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的一個傍晚，我幹了一件到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半是瘋狂半是幼稚的事。
我在乒乓球檯旁邊的牆上寫了詞。
事情得從三月底說起。我發現週四體育課跟高三探一是同一時段以後，那張靠牆的乒乓球檯就成了每週的必看節目。他幾乎每節體育課都會去打乒乓球，用的是同一張臺子，同一只舊球拍。
我在旁邊打羽毛球打了一個多月，水平倒是有了些許進步，起碼不會每球必飛了。但注意力始終沒有完全放在自己這邊。
五月初的那個週四，體育課結束後人都散了。申易程被幾個男生拉去打籃球，說什麼也不放他走。我跟體育老師說要回教室拿水杯，老師揮了揮手。
我沒回教室。
我繞到了小操場和大操場之間那兩張乒乓球檯旁邊。
那面牆我之前就注意過。水泥牆面，灰撲撲的，被日曬雨淋弄得斑斑駁駁。上面有些地方殘留著以前學生用粉筆寫的塗鴉，“某某某到此一遊”，“某某某是豬”之類的東西。還有一些看不清內容的圖案，不知道是誰畫的，大概是哪屆的學生無聊時候的傑作。
他每次打球都站在靠牆那張球檯的左側。他打球的時候，這面牆就在他的右手邊。
他大概從來沒看過。誰會在打球的時候盯著牆看？
但萬一呢？
這個“萬一”在我腦子裡盤旋了好幾天，終於在那個傍晚變成了行動。
我從筆袋裡翻出一支黑色的水性筆，蹲在牆前面。
手心全是汗。
我選了一個不太起眼的位置，牆面中段偏下，大約齊腰高，被一根生了鏽的下水管遮住了一半。
筆尖接觸到粗糙的水泥面時，發出了一聲很輕的沙沙聲。
我寫了第一首詞。字寫得很小，一筆一劃都壓得很緊。
寫完第一首，我換了個位置，在離球檯稍遠一點的地方寫了第二首。
寫到第三首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前兩首都用的水性筆，菏市的春天隔三差五就要下一場，水性筆的字跡大機率扛不住。我本來想換記號筆，但記號筆的筆跡太粗了，寫在牆上會很扎眼，跟旁邊那些“某某某是豬”的塗鴉混在一起，觀感實在不怎麼樣。
最後還是用了水性筆。
三首寫完，我把筆收起來，站起身，退後兩步看了看。
灰色的水泥牆面上，三小塊藍黑色的字跡安安靜靜地趴在那裡。跟周圍那些粗獷的塗鴉相比，這幾首詞安靜到幾乎不存在。
就像寫它的人一樣，想被看到，又怕被看到。
我快步離開了小操場。
那天晚上下了一場雨。不大，淅淅瀝瀝地下了大半夜，到凌晨才停。
第二天一早，我趁跑操的空檔繞到那面牆前面看了一眼。
第一首和第二首還在，字跡洇開了一點，但大體還能辨認。
第三首沒了。
被雨水沖掉了大半，只剩下幾個模糊的筆畫，像是誰在牆上隨手蹭了幾道灰痕。
水溶性的筆，果然靠不住。
我在心裡嘆了口氣。但也沒有太沮喪。
反正他不會看到這面牆從有字變成沒字的過程。在他的認知裡，這裡從來都是灰撲撲的、什麼都沒有的。
後來我又找了兩個機會，在牆的另一面補上了被沖掉的那首，順便又多寫了兩首。加上之前倖存的兩首，一共五首。
五首詞，分佈在乒乓球檯旁邊那面牆的不同位置。有的在齊腰高的地方，有的在接近地面的牆角，有的被水管或灌木遮住了一部分。
沒有署名，沒有日期，沒有任何指向性的標記。
路過的人如果看到了，大概只會覺得是某個無聊的文科生在練字。誰會把幾首古詞跟一場暗戀聯絡在一起呢？
但那些詞確實是寫給他的。
每一首都是。
雖然他大概永遠不會知道。
寫完最後一首以後，我站在那面牆前面待了一會兒。傍晚的風從操場那邊吹過來，帶著一點草地的氣味和遠處食堂飄來的飯菜香。日光燈還沒亮，天光正在一點點暗下去，那面牆上的字在漸漸加深的暮色中變得越來越不清晰。
我想，這大概就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了。
不能走過去跟他說話，不能告訴他我的存在，不能讓他知道有一個人每天站在五樓的走廊上，只為了看他走過一座橋。
這些事情說出來，不是浪漫。在2013年的菏市一中，在一個男生對另一個男生的語境裡，這些事情說出來，連“變態”兩個字都算客氣的。
所以只能用這種最迂迴的方式。
把詞寫在他可能看到的地方，然後假裝什麼都沒發生。
這些字就是證據。不是給他看的，是給我自己的。
證明這份東西是真實的，不只是腦子裡的幻覺，不只是深夜在枕頭上輾轉時的胡思亂想。它被寫下來了，被刻在了水泥上——哪怕字跡會被雨水沖淡，但在某一個瞬間，它確確實實地出現在了這個世界上。
進入五月以後，我養成了一個新習慣。
晚自習兩節課之間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以前我要麼趴在桌上補覺，要麼去廁所洗把臉清醒一下。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會在這十分鐘裡去五樓，到走廊盡頭去站一會兒。
五樓走廊的風到了晚上會大很多。白天是溫柔的春風，到了夜裡就變成了帶著涼意的穿堂風，呼呼地從走廊兩頭對灌，吹得人頭髮亂飛。
