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前，馬哈茂德問他去做什麼。
「談，」奧馬爾說。
「談什麼，」馬哈茂德說，「你同時在給雙河國和波斯兩邊派顧問，現在又要去德黑蘭和利雅得，你想談停火？」
「不是停火，」奧馬爾說，「是另一件事。」
馬哈茂德把這句話想了想，沒有再問，他大概知道是什麼。
那件事，奧馬爾沒有解釋，登機了。
那件事是他想了很多年的事，不是這場仗開始了他才想，是他1969年站在的黎波里的講臺上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就想了，那件事叫教派和解，是遜尼和什葉，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最深的那道溝，是一道幾百年的溝，溝兩邊的人用的是同一本書，磕的是同一個方向，但說起對方的時候，眼神不一樣。
他知道那道溝有多深，他也知道他一個人填不滿，但他知道他可以在某一個地方，架一座窄的橋，讓兩邊的人能走過去，走一步，看一眼，然後走回來，就這樣，先有這樣，再有別的。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這次去的真實目的是什麼，飛機上，埃維利亞在旁邊的座位，把行程表掃了眼，沒有多問，她知道他的行程安排從來有他的理由，不問不是不在乎，是知道問了他會說的時候他自然會說。
這是他第一次去試。
德黑蘭，十一月。
波斯那邊安排的見面地點是一棟政府樓，不是外交部，是宗教事務的一個部門，這個選擇本身已經說明了他們想用什麼框架來談這件事。
接待奧馬爾的人叫穆罕默德·霍加斯塔，五十多歲，蓄著很長的鬍子，戴著黑色的頭巾，說話的方式是那種把每一句話都當做宣言來說的方式，不快，不慢，每個字都放得很穩，是那種在講壇上練出來的語速。
他們在那個房間裡坐了兩個小時。
霍加斯塔說的大部分內容，是關於伊斯蘭革命的神聖性，關於雙河國的侵略是對伊斯蘭的侵略，關於胡齊斯坦的土地是真主賜給波斯人民守護的土地，說得很完整，有引文，有教義，有歷史，邏輯是一條宗教邏輯的線，從頭到尾沒有斷。
奧馬爾聽完，在那個房間裡說了大約三十分鐘。
他說他理解那條宗教邏輯的線，他說他知道波斯人民在這場戰爭裡感受到的是什麼，他說他來這裡不是要否定那條線，是想在那條線旁邊，放另外一樣東西——那就是，這場仗每多打一天，死的都是穆斯林，兩邊都是穆斯林，遜尼是穆斯林，什葉也是穆斯林，這件事，他作為一個穆斯林，坐在這裡，和他們說，他感受到的那個重量和他們感受到的那個重量，是不是有一部分是一樣的。
霍加斯塔在他說完之後，等了幾秒，說：真正的穆斯林不會在兄弟受到侵略的時候談和解，真正的穆斯林會站出來，拿起武器，支援受害者。
那句話說得不快，還是那個講壇上的語速，平穩，但那個平穩裡面，有什麼東西，奧馬爾聽出來了。
那個東西是：他不信任奧馬爾說的那個「我感受到的重量「。
不是質疑那句話是假的，是他作為一個什葉派的宗教人士，不相信一個遜尼派能真正理解他們感受到的東西，那道溝不是政治的，是幾百年積下來的那種東西，不是一個人走進來說「我理解「就能過去的。
奧馬爾換了一種方式，不再講道理，說了一件事：他1969年在的黎波里站上講臺那天，他在臺下看到了很多張臉，那些臉裡有遜尼的，有什葉的，有柏柏爾人，有圖阿雷格人，他們站在那裡，他們關心的不是教義，是他們的孩子明天能不能吃飽，是他們的水井還能不能用，是下一個政府還會不會和上一個政府一樣說完就算。他說，他做這些年的事，核心只有一件事：讓那些人的生活變好，不管他們拜哪個方向，不管他們用什麼方式讀那本書，就是讓他們的生活變好。然後他說，這場仗，讓兩邊的孩子都在死，這件事，他作為一個穆斯林，坐在這裡，感受到的那個東西，他想知道坐在他對面的人，感受到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和他一樣。
霍加斯塔聽完，停了大概十秒。
那十秒裡，他就是停了十秒，臉上什麼都沒出來，像是在等一個他早就知道會來的句子組織好之後開口。
「真正的穆斯林，」他說，「不會在兄弟受到侵略的時候談和解。真正的穆斯林，會站出來，拿起武器，支援受害者。」
還是那個講壇上的語速。一字一頓，放得很穩，每個字都像是已經說了一萬遍。
奧馬爾把那句話聽完，在那個房間裡，坐著。
他感受到的那個東西，不是被反駁，是更糟糕的東西——是他花了三十分鐘說的那些話，那些關於1969年，關於那些臉，關於讓生活變好，關於每一個穆斯林，全部被那句話從外面包了一層，包住，壓實，然後放到一邊，不是不對，是不需要考慮。
