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和儀式
男孩子的憎恨是非常危險的，激烈而熾熱，神奇的天賦權利，像七年級讀物中講的亞瑟王的石中劍。相對來說，女孩子的憎恨，似乎模糊而眼淚汪汪，蹩腳地帶有自衛性質。男孩子會騎著腳踏車衝向你，堂而皇之地劈開你所處的空間，毫無自責和同情，彷彿他們希望車輪上裝有刀子。而且他們什麼都說。
他們會輕聲地說：“你好啊，小傻瓜。”
他們會說：“哎，你的屁眼在哪兒？”語調開心得令人作嘔。
他們說的話剝奪了你想要的自由，把你降格為他們眼睛中的形象，而那就足以讓他們取樂了。我的朋友內奧米和我彼此叮囑“假裝沒聽見”，因為我們驕傲得不想走到街道另一邊來回避他們。有時我們會對他們大叫：“回到牛飼料槽裡洗洗你們的嘴，乾淨的水你們不配！”
放學後我和內奧米不想回家。我們看萊森戲院的電影廣告和攝影師櫥窗裡的新娘子，然後去圖書館，它是市政廳裡的一個房間。市政廳大門一側的窗子上寫著“女——息——室”。另一邊寫著“公——閱——室”。缺失的字母從來沒有補上。不過大家都學會了讀懂它們的意思。
門旁邊有繩子，從圓頂塔的鐘下面垂掛下來，一側的褐色標誌寫著：損壞圖書罰款一百美元。農夫的妻子們坐在女士休息室的窗旁，戴著方巾，穿著橡膠套鞋，在等候丈夫來接她們。圖書館裡除了管理員貝拉·費潘，很少有什麼人。她聾得像石頭，因為小兒麻痺症瘸了一條腿。委員會讓她做圖書管理員，因為她幹不了正當的工作。大多數時間她待在桌子後面，用墊子、毛毯、餅乾罐、輕便電爐、茶壺和纏繞的漂亮絲帶組成了一個窩。她的愛好是做針墊。它們都是一個樣式：頂上是一個穿著絲帶的丘位元洋娃娃，給針墊圍了一圈裙襬。她給諸伯利每個出嫁的女孩都送一個。
我曾經問她在哪裡找什麼東西，她爬過桌子，跛著腳艱難地沿著書架走去，拿了書回來。她遞給我，用聾子孤寂的聲音大聲說：“有一本有趣的書。”
那是《芭芭拉·沃斯的勝利》。
圖書館充滿了這類書。它們古老的封面，淺藍、綠色或棕色，已略微變軟變鬆。前面總是有淡淡的水彩女士肖像，穿著庚斯伯羅繪畫中的服裝，下面寫著：桃樂茜女士獨自在玫瑰園，更適合思考這個神秘資訊的地方。（第112頁）
傑弗裡·方諾、瑪麗·科裡利、《大衛家的王子》，有趣的、讓人懷念的、卑鄙的老朋友們。我讀過它們，不再讀了。我非常熟悉其他書的書脊，書名的每個字母的彎度，但是從來沒有碰過它們，沒有拉出來看看。《鄉間傳教士的四十天》。《女王的和平與戰爭》。它們就像你年復一年每天在街上遇到的人，你對他們的瞭解只不過是面熟而已，在諸伯利這樣的小城甚至也會這樣。
我很開心待在圖書館裡。印刷的書頁構成一面面牆壁，那是如此繁多的受造世界的證據——這對我是個安慰。內奧米則相反，這麼多書對她是負擔，讓她感覺壓迫和懷疑。她過去經常讀書——女孩子的怪誕小說——但是現在長大了不再讀了。這在諸伯利是正常的，讀書就像咀嚼口香糖，是一種開始成人嚴肅而滿足的生活時，就要放棄的習慣。大多數未婚女士會堅持這個習慣，可對男人來說卻是可恥的事。
我看書時為了讓內奧米保持安靜，會找到一些她根本不相信會寫進書的東西給她讀。她坐在貝拉·費潘從未用過的小活梯上，我給她拿了厚厚的綠色《克麗絲汀·拉芙蘭斯達忒》，找到克麗絲汀生第一個孩子的部分，一小時接一小時，一頁又一頁，寫的都是她的流血和痛楚，蜷伏在稻草堆上。把書遞給她時，我感覺有些悲哀。我總是在背叛某個人或某些人，似乎這是唯一繼續下去的方法。這本書滿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想生活在十一世紀，甚至像克麗絲汀一樣在稻草堆上生小孩——當然前提是我可以生活在那個時代——尤其是有一個像鄂倫德那樣的戀人，一個如此不完美的面板黝黑的孤獨騎手。
內奧米讀完後找到我問：“她必須結婚嗎？”
“是的。”
“我想也是。因為如果女孩子必須要結婚，她不是死於難產就是九死一生，或者有別的問題。或者兔唇或畸形足，再不就是智力障礙。我媽媽見過的。”
我沒有和她爭辯，儘管我不相信她的話。她媽媽是有經驗的護士。根據她的說法——或者內奧米宣稱是她的看法——我聽說嬰兒生下來有胎膜的會成為罪犯，男人和羊交配生下皺巴巴的有毛小動物，人臉羊尾，死後儲存在什麼地方的瓶子裡。還有一些瘋女人不知怎麼用衣服架弄傷了自己。我信或不信這些怪事，要看我當時的心情是輕鬆還是恐懼。我不喜歡內奧米的媽媽，她的聲音刺耳，喜歡虛張聲勢，眼睛暗淡而突出——和內奧米一樣——她還問過我是否開始來月經了。但是任何經歷生死，必須目睹、接觸那些事情——大出血、多肉的胞衣、慘死——的人都不得不傾聽，不論這些怪事會帶來怎樣的訊息。
“書上有沒有寫到他們做那事兒？”
急於證明內奧米眼神裡對文學的渴望的合理性——就像牧師試圖證明宗教多麼有實際作用，並且有趣——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克麗絲汀和鄂倫德在穀倉裡躲避的情節。但是她並不滿足。
“那就是描述他們做那事兒的場面嗎？”
我指出克麗絲汀心裡的想法：這就是所有歌裡面讚美的事情嗎？
