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奧馬爾拿起那份電報，伊拉克軍隊昨晚越過邊境，向伊朗胡齊斯坦省推進，多點突破，是有準備的進攻，不是邊境摩擦。
他把那份電報看完，放回桌上，把桌上剩下的那杯茶端起來，喝完，把杯子放下，繼續處理手裡的費贊水利報告。
埃維利亞站在那裡，「就這樣，」她說。
「嗯，」他說，沒有抬頭，「讓馬哈茂德下午來。」
埃維利亞走了。
那份費贊水利報告，他又看了十分鐘，把需要批的地方批完，推到一邊，把那份電報重新拿過來，看了第二遍。
這場仗，他等了將近兩年了。
1978年，他就在那本備忘錄裡寫過，兩伊之間有一場仗在等著打，不是一定打，但條件都在，薩達姆需要一場勝利來穩固他在巴格達的地位，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需要一個外部敵人來凝聚內部，兩件事都在找出口，兩件事的出口恰好都在對方身上。
現在打了。
他把那份電報折起來，放進文件夾，出去。
走廊裡，他路過幾個正在說話的人，那幾個人在討論伊拉克會不會在三個月內拿下胡齊斯坦，有人說會，有人說不好說，有人說伊朗的革命衛隊不是紙糊的。奧馬爾路過，沒有停，往外走了。
他在那棟樓外面站了一下，是那種九月的的黎波里，早晨，從海那邊來的風，還有一點涼。
三個月。他把那個判斷想了想，不是三個月，不是三年，這場仗會打很久，會打到兩邊都精疲力竭、打到兩邊的年輕人死了一批又一批、打到開戰時坐在桌邊拍板的那些人不得不停下來，那時候才停，不是因為有人贏了，是因為兩邊都輸不起了。
他知道這場仗的形狀，他不需要預測，他只需要在那個形狀裡找他的位置。
馬哈茂德下午來了，進來，在對面坐下，「看到訊息了，」他說，「伊拉克打進去了。」
「嗯，」奧馬爾說，「你怎麼看。」
「薩達姆高估了自己，」馬哈茂德說，語氣是那種軍事判斷的直接，沒有多餘的，「他以為伊朗的軍隊在革命之後散架了，能快打快收，但伊朗人不是用軍隊在打仗，是用信仰，信仰這個東西，正面打不垮，」他往椅背上靠了靠，「他進去容易，出來難。」
「多久，」奧馬爾說。
「不好說，」馬哈茂德說，「三年以上，有可能更長，要看兩邊誰先撐不住，但我判斷兩邊都撐得住，就是這種仗，打的是消耗，打到最後沒有輸家，只有兩個輸家。」
奧馬爾把這個判斷聽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說，」他說，「想聽你的意見。」
「說，」馬哈茂德說。
「我要向兩邊都派顧問，」奧馬爾說，「伊拉克那邊一組，伊朗那邊一組，兩組人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兩邊都不知道我們同時在幫另一邊。」
馬哈茂德在那裡坐著，把這句話聽完，沒有立刻說話，是那種一件事落進來、需要先在腦子裡放一放才能接著說的停頓，不是短暫的，是真的在想，想了大概有十秒。
「兩邊同時，」他說，「伊拉克和伊朗。」
「嗯，」奧馬爾說。
「顧問做什麼，」馬哈茂德說。
「戰術層面，」奧馬爾說，「不是指揮，是培訓，後勤分析，通訊最佳化，不涉及具體戰役決策，就是幫他們把自己的軍隊用得更有效率，兩邊都能用，也就是說，這場仗打多久，我們的顧問就在那裡多久。」
馬哈茂德把這個設計想了一圈，「你支援哪邊，」他說。
「我下注的是亂局本身，」奧馬爾說。
馬哈茂德把這句話嚼了嚼，「那如果兩邊都發現了，」他說，「發現你同時在幫另一邊。」
「他們發現不了，」奧馬爾說，「兩組人，來源不同，渠道不同，名義不同，伊拉克那邊走的是軍事技術合作，伊朗那邊走的是伊斯蘭革命團結框架，兩個框架，兩種人，兩條線，中間沒有交叉，」他把手放到桌上，「埃維利亞負責隔離，這件事她能做到。」
「問題不只是發現，」馬哈茂德說，「問題是這場仗結束的時候，贏的那邊回頭看，會把帳算清楚。」
「贏的那邊，」奧馬爾說，「我剛才聽你說，你覺得兩邊都贏不了。」
