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禮
高中三年級時，內奧米轉到了商貿專業；突然不用學習拉丁語、物理、代數，她升到學校的三樓。在傾斜的屋頂下，打字機整日噼啪作響，牆上掛滿了鑲在鏡框裡的格言，為進入商界做準備。時間和精力是我的資本；如果浪費掉，就再也得不到。結果是，樓下教室的黑板上寫滿的外語單詞和抽象公式、戰鬥和沉船的黑暗照片、魯莽但可敬的神話冒險，進入了冷漠平凡的生活和真實忙碌的世界之中。這對大多數人都是一種解脫。內奧米喜歡這樣。
那年三月，她在乳品店找到了一份辦公室的工作。她已經完成了學業。她讓我四點以後去看她。我去了，沒有想我會碰到什麼。我還想著內奧米會從櫃檯後對我做鬼臉呢。我準備裝出老太太顫巍巍的聲音對她說：“這是什麼意思？昨天我買了一打雞蛋，每一個都是壞的！”
辦公室在低矮的灰泥粉刷的附加建築裡，建在舊乳品店的前面。日光燈和新的金屬檔案櫃和桌子——我本能地感覺到不自在的那種環境——打字聲和計算器的嘈雜聲。內奧米旁邊的兩個女孩在工作；後來我瞭解到，她們的名字是莫莉和卡拉。內奧米的指甲是珊瑚色的，頭髮整齊而漂亮地盤起，穿著粉綠色的格子裙和粉毛衣。新的。她對我微笑，手指從打字機上最小限度地微微一擺，跟我打招呼，然後繼續飛快地打字，一邊和同事愉快地、不連貫地談話，我聽不懂她們在談什麼。過了幾分鐘，她大聲對我說她五點完工。我說我得回家。我感覺莫莉和卡拉在看我，看我光禿髮紅的手上的墨水、鬆弛的羊毛方巾、蓬亂的頭髮，還有女學生們經常抱著的一大疊書。
我最害怕梳洗整潔的女孩了。我甚至不敢走近她們，擔心我有味兒。我感覺我們之間有本質的差別，彷彿我們是由不同物質構成的。她們冷冰冰的手上不會有斑點，不會出汗，她們的頭髮保持著適合的形狀，她們的腋下從來不會潮溼——她們不瞭解要把胳膊肘夾在體側擋住衣服上不體面的深色半月形痕跡是怎麼回事——她們從來、永遠都不會感到有一點兒特別的血流的湧動，連高潔絲也無法容納的一點兒血流，會恐怖地流下大腿內側。的確沒有；她們的經期是小心謹慎的，是自然度過的，不會出賣她們。我的粗糙也永遠不可能變成她們的精緻；太遲了，差別太大了。但是內奧米又怎樣呢？她曾經和我一樣：手指上也曾長過流行的疣；也曾患過腳癬；我們同時來月經時，也曾躲在女廁所裡，害怕去翻跟頭——一次一個人，在全班同學面前——害怕滑倒和流血，尷尬得不敢請假。她現在塗了指甲油，穿著淺色柔和的毛衣，是要去參加什麼化裝舞會嗎？
她很快和莫莉、卡拉成了好朋友。來我家時或她召集我去她家時，她談論的都是她們的飲食、護膚法、洗髮液的用法、衣服、子宮帽（莫莉已經結婚一年了，卡拉六月份就要結婚）。有時我在她家時，卡拉也過來；她們兩個總是談論洗東西這類事，不是洗毛衣，就是洗內衣或者洗頭髮。她們會說：“我洗了我的開襟羊毛衫！”“是嗎？你是用冷水還是溫水？”“溫水，不過我覺得沒有問題。”“那領子怎麼洗的？”我會坐在那裡，想我的毛衣有多髒，我的頭髮油膩膩的，我的文胸變了色，一條帶子還用安全別針固定著。我不得不逃離那裡，但是當我回到家，我不會去縫文胸吊帶，也不會去洗毛衣。我洗的毛衣總是縮水，領子鬆弛；我知道我沒有花心思去做，但是我有一種宿命論的感覺，無論我怎麼做，它們註定要縮水或鬆弛。有時我的確會洗頭髮，用捲髮夾子把它束起來，以免我睡著；事實上我可以花幾個小時，偶爾，在鏡子前，痛苦地拔眉毛，觀察我的側面，用深色、淺色的粉讓臉顯得有輪廓，突出漂亮的地方，遮掩不好看的地方，像雜誌裡介紹的那樣。我只是沒有持久的耐心，儘管一切，從廣告到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到無線電裡恐怖的歌曲——我要娶的女孩要像護士一樣溫柔、粉嫩——都在告訴我，我需要，我必須學習。愛情不是給沒有脫毛的人準備的。
至於洗頭髮：大概這時我開始讀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關於男性和女性思維習慣的差異，主要和他們的性經驗有聯絡（標題讓人覺得它實際上能告訴你更多性方面的東西）。作者是紐約著名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信徒。他說男性和女性思維模式的差異很容易用坐在公園長椅上看滿月的男孩和女孩來說明。男孩想著宇宙，它的廣袤和神秘；女孩則在想“我必須洗我的頭髮”。這篇文章讓我極其沮喪，我不得不放下雜誌。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像女孩子一樣思維；滿月在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提醒我要洗頭髮。我知道如果把文章拿給母親看，她會說：“哎，那不過是發狂的男性的廢話，說女人沒有頭腦。”那不能說服我——紐約的心理學家當然知道。像母親這樣的女人是少數，我可以看得出來。還有就是我不想像母親那樣，老是帶著處女般的直爽和天真。我想要男人愛我，同時當我看滿月的時候，我渴望想象著宇宙。我被困住了，進退兩難；似乎我要在沒有選擇的地方進行選擇。我不想再讀什麼文章了，但又被吸引回來，就像小時候會被吸引到童話故事書中的一幅畫前一樣：深色的海洋，高聳的鯨魚；我的眼睛緊張地跳過書頁，對這樣的斷言感到震驚：對於女人，一切都是個人化的；沒有任何思想本身對她有意義，而是必須被轉變成她個人的經驗；在藝術品中，她總是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她的白日夢。最後我把雜誌拿到垃圾桶那裡，撕成兩截，塞了進去，試圖忘掉它。後來當我在雜誌上讀到標題為“女性特質——又恢復了！”的文章，或者給青少年的小測試“你想要做男孩是你的問題嗎？”，我會快速翻過去，就像有什麼要咬我似的。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做個男孩子。
透過莫莉和卡拉，透過她作為職業女性的新身份，內奧米成了我們兩個曾不知其存在的諸伯利生活圈的一部分。這個圈子包括在商店、辦公室、兩家銀行工作的女孩子們，還有一些已婚的，最近辭掉工作的女孩子。沒有結婚且沒有男朋友的女孩們經常一起去跳舞。去杜伯敦打保齡球。結婚、生小孩時，她們給彼此淋浴（這後來成了一個新習俗，冒犯了一些城裡的老太太）。她們彼此的關係中儘管有令人反感的自信，但又被各種各樣微妙的禮節所羈絆，表現得謙恭得體。不像在學校；沒有野性、卑鄙、吝嗇，也沒有粗話，但總是有轉彎抹角的爭執所形成的複雜網路，總是潛伏著某種危機——懷孕、墮胎、拋棄情人——這一切，她們都瞭解，經常談論，但又作為秘密保護著，不讓城裡的其他人知道。她們說的最天真、最給人安慰和討喜的話很可能意味著別的什麼。她們對城裡大多數人認為的道德淪喪很寬容，卻不能容忍衣著和髮型背離潮流，還有人們不切掉三明治的皮這類事情。
一拿到薪水，內奧米就開始做似乎所有女孩子結婚前一直在做的事情。她去逛各種商店，讓人家把東西給她留著，她每月付一部分錢。在五金店，她存了一整套鍋和壺；在珠寶店，存了一盒銀器；在沃克商店，存了毛毯、一套毛巾和兩張亞麻床單。都是為了將來結婚開始操持家務用的；這是第一次我知道她在明確地計劃什麼事情。“你將來也得開始準備了，”她興奮地說，“不然你拿什麼結婚呀，兩個盤子和一塊舊洗碗布嗎？”
星期六下午，她想要我陪她逛商店，付款，看看她未來的財產，像莫莉一樣談論為什麼她贊成無水烹飪，還有如何根據每平方英尺中線的數量來判斷床單質量。她從未有過的乏味和全神貫注，讓我感到大為吃驚和恐懼。彷彿她已經把我遠遠拋在了後面。她去的地方我不想去，但是看起來她願意去；事情在按照她的計劃進展。而我呢，也可以這樣說嗎？