我們出來的時候，天就要黑了，農夫們的雪橇朝城外滑去。內奧米和我搭上了一輛去維多利亞街的雪橇。農夫裹著圍巾，戴著毛皮帽子，就像戴頭罩的古斯堪的那維亞人。他轉身罵罵咧咧地讓我們下去，但是我們賴在上面，像帶胎膜出生的罪犯，因為開心的挑戰而得意；我們靠在雪橇上，邊緣抵著肚子，用腳把雪踢飛起來，到了曼森街角，我們才衝向路邊的雪堤。拾起書喘過氣來，我們對著彼此大喊。
“你們這些小混蛋，下去！”
“你們這些小混蛋，下去！”
我們希望同時又擔心街上的人會聽到我們講粗話。
內奧米住在曼森街，我住河水街，這是我們友誼的基礎。我剛搬進城來時，早晨內奧米會在家門口等我，她家就在我們上學的路上。她會說：“你怎麼那樣走路？”
“哪樣？”我說。她就奇怪地扭來扭去地走，茫然的樣子，下巴縮在衣領裡。我不太高興但還是笑了。她的批評只是她個人的。我吃驚而高興地發現，她把我當朋友看。我以前從沒有朋友。朋友干預我的自由，讓我多少變得不誠實，但也擴充套件了生活並帶來共鳴。這樣叫喊詛咒著，衝向路邊的雪堤，是不能一個人做的。
現在我們太瞭解對方了，無法不繼續做朋友。
內奧米和我報名管理黑板，放學後留下來擦黑板，把紅白藍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學校的磚牆上磕掉粉塵，用粉筆擺出扇形的圖案。進來的時候，我們聽到教師辦公室傳出陌生的音樂，範里斯小姐在唱歌，我們想起來了，那是小歌劇。對了。
每年三月，學校上演小歌劇，發動了各方面的力量，暫時改變了一切。範里斯小姐負責，平時她沒有什麼事情幹，只教三年級，她每天早晨彈的《土耳其進行曲》，伴著我們走回教室。聯合教堂的風琴師博奧斯先生，每週來學校兩天，教音樂。
博奧斯先生引來了人們的關注和輕視，因為他不同於普通的老師。他身材矮小，柔軟的鬍鬚，圓眼睛溼漉漉的，像吮過的飴糖。而且他是英國人，戰爭開始時，從陷落的雅典逃生過來的。想象博奧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從停車處跑到學校，他都氣喘吁吁，氣憤不已。他總是拿一臺錄音機來教室播放《1812序曲》這樣的東西，問我們對這段音樂有何想法和感覺。因為只習慣於實際的一般的提問，我們就看著地板，咯咯笑，身體顫動著，就像對一個猥褻問題做出反應一樣。他不高興地看著我們說：“我想你們不是沒有什麼想法，而是不用心去聽。”他聳肩的樣子，對於老師來說，過於敏感，也過於個人化了。
範里斯小姐是本地人。她原來在這所學校讀書，她曾經走過這些長長的樓梯——有兩處因為年深日久的踩踏已經凹陷了，那時一定是別人在彈《土耳其進行曲》（因為一開始上課就必須有音樂）。人們都知道她的名字——艾莉諾。她住在曼森街靠路邊自己的小房子裡，內奧米家也在那附近，她去聯合教堂做禮拜。她還去滑冰，整個冬天每週傍晚一次，穿著自己做的深藍色天鵝絨衣服，因為她不可能買得起。衣服鑲著白色毛皮邊，她戴著相配的白皮帽子和皮手籠，她的裙子又短又寬，有淺藍色的塔夫綢鑲邊，她還穿白色的舞蹈緊身褲。這樣的裝束暴露了很多，而且不只一個方面。
範里斯小姐也不年輕了。她的頭髮染成棕紅色，束成二十年代的式樣；她總是塗上兩團胭脂和輕率微笑的口紅唇線。她繞著圈滑，讓天藍色條紋的裙子飛舞。儘管如此，她顯得很乾巴，僵硬而天真，她的滑冰更像是學校老師的示範動作，而不是自我的展示。
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她穿高領衫，樸素的長袖子，或農民的拉帶和曲折型花邊，或在下頜和手腕處有一團泡沫似的白色花邊裝飾，或大膽的亮紐扣，帶有小亮片。人們確實會嘲笑她，好像她不是諸伯利土生土長的。我母親的房客弗恩說：“可憐的人，她只是想抓住個男人。每個人都有權以自己的方式去這樣做，我認為。”
如果那是她的方式，它並不奏效。每年，在她和博奧斯先生之間，都會建立起假想的浪漫，或醜聞。通常是在準備小歌劇期間。人們會報告說，他們兩個一起擠在鋼琴凳上，他的腳在踏板上輕推她的腳，有人聽見他叫她艾莉諾。但是當你凝視她的臉時，各種奇特的流言蜚語就都粉碎了，她瘦小的臉骨骼突出，有意識地擦了胭脂，顯得很生動，嘴角閃動著細紋，眼神明亮驚訝。她追求誰都不可能是博奧斯先生。儘管這樣，弗恩說，她追求的也許不是男人。
小歌劇是她的激情所繫。一開始她謹慎地投入熱情，在迷濛的雪天的下午兩點，當她和博奧斯先生進入教室時，我們半夢半醒，抄寫著黑板上的東西，一切如此安靜，可以聽見屋子下面深處水管裡汩汩的水聲。她差不多是耳語般地低聲讓大家站起來唱歌，博奧斯先生給我們發了譜子。
你認出穿著大衣的快樂的約翰·皮爾嗎
你認出黎明時的約翰·皮爾嗎
你認出站在很遠處的約翰·皮爾嗎
在早上，還有他的獵犬和馬？
我們的老師麥肯納也是學校校長，他繼續在黑板上寫著，以此來表明他對這件事情的態度。尼羅河谷被三個周邊的沙漠保護著，免於遭到侵略，它們是利比亞沙漠、努比亞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他做什麼都沒有關係，到最後他還是會無能為力。小歌劇會一直繼續，推翻他的所有規則，還有他劃分得像火柴桿柵欄似的時間。現在範里斯小姐和博奧斯先生多麼有策略呀，莊嚴地踮著腳在教室裡轉，低頭傾聽每個人的聲音。這不會持久。目前整個小歌劇由他們兩個控制，但是到時候他們就會放手，它會像馬戲團的氣球一樣膨脹，我們只需要堅持下去就行。