馬哈茂德把自己剛才說的那句話想了想，「兩個輸家，」他說，「停戰的時候兩邊都精疲力竭，」他慢慢點了點頭，「那時候他們不會有精力算這筆帳。」
「而且，」奧馬爾說，「那時候兩邊都欠我們的，欠了東西的人，不會先去翻舊帳，會先想怎麼把欠的還清。」
馬哈茂德把這個邏輯想完，在那裡坐著，沒有說話，那個沉而不語的停頓，是他把一件事從各個方向看完、最終接受它的方式，「好，」他說，「人怎麼選。」
「你幫我選，」奧馬爾說，「兩組，每組五到七人，要有實戰經驗，要能適應那邊的氣候和語言，要嘴嚴，這兩條線上的人，不能有任何私下的聯絡，連在的黎波里喝過酒的都不行，要找真的互相不認識的。」
「這個條件，」馬哈茂德說，「把選人的範圍壓得很窄。」
「我知道，」奧馬爾說，「所以交給你，」他看著馬哈茂德，「整個利比亞的軍隊，你認識的人比我多，你找得出來。」
「給我兩週，」馬哈茂德說，他說。
「一週，」奧馬爾說，「那邊的仗已經開始了，進去早一天，關係就建早一天。」
馬哈茂德沒有還價，「行，」他說，「一週。」
他站起來，往門口走，走到一半，停下來，「那邊死人很快，」他說，沒有回頭，「我們送過去的人，萬一出了事。」
「那是他們接這個任務之前知道的風險，」奧馬爾說。
馬哈茂德在那裡，「你這句話，」他說，「說得很冷。」
「是，」奧馬爾說，「但是真的。」
馬哈茂德出去了。
那棟樓裡安靜了一段，下午的光從窗子斜進來，奧馬爾把那份伊拉克進攻的電報重新展開，看了第三遍。
他在腦子裡把接下來的事過了過。
伊拉克軍隊現在在胡齊斯坦，推進速度比外界預期的快，但那個速度會停下來，不是因為伊朗軍隊有多強，是因為後勤會跟不上，這是所有在沙漠地帶發動大規模進攻的軍隊都會遇到的問題，薩達姆的軍隊也不例外。停下來之後，伊朗會重新組織，會反推，反推的力量不是來自軍隊，是來自那批十七八歲的孩子，他們穿著白色的布，說這是通往天堂的路，然後往前走，用人命換陣地。那是一種任何現代戰術都應對不了的東西，因為它的基本邏輯不是軍事邏輯，是宗教邏輯，對宗教邏輯，戰術沒有用。
所以這場仗會僵住。
僵住之後，雙方都會找外援，找武器，找顧問，找任何可以幫他們打破僵局的東西。
利比亞的顧問，要在他們開口找之前就在那裡，等他們發現自己需要的時候，人已經在了，不是利比亞去找他們，是他們自然地依賴已經在場的人。
這個時間差，就是他現在要搶的東西。
他把那份電報摺好，放進文件夾，站起來，去處理下午剩下的事。
一週之後，馬哈茂德把一份名單放到他桌上，兩頁紙，伊拉克那邊七個人，伊朗那邊六個人，每個人後面有三行備註：從哪裡來，做過什麼，嘴有多嚴。
「我找了四天，」馬哈茂德說，坐下來，把那兩頁紙推過來，「這十三個人，兩組之間互相認識的，零個，我一個一個確認過了，有兩個是我自己打電話去問的，不是讓人轉，我自己問的。」
奧馬爾把那份名單拿過來，從頭看到尾，每個人都看，不是看名字，是看那三行備註，備註裡有一個他重點看的東西：這個人有沒有在多線任務裡同時工作過的經歷，有這種經歷的人，腦子裡裝事的方式不一樣，知道左手和右手可以不知道彼此在做什麼，這種人更安全。
看完，他把名單放下，「伊朗那邊第四個，」他說，「換掉。」
「為什麼，」馬哈茂德說。
「他1976年在貝魯特做過，」奧馬爾說，「那時候我們伊朗渠道的一個聯絡人也在貝魯特，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待過六個月，就算沒有直接見過，有交集的可能性我不要。」
馬哈茂德看了那份名單一眼，「我換，」他說，「還有兩天出發，換得過來，」他把那份名單重新疊起來，「這個人我本來就猶豫過，只是符合其他條件，現在你這麼說，就換掉。」
「換完給我看一下，」奧馬爾說。
馬哈茂德把名單收走，「還有一件事，」他說，「伊朗那邊，顧問進去的身份是什麼，伊斯蘭革命團結框架，這個說法伊朗方面接受，但他們會問利比亞為什麼突然想起來聯絡他們，理由。」
「兩年前，」奧馬爾說，「我們在聯合國對伊朗革命表了態，公開支援伊朗人民反殖民主義的歷史性勝利，那個公開表態，現在用，」他把手放到桌上，「我們是第一批表態的，他們記得。」