星期六下午我真正想做的是待在家裡聽大都會歌劇。這個習慣是從弗恩·道夫提到我們家來住時開始的，她和我母親經常聽。弗恩·道夫提已經離開諸伯利，去溫莎工作了，她偶爾給我們寫信，模糊而開心地提到去底特律的夜總會，去賽馬，在輕歌劇協會演唱，過得很愉快。內奧米說到她：“那個弗恩·道夫提簡直是笑話。”她是站在她新的優越地位這樣說的。她和所有其他女孩都確定要嫁人的；沒有結婚的老女人，不論是完美的老處女還是謹慎的女冒險家，像弗恩那樣的人，都不能期望得到她們的同情。她怎麼成了笑話了？我想知道，不顧讓她討厭，但是內奧米對我睜著她淺色、明亮、得意的眼睛，重複道：“一個笑話，她只不過是個笑話！”像一個人在給不知所措的異教徒宣講不言自明的信條。
母親不再關注歌劇了。她熟悉了人物和情節，能分辨出著名的唱段；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有時她外出；她還在賣百科全書；已經買過一套的人要被說服買每年的增版。但是她身體不好。一開始，她染上了一連串不常見的病——農場疣，眼睛感染，腺體腫脹，耳鳴，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可怕的疹子。她不斷去看醫生。一些症狀消除了，可另一些又出現了。關鍵是精力減退，衰老，沒有人希望這樣。她的情況不穩定。她偶爾還給報紙寫信；她在試圖自學天文學。但是有時她會躺在床上，讓我給她蓋上毛毯。我總是很粗心；她會叫我回去把膝蓋處塞好，還有腳底。然後她會用任性的、假裝孩子氣的聲音說：“親親媽媽。”我在她前額上乾巴巴地、不情願地吻一下。她的頭髮已經變得很稀疏了。額頭上的白色面板顯出不健康的痛苦樣，我不喜歡。
不管怎樣，當我聽《拉美莫爾的露琪亞》、《卡門》和《茶花女》時，我更喜歡獨自一人。一些音樂片斷讓我興奮得無法安靜坐著，就在飯廳裡走來走去，心裡和著無線電的聲音一起唱著，抱著雙臂，壓著胳膊肘。我的眼睛充滿淚水。迅速形成的幻象在心裡沸騰。我想象一個戀人，暴風驟雨的場面，我們的感情註定驚心動魄。（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像那篇文章說的，女人一貫把藝術品個人化。）性感的屈從。不是屈從於男人，而是屈從於命運、黑暗、死亡。我最喜歡《卡門》的結尾。“讓我經過！”我從牙縫裡發出這個句子；我顫抖著，想象另一種屈從，甚至比對性的屈從更加誘人，更加令人傾心——對於姿勢、形象、自我創造的自我的最終意義的英雄的、愛國者的、卡門的屈從。
歌劇讓我飢餓。聽完後我去廚房做煎蛋三明治，一大堆蘇打餅乾和蜂蜜、花生醬、可可、玉米漿、黃糖、椰子和剁碎的核桃，豐富、秘密的令人作嘔的混合物，要用勺子才能吃下去。我首先貪婪地大吃一通，使胃口得到了滿足，接下來，我的情緒低落下來，就像自慰一樣。（自慰。我和內奧米在她媽媽的書裡讀過，東歐的農民用胡蘿蔔、日本的婦女用加重的球體自慰，習慣性的自慰者可以從其暗淡的眼神、萎黃的面板分辨出來，我們在城裡巡視，尋找有這樣症狀的人，覺得整個事情奇異可笑，令人厭惡——我們發現的關於性的一切似乎更像一個狂歡節，讓我們嘲笑或作嘔，或者就像我們經常說的，讓我們笑到噁心。不過現在我們根本不再談論這些了。）有時大吃後我會節食一兩天，或用溫水喝大劑量瀉鹽，我想如果我快速沖掉一切，卡路里就不會留下。我沒有真的發胖，只是豐滿了，結實了，我喜歡讀細緻、色情地描寫女主角大致體形的書，對總是把理想女人寫成苗條身材感到擔心；為了安慰自己，我會給自己朗讀詩句，“大而光滑，肢體結實硬朗的情婦”。我喜歡那樣；我喜歡“情婦”這個詞，脂粉氣的一個詞，有一種儀式性；情婦不應該太苗條。我喜歡看百科全書藝術增刊裡塞尚的《浴女》，然後照鏡子看自己的裸體。但是我的大腿內側會顫抖，彷彿透明袋子裡的鬆軟乾酪。
這時節，內奧米在四處搜尋，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一個叫伯特·馬修斯的人，未婚，二十八九歲，焦慮而和氣的臉，頭髮像一頂羊毛帽子，從有皺紋的頭皮上向後推去，經常到乳品店的辦公室來。他是家禽檢查員。內奧米反感地告訴我他對莫莉和卡拉說的話。他總是問莫莉有沒有懷孕，偷偷進來看她肚子的側面，給將要去度蜜月的卡拉提建議。他把內奧米叫作“黃油餡餅”。他在街上看見她就會按喇叭，把車速慢下來，她會轉過頭說：“哦，上帝呀，救救我，別讓那個白痴纏著我！”她會朝櫥窗上自己的影子恍惚地皺眉。
伯特·馬修斯打十塊錢的賭，說她不會被允許去同性戀舞會上與他見面。內奧米真的想去。她說是為了十塊錢，並且想讓他看到她敢去。她媽媽確實不會同意，但是她出城護理病人去了。內奧米也不必擔心她爸爸。“他，”她總是說，“他老了。”她似乎喜歡這個詞的客觀超然的發音。他在自己房間裡埋頭看《聖經》和宗教文學，把寓言書分類。
內奧米想要我和她一起去，在她家過夜，告訴我母親說我們去萊森戲院。我感覺別無選擇，不是因為內奧米要我去，而是因為我特別憎恨和害怕同性戀舞廳。
同性戀舞廳在城北半英里處，高速公路上。覆蓋著巧克力色的仿製原木，窗子沒有玻璃，寬寬的百葉窗白天緊緊關著，舞會時才打開。母親和我開車路過時，她會說：“啊，看看所多瑪和蛾摩拉！”她指的是長老會教堂勸誡的佈道，把同性戀舞廳比喻成那些罪惡之地，並預言了類似的命運。當時母親指出這種比喻不合邏輯，因為所多瑪和蛾摩拉行的是非自然的行為。（她對弗恩·道夫提愜意而神秘地解釋說：“那麼，自然還是非自然，不是要看情況而定嗎？”）母親所處的位置很不舒服；原則上她嘲笑長老會教堂的立場，但是同性戀舞廳的情況又讓她深有感觸，我看得出，就像長老會教友那樣，她感到同樣的冷漠荒涼。我和她看法相同——那昏暗的窗子，坑窪骯髒的地面，完全是一個黑暗而充斥傳聞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後面的松樹林裡，到處亂扔著法國避孕套。
星期五晚上，我們走上高速公路，穿著花色休閒裙。我已經盡力了，我洗了澡，颳了毛，噴了除體味劑，還盤了頭髮。我穿著布襯裙，大腿部分堅硬粗糙，長型的胸罩本打算讓腰部收緊，結果露出的部分反而更加突出，我不得不紮上塑膠皮帶。我把皮帶拉到二十五英寸，皮帶下面不斷地出汗。我用米色粉底把臉和脖子都塗了；我的嘴也很紅，厚厚的一層，就像蛋糕上的糖霜花。我的涼鞋踩在路邊的石子上。內奧米穿著高跟鞋。現在是六月，空氣溫暖而輕柔，有昆蟲的鳴叫和振動，黑色松樹背後的天空像桃子皮一般，世界可真令人享受，如果不用去舞會多好。
內奧米走在我前面，我們經過沒有鋪砌的凹凸不平的停車場，走上一個黃色小燈泡照亮的臺階。即使她像我一樣害怕，她也不會表現出來。我眼睛盯著她趾高氣揚的高跟鞋，餅乾一樣蒼白的、肌肉發達的、故意露出來的光腿。男人和男孩在臺階周圍晃來晃去。我看不見他們的臉，也沒有看。我只看見他們的菸頭、皮帶扣、黑暗中閃爍的酒瓶。我努力封閉自己的聽覺，就像屏住呼吸一樣，想忽略他們說出的輕柔、隨便、肯定是輕鄙而恐怖的話。我一貫的自信心哪去了——先前那種對幽默感和優越感的虛假信心？一點兒都沒剩下，完全消失了；我會懷舊和懷疑地想象我曾經是怎樣的勇敢，比如對張伯倫先生。
一個胖老女人在我們手上印了紫墨水。
內奧米立即朝站在舞臺邊的伯特·馬修斯走過去。“啊，真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你，”她說，“是你媽媽讓你出來的嗎？”
伯特·馬修斯拉著她去跳舞。人們在一座兩英尺高的木頭平臺上跳舞，欄杆上纏繞著彩燈，角落裡的四根柱子和兩條對角線上也裝飾著彩燈，讓平臺看起來像點亮的輪船，漂浮在土地和鋸木屑地板上。除了這些燈，以及從賣熱狗、漢堡包、軟飲料和咖啡的廚房窗戶中射出來的光，整個地方都是黑的。人們在昏暗中成團地聚在一起，腳下是潮溼的鋸末，發出潑灑的飲料的黴味兒。一個男人站在我面前，把紙杯伸過來。我想他一定是把我錯當成別人了，我搖搖頭。然後又後悔沒接。他也許會待在我旁邊請我跳舞。