他們輕輕地示意一些人坐下。我也要坐下，我高興地看到，內奧米也被叫坐下了。他們讓其他人再唱，招手讓他們需要的人向前邁一步。
排演小歌劇是不可預知的事情。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樣，你可以從停戰日把罌粟花環拿到紀念碑那裡，到上演少年紅十字會節目，還有穿過奇怪的空蕩蕩的大廳，把譜子拿給一個個老師，事先看出誰大多數時間被選中，誰偶爾被選中，誰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選中。名列前茅的是瑪喬裡·考茨，她父親是律師和省立法會成員，還有格溫·蒙迪，父親是傢俱店的經營者和所有者。沒有人反對他們的位置。的確，如果自由選舉少年紅十字會官員，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出自己認為的適當人選。在城裡和學校，圍繞他們多年的善意，讓他們成為最佳人選——自信而有外交手段，謹慎而善良忠厚。那些在工作中或去紀念碑的路上變得獨斷專行的人，在大廳裡讀老師的譜子希望找到些什麼的人，是不受信任的，他們只是偶爾被選中，他們野心勃勃，又沒有把握——就像阿爾瑪·科迪，一個傳播性新聞的專家，再比如我和內奧米。
在另一方面，像瑪喬裡和格溫一樣可靠的人，卻從來沒有被選中過——一個叫比烏拉·鮑維斯的胖女孩，她的屁股能蓋滿整個座位——男孩子把筆尖插在她的座位上——還有從來不吭聲的義大利女孩，經常因為腎病缺席，以及一個虛弱的愛哭的白化病男孩，父親是開雜貨店的，他總是帶著一袋袋橡皮糖、雞骨頭和蛋奶甘草甜點等生存必需品。這類人坐在教室後排，不會被要求大聲朗讀，不會被叫到黑板上做算術題，都會收到兩份情人節禮物。（一定是瑪喬裡和格溫不怕被玷汙，給每個人都送卡片。）他們一年又一年，一個年級又一個年級，在夢幻般的不受侵犯的孤獨中度過。義大利女孩將是我們中第一個死去的，那時我們還在高中；那樣我們就會驚愕地記起，帶著遲來的自豪。
“不過她曾經和我們同班。”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發現美妙的歌喉。那絕不是比烏拉·鮑維斯，或義大利女孩，或白化病男孩，但是它也許存在，並且很近。會像某種戰利品一樣被範里斯小姐和博奧斯先生爭奪的，只有坐在我後邊的男孩，我會把他放在偶爾被選中的名單末尾：法蘭克·威爾士。
我本不應該吃驚。我每天早晨聽見他在我後面唱《上帝拯救國王》，每週一次，在博奧斯先生來上課時，唱《約翰·皮爾》和《美麗的阿夫頓河靜靜流淌》，還有“像公鹿渴望清涼的小溪一樣，當它因奔跑而燥熱”［很久以來我都把“公鹿（hart）”聽成了“心（heart）”］。他的嗓音還是童聲的高音，非常自然，實際上幾乎不像人類的聲音，純淨而孤獨，像笛子吹奏出的音樂。（後來他學會播放的在小歌劇中代替他的錄音機，就像他聲音的延續。）他自己對擁有這樣的嗓音很是漠然，不覺得有什麼，當他停止歌唱，它就完全消失了，你不會想到和他有什麼聯絡。
我只知道法蘭克·威爾士的拼寫很糟糕。他要把他的拼寫交給我批改。然後再走到黑板前，溫順而泰然自若地，把每個單詞寫三遍。這樣做似乎對他也沒有什麼幫助。很難相信這樣的拼寫實屬平常，它像一個激烈而固執的玩笑，但是有關他的其他一切都無法表明這是真的。除了拼寫，他既不聰明也不愚鈍。他很可能知道地中海在哪裡，但是不會知道馬尾藻海。
等他回來時，我在尺子上寫“你演什麼角色？”向後傳給他，就像借給他一樣。教室是停戰區，中立而隱蔽，男生和女生是有可能交換資訊的。
他在尺子另一面回覆：“吹笛手。”
所以我知道我們要演的歌劇是《吹笛手》了。想到沒有法庭的場面，沒有侍女，沒有漂亮的衣服，我很失望。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想得到角色。範里斯小姐來為“農夫婚禮舞會”選舞者。
“我需要四個女孩，要挺胸仰頭，腳上有樂感的。瑪喬裡·考茨和格溫·蒙迪，還有誰？”她的眼睛一行行掃射著，在一些位置上停頓下來，然後停在我身上，我挺胸抬頭，肩膀筆直，表情歡快，但為了保持自尊，沒有表現出明確的態度，我的手指在課桌下用力地絞成十字，那是秘密地表示幸運的手勢。“艾爾瑪·科迪——瓊·甘尼特。現在要四個能跳舞的不會把幕拉下來的男生——”
當時我真是痛苦萬分。假如我只是群眾演員，被推到臺後呢？假如我根本上不了臺呢？班上的一些人不會上臺，他們要坐在臺下的階梯長凳上，在博奧斯先生彈的鋼琴兩邊，和那些被選來做合唱的低年級學生一起，全部穿暗色的裙子和白襯衫，白襯衫配深色褲子。我在那裡坐了三年了，坐過了《吉卜賽公主》、《克立舞者》和《被盜的王冠》。義大利女孩，胖女孩，白化病男孩，可以想見都會坐在那裡，直到《吹笛手》從頭到尾演完。但是我不會！我不會！我無法相信會這樣不公正，連臺都不讓我上。
