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那個學術會議在的黎波里召開，十月下旬，為期兩天。名義上是關於阿拉伯民族主義理論發展的閉門研討會，實則是奧馬爾精心搭的一個臺子一他把北非和中東做這個方向研究的人聚到一起，讓他們暢所欲言，他坐在下面聽。
三十個人，從大馬士革、開羅、貝魯特、巴格達、的黎波里趕來。資歷不同，立場各異：有人做了四十年研究，有人剛出第一本書；有人在政府任職，有人在大學教書，有人不屬於任何機構，只寫自己的東西。
奧馬爾坐在中間偏左的位置，不是主位，不是首席，就是一個普通與會者的位置。他不是今天的主角，他是來聽的。
納迪亞在他對角線方向，靠窗。
他進門時習慣性地掃了一眼房間，注意到她在看手裡的材料，沒有抬頭。不是特別注意，只是那種進任何房間都會有的、下意識的掃視習慣。
納迪亞在那個會議室裡的存在方式很特別。不是讓人一眼就注意到的那種，而是讓人在她開口之後，會忍不住回想她整個上午坐在那裡的樣子一事後才意識到她一直都在。她的材料在桌上擺得整齊：筆記本翻開在左手邊，右手邊是那杯茶。會議進行中，她做的事不多：聽，偶爾寫幾個字，偶爾端起茶杯，然後在該開口的時候開口。開口之前沒有任何預告動作一不清嗓子，不挪椅子。說完，平靜地回到原來的狀態。
這種開口方式透著一種控制感。不是刻意的，是她習慣了在任何場合只說她想說的話，不多不少，不用肢體語言去佔據多餘的空間。
那個分析做得非常細。細到奧馬爾在看的時候停下來好幾次一不是因為看不懂，而是因為他在她的資料裡看到了一些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東西，而她在那個分析框架裡給了那些東西一個他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的名字。
比如她用「空洞化」這個詞來描述民族主義話語在1970年代的狀態：那些話語沒有消失，而是空洞化了一一變成了一套誰都會用、誰用都差不多的詞，徹底失去了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有過的那種指向具體行動的力量。
奧馬爾在這一段停下來，在書頁空白處寫了一行字：「空洞化，而非消失一一區別在哪裡？」
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又看了兩頁，又停下來，繼續在空白處寫。
那兩本書的空白處，到他全部看完的時候，已經密密麻麻寫滿了東西。是他自己的字，是他在讀她的書的過程中與她的論點產生的對話。那個對話是單向的—一因為她不知道他在做這件事——但那個對話是真實的，甚至比很多面對面的交談更加真實。
那一週結束的時候，奧馬爾在那兩本書的書脊上各貼了一個小標籤，寫了兩個字：「留著」。然後放進了書架靠近辦公桌的那一排。
他以為這件事到這裡就完了一他讀完了她的書，她不知道這件事，各自過各自的日子。
但她沒有離開的黎波里。
第二週，她來找他了。
不是他叫她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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