跳了兩圈，內奧米回來了，帶來伯特·馬修斯和另外一個男人，瘦削，狡詐，紅臉，紅頭髮。他頭向前傾站著，長長的身體彎曲得像個逗號。他沒有邀請我，而是在音樂響起時拉著我的手，把我拖上平臺。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是個時髦的、有創意的跳舞高手，不斷地把我丟擲又用力拉回，旋轉，跳躍，打著響指，做這些動作的時候，他毫無笑容，表情嚴肅，好像還帶著敵意。我不但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還要辛苦地聽明白他的話，因為他還在講話，趁著舞蹈難以預料的簡短空隙，我們靠近彼此的時候。他有荷蘭口音，並不純正。現在荷蘭移民已經買下了諸伯利周圍的幾間農場，當地的笑話和妙語警句裡經常出現他們溫和而天真的口音。“無拘無束地跳。”他說，用了一個口頭禪，懇求地對我翻動著眼球。我不懂他的意思；我當然是在和他跳舞，或者是他自己在跳，像任何人一樣無拘無束？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這一類；我聽到那些單詞，但是弄不明白它們的意思；也許他只是在開玩笑，不過他臉上一直沒有一絲笑容。他只是古怪滑稽地翻動著眼球，冷漠憂鬱地把我叫作“小可愛”，好像我完全成了另外一種人；我只想弄清楚，他認為和自己在跳舞的這個人是什麼樣子，並且假裝成為她——一個矮小伶俐、善於調情的女人，但是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每個動作，我試圖去看他時的每一個表情都不夠及時；他早就該繼續去找別人跳了。
我們一直跳到樂隊休息，我高興舞曲結束了，高興他沒有離開我；我本來還一直擔心他會發覺我是多麼不適合，而繼續找別人。他把我拉下平臺，拉到廚房窗子那邊，撥開人群，買了兩杯薑汁飲料。
“喝點兒吧。”他命令道，放棄了他的荷蘭口音，聽起來有些疲憊。我喝了一些。“兩杯都喝掉，”他說，“我從來不喝薑汁飲料。”我們這時正在地上移動。我可以看清楚一些面目，我看見一些熟人，對他們微笑，嘗試為在這裡感到自豪，自豪有一個男人在我身邊。我們走到內奧米和伯特那邊，伯特拿出一瓶威士忌說：“來吧，夥計，我給你們倒點兒吧？”他往我們兩個的杯子裡倒了一些。內奧米對我笑笑，眼睛像玻璃一樣，就像游泳的人剛從水裡出來。我感到溫暖，口乾。三四口就喝光了我的黑麥威士忌酒加薑汁。
“天哪。”伯特讚歎道。
“她喝得像魚一樣。”內奧米說，對我很滿意。
“那麼她不需要薑汁了。”伯特說，給我倒滿。我喝下去，想要提高我的新聲望，並不在意味道如何。伯特開始抱怨說他不想再跳舞了。他說他的背支援不住了。和我一起的人——當時或者是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克里夫——發出令人吃驚的、機槍般的咯咯笑聲，用拳頭捶著伯特的皮帶扣。
“你的背怎麼會疼呀，哦，你的背為什麼不行了？”
“我只是躺在那兒，警官，”伯特用高而哀怨的音調說，“她過來坐在我身上，我能怎麼辦呢？”
“別這麼下流。”內奧米愉快地說。
“什麼是下流？我說了什麼了？你想幫我按摩背嗎，甜心？內奧米，給我按摩背嗎？”
“我才不管你的無聊的背呢，去買膏油吧。”
“你給我塗嗎，啊——”他的鼻子在內奧米的頭髮上嗅著，“幫我塗好嗎？”
彩燈變得模糊，像彈力橡皮筋上下跳動。人們的臉頰微微變寬，好像映在弧形的光滑表面上；頭看起來也似乎大了許多，和身體不成比例；我想象他們——雖然我並沒有真正看見他們——脫離了身體，飄浮在看不見的托盤上。這是我醉酒所致，意識不清。我正迷醉的時候，克里夫去買了熱狗，用紙餐巾包著，還有一箱薑汁，我們都離開了舞廳。我和克里夫坐到車的後座上。他用胳膊摟著我，粗暴地搔著我全副武裝的腰。我們似乎飛快地在高速路上行駛，伯特和克里夫在唱歌，用假聲互相配合：“我不在乎太陽不照耀，夜晚我獻出我的愛。”車窗都搖下來，風和星星閃過。我感到開心。我不再對任何事情負責。我醉了，我想。我們到了諸伯利。我看到主街的建築，它們似乎在啟示我，這個世界是暫時的活躍和快樂。我忘記了克里夫。他俯身把他的臉貼在我的臉上，把他巨大、潮溼、冰涼、彎曲的舌頭塞進我的嘴裡，就像一塊洗碗布。
我們在布倫瑞克旅館停下來。
“我住在這裡，”伯特說，“這是我的歡樂之家。”
“我們不能進去，”內奧米說，“他們不准你帶女孩子進房間。”
“等著瞧吧。”
我們從一個後門進入旅館，上了樓梯，走過一段走廊，盡頭有一個裝紅色液體的氣泡形狀的容器，對我現在的狀態來說顯得漂亮極了。我們進了一間臥室，彼此分開，坐在突然熾熱起來的燈光下。伯特坐著，後來是躺在床上。內奧米坐在椅子上，我坐在破舊的膝墊上，我們的裙子體面地展開。克里夫坐在冷的暖氣片上，但是又起來去修理紗窗，給我們倒了威士忌，和他買的薑汁混在一起。我們吃了熱狗。我知道停下車進來是個錯誤。我的快樂情緒漸漸消逝了，雖然我又喝了許多，希望那種感覺會回來，我只覺得膨脹發熱，身體麻木，尤其是手指和腳趾。
克里夫敏銳尖聲地對我說：“你相信女人有平等的權利嗎？”
“是的。”我努力恢復神志，鼓起勇氣，感到一種責任，希望討論這個話題。
“你也相信對女人的死刑嗎？”
“我不相信死刑。不過如果要有的話，是的，對女人。”
他又像發射子彈般問：“你相信女人應該像男人一樣被絞死嗎？”
我悶悶地大聲笑著。我的責任感又回來了。
於是，伯特和克里夫開始講笑話了。每一個開頭都很嚴肅，持續一段時間，像引發思考或有教育意義的奇聞趣事，所以你要始終保持警覺，到了該笑的時候，不要被留下來愚蠢地張著嘴。我擔心如果沒有立即笑起來，就會給人以我太天真無知、聽不懂笑話的印象，或讓人覺得我受了冒犯。許多這樣的笑話都和第一個一樣，我或內奧米有必要提供直接線索以及進行的方式，避免讓自己感覺愚蠢，被迫以不情願的、惱怒但仍可忍受的方式做出回應，眯著眼睛、微露笑容跟隨故事情節，好像知道接下來會出現什麼。談笑之間，伯特對內奧米說：“和我到床上去。”
“不用了，謝謝。我在這裡很好。”她不再喝酒，往旅館的杯子裡彈著菸灰。
“你對床有什麼反感嗎？在那裡你可以變得更有精神頭兒。”
“那麼就去精神精神吧。”
克里夫一直不安靜。他在屋子裡跳來跳去，練習拳擊，舉例說著他的笑話，向床上的伯特衝去，直到後來伯特也跳了起來，他們假裝在打架，互相靠近出拳，屈膝彈跳，大笑。內奧米和我不得不把腳縮回來。
“一對白痴。”內奧米說。
伯特和克里夫打完後把胳膊搭在彼此的肩膀上，正襟危坐地面對我們，就像是臺上武打表演結束那樣。
“從你的裝束上看你一定是牛仔——”伯特說。克里夫唱著回答：“我看你的穿著也像牛仔——”
“你可以看出來我們都是牛仔——”
“嘿，拉斯特斯。”伯特毛骨悚然地說。
“啊？”
“你四歲還是五歲？”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四歲還是五歲。”
“嘿，拉斯特斯？你瞭解女人嗎？”
“不，不瞭解。”
“你四歲。”
我們笑了，但是內奧米說：“那是模仿杜伯敦的金石門化裝黑人樂隊演出，我以前聽說過。”
“我要去洗手間。”我說著站起來。我一定是還醉著。一般我不會當著男人面這樣說。
“我批准你去。”伯特寬容地說。“你去吧。你獲准離開房間。走過大廳，到上面寫著——”他仔細盯著我看，然後把臉伸過來，幾乎觸到我的胸部——“啊，我現在看見了——女廁所。”
我找到了廁所，使用時沒有關門，後來才想起來。向回走的時候，我看見那個裝紅色液體的氣泡，和那邊走廊盡頭的一盞燈。我朝它走去，經過伯特的房間。過了燈有一扇門，因為這個夜晚很暖和，門開著，是防火應急出口。我們在旅館的三樓或者頂樓。我邁步出去，絆了一下，幾乎翻過欄杆，然後回到原位，彎腰費力地脫下涼鞋，我責怪它們害得我絆倒。我一路走下樓梯。離地面大約有六英尺的距離。我先把鞋扔下去，自忖想到這一點很聰明。然後坐在最下一層臺階上，儘可能矮下身，然後跳下去，落到旅館和無線電臺之間小路的地上。穿上鞋，我困惑了；我本來是想回到房間的。我想不起現在該去哪裡。我完全忘了河水街的房子，還想著我們是住在弗萊茲路呢。最後我記起了內奧米家的房子；仔細計劃一番，我想我會到達那裡。