內奧米也沒有得到角色。我們在回家路上沒有談這件事，而是拿與小歌劇有關的一切取笑。
“你做範里斯小姐，我當博奧斯先生。啊，我的摯愛，我的小蜂雀，吹笛手的音樂讓我痴迷瘋狂，何時能讓我緊緊把你抱在懷裡，直到你的脊骨斷裂，因為你瘦弱得這麼讓人心痛？”
“我並非瘦弱得讓人心痛，我美麗得令人難以置信，你的鬍鬚讓我起雞皮疙瘩。我們該怎樣對待博奧斯夫人？哦，我的愛人？”
“不要傷心，我甜蜜的天使，我會把她鎖在黑暗的蟑螂滋生的儲藏室裡。”
“可是我擔心她會逃出來。”
“那我就讓她吞砒霜，把她鋸成小塊，衝到馬桶裡。不，我會用鹼液把它們溶解在浴缸裡。我會熔化她的金牙套，打成我們可愛的結婚戒指。”
“哦，你好浪漫啊，我的愛人。”
後來內奧米被選去做媽媽的角色，她的臺詞是：“啊，我可愛的小瑪塔，早上我給你梳辮子時你怎麼跳來跳去！哦，我竟然責罵了你！啊，但願我現在還能看見你跳舞！”最後一場，她說：“現在我有多麼感激啊，我永遠不會講鄰居的秘密了，也不再是小氣的長舌婦了！”我認為她被挑中是因為她矮墩墩的個子，容易化裝成家庭主婦。有臺詞的人放學後要留下練習，我得自己回家了。母親說：“小歌劇進展得怎麼樣了？”意思是問我有沒有得到角色。
“他們還什麼都沒幹呢。還沒有挑演員呢。”
晚飯後我去曼森街，經過範里斯小姐的房子。我不知道我想幹什麼。我來回走著，沒有在堆積的雪上弄出聲音。範里斯小姐沒有拉起窗簾，這不像她的做派。她的房子很小，像玩具小屋一般；藍色百葉窗，尖屋頂，小山形牆，門和窗子上有扇貝形的木板。這房子是她用父母死後留給她的錢專門為自己建造的。雖然在電影裡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房子——裝飾得迷人而古怪，看起來是為了玩樂，而不是居住——但在諸伯利還沒有見過。和城裡其他的房子相比，她的房子好像沒有什麼秘密和矛盾之處。人們說：“太漂亮了，看起來不像是真的。”他們沒有別的可說了，沒有什麼可期待的。
我當然也沒有什麼可做的，過了一會兒，我回家了。
但是第二天，範里斯小姐走進教室，後面跟著瓊·甘尼特，她讓她徑直走到我的桌子旁邊，說：“站起來，黛爾。”好像我不用告訴就知道要做什麼——她一副小歌劇的神態——讓我們背靠背站著。我明白是瓊的高度不合適，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太高還是太矮，所以我無法根據需要挺直或收縮。範里斯小姐把手放在我們的頭上，重重地移開。她靠得很近，我能聞到強烈的汗味兒，她的手微微顫動；細小、危險而興奮的哼聲從她身體裡發出。
“你高了半寸，親愛的瓊。我們看看怎麼把你裝扮成媽媽。”
內奧米和我，還有其他人，交換了刻意裝得平淡的眼神；麥肯納先生皺著眉，敏銳地掃視了一下整個屋子。
“你的舞伴是誰？”後來在更衣室爭奪靴子時，內奧米小聲問。我們要一排排出去，把戶外穿的衣服拿進來，坐在座位上穿好，保持秩序。
“傑裡·斯多利。”我坦白地說。我對舞伴的分配不滿。舞伴應該要適合。格溫·蒙迪和瑪喬裡·考茨，找到了默裡·希爾和喬治·克萊，他們差不多是班上與她們相配的男伴，都聰明，愛運動，在重大場合表現得文雅體面；艾爾瑪·科迪跟戴爾·麥克勞林，聯合教堂牧師的兒子，高大，四肢鬆弛，白痴一般莽撞，戴著厚厚的眼鏡，一隻眼睛遊移不定。他差不多和維奧萊特·圖姆斯在學校後面的腳踏車棚發生過性關係。我的舞伴是傑裡·斯多利，他長著一頭孩子氣的羊毛卷，眼睛突出，不加掩飾的精明。他會在科學課上舉手，用枯燥的鼻音描述他用化學裝置做的實驗。他知道一切東西的名稱——元素，植物，地圖上的河流和沙漠。他會知道馬尾藻海在哪裡。我們練習舞蹈的時候，他從來不看我的臉。他的手出汗。我的手也是。
“我同情你！”內奧米說，“現在大家都以為你喜歡他了。”
不要緊。現在小歌劇是學校唯一的大事。就像戰爭期間你無法想象人們戰爭前在想什麼，擔心什麼，有什麼新聞，所以，現在也不可能記得在小歌劇帶來的這種興奮、混亂和緊張以前，學校是個什麼樣子。我們放學後練舞蹈，上課期間也練，在教師休息室。我以前從沒有去過老師休息室；看到有印花棉布簾的小碗碟櫥、茶杯、輕便電爐、阿斯匹林瓶，還有粗笨的皮沙發，給人很奇怪的感覺。難以想象老師們和這些普通甚至簡陋的家庭生活用品有聯絡。
還有更不可思議的景象接連出現。教師休息室的天花板上有一個檢修孔，一天我們來練習時發現，麥肯納先生當著大家的面扭動著滿是灰塵的穿著棕色褲子的雙腿，從檢修孔倒著爬下來，腳摸索著踩著摺梯。他把紙板箱拿下來，範里斯小姐接了過去，叫著：“是的，那個，就是那個！啊，我們找到了什麼，看看我們是不是找到了財富！”
她猛地拉斷了繩子，倒出紅色、藍色的粗棉布，邊緣有裝飾聖誕樹用的那種金銀線環。然後是一些貼著金銀箔片的王冠。鐵鏽色的天鵝絨馬褲，黃色渦紋花呢披肩，像紙一樣薄的滿是灰塵的平紋法官禮服。麥肯納先生只是站在旁邊，拍著褲子上的灰，好像並沒人領他的情。
