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渠，是從北往南開的。
費贊地下有水，這件事奧馬爾知道，從他第一次在系統介面上看到那片區域的地質標註就知道了，那個標註用的是橙色，橙色在系統裡意味著「已確認，待開發」，不是猜測，是確認，確認的方式是系統自己的探測方式，那個方式的精度，不是這個時代的勘探技術能比的。
他把那個橙色標註盯著看了很久，那天是1964年，他還在費贊，還在那片沙漠裡做他那時候在做的事，那個橙色放在他眼前，他把它記住了，沒有動，就是記住，放在那裡，等。
等了十四年。
不是因為沒有想到，是因為他知道那件事的重量，那片含水層，按系統給出的儲量估算，是一個他不打算輕易開啟的數字，那個數字如果公開出去，會帶來的東西比水本身更復雜，更難處理，他在等一個時機，等一個他知道自己能駕馭那些複雜性的時機。
1977年底，那個時機到了。
他在那年底的一次內部會議上，把那件事提出來，不是對所有人提，是對卡里米和埃維利亞，兩個人，說了大概一個小時，把他想做的方式說清楚——第一條渠，只開一條，不全開，對外公佈的是地表徑流改造工程，不是地下水開採，出來的水，用於費贊北部的農業灌溉，那片地，原來一年只能種一季的地，水來了，可以種兩季。
兩季和一季，對住在那裡的人來說，不是翻了一倍那麼簡單，是那種你生活裡一直緊繃著的那根弦，鬆了一點的感覺，是孩子今年能多吃幾個月飽飯的感覺，是明年不需要再賣掉那隻羊的感覺。那些感覺，奧馬爾知道不會出現在任何報告裡，但它們是這件事真正的原因。
卡里米問他，「只開一條，是擔心什麼。」
「不是擔心，」奧馬爾說，「是時機，那個儲量，現在不是公佈的時候，公佈了，能拿回來的東西比現在少，等，等到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來定價，再公佈。」
卡里米把這個邏輯在腦子裡想了想，「那第一條渠，用什麼名義開。」
「農業水利改造，」奧馬爾說，「就是那個名義，那件事本身也是真的，不是幌子，是真的做，做好了，那片地真的變，幌子不需要，真的事情做好了，比幌子更管用。」
工程單位是在1978年春天進場的。
沒有任何公開的招標，沒有任何外部承包商，進場的那支隊，對外是「費贊農業水利局」下屬的一個技術團隊，十八個人，一輛指揮車，四臺裝置車，看起來就是那樣，就是去做一件農業工程的，不起眼，不奇特，就是在那片沙漠裡開始工作了。
馬哈茂德知道那支隊是什麼，他在那年三月進費贊辦另一件事，順路去看了一次，回來給奧馬爾說了一句話，「那些人，和修路的那批是一種人。」
「嗯，」奧馬爾說，「知道了。」
「那條渠，」馬哈茂德說，「能出多少水。」
「夠，」奧馬爾說，「你不用知道具體數字，就是夠，夠那片地用。」
馬哈茂德把這個「夠」字壓了壓，沒有繼續問，他認識奧馬爾足夠多年，知道什麼時候該問，什麼時候那個問題不是他的問題，「那片地，」他說，「打完渠，準備種什麼。」
「棗椰、高粱、一部分苜蓿，」奧馬爾說，「苜蓿是給牲口的，先把牲口的草料穩住，牲口穩住了，人的那部分就好說了。」
馬哈茂德點了頭，沒有再說這件事，轉向別的事去了。
工程進行了四個月。
那條渠，主渠兩百八十公里，支渠十一條，總長度六百四十公里，按這個時代正常的工程進度，那個規模，從勘探到完工，需要三到四年，還不算裝置運進沙漠的時間成本。
那支十八人的隊，四個月。
渠壁的材料是他們自己帶來的，不是混凝土，是一種奧馬爾叫不出名字的東西，看上去像石料，但比石料輕，用指甲劃，沒有痕跡，那個材料在沙漠裡放了多久都不會開裂，不會被沙土侵蝕，是那種你放在那裡它就一直在的東西。
渠底有一套分流系統，是那種根據土壤溼度自動調節流量的系統，奧馬爾在完工之後進去，蹲下來，把那個系統的某個節點看了很久，那個節點的設計，是那種你需要理解它背後的邏輯才能理解它為什麼這樣做的設計，他理解，因為他是系統的人，但他蹲在那裡，還是把它看了很久。
水出來的那天是秋天。奧馬爾沒有去，但他後來聽法里斯說，水從主渠入口往下走的時候，聲音不大，是那種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才能聽到的聲音。在那片沙漠裡，那個聲音是新的。
附近聚落的人來看的時候，是水已經到了他們那片地的第三天。
來看的人裡，有一個女人，五十多歲，她在那條支渠邊上站了很長時間，把那條支渠從這頭看到那頭，然後蹲下來，用手捧了一點水，那個水在她手心裡，她沒有喝，就是看著它，讓它從手指縫裡流出去，流回渠裡，然後站起來，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往回走，走了幾步，回頭，把那條渠又看了一眼，然後繼續走。
