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以後的日子像被人把骨頭抽掉了。
前九個月的每一天都是被框死的，幾點起床，幾點上課，幾點考試，幾點做題，幾點睡覺。現在那個框突然消失了，一整天攤開在面前，空蕩蕩的，反而不知道該往哪裡邁腳。
前三天我幾乎什麼都沒幹。
睡覺，吃飯，看電視，再睡覺。手機裡的訊息看了不回，回了不看。果真像他那時考完的狀態，但好在我沒有連著吃六七桶泡麵。
申易程叫我出去打球，我說不去。盧曉寧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書店，我說改天。
我媽說我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
“你就不能出去走走？”她把一盤西瓜放在我床頭櫃上。
“不想動。”
“那你在家待著也別一直躺著，腰會壞。”
“我的腰已經被高三搞壞了。”
“那你更應該出去走走。”
我把西瓜吃了兩塊，翻了個身，繼續躺著。
第四天的時候，禮知遠給我打了個電話。
是下午三點多，我正窩在沙發上看一部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的電視劇，演的是兩個人在吵架，吵了半天我也沒看明白他們為什麼吵。
手機響了。我看了一眼來電顯示，按了接聽。
“幹嘛呢？”他問。
“看電視。”
“看什麼？”
“不知道。兩個人在吵架。”
“好看嗎？”
“不好看。但我懶得換臺。”
他在那邊笑了一聲。很短的一聲，從鼻腔裡出來的。
“你這幾天都在幹嘛？”
“躺著。”
“除了躺著呢？”
“吃西瓜。”
“除了躺著和吃西瓜呢？”
“想想我還能幹什麼。”
他又笑了。
“你可以把之前沒寫完的那首詞寫完。”他說。
我愣了一下。
那首沒寫完的《念奴嬌》。五月份在野罌粟本子裡起了個頭，改了好幾遍，最後一個字旁邊畫了個問號，一直沒再碰過。
“你怎麼知道我有詞沒寫完？”
“你之前說過。五月中旬的時候你發訊息說最近腦子全被卷子佔了，連詞都寫不出來了。”
一條隨口發的抱怨，一個月以後，他還記得。
“那首詞我不打算寫完了。”我說。
“為什麼？”
“因為當時寫的時候心境不對。現在再看那個開頭，跟現在的狀態接不上了。”
“那就重新寫一首。”
“寫什麼？”
“寫你現在的心境。”
“我現在的心境就是一個癱在沙發上不想動彈的廢物。”
“那就寫一首關於廢物的詞。”他說，語氣很正經，“《廢物令》。”
“沒有這個詞牌。”
“那就創一個。”
我終於笑了。考完這幾天以來第一次笑得有聲音。
電視裡那兩個人還在吵。我把音量調低了一點。
“我過兩天可能會出去走走。”我說。
“去哪？”
“不知道。可能去書店。可能去學校看看。”
“學校有什麼好看的？”
“石橋。柳樹。臭水溝。”
那邊安靜了一兩秒。
“橋還在嗎？”他問。
“在。”我說，“石獅子也在。柳樹也在。那塊翹起來的磚也在。”
“那挺好。”
他說這兩個字的時候語氣很淡。淡得像水面上的一圈漣漪，盪開就沒了。
但我知道他聽到“石橋”的時候在想什麼。
或者說，我知道他知道我在想什麼。
“等出了分再說吧。”我把話題拐了回來。
“嗯。”他說，“出分是幾號？”
“二十五。”
“六月二十五？”
“嗯。”
“我記著了。”
這幾個字他說得很平。
像把一顆釘子輕輕地按進牆裡，沒用錘子，就是用手指慢慢地推進去。
掛了電話以後我在沙發上又躺了一會兒。
電視裡那兩個人終於吵完了，開始哭。
我把電視關了。
房間裡安靜下來，只有客廳的掛鐘在滴答。
六月二十五。
還有十幾天。
這十幾天裡，六百多分或者五百多分，京州或者別的什麼地方，所有的可能性都懸在半空中，像一枚還沒有落地的硬幣。
我不知道它會正面還是反面。
但我知道，不管落到哪一面，在一千多公里外的那座城市裡，有一個人記著這個日期。
我從沙發上坐起來，找了一支筆，翻開野罌粟本子。
翻到五月那首沒寫完的《念奴橋》。
看了一遍那個開頭。
然後翻過那一頁，找了一張空白的。
筆尖落在紙上。
不是《念奴嬌》，也不是《廢物令》。
窗外蟬聲很大。下午的陽光從窗簾的縫裡射進來一道亮線，照在本子的邊角上，紙面上泛著一層毛茸茸的暖光。
我寫了一個詞牌名。
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往下走。
《定風波·遠舟》
別後江聲入骨深，拾君一字築詩城。
北雁南棲終作岸，風滿，幹帆過盡此身橫。
墨是浮槎箋是渡、知否人間煙雨俱曾經。
卻看潮痕平復處，如故，春山與我兩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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