“今天不跳舞！男生出去，去打曲棍球吧。”（她以為男孩子不上學的時候就是玩曲棍球。）“女生，留下，幫我整理。我們這裡的東西適合德國中世紀村子用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些裙子太隆重了，它們到臺上會碎掉的。它們用來演《被盜的王冠》時最漂亮。馬褲適合市長嗎？哦，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我得做市長的項鍊！還有法蘭克·威爾士的服裝，我們上次的吹笛手的服裝大了一倍呢，是誰呢？我竟然忘了是誰了。一個胖胖的男生。我們選他只是因為他那副好嗓子。”
“有幾部不同的小歌劇？”格溫·蒙迪說，她在老師面前很自在，語氣禮貌而友善。
“六部，”範里斯小姐聽天由命地說，“《吹笛手》、《吉卜賽公主》、《被盜的王冠》、《阿拉伯騎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兒》。等我們演了一輪，又演到同一部，我們就全是新演員了，我們非常信任的觀眾就已經忘記了上一次的演出。”她拿起一件黑色印花棉絨斗篷，鑲著紅邊，抖了抖，披在肩上。“這是皮爾斯·默裡穿的，你們記得，他在《吉卜賽公主》裡扮演船長。當然你們不會記得，那是1937年。後來他在空軍裡死掉了。”但是她講這些的時候相當心不在焉；他在《吉卜賽公主》裡扮演船長後，他的身上又發生了什麼，這很重要嗎？“每次他穿上都會搖擺——像這樣——把襯裡露出來。”她虛張聲勢地搖晃著身體。她在做舞臺指導和舞蹈指揮時，都特別誇張，好像她想讓我們震驚，進入忘我狀態。她侮辱我們，說我們跳得像五十歲患關節炎的人，她說要在我們鞋子裡放爆竹，不過自始至終她都在我們周圍徘徊，好像我們有潛力跳得更可愛更投入，好像她可以從我們身上激發出我們自己都不清楚的力量。
博奧斯先生進來拿錄音機，他在教法蘭克彈奏。他看到了搖擺的場面。
“熱烈激昂地，”他帶著英國式的冷靜驚訝地說，“熱烈激昂地，範里斯小姐。”
範里斯小姐，繼續堂而皇之地搖擺著，殷勤地鞠躬，我們體諒甚至在那一刻理解了，她臉上煥發出的日出般的遮住了胭脂的紅暈，和博奧斯先生沒有什麼關係，那隻和她自己的快樂行為有關。我們抓住了“熱烈激昂地”，我們打算把這話傳播開去。我們不懂也不在意它的意思，只覺得它很荒誕可笑——所有外來語本身都荒誕可笑——而且有戲劇般的爆發力。我們承認它使用得很是恰當。小歌劇結束以後，很長時間，每當範里斯小姐走過學校大廳，在上約翰街的路上經過我們，都要輕快而自我激勵地唱著，這已經成了習慣（“參戰的吟遊少年——早上好，姑娘們！——已經離去——”），在她附近總是會俏皮地飄過這個短語。熱烈激昂地，範里斯小姐。我們感覺這是給她最後的讚美，這讓她振奮。
我們開始去市政廳排練。我記得，那裡的禮堂寬敞通風，臺上的帷幕是古老的深綠色天鵝絨，鑲著金邊。那些冬天黯淡的日子，燈光亮起來，但是沒有照亮大廳的所有角落，有時範里斯小姐會躲到後面大叫：“我在這裡聽不到一個詞！我什麼都聽不到！你們害怕什麼？你們是不是要大廳後排的觀眾叫喊著要退票呢？”
她已經快到絕望的極點了。她手上總是拿著縫紉活兒。有一天她招手讓我過去，給了我一片金線編織的辮子，要縫到市長的天鵝絨帽子上。她讓我快去沃克的商店買九英寸配套的線。她確實在顫抖，她身體裡的哼聲更明顯了。“別耽擱。”她說，彷彿她是派我去買急救藥品一般，或者去送能夠挽救一支軍隊的情報。所以我外罩沒有扣好就奔出門外，諸伯利籠罩在剛下的雪中，大街上一派安靜的毛茸茸白色；我身後，市政廳的舞臺篝火般明亮，被狂熱的獻身精神點燃。創造不真實事物的獻身精神，雖非絕對必要，可一旦信以為真，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小歌劇讓我們從日常的慣性中解脫出來，記得麥肯納先生讓那些沒有被選中的同學忙於拼字比賽和心算，教室裡像平時一樣悲哀陰沉，我們現在都是範里斯小姐的支持者。我們把不同的角色合起來排演，看成一個整體。故事打動了我，現在仍然是。我想象著吹笛手是多麼孤獨、多麼強大又無助的悲劇人物。沒有任何的背信棄義能真正令他吃驚；世界利用了他，將他猛擊，可他依然像漢弗萊·鮑嘉一樣，保持著疲憊的榮譽。即使是他的復仇（被改變的結尾搞砸了）似乎也沒有惡意，而幾乎是溫柔，極其溫柔的復仇，是為了更大的正義。我想到法蘭克這個不可教的拼寫者，輕易自然地融入了角色，並沒有刻意努力。他每天在臺上就像平時一樣剋制而冷靜，的確如此。我第一次看出他像什麼——長而窄的腦袋，深色頭髮，剪得很短，像金屬絲做的擦鞋墊，憂鬱的臉也可能成為喜劇演員，雖然在這裡不是，脖子後面有癤子留下的舊疤，還長了一個新的。他的身體和臉一樣瘦長，身高在班上的男生中屬於中等——也就是說比我矮不到一寸——走起路來快速而輕盈，就像那種既不需要刻意低調，又不需要引起特別注意的人。每天他都穿藍灰色毛衣，胳膊肘有一塊補丁，這種煙燻的顏色，普通、謹慎而神秘，對我來說，那就是他的顏色，他自身的顏色。
我喜歡他。我喜歡吹笛手。我喜歡法蘭克·威爾士。
我得和什麼人說說他的事兒，所以就假裝用客觀而批評的語氣和母親說起來。
“他嗓音不錯但是不夠高。我覺得他站在臺上不突出。”