那個回頭，奧馬爾沒有看見，是後來有人告訴他的。
告訴他這件事的人是法里斯，法里斯那時候在費贊處理醫療站的事，順路去看了那條渠，看到了那個女人，回來給奧馬爾說了，就是說了，沒有加任何解釋，就是那件事本身。
奧馬爾把那件事聽完，「那片地，」他說，「今年還來得及種一季嗎。」
「來得及，」法里斯說，「九月底出水，十月還能種一批高粱，沒問題。」
「那就種，」奧馬爾說，「讓他們種，不要等。」
那條渠對外的名義，是那年十二月在利比亞的一份農業報告裡出現的，兩段話，說費贊農業水利局完成了北部地區的渠道改造工程，新增灌溉面積若干公頃，當地農業產量預計明年提升。那兩段話放在那份報告的第七頁，夾在一堆其他的農業資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
霧島那邊的中東情報部門在次年的一份例行分析報告裡，有一段話提到了這件事，那段話是這樣寫的：「費贊北部地區出現規模性農業擴張跡象，可能與利比亞持續推進的農業現代化政策有關，具體資料待核實。」
那段話，一個措辭，「待核實」，意思是他們看到了這件事，但他們用他們的方式解釋不了它，所以寫了一個「待核實」，把那件事放在那裡，等以後有了更多資訊再來解釋。
那個「待核實」放了多久，奧馬爾不知道。但他知道它會一直放在那裡。
那片地，第二年種了兩季。
第一季高粱，收成比那片地歷史上任何一年的高粱都好，不是土地變了，是水夠了，土地是那片土地，就是水夠了，水夠了，那片土地能做的事就不一樣了。
收成的數字，法里斯整理成一份報告發給奧馬爾，奧馬爾把那份報告看完，在某一行數字旁邊用鉛筆畫了個圈，把鉛筆放下。
那個圈畫的那行數字，是那片地今年的高粱畝產量，那個數字比去年同期高出了四成七。四成七，不是實驗田的數字，不是精心照料的數字，是那片地正常種、正常收的數字，就是水夠了，就是這樣。
他想到了那個女人，那個在渠邊站了很久然後蹲下來用手捧了一點水的女人，那個女人的名字他不知道，他問過法里斯，法里斯說問了，那邊的人說不太清楚，是附近某個聚落來的，不常出來，那個女人的名字就是不知道，就是那樣。
但那個四成七在那裡，和那個女人那個回頭的動作在一起，是同一件事的兩個面，一個是數字，一個是那一秒，兩件事都是真的，都在那裡。
第二季是棗椰，棗椰要幾年才能結果，但那年種下去的那些苗，根扎進去了，那些根，往後的幾年裡會慢慢往下走，往那個有水的地方走，去找那個水，找到了，就在那裡扎穩，扎穩了，就是那裡的樹了，不是外來的，就是那裡的樹，就是那片土地的一部分。
奧馬爾在那年冬天，把費贊這邊的進展報告看完，在農業那部分的數字上停了停，沒有標註什麼，翻頁，繼續看。
那幾個數字，是那條渠存在的證據，是那個含水層第一次被使用的證據，是那片地從一季變成兩季的證據，那些證據，放在那份報告的第三頁，靜靜地在那裡，不聲不響，就是在那裡。
含水層裡的水，比那條渠用掉的量大出去多少倍，奧馬爾知道，卡里米知道，埃維利亞知道，這個世界上知道那個真實數字的，就這三個人。
那個數字，暫時放在那裡，不是今天要動的底牌，是他知道它在那裡的那種知道，那種知道本身，就已經夠用了。
那條渠修完之後，卡里米做了一份推演，推演的問題是：如果有一天這件事被別的國家的情報部門徹底摸清楚，他們會怎麼用這件事來對付利比亞。卡里米把那份推演交給奧馬爾，說了句，「他們能用的方法，我列了五種，每一種都需要利比亞先承認那個儲量的存在。」
奧馬爾把那份推演翻完，「所以，」他說，「只要我們不公佈那個數字，那五種方法對我們就沒有用。」
「對，」卡里米說，「但如果有一天我們公佈了，那五種方法裡，有兩種可能在二十四小時內被啟動。」
「那我們就不公佈，」奧馬爾說，「不是永遠不公佈，是在我們定價之前不公佈，等我們定好了價，再公佈，那時候那五種方法，我們一一對付。」
卡里米把那份推演收回去，「那我們什麼時候定價。」
「等那些周邊的國家真的渴了，」奧馬爾說，「渴了來找我們，坐到那張桌子上，那時候，我們告訴他們價格，價格他們接受，然後告訴他們那個數字，那時候，那個數字對我們是有利的，」他把手放到桌上，「現在公佈，那個數字是別人的把柄，到那時候公佈，那個數字是我們的底氣。」
那份推演，卡里米歸檔了，放進那個他放重要文件的地方，就這三個人知道在哪裡。那年秋天，卡里米還帶了一個人去了趟海邊，那是位義大利來的工程顧問。
如果您覺得《紅警在手：我在利比亞建帝國》小說很精彩的話，請貼上以下網址分享給您的好友，謝謝支援！
（ 本書網址：https://m.51du.org/xs/4864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