篩子。霍加斯塔有一個篩子，那個篩子是信仰，透過篩子的才是真實的，通不過的不是真實的，不是謊言，就是不算，就是不需要在那張桌子上存在的東西。
奧馬爾剛才說的那些話，一句都沒有透過那個篩子。
他在那個椅子上坐著，感受那個房間裡的空氣。
他去過很多談判，有人強硬，有人繞彎，有人打太極，有人用沉默施壓，那些他都見過，都處理過，都有對應的方式，因為那些人，不管用什麼方式，都在同一個邏輯框架裡——利益，立場，底線，那個框架裡的人，可以談。
霍加斯塔不在那個框架裡。
他不是在談，他在佈道。佈道不需要對方同意，佈道只需要對方聽，聽了之後信，信了之後跟，不信的，不是對手，是還沒有開竅的人，需要等他開竅，而不是需要和他談判。
奧馬爾對他來說，是還沒有開竅的那一類。
這件事，在那個房間裡，奧馬爾用了大概三分鐘想明白了，想明白了之後，他知道今天剩下的時間，他說什麼都是多餘的，那個篩子在那裡，他進不去。
「我想的東西，」他最後說了一句，「在我離開之前，我說一遍，不是要說服您，是說給自己聽。」他站起來，「這條路，不是今天能走完的，但今天我來了，我說了，這就夠了。」
霍加斯塔把這句話聽完，點了下頭，沒有說什麼，那個點頭，是那種把一件已經在他框架裡有了分類的事放到它應該在的位置上的動作。
會議結束了。
出來的時候，走廊裡，德黑蘭十一月的寒意從那棟樓的縫隙裡透進來，埃維利亞跟在他旁邊，一句話沒有說，等他先開口。
他走到樓外面，站在臺階上，那個臺階前是一片鋪著石板的廣場，石板是灰色的，波斯的冬天把那片石板壓得很實，他站在那裡，把手放進口袋，抬頭，德黑蘭的天，是那種陰的天，低的雲，光沒有方向，就是均勻地灰著。
「那個人，」他說，「有一個篩子。」
埃維利亞聽著，沒有接。
「我說的所有東西，通不過那個篩子，」他說，「不是我說錯了，是那個篩子不是為了讓我透過的，」他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換一個人去，結果一樣，那個篩子不認人，只認框架。」
他往前走，往停車的地方去，埃維利亞跟上。
「不是這件事的問題，」他說，邊走邊說，「是今天這個人的問題，這件事本身還可以做，下一次，換一個進門的方式。」
他說完，上了車，去機場。
從德黑蘭到利雅得，飛行時間大概兩個小時。
他在那兩個小時裡，把德黑蘭的會談在腦子裡過了過，不是在想哪裡說錯了，是在想霍加斯塔那句話背後的結構——那句話，那種說法，是一種他見過的東西，是那種把所有外部的聲音都先過一道篩、篩完之後再決定聽不聽的方式，篩子是信仰，透過篩子的就聽，通不過的就不是真的，就不需要在乎。
那種方式，從內部來看是完整的，是自洽的，是任何外部邏輯都進不去的，因為外部邏輯本身就已經被那個篩子排除在外了。
他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方式，但今天是第一次在那麼近的距離裡，把那個篩子的質地感受得這麼清楚。
他不是說那種方式是錯的，他是說那種方式裡，他沒有落腳的地方。
利雅得，他要看的是另一種東西。
利雅得那邊的氣氛，和德黑蘭完全不一樣。
金沙國安排的地點是一棟宮殿式的會客樓，有大理石，有掛毯，有人專門負責倒茶，那個倒茶的動作是那種練過很多遍的動作，準確，有儀式感，是金沙國待客的一部分，不是隨便來的。
接待奧馬爾的是一個王子，叫費薩爾·本·阿卜杜拉，四十多歲，接受過西方教育，英語、法語、阿拉伯語切換自如，穿著整潔的白色長袍，看上去比德黑蘭那個人更容易談。
他們聊了將近三個小時，喝了很多茶，話題從兩伊戰爭出發，繞過了波斯革命、石油價格、非洲局勢、聯合國的幾次決議，最後繞回到奧馬爾來的目的上。
費薩爾王子說，他理解奧馬爾來這裡的用意，他個人也認為這場戰爭對整個穆斯林世界是一場災難，他也覺得需要有人去做這件事。
然後他說了一個「但是「。
但是，波斯革命的性質，金沙國有他們自己的判斷，那個判斷和奧馬爾的判斷不完全一致，在這個不一致沒有縮小之前，金沙國很難在這件事上走得太靠前。
奧馬爾在那個「但是「停住之後，問了一句：「您說的不一致，能不能具體說說在哪裡？」
費薩爾把茶杯放下，想了想，「波斯革命的對外輸出，」他說，「這件事，我們有顧慮，如果這場仗結束了，波斯騰出手來，他們下一步做什麼，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沒有答案。」
這是實話，是他在那三個小時裡說過的最實的一句話。
奧馬爾把這句話聽完，「那我來問您，」他說，「如果這場仗繼續打下去，波斯打完之後，是更有力氣輸出革命，還是更沒有力氣？」
