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爾德想了大約五秒鐘。
」二十五。」
電話那頭安靜了。
足足十秒鐘的安靜。
「......」
」二十五美元。」
閔裕聖重複了這個數字。聲音裡沒有憤怒，沒有嘲諷。只有一種極其平坦的、如同看到了一個數學錯誤的困惑。
」理察，你的股票昨天收盤是十六美元。你要求我們以高於市價百分之五十六的溢價注資。」
」雷曼的真實價值遠高於當前被恐慌扭曲的市價。」
富爾德說，聲音重新變得硬朗。
」我們的資產管理業務——紐伯格伯曼——單獨拿出來就值幾十億。我們的投行業務在亞洲的市場份額還在增長。Archstone是一個長期來看具有巨大價值的資產。當前的股價反映的是市場的短期恐慌，不是雷曼的內在價值。」
」理察——」
」你在雷曼待了十年，裕聖。你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家公司的真正價值。」
富爾德用了閔裕聖自己的論據來反擊。你瞭解雷曼？
好。那你應該知道雷曼不止值十六美元。
閔裕聖沉默了很長時間。
富爾德能感覺到，在電話線的另一端，在首爾KDB總部的某間辦公室裡，閔裕聖正在做一個判斷。
關於和這個人能不能做成交易的判斷。
」理察。」
閔裕聖的聲音在沉默之後重新出現時，少了一些東西。
那種在對話開始時還存在的、前同事之間的默契和直接——」我在你的樓裡坐了十年」那種——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正式的、更有距離感的、屬於兩個機構之間的談判語言。
」我會把二十五美元這個數字帶回給我的董事會。」
」好。」
」但我需要你明白一件事。」
閔裕聖的語氣很平，但每個字都被刻意放慢了，像是在確保富爾德能聽清楚他接下來說的每一個音節。
」KDB不是你唯一的選擇。但你可能是KDB在這個時間窗口裡願意認真考慮的唯一物件。這個視窗不會永遠開著。」
」我理解。」
」首爾那邊......對美國金融市場的看法在過去一個月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在那封遠星的公開信和IndyMac之後。監管委員會的人變得非常謹慎。我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這是閔裕聖在這通電話裡第一次流露出某種接近於懇切的東西。
不是在求富爾德降價。是在告訴他：我這邊也有我的難處。韓國國內的政治環境在變化。我能拿到談判桌上的時間和授權正在縮小。
如果你不在這個窗口裡給我一個我能帶回去交差的數字，我可能連下一個電話都沒有機會打了。
富爾德聽到了這層意思。
但他選擇了不接。
」裕聖，我相信你有你的能力和智慧來說服你的董事會。」
富爾德的聲音恢復了那種屬於華爾街老大的、慷慨而空洞的鼓勵腔調。
」雷曼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投資機會。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把二十五美元帶回去，讓他們認真想想。」
」我會的。」
閔裕聖的聲音已經完全切換回了公事公辦的頻道。
」再聯絡，理察。」
」再聯絡。」
電話結束通話了。
富爾德把聽筒放回底座。
辦公室裡安靜了下來。
他拿起那杯放了兩個小時的涼咖啡，看了一眼，又放下了。
二十五美元。
他知道這個數字不會被首爾接受。
六到八是閔裕聖的起手價。
二十五是他的起手價。
最終的成交價——如果有成交的話——會落在中間的某個地方。也許十二到十五。
但他不能從十二到十五開始談。
那等於一開始就暴露了底線。你在談判裡永遠要從一個讓對方覺得荒謬的數字開始。這是基本功。
而且二十五這個數字還有另一層功能。
當這個數字洩露出去的時候(在華爾街，沒有不洩露的數字)，市場聽到的是」雷曼的CEO認為公司至少值二十五美元」。
這比任何一份分析師報告都更有說服力，因為CEO是最瞭解自己公司的人。
如果CEO都覺得公司值二十五塊，那十六塊是不是真的太便宜了？
是訊號管理。和路博邁的一百億是同一個邏輯。不是為了在這個價格上成交，是為了在市場上製造一種」雷曼管理層對公司有信心」的敘事。
富爾德站起來，走到窗邊。
他想起了閔裕聖說的最後那幾句話。
」這個視窗不會永遠開著。」
」監管委員會的人變得非常謹慎。」
」特別是在那封遠星的公開信和IndyMac之後。」
遠星。
又是遠星。
那封該死的公開信像一滴墨水落在了白襯衫上，洗不掉，每次他以為已經幹了，就會有人——閔裕聖、分析師、記者、甚至他自己的董事會成員——再拿出來提醒他：汙漬還在。
富爾德的手在褲兜裡握成了拳。
他知道閔裕聖提到遠星不是隨口一說。閔裕聖是在告訴他：你以為你在和KDB談判。但實際上你在和整個市場的恐慌情緒談判。
而那種恐慌情緒的最新一次放大器，就是那封公開信。
韓國的監管層在看著美國的市場。
美國的市場在聽著遠星的聲音。
你每多拖一天，首爾那邊的懷疑就多一分。
但富爾德拒絕承認這個邏輯。
承認這個邏輯等於承認：他正在被一個二十六歲的華裔做空者逼到了牆角。
理察·富爾德。在華爾街站了四十年。
把雷曼從一個二流經紀行變成第四大投行。
經歷過1987年的股災，經歷過1998年的LTCM危機，經歷過2001年的911。
他不會被逼到牆角。
不會被任何人。
他回到辦公桌前，拿起內線電話。
」讓投行部門的人準備一份材料。雷曼的核心資產估值分析。最樂觀的版本。用來給KDB的董事會做展示的那種。」
他放下電話，坐回椅子上。
桌上那杯涼透的咖啡還在那裡。表面的褐色薄膜在空調的微風中輕輕顫動。
富爾德看著那杯咖啡。
8美元。
他們出8美元。
他的公司，他的一百五十八年，他的四十年心血——在一個曾經替他跑腿的韓國下屬眼裡，只值8美元一股。
這種屈辱，比任何一次股價暴跌都更讓他痛苦。
但在痛苦的最深處，有一個他不會對任何人說出口的念頭。
一個讓他在無數個失眠的夜晚裡，依然能勉強閉上眼睛的念頭。
最壞最壞的情況，美聯儲和財政部會出手的。
他們救了貝爾斯登。他們不可能不救雷曼。
雷曼比貝爾斯登大。雷曼比貝爾斯登重要。雷曼的倒閉會引發的連鎖反應，比貝爾斯登嚴重十倍。
保爾森是高盛出來的人，他太清楚讓一家大型投行破產意味著什麼。
伯南克研究了一輩子大蕭條，他絕不會讓同樣的事情在他的任期內發生。
他們會救的。
不管韓國人談不談成，不管路博邁賣不賣得掉，最後的最後，華盛頓會兜底。
富爾德把韓國人的方案翻了過去，扣在桌面上。
他不會接受八美元。永遠不會。
他再等等。
也許下週，也許下個月，市場情緒會好轉。也許韓國人會加價。也許中東的某個主權基金會突然出現。
他有時間。
至少他覺得他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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