我沿著布倫瑞克旅館的外牆走，不時磕碰在磚上，從旅館後面出來，再沿著對角街走——先走錯了方向，不得不轉回來——徑直過主街，太晚了，街道兩邊都沒有車了。朦朧的月光下看不清郵電局鐘上的時間。一走下主街，我決定在草地上走，經過人們的前院，因為人行道太硬了。我又脫下了鞋子。我想我必須把我的發現告訴大家，人行道硌腳而草地很柔軟。為什麼以前沒有人想到呢？我來到曼森街內奧米家，忘記了我們沒有鎖後門，走到前門的臺階上，試圖開門，打不開，鎖著，開始我還保持著禮貌，然後越來越大聲。我想內奧米一定在裡面，會聽見，來給我開門。
沒有燈亮起來，但是門的確開了。內奧米的爸爸穿著睡衣，光著腿，灰白的頭髮在大廳的黑暗中發著光，像復活的屍體。我說：“內奧米——”這時我想起來她在哪兒了。轉身踉蹌著走下臺階，朝河水街走，現在我也想起了河水街。然後我越發謹慎，躺在門廊的鞦韆上睡著了，捲入深深的光和暗影的旋渦中，無助，打著散發熱狗氣味的嗝。
內奧米的爸爸沒有回去睡覺。他坐在廚房的黑暗中，直到內奧米回家，然後用皮帶抽她的胳膊、腿、手，一頓亂打。他讓她跪在廚房的地板上，向上帝發誓，說她絕不再喝酒了。
至於我，黎明醒來時，凍得發抖，噁心，周身疼痛，及時離開門廊，在房子側面的一片牛蒡中嘔吐。後門一直開著。我把臉和頭髮伸到廚房的洗手池裡，試圖去掉威士忌的氣味，安全地爬到床上。等母親醒來我告訴她，我在內奧米家病了，夜裡回來的。一整天我都躺著，頭疼得像被重重擊打過，胃裡翻江倒海，異常虛弱，有一種挫敗和放鬆感。我感覺被幼稚的東西救贖了——我的舊斯佳麗·奧哈拉燈，固定我那帶點的柔軟窗簾的藍白色金屬花。我讀《夏綠蒂·勃朗特的一生》。
透過窗子，我可以看見鐵軌那邊低低的草坪，六月的草呈紫色。我可以看到一點兒瓦瓦那什河，水位還相當高，還有銀色的柳樹。我夢想著十九世紀的生活：散步、學習、正直的品行、禮節、少女時代、平和寧靜。
內奧米來到我的房間，粗暴地低語：“天哪，我真恨不得殺了你，你怎麼可以就那樣一走了之。”
“我不舒服。”
“不舒服個頭啊。你以為你是誰？你知道克里夫不是個白痴。他有好工作。他是保險金理算員。你想和什麼人交往？高中生是不是？”
然後她給我看鞭痕，說了她爸爸是怎麼對付她的。
“如果你和我一起回家，他很可能後悔那樣做。不然他怎麼知道我出去了？”
我沒有說。他也沒有。也許他搞錯了，認為我是某種幽靈幻象。內奧米第二個週末又和伯特·馬修斯出去了。她不在乎。
“他可以打我，直到他氣得臉色發青，說不出話來。我要過正常的生活。”
什麼是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乳品店辦公室女孩的生活：淋浴，亞麻布品，壺，鍋，銀器，複雜的女性秩序；然後翻轉過來，另一面是同性戀舞廳，夜裡在黑路上醉酒駕駛，聽男人的笑話，忍受並謹慎地和男人戰鬥，抓住他們，抓住——生活的這一面沒有另一面就不能存在，透過經歷和習慣兩種狀況，一個女孩把自己置於通向婚姻的路上。沒有別的方式。我做不到。不能。最好做夏綠蒂·勃朗特。
“起來穿好衣服跟我下來。對你有好處。”
“我感覺太虛弱了。”
“你長大了。你想幹什麼，剩下的一輩子都趴在洞裡嗎？”
我們的友誼從那天開始漸漸消失了。我們不再去對方的家。我們第二年冬天會在街上遇見，她穿著新的毛邊外衣，而我還是抱著一大疊課本，她會提到她最近的生活。通常她是和一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人出去，某個來自波特菲爾德、藍河或杜伯敦的人。她很快就甩掉了伯特·馬修斯。原來，他的角色只是帶著年輕的女孩第一次出去；他只追求沒有經驗的那種，雖然並不真的打擾她們，或讓她們有麻煩，儘管他愛講話。克里夫出了車禍，她告訴我，一條腿膝蓋以下截肢。“難怪他們都像魚一樣喝酒，像傻瓜一樣開車。”她說，語氣裡帶著母性的縱容，甚至驕傲感，彷彿像魚一樣喝酒，像傻瓜一樣開車還是恰當的行為，可嘆但是必要。過了一陣，她不再向我彙報最新的進展。我們在諸伯利城裡見到時只是打打招呼。我感覺她已經遠離了我，置身於那個我模糊而擔心地認為是真實的世界，而我則置身於學校所教授的各種各樣遙遠且無用的、特別的知識裡，也遠離了她。
我在學校得了A等成績。我從來不滿足。一旦拖回家一個A，就開始考慮下一個。它們似乎是有形的，鐵一樣沉重。我讓它們堆在身邊，像防護屏一樣，如果我失去一個，就會感覺到危險的缺口。
高中大廳裡，那些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行動中死掉的學生的光榮榜周圍掛著木屏，每年級一個；裡面插著小小的銀質姓名標牌，是每年分數最高的學生的，直到他們消失在工作中，或者做了媽媽。我的名字也在那裡，雖然不是每年都有。有時傑裡·斯多利會超過我。他的智商是諸伯利高中有史以來或瓦瓦那什郡所有高中裡最高的。我唯一能排在他前面的原因是，他埋頭於理科，讓他有時不耐煩於他所說的“需要記憶的”科目（法語和歷史），還有英國文學，他似乎焦躁地認為那是某種人身侮辱。
傑裡·斯多利和我一起遊逛。我們在大廳裡交談。我們漸漸開發了一個詞彙遊戲，主題範圍是別人都不懂的。我們的名字同時出現在小小的滾筒油印的幾乎辨認不出的校報上。大家似乎都認為我們是天生的一對兒；我們被半寬容半輕蔑地稱作“智囊團”或“神童”，傑裡比我更懂得如何忍受他們。我們因為被配成一對兒感到很傷心，就像動物園裡某種奇異物種的僅有成員，憎恨人們認為我們相像，因為我們並不這麼認為。我認為傑裡比我古怪畸形一千倍，也沒有我有魅力，很顯然他認為把我的頭腦和他的歸為一類是由於沒有鑑別區分的能力，就像是說托斯卡尼尼和地方樂隊指揮同樣有天賦一樣。當我們討論未來時，他坦率地告訴我，我所擁有的是一流的記憶力，對於語言，女性通常具有天賦，而女性邏輯推理相對要弱，幾乎沒有抽象思維的能力。他說，我比諸伯利大多數人聰明得多，這並不應該讓我盲目，因為事實上我很快會在外界的智力競爭中達到極限。（他嚴肅地補充：“我也是同樣，我總是力爭保持希望。我在諸伯利高中看起來不錯，在麻省理工學院呢？”談到他的未來，他充滿遠大的抱負，但謹慎地以諷刺的方式表達出來，並以冷靜的自我警告的方式搪塞開。）
我像個士兵一樣對待他的判斷，因為我不相信。也就是說，我知道他的話都是真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足夠強大，在我認為他看不到的領域，他判斷的方式到達不了的地方。我不讚賞他的思維技巧，因為人只能讚賞和自己相似但要強大一些的能力。他的頭腦對我來說彷彿一個馬戲團帳篷，充滿灰暗的設施，當我不在的時候，他在上面的特技表演炫耀而枯燥。我小心不讓他發現我的想法。顯然他忠實地告訴了我他對我的看法；我不想這樣對他。為什麼？因為我對他的感覺就像女人對男人的感覺一樣，一種溫柔、膨脹、專制、荒誕的感覺；我永遠不會冒險干預它；我對他隱藏了我近乎輕蔑的冷漠。我覺得我很有策略，甚至很好心；我從不認為自己驕傲。
我們一起去看電影。我們去學校舞會，跳得很糟糕，自我意識強烈，彼此激怒，高中生戀人的偽裝讓我們羞恥，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覺得有必要利用這種身份，直到我們發現擺脫這種局面的方式是以之取樂。戲仿和自我解嘲是我們的救贖之道。我們儘可能開心，安然，有時殘忍，同志一般，而不是像一對結婚十八年的夫妻。他叫我茄子，因為我有一件可怕的酒紅色平紋皺絲裙，是用弗恩留下的裙子改的。（我們一下子變窮了，戰後的銀狐生意不好。）母親改裙子的時候，我希望改出的效果會令人滿意，讓我寬大的臀部看起來有誘人的光澤，就像吉爾達廣告上的麗塔·海華斯裙子；我穿上時試圖告訴自己是這樣的，但是傑裡做了個鬼臉，誇張地笑著，用尖厲開心的聲音說：“茄子！”我立刻知道了真相。我也試圖馬上和他一樣覺得好笑，這幾乎奏了效。在街上我們繼續即興亂編。
“參加昨天晚上的諸伯利群星冬天舞會的有傑裡·斯多利三世，優秀的化肥家族的子孫，還有精緻敏感的黛爾·喬丹小姐，銀狐帝國的繼承人，他們獨特得無法形容的舞蹈風格讓所有傾慕者驚歎不已——”
