，需要外部資料。
這件事傳到了埃維利亞那裡。
埃維利亞壓了兩週，找來一個叫納吉的特工——三十二歲，在黎巴嫩長大，說英語和法語，在貝魯特做過四年出口貿易，有一張乾淨的商人臉。
「美國加州，」她說，「中央谷地有一套灌溉工程的技術檔案，我要那套檔案裡關於長距離輸水防滲處理的那一部分，不是公開發表的，是他們內部的施工規範。」
納吉把任務想清楚，「進去的方式。」
「一家工程諮詢公司的客戶代表，」埃維利亞說，「公司在貝魯特註冊，業務範圍裡有農業基礎設施諮詢，你去談合作意向，順便做別的事。」
納吉在洛杉磯落地的時候是二月底，加州的冬天不冷，空氣裡有一種和貝魯特不一樣的味道——不是海，是柑橘和汽油混在一起的那種。他穿著深灰色的西裝，提著一個皮包，裡面有六張名片和一份二十七頁的公司介紹，那家公司真實存在，只是不知道他這個人。
中央谷地在加州中部，從貝克斯菲爾德往北，一路都是農田和灌溉渠。他租了一輛車，開過去，沿途看到那些管道從地裡露出來，筆直地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他想起費讚的沙漠，想起那條還沒有鋪下去的管道，想起那個叫哈桑的工程師——那個人他不知道，但他要去偷那個人需要的東西。
他沒有直接去水利部門。先花了一週，在貝克斯菲爾德的一個農業商會里混了張訪客卡，跟兩個退休的灌溉工程師喝了幾次咖啡，從他們嘴裡摸清楚了那份施工規範放在哪裡——不是機密，但不對外公開，存放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農業工程資料室裡，需要合作機構的介紹信才能查閱。
他用貝魯特那家公司的名義發了一封正式的學術諮詢函，說要研究乾旱地區長距離輸水的防滲方案，希望查閱相關施工記錄。戴維斯分校那邊回了，說可以，但需要一份利比亞本地機構的合作意向書作為背書。納吉在薩克拉門託的一個公共圖書館裡，用一臺租來的打字機，打了一份意向書，抬頭是「的黎波里農業研究所」——這個研究所當時還不存在，但三年後會存在。
他把意向書傳真過去，三天後收到回覆：可以查閱，限資料室內，不可複製，不可拍照。
納吉在資料室裡坐了七天。第一天翻目錄，第二天找到那份規範，第三天到第七天，他每天去坐八個小時，把那兩百四十頁的內容分段記下來——不是抄，是用腦子記，記完之後回酒店寫下來。他的記憶是訓練過的，誤差控制在百分之三以內。第七天下午，他合上最後一份文件夾，走出資料室，加州的陽光打在臉上，他站了一會兒，然後去機場。
帶回來的不是原件，是他在酒店裡手寫謄錄的兩百四十頁技術檔案，每一頁都有頁碼和日期。
埃維利亞拿到的時候，翻了一下，「手寫的。」
「不能拍照，不能影印，」納吉說，「我只能這樣。」
埃維利亞沒有說辛苦，把那疊紙收好，「有用。」
納吉點了個頭，走了。他在飛機上睡了十四個小時，從舊金山到法蘭克福，再從法蘭克福到的黎波里，醒著的時候，他一直在想一件事——那家「的黎波里農業研究所」，三年後如果真的建起來，他能不能去那裡看一眼。不是為了什麼，就是想看一眼。
埃維利亞把那份檔案給哈桑看了，哈桑翻到第七十三頁，停下來，「就是這個，」他說，「這個熱熔接縫處理，我們一直沒有從這個角度想。」他把那一頁讀完，抬起頭，「誰找來的。」
「不需要知道，」埃維利亞說，「有用就行。」
蘇聯那邊的事，是同期走的另一條線。
奧馬爾在1975年底，透過駐莫斯科的非正式渠道，傳過去一個意向——利比亞有意願在地中海方向為蘇聯提供某種形式的後勤便利，具體細節可以談。這個意向說得很模糊，他不想在這個階段給蘇聯任何具體的承諾，他要的只是一個訊號：我在這裡，我願意談。
蘇聯那邊的反應來得比他預期慢，用了將近四個月，回來的也是同樣模糊的訊號：感興趣，可以進一步接觸。
馬哈茂德把這個回覆看了，「他們在評估，」他說，「他們要看我們能給什麼，給多少，給多久。」
「讓他們評估，」奧馬爾說，「1976年底，給他們一個更具體的東西，讓他們看到真實的誠意，但條件由我們開。」
布吉納法索那邊，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一個入口。
