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道1500號。
財政部大樓。
2008年7月27日，星期日。晚上11點。
漢克·保爾森坐在他那間朝南的辦公室裡。
這間辦公室很大，大到有些空曠。牆上掛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畫像——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這棟大樓的締造者。畫像旁邊是一面美國國旗和一面財政部的部門旗幟。
辦公桌極其整潔。沒有多餘的文件，沒有裝飾性的擺件，只有一臺膝上型電腦、一部保密電話、一個裝著幾支普通原子筆的筆筒，以及一杯已經涼透了的白開水。
保爾森不喝咖啡，不喝茶，不喝酒。只喝白開水。
他的左手腕上，那塊卡西歐電子錶的藍色背光在暗淡的燈光下閃了一下。他按了一下按鈕，看了看時間。
。
他應該回家了。
他的妻子溫迪大概已經睡了。明天早上六點他還要參加一個和美聯儲的聯席電話會議，討論兩房的最新流動性狀況。
但他沒有站起來。
他把視線轉向桌上那份兩房持倉彙總表。
他已經把這份文件翻了三遍了。每一遍翻完，胃的灼燒感就重一分。
數字不復雜。複雜的是數字背後那張看不見的網。
房利美和房地美，合計擔保和持有的住房抵押貸款資產超過五萬億美元。這個數字本身已經足夠讓人失眠了——它接近美國GDP的三分之一。但真正讓保爾森的胃開始痙攣的，不是這個總數。
是那份附在彙總表最後三頁的海外持有人清單。
中國。持有兩房相關債券約五千億美元。
日本。約七千億。
俄羅斯。約一千億。
還有中東的幾個主權基金，歐洲的央行，亞洲的保險公司。
加起來，外國投資者持有的兩房債券總額超過一萬億美元。
這些債券在那些外國央行和主權基金的資產負債表上，被歸類為」準美國國債」——安全性僅次於美國國債本身。
這些機構買它們不是為了賺利息差，是為了儲存外匯儲備。是因為它們相信美國政府不會讓兩房違約。
上週，中國和日本的駐美大使分別透過不同的渠道向國務院表達了」關切」。
」關切」是外交辭令裡最輕的一個詞。但保爾森在高盛做了三十二年國際業務，他太清楚當一個主權國家透過外交渠道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的金融機構表達」關切」時，那個詞的真實重量。
它的意思是：如果你們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會開始賣。
如果中國開始賣兩房債券——哪怕只是減持百分之五，那就是兩百五十億美元的拋壓。
在當前這個流動性已經極度緊張的市場裡，兩百五十億的集中拋售足以引發連鎖反應。其他持有人會跟著跑。利差會飆升。兩房的融資成本會螺旋式上升。然後兩房真的就不行了。
然後整個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底座就塌了。
保爾森喝了一口水。常溫的白水在他發酸的胃裡待了大約兩秒，沒有讓情況好轉，也沒有讓情況惡化。
他把水杯放回桌上，拿起鉛筆，在拍紙簿上繼續寫。
七月十三日。他在CBS的《面對國民》節目上正式提出了火箭筒方案。向國會請求無限制的信貸額度和接管許可權來支援兩房。
」如果你口袋裡有一把火箭筒，你可能根本不需要拿出來用。」
他在節目上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穩定，眼神堅定。
他在高盛的交易大廳裡練了三十年的鎮定。在攝像機面前維持這種鎮定不比在交易臺前更難。
七月十五日。SEC釋出裸賣空禁令。同一天他向國會正式提交了立法請求。金融股當天暴漲。雷曼漲了百分之十六。
那天晚上他回到這張書桌前，第一次覺得——也許，也許這件事可以被控制住。
火箭筒的邏輯是清晰的。威懾。展示力量，讓市場相信政府有能力和意願兜底，恐慌就會自行消退。不需要真的用那把火箭筒。
七月二十三日。眾議院通過了《住房和經濟恢復法案》。法案授權財政部對兩房進行注資和接管。
這是火箭筒從概念變成實體的一步。
參議院那邊他也不太擔心——兩黨在兩房問題上罕見地形成了共識，因為誰都不想被指責」在房地產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袖手旁觀」。
法案大機率會在參議院透過。也許下週，也許八月初。
到那個時候，火箭筒就正式裝填完畢了。
但——
保爾森的鉛筆在拍紙簿上停了一下。
他在那個」但」字後面留了一段空白。
因為」但」後面的東西，是他過去兩週一直在試圖不去想的。
火箭筒裝填完畢了。然後呢？
他給國會的承諾是：這是威懾。我不會真的用它。
只要市場知道政府有這個能力，恐慌就會消退，兩房就能穩住。
他在眾議院投票前的閉門會議上對那些議員們說：」把這個權力給我，但我向你們保證，我不會輕易使用它。給我火箭筒的目的恰恰是為了不需要開槍。」