我們去看的很多電影都是戰爭題材，戰爭是在我們開始上高中的前一年結束的。之後我們去海因斯飯店，而不是藍貓頭鷹，因為高中的其他人都會去那裡，去玩投幣式自動電唱機和釘球機。我們喝咖啡，抽薄荷醇煙。在每排座位間有高的深色木隔斷，上面有黑金玻璃排氣窗。傑裡談論戰爭，把紙餐巾摺疊成幾何形狀，包在勺子上，又撕成飄舞的條帶。他給我描述巴丹死亡行軍，日本監獄營裡的酷刑，東京的轟炸，德累斯頓的毀滅；他一連串說了那麼多暴行，還有殲敵的數字。全無抗議之意，而是帶著一種有節制的興奮，奇怪的持續的享受感。然後他會給我講現在美國人和俄羅斯人正在開發的武器；他把它們的殺傷力描述成不可避免，巨大無比，宇宙本身的力量都不能與之匹敵。
“生物戰爭——重新引進腹股溝淋巴結鼠疫——他們在製造沒有解藥的疾病，儲藏起來。神經性毒氣——透過半弱智藥物控制全部人類——”
他確信會有另一場戰爭，我們都會被消滅。在他那博學男孩的眼鏡後面，顯示出一副心甘情願而又執拗的樣子，他期待著巨大奇異的災難。很快，我以慣常的恐懼、躊躇的女性理智做出了答覆，這激發他走向了極端，把一切描述得更加恐怖，挑戰我的理智。這輕而易舉。他接觸到了真實的世界，他知道原子是怎麼分裂的。我接觸的唯一世界是我用書籍創造的，只對我來說是獨特的、滋養的。但是我堅持著；我感到厭倦和氣憤，我說好吧，假設這是真的，你為什麼早上還要起來去上學？如果都是真的，你為什麼還打算做偉大的科學家？
“如果世界完結了，如果沒有希望了，為什麼你還要什麼都做？”
“我還有時間獲諾貝爾獎。”他玩世不恭地說，想逗我開心。
“十年以後？”
“就二十年吧。大多數偉大的突破都是男人三十五歲以前做出的。”
說過這類話之後他總會喃喃低語：“你知道我在開玩笑。”他是說諾貝爾獎，不是戰爭。我們逃脫不了諸伯利的信條——吹噓或對自己有過高的期望會招致超自然的危險。但是真正把我們拉近和綁在一起的正是這些希望，我們對彼此既否認又承認，既譏笑又尊重。
星期天下午，我們喜歡長途散步，從我家後面開始，沿著鐵路線走。我們會走到瓦瓦那什河灣棧橋，然後返回。我們談論安樂死、遺傳控制群體、是否有靈魂、宇宙是否最終是可知的。我們沒有達成任何一致的看法。開始我們在秋天散步，接著是冬天。在暴風雪中，低著頭爭辯，手插在口袋裡，細膩刺骨的雪打在我們臉上。爭辯累了，我們會把手拿出來，伸開雙臂保持平衡，試圖在鐵軌上走。傑裡的腿又長又瘦，小腦袋，鬈髮，圓而明亮的眼睛。他戴方格呢帽、羊毛邊耳罩，我記得他從六年級就一直戴著。
我記得我過去像別人一樣嘲笑他。我有時仍然羞於被內奧米之類的人看見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現在認為，在他循規蹈矩接受在諸伯利的角色的方式中，有一種值得敬佩的東西，一種奇異而無情的優雅。他的必要的、令人滿足的荒誕，帶著宿命甚至勇敢的色彩，是我永遠無法達到的。這就是他出現在舞會上帶著的精神，僵直地帶我舞過變化莫測的數英里的地板，在每年必須參加的棒球賽上，他無用地對著球晃來晃去，和軍校學生一起行軍。他不想假裝成普通男生，但卻做著普通男生做的事情，知道他的表現永遠不會被接受，人們總是會嘲笑他。他不願意變成別的樣子，他表裡如一。而我，我的自然邊界要更為模糊，儘可能地吸收保護色。我開始明白也許像傑裡這樣生活會悠閒自得。
他違揹我的意願，到我家來吃晚飯。我憎恨帶他見母親，擔心她會興奮，試圖過分表現自己，因為他有聰明的名聲。她的確是這樣，她試圖讓他解釋相對論——點頭，鼓勵，用會意的伶俐的叫聲欣然接受。他的解釋不合邏輯。我挑剔飯菜，有同伴時我經常這樣；肉似乎做得過火了，馬鈴薯有點兒硬，罐裝豆太涼了。父親和歐文從弗萊茲路過來，因為那天是星期日。歐文現在全部時間都住在弗萊茲路，養成了粗俗的習慣。傑裡談話時，歐文大聲地咀嚼，直視父親，簡單，無知，帶著男子漢的輕蔑。父親不回應這些表情，很少說話，也許被母親的熱情弄得有些難為情，也許他覺得對他們兩個人來說都已足夠熱情了。我生每一個人的氣。我知道他對歐文和父親也同樣生氣——雖然他不會表現出來，那是他知道的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傑裡是個怪胎，遊離於男人的世界之外；他知道什麼沒有關係。我覺得他們太笨了，看不出他的力量。對於他來說，我的家人是大眾的一部分，甚至不值得對他們解釋；他沒有認識到他們也具有力量。大家都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尊重。
“人們以為問幾個問題就能明白什麼，不去了解基本原理，這真讓我覺得好笑。”
“那就笑吧，”我酸溜溜地說，“我希望你開心。”
但是母親對他很有好感，從那以後總是盼著他來，問他對實驗室創造的生命或機器代替人類的看法。我可以理解她一通興奮的問題讓他有多麼困惑和沮喪。這不就是我的感覺嗎？當他自己從我的一堆書頂上拿起《天使，望故鄉》——我準備拿回圖書館的——開啟，用單調迷惑的音調讀著：“一塊石頭，一片葉子，一扇門——啊，迷失，在憂鬱的風中，幽靈——”我搶過書來，好像它有危險一樣。“那是什麼意思？”他理智地說，“在我聽來很無聊。給我解釋解釋。我想聽聽。”
“他特別害羞，”母親說，“他是優秀的男生，不過他應該學習更好地表達自己。”
在他家吃飯要輕鬆一些。他媽媽是寡婦，死去的爸爸是老師。他是獨子。她在高中做秘書，我早就認識她。他們住在對角街一間拼連住宅裡。擦碗巾摺疊燙好，像高檔的亞麻手絹，放在檸檬香的抽屜裡。甜品我們吃三色模子果凍布丁，像在清真寺裡，有很多罐裝水果。晚飯後傑裡去前屋鑽研每星期郵寄來的象棋問題（這是我所指的他讓人印象深刻的循規蹈矩的一個例子），他關了玻璃門，這樣我們的談話就不會干擾他。我擦乾了盤子。傑裡的媽媽和我談論他的智力。她說話的樣子彷彿那是某種稀有物體——一個考古發現，也許，非常有價值，非常恐怖，她一直包裹起來儲存在抽屜裡的東西。
“你也很聰明，”她確定地說（學校裡所有檔案記錄她都知道，事實上是由她保管的），“不過你瞭解傑裡的智商，是百裡挑一的。想想這不是很奇妙嗎？我是他媽媽，多麼大的責任呀！”
我同意。
“他會在大學待很多年。要拿博士學位。然後還要繼續，博士後，我不知道一共要多少年呢。”
聽到她嚴肅的聲調，我以為她可能要談到費用了。
“那麼你們一定不能有麻煩，你知道，”她實際地說，“傑裡不能結婚。我不允許。我看到有的年輕人因為女孩子懷孕被迫犧牲前途。我覺得這不對。你和我在學校都見過，你知道我是指誰。強制婚姻。這是諸伯利的風格。我不贊成。我從來都不贊成。我不同意這是男孩子的責任，他不應該犧牲事業。你說呢？”
“不應該。”
“我知道你不會那樣。你非常聰明。你有子宮帽嗎？”她說得很快。
“沒有。”我麻木地說。
“那你為什麼不上呢？我知道你們現在年輕的女孩子。貞操是過去的事情了。不管它了。我沒說我同意或不同意，但是時光無法倒流，是吧？你母親應該帶你去上。如果我有女兒，我會這麼做的。”
她比我矮得多，是個豐滿伶俐的小女人。她的頭髮蓬鬆，呈黃鬱金香色，髮根灰白。她總是戴著耳環、胸針、項鍊，顏色鮮亮，協調，有創意。她還抽菸，也允許傑裡在家裡抽菸；事實上他們總是像老朋友和夫妻那樣爭吵哪根菸是誰的。我原來就預料到她的思想會很新潮，雖然知識上不像我母親那麼新——誰是呢？——但對一般事物上要新潮得多。但是我還沒有做好準備。我低頭看她灰白色的髮根，想著她說的要母親帶我去上子宮帽的事，我想到母親，她公開遊說提倡控制人口，但是從來沒有想到需要和我談論一下這個問題，她確信女性——有知識的女性——不會屈從於性，除非需要。我更喜歡那樣。這種方式比傑裡媽媽荒謬的接受性和不得體的實用性更適合於一個母親。我認為一個母親提到女生和自己兒子的親密行為是很唐突冒犯的。想到和傑裡·斯多利親近本身就令人討厭。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不會偶爾發生。