“他姓什麼來著？威爾士？是賣束腹胸衣的女人的兒子嗎？我以前在威爾士太太那兒買胸衣——原來她有瘦身罩衣，現在不賣了。她住在百格斯街，乳品店那邊。”
“一定是他媽媽。”得知法蘭克·威爾士家和我們家，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還有這點兒聯絡，我奇怪地興奮起來。“你去她家還是她來這裡？”
“我去她那裡，買東西得到她的店裡去。”
我想問房子的樣子，前屋有沒有畫，他媽媽說過什麼，她有沒有提到過她的孩子？我太希望她們成為朋友，談論各自的家人，希望威爾士太太晚上吃飯時說：“今天有一位很好的女士來試胸衣，她的女兒和你同班——”那有什麼用呢？讓他聽到我的名字，眼前出現我的形象。
這些天，市政廳的氣氛讓我越發沉浸在這種狀態裡。男生和女生間儀式化的敵對到處都在打破。不可能繼續保持敵對，即使保持，也是開玩笑式的，混雜著友好的潛流。
內奧米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吃五分錢的糖棒，在冬天特別難咬，也很難嚼。我們邊吃邊小心地說話。
“如果可以不選傑裡·斯多利，你願意誰做你的舞伴？”
“我不知道。”
“墨裡？喬治？戴爾？”
我有把握地搖著頭，大聲吸著糖味兒的口水。
“法蘭克·威爾士。”內奧米說著，樣子像魔鬼。
“告訴我是還是不是，”她說，“快點兒呀。要是我的話，就會告訴你我喜歡誰。”
“我不介意法蘭克·威爾士。”我小心而剋制地回答。
“我喜歡戴爾·麥克勞林。”內奧米言之鑿鑿，我吃了一驚，她比我還保密呀。她把頭靠在雪堤上，邊垂涎邊啃糖棒。“我知道我是瘋了，”最後她說，“我真的喜歡他。”
“我確實喜歡法蘭克·威爾士，”我完全承認了，“我看我也瘋了。”
之後我們就一直談論這兩個男生。我們把他們稱作“超迷”，意為有致命的吸引力。
“你的超迷來了，可別暈倒呀。”
“怎麼不給你的超迷一點潔膚霜治治他的癤子啊？”
“我想你的超迷正盯著你呢，不過他斜視，很難說是不是在盯你。”
我們開發了一套密碼系統，用揚眉毛、在胸前劃手指、做口形無聲地說“痛苦，噢，痛苦”（當我們在臺上站在他們附近）。“狂怒，雙倍狂怒”（當戴爾·麥克勞林和艾爾瑪·科迪講話，並且在她的脖子上打響指），還有“狂喜”（當他抓住內奧米的腋下說：“別擋我的路，胖妞兒！”）。
內奧米想談論腳踏車棚事件。和戴爾·麥克勞林一起做下了那事兒的女生，患哮喘病的維奧萊特·圖姆斯已經從城裡搬走了。
“還好她搬走了。她在這裡丟了醜。”
“不都是她的錯。”
“是她的錯。是女孩的錯。”
“如果是他把她壓倒，怎麼能是她的錯呢？”
“他不可能壓倒她，”內奧米不讓步地說，“因為他不可能把她弄倒，同時——把他的東西插進去——這怎麼可能？”
“你幹嗎不問他？我會告訴他你想知道。”
“我媽媽說是女生的錯。”內奧米說，不理會我。
“女生要負責，因為我們的性器官在裡面，而他們的在外面，我們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慾望。男孩子不能自禁。”她用有預感又縱容的奇怪語調教導著我，承認我們臨近的世界盛行著那種混亂、神秘的野蠻行為。
這方面的話題不可抵擋，但是走在河水街我經常希望倒不如保守著自己的秘密，正如我們都希望的那樣。“法蘭克·威爾士不可能勃起，因為他還沒有變聲呢。”內奧米告訴我——無疑是在轉播她媽媽的另一條資訊——我感興趣的同時又有些不安，好像我對他的感情出了岔，被引向了完全意外的軌道。我還不真正清楚我究竟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我對他懷有白日夢的想象，而且往往是重複的。我想象他在一場小歌劇演出後和我一起走路回家。（我已經知道，那天晚上，男生——一些男生——會和女生——一些女生——一起走回家，但是內奧米和我從來沒有討論過這種可能性；我們羞於說出真實的願望。）我們穿過諸伯利寂靜無聲的街道，街燈下，我們的影子旋轉著沉落到雪地上，在美麗黑暗闃無人跡的大街上，法蘭克就會用真實得令人難以置信，又冷淡而柔和的歌唱圍繞我，或者在更真實的夢境裡，只用表明他的存在的聽不到的音樂圍繞著我。他會戴尖帽子，幾乎傻瓜才戴的帽子，範里斯小姐給他做的披風，補著以藍色為主的各種顏色的補丁。我在睡眠的邊緣經常為自己創造這個夢，它奇怪地令我滿足，讓平和與安慰的氣息在周遭流淌，我會閉上眼睛，漂進真正的夢境，它們遠沒有這麼友善，而是充滿砂礫般的小問題，丟了襪子，找不到八年級的教室，或者恐怖的場面，比如在大廳舞臺上跳舞，卻忽然發現自己忘了戴頭飾。
服裝彩排時，範里斯小姐大聲嚷著讓大家聽見：“我也許最好是逃出市政廳！我最好是現在就走！你們都準備好負起責任來了嗎？”她把分開的手指猛地從臉頰上拉下來，以至似乎會留下犁痕一般。“回去——回去——回去，別管最後十五分鐘了！別管最後半個小時了！再次從頭開始！”博奧斯先生舒心地微笑著，敲出開場合唱的音符。