費薩爾沒有立刻回答，喝了口茶，「這個問題，」他說，「有意思。」
他沒有往下說。那個意思，費薩爾自己知道，奧馬爾也知道，差的只是有沒有人把它說出來。
奧馬爾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把茶杯放回去，「王子，」他說，「我說一件事，您不必回應，就是說一遍。」
費薩爾看了他一眼，「請說。」
「波斯這場仗打得越久，它騰出手來輸出革命的時間就越晚，力氣也耗得越多，」奧馬爾說，語氣是陳述一件已知事實的平，「所以這場仗打下去，對金沙國不是全壞的事。」
那個會客樓裡安靜了幾秒。
費薩爾把茶杯放下，沒有說話，就是看著他。那個看，不是被說中了的慌亂，是那種把一個人重新放進評估框架裡的看。
「這個判斷，」他最後說，「很直接。」
「王子做了二十年外交，」奧馬爾說，「我不打算在這裡繞彎。我來的那件事，是兩邊的宗教學者坐在一起，說一個小時的話，不談政治，只談教義。金沙國在不在場，不影響那件事能不能做，但金沙國如果在場，那件事的分量就不一樣了。」
費薩爾王子把這個提議想了想，說這件事他需要請示，他個人覺得可以往前推，但具體的時間和規模，需要回去商量。
那個「需要請示「，奧馬爾知道是什麼意思，那是一扇還沒有關死的門，但也沒有開。
兩地談完，他在利雅得又待了一天，等金沙國那邊的回覆。
那一天，他在安排給他的那個房間裡，把兩次會談的記錄重新整理，寫在紙上，不是發給任何人，就是寫，把今天說了什麼、對方說了什麼、哪裡是真的在說、哪裡是在說給外人看的，分開來，一條一條寫清楚。
寫完，他在一行字下面畫了道線：德黑蘭——不是政治問題，是信任問題。
信任問題，比政治問題難，政治問題可以談條件，可以找補償，可以找平衡，信任問題，不能談，只能等，等對方自己有了那個想法，等那個溝對面的人有一天自己想走到溝這邊來看一看，那時候才是時機，現在不是。
他把那張紙折起來，放進口袋，去吃東西，然後等回覆。
回覆來了，是費薩爾王子的一個幕僚帶過來的，說王子請他傳達歉意，關於宗教學者會面這件事，目前的時機還不成熟，等局勢更明朗一些，他們願意重新考慮。
奧馬爾把那個回覆聽完，點了頭，沒有說什麼，讓那個幕僚轉達謝意，回去了。
他在回去的路上，在車裡，把這兩天的事想了想。
德黑蘭那邊，霍加斯塔的問題是信任，他不相信奧馬爾能理解什葉的處境，那種不相信不是因為奧馬爾說錯了什麼，是因為奧馬爾是遜尼派，是因為那道溝在那裡，是因為幾百年的那個東西不是一次談話能消除的。
金沙國那邊，費薩爾的問題是利益，他們在這場戰爭裡有自己的算盤，那個算盤和停戰不在同一個方向，所以他們說支援，但不走。
兩邊都沒有騙他，兩邊都說了他們真實的東西，問題不是他們說謊了，問題是他們說的真實的東西，恰好都不在同一個平面上，而他來這裡，是想在那兩個平面之間架一座橋，但那座橋的兩端，今天都沒有找到可以落腳的地方。
他在這件事上失敗了。
不是因為他說得不夠好，不是因為條件談不攏，是因為他還沒有找到一種方式，讓他們相信他真的理解他們各自感受到的東西，德黑蘭的人不相信一個遜尼派能理解什葉的痛，利雅得的人不相信任何人能繞開利益去談神學，他站在中間，理解兩邊，但兩邊都不相信他的理解。
這才是那道溝真正在的地方，不是政治的，不是利益的，是那種比政治和利益都更早、都更深的東西。
飛機在夜裡起飛，的黎波里方向，奧馬爾把窗外的地面看了一眼，燈光在下面，然後雲，然後只有黑。
埃維利亞坐在旁邊，把這一路的安靜延續到飛機起飛之後，「你怎麼看。」
「我只是還沒找到，」他說，「讓他們相信我理解的方式。」
埃維利亞把這句話聽完，沒有再問。他說的是還沒找到，不是找不到，那兩件事不一樣。
飛機往北飛，他把眼睛閉上，靠在椅背上，在那片黑裡，想著德黑蘭那個房間，想著霍加斯塔的篩子，想著什麼東西能透過那個篩子，想著那邊有沒有一個人，他的話能透過。
有一個名字，在他腦子裡出現了，是1977年在德黑蘭的一次會面裡見過的一個年輕學者，那次見面不到四十分鐘，但那個人說過一句話，他記住了，記了兩年。
他把眼睛睜開，「埃維利亞，」他說，「查一個人，穆罕默德·海什米，德黑蘭的，神學背景，我1977年見過他。」
埃維利亞把那個名字記下來，「查什麼方向。」
「現在在哪裡，在做什麼，」他說，「就這兩件事。」
埃維利亞點了頭。
飛機繼續往北飛，地中海在下面，看不見，雲在那裡，黑的。
回到的黎波里，還有一件事在等他，有位女士的兩本書，他還沒有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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