為什麼不喜歡？真是奇怪的事。談話結束後，我們心情沉重。我們的手潮溼地握在一起，毫無疑問，我們都在想，要握多久才算是符合體面和禮節。我們的身體貼在一起，並非不願意，但也沒有什麼愉快的感覺，像兩袋潮溼的沙子。我們的嘴張開，對著彼此，就像我們讀過和聽說過的那樣，但是我們的嘴唇冰冷，舌頭粗糙，像兩塊不協調的肉。每當傑裡把注意力轉向我——這種特別的注意——我就會被激怒，卻不明白為什麼。但我最後還是抱怨地屈從了。我們互為通向對方所發現之事的唯一途徑。
好奇可以讓這種情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冬天的一個晚上，在他媽媽的前屋——她出去參加東方之星的會議——傑裡叫我脫掉衣服。
“為什麼要我脫衣服？”
“難道不是很有教育意義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真的裸體女人。”
這個主意並不是沒有吸引力。“裸體女人”這個詞讓我隱隱地感到滿足，好像成了財富的施與者。另外，我認為我的身體比我的臉要好看，我不穿衣服比穿了好看；我常想對什麼人炫耀它。我曾經希望——更準確地說，我對某種可能性充滿好奇——如果有了更進一步的親密，我對傑裡的感覺可能會改變，我可能會接受他。難道我不瞭解慾望嗎？我處在陳腐的婚姻般的狀況裡，試圖把沒有動力的折磨引向可資利用的身體。
我不會在前屋脫。爭辯拖延了一陣，他說我們可以上樓，到他的房間去。走上樓梯的時候我感覺到熱望的刺痛，彷彿我們還是七八歲，要去什麼地方拉下我們的褲子。放下他屋子的窗簾時，傑裡把桌子上的檯燈碰掉了，我幾乎轉身跑下樓去。在這樣的時刻，沒有什麼比笨拙的動作更能讓一切恢復原狀，除非你們碰巧是墜入了愛河。不過，我決定保持幽默。我幫他撿起檯燈，把燈罩擺好，也不憎恨他，甚至開啟燈看有沒有摔壞。然後我轉身，脫掉了所有的衣服——他沒有動也沒有摸我，我很開心——躺在床上。
我感覺荒誕，眩暈。
他站在床邊，低頭看著我，吃驚地現出有點兒滑稽的表情。難道他覺得我的身體不合適，不可利用嗎，就像我對他的身體的感覺一樣？他想把我變成某種順從的女生，懷著沒有被自我意識變得複雜的慾望，一個並非敏於應答、掌握大量詞彙、對宇宙秩序有興趣的女生，只是準備擁抱他的女生？我們都咯咯地笑了。他把手指放到我的一隻乳頭上，好像是試探有沒有刺。
有時我們用方言模仿喜劇連環漫畫《彈簧單高蹺》裡的對話：
“你的身材很美。”
“你看我所有的器官位置都對吧？”
“啊，是的，我得拿出手冊查一查。”
“你不會認為有第三個乳房吧？”
“不是所有女人都有三個乳房嗎？你真是孤陋寡聞哪。”
“老天爺，你真的有——”
“噓——”
我們聽見他媽媽在外面的聲音，和開車送她回來的人說再見。車門關上了。不是東方之星會議比平時提早結束了，就是我們爭辯了太久才上樓。
傑裡把我拉下床，拖出房間，我還試圖抓起我的衣服。“衣櫥，”我小聲對他說，“我可以躲——衣櫥——穿上衣服！”
“閉嘴。”他悄悄懇求著，惱怒得幾乎要哭出來了。“別說話，別說話。”他臉色蒼白，顫抖著，但還很有力氣，這就是傑裡·斯多利。我掙扎著，往回拽，抗議，仍然試圖說服他我得穿上衣服。他把我向前拉著，從後樓梯下去。開啟地下室的門時，他媽媽也剛好開啟前門——我聽見她歡快的叫聲：“沒有人在家嗎？”——他把我推進去，插上了門閂。
我獨自在地下室樓梯上，被鎖著，光著身子。
他開了燈，讓我看清方向，然後又快速關上。這沒有什麼用處。反而讓地下室顯得更黑了。我小心地坐在樓梯上，能感覺到光著的屁股下面那冰冷粗糙的木頭，我試圖想出任何可能的逃脫方法。一旦適應了黑暗也許我能找到窗子，用力開啟，但是那有什麼用，我什麼都沒有穿啊。或許我可以找到破舊的窗簾或一片油布，把自己裹起來，可是我怎麼能那樣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我怎麼能穿過諸伯利城，穿過主街，在夜裡不到十點的時候？
也許要等他媽媽睡了，傑裡才會來放我出去。他來時，如果他來，我會殺了他。
我聽見他們，傑裡和他媽媽，在前屋談話，然後是在廚房。“想睡個美容覺嗎？”我聽見他媽媽說，然後笑著——我想這是不懷好意的笑。他對他媽媽直呼其名，叫她格里塔。多造作，多不健康，我想著。我聽見壺和杯子的嘩嘩聲。夜宵喝一杯可可，吃烤葡萄乾麵包。而我被鎖在地下室，寒冷地光著身子。傑裡和他的智商。他的理智和他的愚鈍。如果他媽媽那麼新潮，知道現在沒有哪個女孩子是處女，為什麼我還要被推到這裡？我憎恨他們。我想到要敲門。那是他罪有應得。告訴他媽媽我想要逼他結婚。
我的眼睛有點兒適應了黑暗，這時我聽到嗖的一聲，樓梯上的一個蓋子關了。我正朝著那個方向，看見一個罐子樣的東西從地下室的天花板伸出來。那是一個衣服滑槽，一個淺顏色的東西飛出來，沉悶地降落在水泥地上。我爬下樓梯，經過冰冷的水泥地面，祈禱著那是我的衣服，而不是一包傑裡的媽媽扔下來要洗的髒衣服。
是我的上衣、毛衣、裙子、褲子、胸罩和長筒襪，還有掛在樓下衣櫥裡的夾克，都包在我的鞋上，所以才有剛才砰然跌落的聲音。除了我的吊襪帶，其他東西都齊了。沒有吊襪帶，我無法穿上長筒襪，就團起來塞進胸罩裡。現在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我看見洗衣盆和上面的窗子。窗子在底部用鉤子掛著。我爬上洗衣盆，開啟鉤子，爬了出去，穿過雪地。廚房的收音機開著，也許是為了蓋住我的動靜，也許只是要聽十點鐘的新聞。
我光著腿穿過寒冷的大街跑回家。現在想到自己光著身子躺在那張床上我就怒火中燒。除了傑裡沒有人那樣看過我，咯咯地笑著，驚恐，帶著口音講話。那是我要收回我的獻禮的人。我永遠找不到真正的愛人了。
“你不會在乎這些的，黛爾。”布坎南先生說，他平淡悲痛的聲音中毫無質疑的意味。他高大，乾瘦，頭髮中分，上世紀末前後腳踏車手的風格——他太老了，做不了腳踏車手了——他的胃因為潰瘍被切除了一半，他對我微笑，含著淡淡的抽搐的諷刺，對於某些歷史人物（帕內爾是個很好的例子），他通常抱以這樣的微笑，他們曾經優秀，但由於雄心過大而失敗。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和他故意作對，我說：“是的，我要一個。謝謝。”
“你真的要那樣做嗎？”傑裡說。
“沒錯。”
“為什麼？”
“科學的好奇心。”
“有些事情對它們好奇沒有意義。”
復興會在市政廳樓上舉行，就是我們表演小歌劇的地方。現在是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氣突然熱起來。每年洪水過後就是這樣。八點前大廳已經開始擁擠了。和七月十二日的遊行，或者金石門集市同樣熱鬧——大量城裡的人，但還有更多來自全國各地。濺滿泥水的車停在主街和大街小巷。一些男人穿很熱的黑西裝，女人戴帽子，還有些男人穿乾淨的套裝，女人穿寬鬆的印花裙，腳上是跑鞋，胳膊露在外面，像火腿一樣粗壯、紅潤，抱著被子包裹的嬰兒。老年人要被攙扶著，帶領到座位上。他們來自鄉下廚房，穿著似乎發黴的衣服。我想是否能從他們的樣子看出是從哪個地區來的。我和傑裡從科學教室的窗子看到三輛滿載的校車——老式的駝背的汽車，好像從南美的山路搖晃而來，有活雞在窗子裡撲閃著翅膀——我們過去玩過這個遊戲，像社會學家一樣，用優雅智慧的語氣講話。
“藍河來的人衣著考究，非常可敬。很多勤勞的荷蘭人。他們去看過牙醫。”
“幾乎是城裡人的樣子。”
“聖奧古斯丁來的開磨坊的，農場上的人。他們的牙很黃。好像吃過很多燕麥粥似的。”
“他們來自傑里科山谷，又蠢又笨，是潛在的罪犯。他們的智商從來不會超過一百。他們鬥雞眼，內翻腳——”
“豁嘴——”
“駝背——”
“是近親結婚造成的。父親和女兒。祖父和孫女。哥哥和妹妹。有夫之婦和有婦之夫——”
“有夫之婦和有婦之夫？”
“哦，那裡的狀況真是糟糕透了。”
座位都坐滿了人。我站在後面，最後一排椅子後。人們不斷湧入，填滿了大廳兩側和我後面的空間。男生坐到窗臺上。窗子儘量敞開，可還是悶熱。低低的太陽照在有裂縫和汙漬、刷了灰泥、有護牆板的牆壁上。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大廳是這麼破舊。