那個夜晚終於到了。時間一到，觀眾們擁進來，我們習慣了黑暗與回聲中的混亂、咳嗽、滿懷期待的裝扮。舞臺比我們想象的要明亮許多，也擁擠許多，因為多了紙板做的房屋正面和一個紙板噴泉。一切來得太快，然後就結束了，消失了；它是怎麼結束的沒關係，它必須結束，無法復原。一切都無法復原了。在所有的練習之後，小歌劇真的上演了，這幾乎成了不可思議的事情。博奧斯先生穿著燕尾服，人們會說看起來挺怪異。
會議室就在舞臺下面——有後樓梯通向它——被分成一個個化妝間，繩索上掛著布簾。範里斯小姐腰部有裝飾的櫻桃色新裙子外面繫著圍裙，正在描眉，畫唇線，在眼角塗些紅點，在耳垂上輕拍些赭黃，用玉米澱粉增稠劑把頭髮弄溼。可怕的喧鬧。關鍵的服裝不見了；有人踩在市長夫人的裙襬上，把裙子從腰間撕裂了。艾爾瑪·科迪聲稱她為了鎮定神經吃了四片阿斯匹林，現在頭昏，冒冷汗，坐在地上，說要暈過去了。一些布簾脫落了。男生看見女生穿著內衣，或者是反過來。合唱隊員根本不應該進入會議室，現在卻進來了，而且大膽地站成一排，穿著深色裙子和白襯衫。範里斯小姐沒有留意，也去給她們化了妝。
她忽略了很多事情。我們期待她像整個一星期以來一樣狂熱。結果什麼都沒有。“我想她是不是喝醉了，”內奧米說，穿著媽媽裝，臉頰紅潤，“我聞到味兒了。”我什麼都沒聞到，除了野玫瑰花露水和強烈的汗味兒。不過，她全身閃閃發光——金屬片鑲嵌在衣服邊上，馬戲團的款式——和往常不同，她滑行，輕柔地說話，極其寬容地穿行在騷亂中。
“把裙子用別針別起來，路易絲，”她對市長的妻子說，“現在沒有其他辦法。觀眾看不到的。”
看不到！她一直在挑剔最微小的細節，強迫媽媽們把衣服撕掉，返工了三次！
“像你這麼強壯的女孩可以吃六片阿斯匹林，眼睛都不眨。”她對艾爾瑪·科迪說，“快站起來，我的女士！”
舞蹈者穿著明亮的棉布裙，紅黃綠藍白各色的繡花拉帶上衣。艾爾瑪鬆開了拉帶，放肆地露出了剛開始發育的胸部。即使對這，範里斯小姐也只是笑笑，就飄走了。好像任何要發生的事情現在都可能發生。
舞蹈快開始時，我的頭飾——高高的中世紀紙板圓錐體，包著黃色的網，帶有柔軟的面紗——開始災難性地微微滑向我頭的一側。我不得不斜著頭，好像脖子歪了似的，那樣堅持跳完，牙齒咬緊，臉上帶著呆滯的微笑。
《上帝拯救國王》之後，當最後的幕布落下，我們跑到街上的照相館，還穿著服裝，沒有外套，去拍照。我們擁擠在一起，等待著，背景是廢棄的棕褐色瀑布和義大利花園。戴爾·麥克勞林找到了一把椅子，那種家族拍照時父親們坐的椅子，妻子和兒女成群圍繞著他。他坐在上面，艾爾瑪·科迪大膽地坐在他膝蓋上，懶洋洋地靠著他的脖子。
“我這麼虛弱。我是個病人。你知道我吃了四片阿斯匹林嗎？”
我正站在他們前面。“坐下，坐下。”戴爾開心地說，一把拉我坐在艾爾瑪身上，她尖叫起來。他開啟長長的腿，把我們兩個都甩到地上。大家都笑了。我的帽子和麵紗正好掉下來，戴爾拾起來，反著戴在我頭上，面紗遮住了我的臉。
“你這樣棒極了。什麼都看不見。”
我試圖抹掉灰塵，戴好。突然，法蘭克·威爾士出現在簾子間，他獨自拍完了照，穿著他那氣派的乞丐服裝。
“舞蹈者！下一張！”攝影師的妻子生氣地叫著，把頭探出簾子。我是最後一個進去的，我還在試圖把頭飾弄好。“看著我的眼鏡。”戴爾說，我照做了，儘管在我的影像後看見他孤獨、斜視的眼睛讓我分神。他在向我拋媚眼。
“你應該送她回家。”他對法蘭克·威爾士說。
法蘭克·威爾士問：“誰呀？”
“她。”戴爾說，對我點著頭。我的頭在他的眼鏡上顫動著。“難道你不認識她嗎？她就坐在你前面。”
我擔心會鬧出笑話。我感覺汗水開始從我的腋下冒出來，擔心受辱的最初跡象總是這樣。我的臉遊移在戴爾愚蠢的眼睛裡。這樣被拋進我的夢的主題，可是太嚴重，太危險了。
不過，法蘭克·威爾士還是考慮周到，像任何人都能做到的那樣殷勤地說：“我願意。如果她不是住得太遠的話。”
他想的是我住在弗萊茲路那邊的時候，我走長路上學是在班上出了名的。難道他不知道我現在住在城裡了嗎？沒有時間告訴他，也沒有辦法告訴他，而且，我絕不會冒一點兒險，讓他嘲笑我——他安靜的沉思的噴著鼻息的笑，說他僅僅是在開玩笑。
“所有舞者！”攝影師妻子喊叫著。我茫然地轉過身來，隨她穿過簾子。我的失望一瞬間被淹沒在感激當中。他的話不斷在我腦海裡重複響起，彷彿它們是讚揚和寬恕之語，聲調那麼輕柔可愛，實事求是，充滿謝意。一種特有的平和像我的白日夢一樣充盈了我的身心，在拍照過程中，在寒冷中回到會議室的一路上，在換衣服的時候，也一直陪伴我，即使內奧米說：“大家都笑死了，你跳舞時歪著頭。像折斷了脖子的木偶。儘管你是沒有辦法。”她的情緒很糟糕，並且還在惡化。她悄悄對我耳語：“你知道我告訴過你關於戴爾的事兒？都是謊言。是我演的戲，讓你說出你的秘密。哈哈。”
範里斯小姐機械地把服裝拾起和摺疊起來。玉米澱粉灑在她的桃粉色裙子上，她的胸部看起來凹陷了，彷彿什麼東西在她裡面崩潰了。她幾乎不想費心地注意我們，只是說：“把鞋子上的玫瑰形飾物取下來，姑娘們，都留下來吧。將來一切都會派上用場的。”
我走到大廳前面，母親和弗恩在那兒等我呢，弟弟歐文穿著打旗子時穿的套裝（在小歌劇帷幕拉開之前，低年級學生要做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比如打旗子），把讓他儲存的旗子插在雪堆上。