那些議員們信了。至少大部分信了。所以他們投了贊成票。
問題是，保爾森自己還信嗎？
他看著桌上那份兩房持倉彙總表。看著那些CDS利差的數字。
七月十五日，裸賣空禁令和火箭筒方案同時出臺的那天，兩房的CDS利差確實短暫收窄了。
然後它又開始走闊了。
不是暴漲。是那種每天漲幾個基點的、緩慢的、像慢性出血一樣的走闊。
到今天，房利美的五年期CDS利差已經回到了禁令前的水平附近，甚至更高一點。
金融股也是。禁令當天的暴漲只持續了不到一週。然後漲幅開始回吐。雷曼從最高點又跌了百分之二十多。美林也在跌。花旗也在跌。
市場消化了裸賣空禁令。消化了火箭筒宣告。消化了眾議院的投票。
然後繼續按照它自己的方向走。
往下。
保爾森把鉛筆放在拍紙簿上，靠在椅背上。
他原本的計劃，他在七月初就制定好的、在法案透過之後按部就班執行的計劃，是一個線性的、有序的、逐步推進的計劃。
先解決兩房。拿到授權，展示威懾，穩住市場。
然後處理雷曼。推動雷曼找到一個戰略買家或者注資方——KDB、巴克萊、美國銀行，誰都行。
讓雷曼以一種體面的、不引發恐慌的方式完成自救。
然後處理美林。同樣的邏輯。
一個一個來。有序的。可控的。
但過去兩週發生的事情讓他開始懷疑這個」一個一個來」的假設。
問題不是出在任何一家特定機構身上。問題是那種瀰漫在整個市場裡的、無處不在的、像慢性毒氣一樣侵蝕著一切的東西。
不信任。
他能感覺到它。在每一個和華爾街CEO的電話裡。在每一份從紐約聯儲送來的隔夜市場監控報告裡。在每一次和蓋特納的深夜通話裡。
信任在一點一點流失。不是某一天突然崩塌，而是每天漏一點，每天漏一點。
像一個水龍頭沒有完全關緊，你聽得到滴水的聲音，但你找不到那個壞掉的閥門在哪裡。
不。他知道那個閥門在哪裡。
至少他知道其中一個。
保爾森站起身，走到書架前。書架的第三層，在一排關於鳥類學的書籍後面——觀鳥是他為數不多的愛好之一——他找到了一個他上週放在那裡的文件夾。
他把文件夾抽出來，拿回書桌前。
裡面只有一樣東西。一份四頁的列印稿，頁首上的標題已經被全世界讀過了無數遍。
《關於當前市場環境與遠星資本投資立場的公開信》
保爾森不是第一次看這封信了。七月七日發出來的當天，他的助理就把它放在了他的簡報裡。他當時只花了五分鐘瀏覽了一遍，在心裡的歸類是」一個做空者的例行唱空」。
然後IndyMac倒了。
然後他重新把這封信拿出來仔細讀了一遍。然後又讀了一遍。
現在是第四遍。
讓他反覆回來看這封信的，不是信的內容——內容他同意大部分，不同意小部分，總體來說不算出格。
是時間。
七月七日發出。七月十一日IndyMac倒閉。
四天。
而且不只是IndyMac。信裡提到的每一個風險指標——商業地產估值、第三級資產、短期融資依賴——在過去三週裡都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惡化。
保爾森不相信預言。
他在高盛交了三十二年的學費，早就學會了一件事：在華爾街，沒有人能預測未來。所有聲稱自己能預測未來的人，要麼在撒謊，要麼即將破產。
但這封信的作者不是在預測未來。他是在描述現在。他在華爾街水面下看到的那些東西——CDS利差的異常走闊、信用市場的信任流失、金融機構之間互相收緊信貸——這些不是預測，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到。因為大部分人看的是股價，是新聞標題，是SEC的禁令和保爾森自己的火箭筒宣告。
這些東西和水面下正在發生的事情，講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保爾森把那封信翻到最後一頁。
」最危險的時刻，從來不是所有人都在恐懼的時候。恐懼至少意味著人們還在看著風險。最危險的時刻，是所有人都不再談論風險的時候。」
他盯著這句話看了很久。
然後他把信放回了文件夾裡，但沒有把文件夾放回書架。他把它放在了桌上，和那份兩房持倉彙總表並排。
一份來自美國財政部的機密文件。一份來自一個二十六歲華裔對沖基金經理的公開信。
它們說的是同一件事。
保爾森重新坐下來，拿起鉛筆。
他在拍紙簿上那個」但」字後面，寫了一行字。
」查帳。在動手之前，先知道真實的數字。」
他需要知道兩房的窟窿到底有多大。不是那些經過會計師粉飾過的、被管理層裝進年報裡的數字。
是真實的、剝掉所有包裝之後的數字。
這意味著他需要派人進去。公開的審計會引發恐慌。所以是私下的、小範圍的、只有他和幾個最核心的人知道的摸底。
如果摸底的結果顯示窟窿是可控的——也許一兩百億，也許三四百億——那火箭筒的威懾邏輯還能站住。政府展示能力，市場恢復信心，兩房繼續運轉，不需要真的開槍。
但如果摸底的結果顯示窟窿大到某個臨界值以上——
保爾森沒有寫下那個」如果」之後的計劃。
因為那個計劃意味著他對那些議員們撒了謊。他說過」我不會輕易使用它」。