聯合教堂的麥克勞林先生做開幕禱告。他兒子戴爾很早以前離家出走了。現在在哪裡？最近有人說是在高爾夫球場割草。我感覺我一生都是在諸伯利度過的，人們離開，回來，結婚，開始他們的新生活，而我繼續上學。內奧米和乳品店的女孩們。她們的頭髮都盤成一個樣式，在耳朵後系成兩團，她們戴蝴蝶結。
兩男兩女四個黑人走上舞臺，大家探頭伸脖，一陣安靜。大廳裡很多人，包括我，從來沒有見過黑人，就像從來沒有見過長頸鹿、摩天大樓或遠洋客輪。一個瘦子，面板呈黑紅色，乾枯，聲音有力、可怖；他是低音歌手。高音歌手肥胖，黃色面板，微笑，大方。兩個女人都很豐滿，佩戴飾品，咖啡色面板，穿著華麗的寶石綠和鐵藍色服裝。歌唱時汗水讓她們的脖子和臉顯得油光光的。他們歌唱時，復興牧師謙遜地走上舞臺，站在講壇後，轉向歌者，面帶欣賞的表情，抬起臉，彷彿歌唱像雨水一般落在他臉上。從他的面孔可以認出他來，他的頭像幾星期前就被張貼在電話線杆和商店櫥窗上了——他現在只是小一些，疲憊，比圖片上看起來要顯得蒼白。
一個年輕男人，在大廳另一側盯著我看。我想以前沒有見過他。他個子不高，深色面板，骨感的臉，深陷的眼睛，長臉頰略微凹陷，一副嚴肅、不經意、傲慢無禮的神情。黑人歌唱結束，他從原來站立的窗子下走開，隨後消失在大廳後面的人群中。我立刻想到他會過來站到我身邊。然後，我想這真荒唐，就像歌劇或糟糕的、多愁善感的、激動人心的歌曲中相認的場景。
大家都站起來，把流汗的背上粘住的衣服拉好，開始唱第一段聖詩。
吉卜賽男孩躺在帳篷裡
在一天結束的時刻孤單死去
我們帶來救贖的訊息
他說，沒有人告訴過我——
我迫切地希望他會過來。我集中全部身心祈禱，但願他會出現在我身邊，即使我一邊告訴自己，現在他正在我身後徘徊，現在他正朝門走去，他正在下樓梯——
我身後出現不同音高的變化，讓我斷定他在那裡。人們閃開，閃出一個人的空間，但是沒有唱歌的聲音。我聞到淡淡的灼熱的棉襯衣、陽光灼曬的面板、香皂和機油的味道。他的胳膊輕擦我的肩膀（像人們說的，火一樣炙熱），他滑到我身邊的位置。
我們都直視著舞臺。浸禮會牧師介紹了教會復興派領袖，他開始友好而客套地講話。過了一會兒，我把手搭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一個小女孩身體前傾坐著，在摳膝蓋上結的痂。他把手放在椅子靠背上，離我的手大約兩英寸。然後，似乎我身體上的所有知覺，所有希望，生命，潛能，都湧向那隻手。
教會復興派領袖開始溫和地站在講壇後講話，然後漸漸激動起來，在臺上走來走去，聲調越來越強烈，顯得極度絕望和憂傷。他不斷地擺脫悲哀，轉動，直接朝著觀眾咆哮。他畫了條索橋，就像他在南美傳教時看到的一樣，他說。這座橋，脆弱而搖晃，懸在無底的峽谷上，峽谷充滿火焰。那是火河，火河在下面，裡面是溺水但永遠不會溺死的人，都在叫喊、尖叫、咒罵、受著折磨，他一一列舉描述——政客、黑幫、賭徒、酒鬼、通姦者、電影明星、金融家、懷疑論者。我們每個人，他說，都有我們自己個人的索橋，它在地獄上搖晃，另一端系在天堂的岸上。但是我們聽不到也看不到天堂，有時甚至想象不到，因為深淵裡的咆哮、扭動和罪惡的火焰圍繞著我們。那座橋叫什麼？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非常強大；但是我們的每宗罪惡，每句話語和每個行為，每個罪惡的想法，都將繩子漸漸磨損——
你們一些人的繩子不能再承重了！你們一些人的繩子已經無法恢復。它們被罪惡磨損，被罪惡侵蝕，只剩下一條線了！只有一條線把你懸在地獄之上！你們都知道，你們每個人都清楚瞭解自己索橋的狀態！再咬一下地獄的禁果，再多一天的罪惡，一旦那條繩子斷裂，你們就再沒有繩子了！但是如果你願意，即使是一條線也能拯救你！上帝並沒有把它所有的奇蹟都交給聖經時代！沒有，我可以從我的內心和我自己的經歷告訴你，他把奇蹟帶到了這裡，帶到現在，就在我們中間。抓住他，不放鬆，直到審判日，你就不必擔心災難。
平時我對聽佈道和看人們的反應是很感興趣的。大多數人都顯得祥和而愉快，和聽搖籃曲一樣安靜。麥克勞林先生坐在臺上，始終低垂著溫和的臉，這不是他佈道的風格。浸禮會牧師帶著主持人般明朗的笑容。觀眾裡的老人會唱出“阿們！”並輕輕晃動身子。電影明星、政客和通姦者無可救藥；對於大多數人，這似乎是一種溫和的安慰。現在燈亮起來了，昆蟲從窗子飛進來，是那些早出來的蟲子。你不時地能聽見一聲短促、歉意的拍擊聲。
但是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們放在椅子靠背上的雙手上了。他輕輕地挪動他的手。我移動著我的手。再移動。直到面板輕輕而明顯地觸碰到一起，挪開，回來，貼在一起，壓在一起。現在，我們的小指互相輕擦著，他的疊在我的上面。猶豫；我的手一點點兒伸開，他的小指觸到我的無名指，無名指被俘獲，然後繼續，逐步地，不可避免地，沉默而確定，他的手蓋住了我的手。成功後，他從椅子上拉起它，握在我們之間。感激讓我像天使般，彷彿我來自另一種存在的境界。我感覺不需要更多的謝意，不可能更親密了。
最後的聖歌。
我喜歡講故事，
它是我光榮的主題，
講述古老又古老的故事——
黑人引領我們，除了小個子黑人，他們都在激勵我們，舉起胳膊讓大家大聲唱。人們一起唱著，晃動著。強烈旺盛的汗味，像洋蔥、馬和豬糞的味道，感覺被俘獲，綁住，帶走；疲憊、陰沉的快樂像雲一樣升起。我拒絕了布坎南先生和其他教堂神職人員發的聖歌歌詞，我記得詞，跟著唱。我可以唱任何東西。
但是當聖歌結束，他放下我的手離開了，加入一群走向大廳前面的人當中，應邀向耶穌決志，在誓約上簽名，給這個晚上蓋上成功的印記。我沒想到他要這樣做。我還以為他去找什麼人了。一片混亂，我一下子就看不到他了。我轉身走出大廳，下了樓梯，環顧了好多次，看是否能看見他（做好準備假裝在找別人，如果我看見他在看我）。我慢吞吞地走在主街上，望著窗子。他沒有來。
這是星期五晚上。整個週末我都在想著他，不論我那時要思考什麼，它都像一張馬戲團的羅網一樣鋪在下面。我被不斷地放開，卻又跌進去。我試圖重新構想他面板的紋理，觸控著我的面板，試圖回憶他手指變換的壓力。我會把手伸展在自己面前，奇怪它竟然不能告訴我什麼。它和那些被過往國王們使用過的博物館展品一樣缺乏明確的意義。我會分析那種氣味，把熟悉和不熟悉的元素分類。我會想象他像我第一次看見的那樣穿過大廳，因為他走到我身邊之後我就沒有真正地看過他。他長著黝黑、謹慎、固執的臉。對我來說，他的臉包含所有的猛烈和甜蜜、傲慢和屈從、暴力和自制的可能性。從他的臉上，我再也沒有像第一次看到那麼多東西，因為我那時已經看到了一切。我將要愛的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不會理解或得到解釋。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從哪兒來，也不知道我會不會再見到他。
星期一放學後，我和傑裡走在約翰街上。一輛舊卡車的喇叭對我們響著，車上掛著切細的稻草和灰塵，一張臉探出車窗外。這張臉在白天也沒有絲毫改變或縮減。
“百科全書，”我對傑裡說，“他要給母親錢。我有話和他說。你先走吧。”
這次期待但沒有抱希望的再次出現，讓我眩暈，傳奇實在地侵入了真實世界，我上了卡車。
“我想到你是在上學。”
“我快畢業了，”我連忙說，“我十三年級了。”
“真幸運看見你了。我要回木材場。那天晚上你怎麼沒等我呢？”
“你去哪裡啦？”我問，假裝當時沒有看見他。
“我要到前面去。那裡有那麼多人。”