「伊拉克那邊，」馬哈茂德說，他說，「他們知道我們表過那個態，他們不會覺得奇怪嗎，一邊表態支援伊朗，一邊給伊拉克派顧問。」
「他們知道的是公開的表態，」奧馬爾說，「我們給他們派顧問走的是軍事技術合作，不提伊朗，不提革命，就是軍事合作，兩件事在不同的層面，他們不會往一起想，而且薩達姆現在需要任何他能拿到的東西，他不會去想太多。」
馬哈茂德把這個邏輯想了想，點了頭，走了。
埃維利亞當天晚上來，把那個隔離方案的框架說了，大概十分鐘，說完，「兩條線，我可以保證沒有交叉，」她說，「但有一個風險點，伊朗那邊，有一個聯絡渠道是透過貝魯特的，貝魯特現在的情況不穩，如果那條線出了問題，需要有備用方案。」
「備用方案，」奧馬爾說，把筆放下，「你想用哪條。」
「大馬士革，」埃維利亞說，「新月國那邊在德黑蘭有渠道，可以借。」
「借，」奧馬爾把這個字壓了壓，「借了就是欠，欠了就要還，還的時候要用的東西可能比這件事本身更貴。」
「那就不借，」埃維利亞說，「那貝魯特那條線出問題的時候，我們自己建一條新的，但建需要時間，六個月以上。」
「先走貝魯特，」奧馬爾說，「你把那條線的備份做好，把觸發條件定清楚，什麼情況下切換，切換之前要通知誰，如果那條線真的出了問題，我們暫停伊朗那邊的顧問輸出，等新線建好再繼續，不借別人的渠道。」
埃維利亞把這個決定記下來，「還有一件事，」她說，「納迪亞，她最近在寫兩伊戰爭的分析，已經寫了很長了，我沒有看到內容，但她在圖書館借閱的那些資料，我大概知道她的方向，如果她的分析和我們正在做的這件事產生了交叉——」
「不會，」奧馬爾說，「她的分析是學術的，我們做的事是另一條線，兩件事不在同一個平面上，而且她不知道我們在做這件事。」
「她不知道，」埃維利亞說，「但如果她寫的那篇分析發表出來，裡面有關於利比亞在這場戰爭裡應該持什麼立場的論斷——」
「她會寫，」奧馬爾說，「她寫什麼我大概能想到，」他把手裡的那支筆放下，「那是她的判斷，我尊重，但我做的是我的判斷，兩個判斷可以同時存在，不需要一致。」
埃維利亞在那裡看了他一眼，沒有再說這件事，把話題繞回到那兩條顧問線的具體安排上，說完，走了。
房間裡安靜了，那棟樓裡這個時候人已經少了，走廊裡偶爾有腳步聲，然後沒有，奧馬爾在那個安靜裡，把今天的事在腦子裡收了收。
伊拉克打進去了，那場仗開始了，他的兩組顧問還沒有出發，但已經在選人了，一週之內選完，然後出發，進入那兩個正在交戰的地方，用戰術培訓和後勤最佳化的名義，站在那裡，站到那場仗結束。
那場仗結束的時候，利比亞在兩邊都有人，兩邊都有關係，兩邊都有說話的份量，不是因為選了贏的那邊，是因為兩邊都在，兩邊都見過，兩邊都能去。
那是他要的東西，不是勝利，是在場。
他把地圖拿過來，攤開，放到桌上。
那張地圖，伊朗在這裡，伊拉克在這裡，戰線在兩者之間，那條線每天都在動，有時候往東移，有時候往西移，移動的幅度，代表的是每天死的那些人換來的土地。
他在伊朗那側標了一個點，在伊拉克那側標了一個點。
兩個點，都是他的人，都在那條移動的戰線兩邊，伊拉克那邊的人今天也許和伊朗那邊的人對陣，也許沒有，但他們都在，都是他安排進去的，都在那邊訓練那些準備殺死對方的人。
這件事，放在地圖上，是兩個點。
這件事，放到真實裡，是他在兩個正在互相打死人的國家裡同時插了手。
他盯著地圖，盯著那兩個點，盯著那條在兩個點之間移動的戰線，那條線每移動一公里，兩邊都要付出代價，那個代價，他知道是什麼，是人，是每天會有人報告死亡數字的那種代價。
他沒有收手的意思。
他把地圖折起來，放回抽屜裡。
這場仗，他估計還要打七八年，七八年裡，兩邊都需要他的人，七八年裡，他的人在那裡，利比亞在那裡，等那場仗打完的那一天，兩邊的人都認識他的人，都欠他的人，都知道那七八年裡利比亞在哪個位置上。
但是，兩個月後，他還是要去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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