如果他在拿到授權後的幾周內就真的接管了兩房，那些投了贊成票的議員會怎麼看他？
他們會覺得被騙了。
在華盛頓，被騙了一次的議員，第二次絕對不會再站在你這邊。
而如果在兩房之後——如果在秋天——如果還有另一家、或者好幾家機構需要政府出手——
他需要那些議員再投一次贊成票。
他們會投嗎？
保爾森把鉛筆放下，用手掌按住了太陽穴。胃又開始燒了。
他從抽屜裡摸出一板胃藥，按出兩粒，用那杯常溫水送了下去。藥片很小，但在乾燥的喉嚨裡刮過的感覺很明顯。
他的思緒不由自主地飄向了另一個方向。
遠星資本。
這封公開信的作者。那個叫Lance Walker的年輕人。
保爾森對他的瞭解不多。他知道的是：貝爾斯登，七個億。石油，二十多個億。公開信。IndyMac。
這些公開資訊拼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讓華爾街和華盛頓都不太舒服的輪廓。
但讓保爾森真正不舒服的不是這個輪廓本身。
是另一個名字。
勞埃德·布蘭克費恩。
他的老搭檔。他在高盛的繼任者。華爾街此刻最有權勢的CEO之一。
保爾森知道布蘭克費恩在六月份的大都會晚宴上帶著Walker出席。
他當時就在場，只是因為財政部長的身份所以沒有和他接觸。
當時他並不覺得那有什麼問題。布蘭克費恩發現了一個有潛力的獵手，然後把他拉攏到高盛的場子下；這很正常。
但現在他不由得會想一個問題：
布蘭克費恩和Walker之間是什麼關係？
是普通的客戶關係？Walker透過高盛的通道做交易，所以布蘭克費恩帶他出來社交一下，這在華爾街很正常。
還是更深一層的什麼？
保爾森不想往太深的方向想。他和布蘭克費恩認識了二十多年。他親手把這個布魯克林出身的交易員一步步提拔到了高盛的最高位置。
他信任布蘭克費恩。至少他告訴自己他信任布蘭克費恩。
但信任這種東西，在當前這個所有人都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的市場環境裡，變得越來越不可靠了。
高盛在做空貝爾斯登的時候賺了一大筆。這是公開資訊。
高盛在次貸危機中整體上站在了做空的一方。這也是公開資訊。
布蘭克費恩比華爾街任何一個CEO都更早、更果斷地削減了高盛的次貸敞口。這是保爾森從內部渠道知道的。
所有這些決策都是合法的、理性的、作為一個公司CEO應該做的事情。
但如果把遠星資本的做空行為、遠星的公開信、公開信引發的市場恐慌、恐慌對兩房和雷曼的衝擊，以及高盛和遠星之間的主經紀商關係——如果把這些東西放在一條線上——
保爾森搖了搖頭。
他不能沿著這條線想下去。
沿著這條線想下去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即使布蘭克費恩和Walker之間有某種超出正常客戶關係的合作——他能怎麼辦？去質問布蘭克費恩？
」勞埃德，你是不是在利用Walker來做空你的競爭對手？」
布蘭克費恩會怎麼回答？他會笑著說」漢克，你想多了」。
然後兩人之間二十多年的關係就會出現一道裂縫。
而保爾森現在需要布蘭克費恩的合作——在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任何一場金融機構救援行動中，高盛作為華爾街最強大的投行，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所以他不能問。
不是不想，是問了之後的代價比不問更大。
保爾森把那個念頭從腦子裡清除出去。像清理交易臺上一筆已經平倉的廢單一樣。乾脆利落。不糾纏。
他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到拍紙簿上。
」查帳。」
他在這兩個字下面又加了幾行：
」FHFA（聯邦住房金融局）配合。不走正式審計程序。財政部內部小組。三到四個人。兩週內出結果。」
他看著這幾行字，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做最壞情況的估算。」
筆尖在」最壞」兩個字上停了一下。
最壞。
如果最壞的情況是兩房的窟窿大到無法用威懾來掩蓋呢？如果摸底的結果顯示必須真的開槍呢？
那他就得接管兩房。
在法案墨跡未乾的幾周之內。在他剛剛對國會承諾」我不會輕易使用它」之後。在大選進入最後衝刺的時候。
保爾森把鉛筆放在拍紙簿上，閉上了眼睛。
在黑暗中，他看到了那些議員的臉。那些在投票前的閉門會議上被他一個一個說服的、最終投了贊成票的臉。
他們信任他。
如果他在幾周之後就打破了那個承諾——
他們下次還會信任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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