“你怎麼耽擱了這麼久？”母親問。“很可愛呀。你脖子抽筋了嗎？威爾士家的男孩是整個臺上唯一忘記摘掉帽子唱《上帝拯救國王》的。”母親總是能注意到這些奇怪老套的小細節。
小歌劇後發生了什麼？一個星期後，它從視野裡消失了。看見要歸還的服裝的某個部分掛在更衣室裡，就像看到粘著金屬箔片的褐色聖誕樹倚靠在一月的後門廊上一樣，讓人想起一段忙碌的充滿期待和努力的時光，現在卻似乎充滿了錯誤。麥肯納先生結實的地面又回到我們的腳下。每天我們要做十八道算術題，作為彌補，無疑還會聽到諸如“因為我們失去了時間，現在我們要埋頭苦幹”之類的話。把鼻子放到磨刀石之間，肩膀推動車輪，腳踩到踏板上——所有這些麥肯納先生喜愛的句子，其中的陳腐和毫無懸念，現在卻似乎奇怪地令人滿意。我們拿著大疊堆積如山的書本，畫安大略和五大湖區的地圖——世界上最難畫的地圖——學習《朗弗爾爵士的幻影》。
每個人的座位都被搬走了；清除了課桌的房屋以及鄰座的改變原來是讓人興奮的事。法蘭克·威爾士現在坐在教室另一面。一天，看門人抬著長梯子進來，除掉了萬聖節掛的彩燈中觸目可見的一個物件。我們都覺得那是個法國避孕套，戴爾·麥克勞林的名字和它聯絡在一起；結果發現那是一隻舊襪子，這件神秘的事沒有那麼令人反感。似乎該是驅散幻想的時候了。著手解決實質性問題，麥肯納先生會這樣說。
當然，我的愛情並沒有隨著季節的改變而消亡。我的白日夢在繼續，但是和過去有所不同。因為沒有補充新鮮的養料，季節的改變的確造成了一些差別。對我來說，冬天是戀愛的時間，不是春天。在冬天我們棲息的世界縮小了；衝出狹小的空間，奇異的幻想會繁盛開花。但是春天顯露出大地普通的地理特徵；漫長的棕色道路，腳下古老的有裂縫的人行道，所有在冬天的風暴中折斷的樹枝，都要清理出庭院。春天顯露出距離，如其所是。
法蘭克·威爾士和班上大多數人都不同，他沒有讀高中，而是去諸伯利的乾洗店工作了。那時的乾洗店裡沒有卡車。人們多數是自己去取衣服，很少送上門。法蘭克·威爾士的工作就是在城裡送衣服，我們放學時有時能遇見他。他總是像生意人或工作的人向還沒有走進社會的人那樣，匆忙、嚴肅而彬彬有禮地和我們打招呼。他總是抱著一摞衣服，直堆到肩膀處，盡責地彎著肘臂；他開始工作時還在長個子。
有一段時間——大約六個月——我會帶著掩蓋不住的興奮和不安走進乾洗店，希望能看見他，但是他從來不在前臺；能看到的總是老闆或老闆娘——兩個人都很矮小，樣子疲憊，皮膚髮藍髮青，好像被幹洗液染的，或是進入了血液。
範里斯小姐在瓦瓦那什河溺死了。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在讀高中，也就是《吹笛手》演出才三四年之後，可是當我聽到訊息時，我感覺她的存在屬於一箇舊時代，她活在最為天真原始的情感和一些錯誤觀念之中。我覺得她被困在那個時代裡，我吃驚於她以這個行為突圍出來。如果這算是一個行動的話。
雖然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她是在城北沿著河岸散步，靠近水泥橋，不慎落水，無法自救。諸伯利《先驅導報》指出，她是從家中被一個或數個陌生人帶走的，然後被強行推入河裡，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她晚上就離開了房子，沒有鎖門，所有的燈都亮著。一想到神奇寂靜的夜晚發生的罪行就很興奮的人，一直認為這是一起謀殺。其他人出於善意或恐懼堅持認為是意外。這是人們談論和爭辯的兩種可能性。認為是自殺的人——最後大多數人是這樣想的，不太急於談論此事，他們為什麼要談呢？因為沒有什麼可說的。這是一個沒有解釋也沒有希望解釋的神秘事件，就像青天白日一樣。這裡沒有啟示。
範里斯小姐穿著她的天鵝絨溜冰服，戴著時髦的皮毛帽子，在滑冰的人們中間來回滑著，非常顯眼。熱烈激昂的範里斯小姐，在市政廳往臉上化妝的範里斯小姐，臉朝下的範里斯小姐，沒有抗議地，漂浮在瓦瓦那什河，六天六夜，才被發現。雖然沒有可靠的方式把這些影象聯絡起來——如果最後一個畫面是真實的，它會不會改變其他的畫面？——它們現在要拼在一起了。
《吹笛手》；《吉卜賽公主》；《被盜的王冠》；《阿拉伯騎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兒》。
她像吹泡泡一樣，將那些小歌劇吹送上水面，顫抖著，精疲力竭地努力著，然後，幾乎是不經意地放棄了，慢慢消失，消失，但永遠牢牢地陷在了我們改變了的童年之中，她那不可戰勝的，沒有回報的愛。
至於博奧斯先生，他已經離開了諸伯利，就像人們所說，他在這裡從來沒有在家的感覺，他在倫敦的一座教堂彈風琴，教音樂——不是真正的倫敦，我必須解釋一下，而是西安大略一箇中型城市。傳聞他在那裡幹得不錯，那裡有和他屬於一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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