但我喜歡那種清醒的感覺。白天在教室裡坐了一整天，腦子裡塞滿了歷史事件的年份和英語語法的條目，到了晚上已經糊成了一團漿糊。這時候站在風裡吹一會兒，漿糊就會慢慢散開，腦子重新變得能用。
當然，我不只是來吹風的。
高三的教學樓就在對面。晚自習的時候，那棟樓的教室全都亮著燈。從五樓的角度看過去，一格一格的窗戶發著黃白色的光，整整齊齊地排列在黑暗中。
高三探一的教室在五樓走廊盡頭。從這個角度能看到他們教室的後半部分，最後兩排的桌椅，黑板的邊緣，以及幾個正在埋頭做題的模糊身影。
我看不清哪個是他。
隔著十幾米的黑暗和兩棟樓之間那條小河，人的輪廓已經被燈光消融了，只剩下一些模糊的、晃動的影子。
但我知道他在那裡面。在那些燈光中的某一盞下面，他正坐在課桌前，安安靜靜地寫著什麼。
也許他的嘴角微微抿著，那是他專注的時候的表情。也許他的右手食指在無意識地敲著桌面，也許他偶爾會抬頭看一眼窗外，看到的是黑漆漆的夜和對面樓裡同樣亮著燈的教室。
他不會知道，對面樓的五樓走廊上，有一個人正站在黑暗裡看著他那扇窗戶。
這種認知讓我同時感到安全和悲哀。
安全是因為他不知道。
悲哀也是因為他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有一天晚上，我在走廊上站了比平時更久一些。大概是因為那天考了一場數學模擬考，我只考了七十幾分，心情不太好。站在風裡吹著吹著，不知不覺就過了上課鈴。
等我反應過來的時候，走廊裡的燈已經被值日生關掉了，只剩下樓梯口的應急燈發著昏黃的光。
我正準備下樓，在四樓拐角的地方遇到了盧曉寧。
她抱著一杯熱水，靠在牆上，好像在等人。
看到我從樓上下來，她抬了抬眉毛。
“又去五樓了？”
“嗯。吹吹風。”
“你最近可真愛吹風。”她喝了一口水，杯口冒出一團白氣，“數學沒考好？”
“你怎麼知道？”
“你每次數學考砸了以後都會找地方待著不說話。初一的時候也這樣。”
我愣了一下。她居然記得初一的事。
“習慣了。”我說，“反正數學也不會因為我難過就變簡單。”
她點了點頭，沒有接這個話茬。我們並排往教室的方向走，走廊裡很安靜，只有腳步聲和遠處某個教室傳來的翻書聲。
走了幾步，她忽然說了一句話。
語氣很平，平到像是在說今天天氣不錯。
“你有沒有想過，直接去問？”
我的腳步頓住了。
走廊裡的應急燈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貼在地面上，一動不動。
“問什麼？”我說。
“你想知道的東西。”她用杯子暖著手，目光看著前方走廊盡頭的黑暗，”與其自己在那兒猜來猜去的，不如找個機會直接問。總不能一直這樣吧。”
她說完就推門進了教室。
門在她身後關上的那一聲響，在空蕩蕩的走廊裡傳出去很遠。
我一個人站在門外，盯著那扇關著的門看了好幾秒。
她知道。
她指的是那個名字。
那個我已經糾結了一個月的、懸在“禮知恆”和“禮知遠”之間的名字。
“直接去問。”
這四個字在我腦子裡轉了整整一晚上。
問誰？怎麼問？用什麼理由？
我在床上翻來覆去，把被子蹬成了一團。上鋪的申易程被我的動靜吵醒了，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你是不是在做噩夢？”
“沒有。睡你的。”
他哼了一聲，翻了個身，又睡過去了。三十秒以後，他開始說夢話：“選B……不對，選D……”
高中宿舍的天花板上沒有裂縫，只有一盞不太亮的日光燈和燈管上面落了一冬天的灰。
直接去問。
我不是沒想過。但“去問”這兩個字中間隔著一道巨大的鴻溝，我不認識高三探一的任何一個人。
或者說，我以為我不認識。
直到第二天早上升旗的時候，我站在隊伍裡，看到了站在旗臺旁邊的陳一甜。
她是校團委的學生幹部，負責升旗儀式的主持。短頭髮，個子不高，說話聲音很亮。我跟她不算熟，但也不是完全不認識——高一的時候一起參加過學校的朗誦比賽，她朗誦的《將進酒》差點把話筒震飛。
而校團委的人，理論上來說，對各個班級的情況應該是比較瞭解的。
我看著她站在旗臺上念通知的樣子，一個計劃在腦子裡慢慢成形。
但今天還不行。
我還需要想想怎麼開口，怎麼把這件事問得自然一點，不讓人覺得奇怪。
畢竟，一個高二的男生去打聽一個高三男生的名字……這種事無論怎麼包裝，聽起來都不太尋常。
我在心裡排練了好幾遍可能的對話，又全部推翻了。
沒關係。不著急。
還有時間。
那天中午，正午十二點十分。
他照常走過了石橋。
柳樹的枝條已經長得很長了，垂下來輕輕拂過水麵。他走過橋的時候，有一條柳枝被風吹起來，在他頭頂劃過一道淺淺的弧線。
他沒有注意到。
但我注意到了。
我站在五樓，手裡端著已經涼透了的水，看著那條柳枝從他頭頂掠過。
他不知道我在看他。
但我知道，他的名字，就快知道了。
春天已經很深了。
如果您覺得《遠春》小說很精彩的話，請貼上以下網址分享給您的好友，謝謝支援！
（ 本書網址：https://m.51du.org/xs/4888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