1975年，上沃爾特——那個後來改名布吉納法索的地方——正在經歷嚴重旱災，薩赫勒地區糧食危機波及整個西非，上沃爾特是其中情況比較嚴重的。奧馬爾讓人查了那裡的情況，讓馬哈茂德找到了透過阿拉伯-非洲團結組織可以走的捐贈渠道，五千噸糧食，用組織的名義捐，利比亞出錢，但不出頭。
馬哈茂德把這件事安排完，「為什麼是上沃爾特，」他說，「還有更大的糧食危機。」
「因為那裡有高盧的影子，」奧馬爾說，「我們在高盧的後院放一袋糧食，不是為了今天，是為了以後某一天，那裡的人記得誰給過他們東西。」
糧食到了，奧馬爾讓埃維利亞透過那條渠道，悄悄建立一個聯絡點，不是官方的，就是一個在當地做貿易的商人，知道利比亞那邊有人，有事可以傳話。這個聯絡點在1976年底傳回來第一條有價值的資訊：軍隊裡有幾個年輕軍官對現政權不滿，其中有一個叫桑卡拉的上尉，最近在軍隊裡說了些讓上級不高興的話。
埃維利亞把這條資訊放到桌上，「要不要做什麼。」
「記住這個名字，」奧馬爾說，「先不動，看他往哪裡走。」
1976年底，軍事電子裝置那批東西下線了。
那是紅警系統電子車間在利比亞的第一批產出，對外的說法是利比亞本土軍工的初步成果，是政變後大力發展本土工業的結果，有據可查的投入，有看得見的廠房，有那批「歸國科學家」的名字掛在研發團隊裡。實際上，那批裝置的核心技術是系統給的，工程師們做的是把那個核心包進一個看起來像是本土研發的外殼裡。
下線儀式在的黎波里郊外的廠房裡舉行。來了十幾個人，有軍方的代表，有工業部的官員，有幾個記者。奧馬爾站在人群后面，沒有上臺，他不想出現在照片裡。
哈桑被叫去站臺，站在那批裝置旁邊。他穿著一件不太合身的深色外套，是前一天在商店裡臨時買的，標籤還沒拆，領口的線頭露在外面。記者拍照的時候，他站直了，臉上是一個做了事的人才有的平靜，不是表演。但他心裡在想一件事——這些裝置的核心技術不是他做的，他只是把那個核心包進了外殼裡。而井口那些水，那口深井，那條管道，是他做的。他站在這裡，不是因為那口井，是因為這些裝置。這個念頭在他腦子裡轉了一下，然後他把它按下去了。
他確實做了事——那臺鑽頭，那口深井，那套防滲方案，都是真的。系統給的是加速，不是替代，這件事奧馬爾從一開始就想清楚了。系統不能替代真實的人在真實的土地上幹真實的事，它只能讓那些事走得更快、走得更準。
儀式結束後，奧馬爾走到哈桑旁邊，兩個人站了一會兒，沒有說話。廠房外面的天已經暗了，燈把他們的影子拉長，投在廠房的水泥地上。
「那口井，」奧馬爾說，「比這些裝置重要。」
哈桑沒有接這句話，但他聽到了。他站在那裡，把手插進口袋裡，摸到了那根從井口帶回來的小石頭，是出水那天他從井邊撿的，一直放在口袋裡，沒有拿出來過。
1976年結束的時候，奧馬爾一個人站在費贊基地外面的空地上。就是一年前十七個人第一次站的那塊地方。風從沙漠那邊吹過來，帶著細沙打在臉上。他把手電關掉，讓眼睛適應黑暗。天上的星星比城市裡多得多，多得不像真的。
他想起那口井出水的那天，哈桑把手伸進水裡。想起納吉從加州帶回來的那疊手寫檔案。想起埃維利亞說「有用」時的語氣。想起馬哈茂德把文件從袖子下拿出來，推過來，說「這個今天要籤」。想起法蒂瑪坐在咖啡館裡，讓威廉打量她。想起穆薩長老站在帳篷口，七十多歲的人了，站在那裡看他走。
費贊地下有一口深井，深井上面有一條正在鋪設中的輸水管道。的黎波里郊外有一棟剛建成的農業研究所——那棟樓現在還是空的，但納吉將來可以去那裡看一眼。軍隊倉庫裡有第一批本土生產的電子裝置。莫斯科那邊有一個等著被喂更多東西的訊號。上沃爾特有一個記住了那批糧食的聯絡點，還有一個叫桑卡拉的年輕上尉，正在往他知道的那條路上走。
那一年沒有一件大事，但每件事都在地下走，走得紮實。
他站了一會兒，轉身走回基地。沙漠裡的風沒有停，把他身後的腳印慢慢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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