我意識到“到前面去”的意思是他要去誓約上簽名，或被複興派拯救。他就是這樣，不會說得更明確。除非必要，他不會做解釋。那天下午以及後來，我從他那裡瞭解到的關於他的一系列事實，只是問到時才回答。他的名字是加內特·弗蘭奇，住在傑里科山谷過去的農場，在諸伯利木材場工作。兩年前他在監獄裡待過四個月，因為參與了波特菲爾德酒吧外嚴重的打架事件，其中一個人眼睛被打瞎了。在監獄裡，一個浸禮會牧師去看望過他，讓他改變了信仰。他八年級就輟學了，在監獄裡被允許上了一些高中課程，因為他想可能會去聖經學院，將來做牧師。他並不急迫地談論著他的目標。他二十三歲。
他對我的第一個要求是參加一個浸禮會青年團的集會。或者他並沒有要求我，他只是說：“好吧，我晚飯後來接你。”開過短短的距離，領著茫然沉默的我，進入諸伯利最後一個地方，那裡除了妓院我想不到還會有什麼別的。
這是整個春天和夏初每星期一晚上我要做的事——坐在浸禮會教堂的後排座位上，我從來沒有習慣過，總是吃驚而孤單，就像沉船中被拋起的人。他從來沒有問過我願不願意去，我在那裡的想法，任何事情。他的確說過一次：“我很可能又會回到監獄，如果沒有浸禮會教堂。我只知道這些，這對我就夠了。”
“為什麼會呢？”
“因為我習慣了那樣打架和酗酒。”
浸禮會教堂後排長凳上有幾塊舊的口香糖，銀黑色，鐵一樣硬。教堂散發出酸酸的味道，像一間廚房，流著灰色汙水，爐子後晾著擦布。青年團並不都年輕。有一個女人叫卡蒂·邁奎格，在蒙克的肉店工作，把大塊生肉放進絞肉機，用大型的鋸子鋸下牛腿，包在帶血的白色圍裙裡，像達其·蒙克一樣強健快活。在這裡她穿著花的細薄棉裙，擦乾淨的手放在風琴上，短髮裡露出紅紅的脖子，謙和而專注。有一對矮個子，猴子一樣的尖臉兄弟，從鄉下來，伊萬和奧林·沃波爾，他們表演體操雜技。一個大胸脯、臉色陰沉的女孩，和弗恩·道夫提一起在郵電局工作過；弗恩總是叫她聖貝蒂。柴恩威商店的女孩，臉色蒼白，灰撲撲的，收入最低，是在諸伯利商店工作的所有女孩中社會地位最低的。其中一個，我忘記了是哪個，據說有過小孩。
加內特是主席。有時他帶領祈禱，以堅定禮貌的聲音開始：“我們神聖的父親——”五月初的熱度已經消退，寒冷的春雨沖刷著窗子。我奇怪地感覺我是在夢中，可以立刻醒來。在家裡前屋的桌子上，放著我開啟的書和詩歌：《安德里亞·德爾·沙託》，我出門前在讀的，還在我腦海裡迴響：
平淡的灰色讓萬物閃出銀光，
籠罩在月光下，你和我一樣——
禮拜儀式過後，我們去教堂的地下室，那裡有一張乒乓球桌。要舉行乒乓球賽。卡蒂·邁奎格和柴恩威商店的其中一個女孩會開啟從家裡帶來的三明治，在熱盤子上做可可茶。加內特教人們打乒乓球，鼓勵柴恩威商店的女孩，她們似乎拿球拍都有困難，並和卡蒂開玩笑，她一到地下室就變得狂暴，就像在肉店一樣。
“你坐在那張小琴凳上讓人擔心，卡蒂。”
“你說什麼？你擔心什麼？”
“你坐在那張小琴凳上。它對你來說太小了。”
“你覺得它有消失的危險嗎？”她氣憤而興奮地大聲說，臉像鮮肉一樣紅。
“呃，卡蒂，我從來沒這樣想。”加內特說，面帶悔恨和沮喪的表情。
我對大家微笑著，但是充滿了忌妒、沮喪，等待這一切結束，可可茶杯刷好，教堂的燈關好，加內特會帶我去卡車那裡。然後我們會在土路上開往波克·蔡爾茲家。（“我認識波克，如果我陷住了，他會借給我鏈子，把我救出來。”加內特說。想到和波克·蔡爾茲這樣的浸禮會教徒平等，我產生了那種安靜的、現在已經非常熟悉的低落情緒。）現在什麼都不要緊了。不真實、長久的尷尬和夜晚的單調都在卡車駕駛室裡消失了，在撕裂的舊座位和家禽飼料的氣味中，看著加內特捲起袖子，光著前臂，看著他的手，放鬆而警覺地放在方向盤上。窗上的黑色雨漬給我們提供了安全和庇護。如果雨停了，我們會搖下窗子，去感覺一下那看不見的河的濃郁氣息，將車停靠在路邊，聞車輪碾過的薄荷的清香。我們用鼻子在灌木深處聞著，灌木刮擦著汽車的引擎蓋。卡車隨著最後“砰”的一聲停下，一個成功的訊號，讓車燈微弱地切進濃密的夜色，逐漸熄滅，加內特總是帶著同樣的嘆息轉向我，同樣掩飾的嚴肅表情，我們會走到鄉間完全隱蔽的地方，所有的動作都會帶來欣喜，不可能存在失望。只有我病了發燒時，才有這樣飄拂的感覺，感覺自己軟弱無力，被保護著，同時又擁有無窮的力量。我們還處於向性靠近的階段，盤旋，後退，猶豫，不是因為我們害怕，或是約定了各類“不準越線”的禁忌（在那個鄉間，和加內特一起，簡直不可想象這樣明確的禁忌），而是因為我們感覺有責任，就像我們的手在椅子靠背上游戲那樣，不慌不忙，面對這般愉悅，做著害羞的、正式的、暫時的撤退。那個詞，愉悅（pleasure），對我來說已經改變了；我過去認為它是溫和的，表明一種低調的自我沉浸；現在它似乎是爆炸式的，第一個音節的兩個母音像煙花一樣噴出，結束在最後一個音節的高原上，夢幻般顫抖的尾音。
河邊的這些幽會之後，我會回到家，有時直到天亮還無法入睡，不是因為人們料想的那種沒有釋放的緊張，而是我需要回放剛剛經歷的場面，無法放下我收到的這些美好的禮物、絕妙的獎賞——手腕上、胳膊肘內側、肩膀和胸部的唇印，手放在小腹、大腿、兩腿之間的感覺。禮物。各種各樣的親吻，舌頭碰觸，哀求的、感激的聲音。大膽無禮和意外的發現。嘴唇坦白地在乳頭上合攏，好像要做出天真而毫無防備的宣告，不是因為它模仿了嬰兒，而是因為它不擔心荒誕。性對我來說是全然的屈從——不是女人對男人，而是人對身體的屈從，是一個純粹信念的行為，謙遜中的自由。我會躺著，接受這些暗示與發現的洗禮，像一個人懸在清澈溫暖無法阻止的水流上，一整夜。
加內特也帶我去打棒球，有時雨剛停就去。在傍晚，在對角街盡頭的空地上和臨近的城鎮。加內特是諸伯利隊的第一守壘員。球員們穿紅灰制服。球場都有搖晃的露天看臺，木板護欄上是舊的飲料和香菸廣告。看臺上的觀眾從來坐不滿三分之一。老人會來——就是那些總是坐在旅館前長椅上的老人，或者夏天在紀念碑後水泥棋盤上下棋的老人，或者每年春天出來觀察瓦瓦那什河洪水，站在那裡點頭、評論，彷彿是他們自己把它撫養大的老人。十或十一歲的男生坐在護欄邊的草地上抽菸。漫長陰鬱的一天之後，太陽經常會出來，安靜地在球場上灑下一道道金光。我和女人們坐在一起——一些女朋友和年輕的妻子，她們尖叫，上下跳躍，我從來不能尖叫。棒球和浸禮會教堂一樣令我迷惑，但是也不會令我不安。我喜歡把這個男性的儀式當作我們的前奏。
其他晚上我繼續學習。我學習，還沒有忘記怎樣學習，但是我會落入持續半小時的白日夢。我仍然在海因斯飯店和傑裡見面。
“你幹嗎和那個尼安德特人約會呢？”
“你說尼安德特人是什麼意思？他是克魯馬努人。”我說，背叛讓我又開心又羞愧。
但是傑裡沒有心思考慮我。有關他未來的決定沉沉地壓迫著他。“如果我去麥吉爾大學——”他說，“另一方面，如果我去多倫多大學——”他要考慮獎學金問題，還要看將來的發展；哪所大學能給他提供最好的機會去美國的好大學讀研究生。我感興趣。檢視日曆，和他一起對比各種選擇，在心裡反覆掂量上次和加內特見面時交錯融合的細節。
“你還是要讀大學，是嗎？”
“為什麼不呢？”
“那樣的話，你最好小心了。我不是諷刺。不是忌妒。我是為你著想。”
母親也這樣想。“我認識弗蘭奇家。在傑里科山谷那邊。那是你有望看到的最貧窮的邊遠地區。”我沒有告訴她浸禮會青年團的事，但是她自己發現了。“我不明白，”她說，“我想你一定是腦子有問題了。”
“難道我不能去我喜歡的地方嗎？”我粗暴地說。
“一個男生讓你頭腦混亂。你和你的理智。你想一輩子都在諸伯利生活嗎？你想做一個木材場工人的妻子？你想進浸禮會婦女救濟會嗎？”
“不想。”
“哦，我只是想讓你認清事實。我這是為你好。”
加內特來家裡時，她客氣地對待他，詢問木材場的生意如何。他稱她夫人，就像我和傑裡在戲仿鄉下人時那樣。“嗯，我不太瞭解那些情況，夫人。”他會禮貌而矜持地回答。任何這類一般性談話的嘗試，任何想讓他這樣思考、理論化、系統化的嘗試都讓他臉上現出茫然、有點冒犯的高傲神情。他討厭人們用誇大的詞彙，談論他們生活以外的事情。他討厭人們試圖把事物聯絡在一起。而這些是我的愛好，他為什麼不討厭我呢？也許我很好地隱藏了我喜歡的東西。更可能的是，他重新組合了我，只取他所需要的，來適應他自己。我也配合著他。我喜歡他陰暗、奇異的一面，我不瞭解的一面，而不是他作為重生的浸禮會教徒的一面；或者說我所看見的這個自豪的浸禮會教徒就像他正在玩弄的面具，可以輕易丟棄。我試圖讓他講述波特菲爾德酒吧外的打架事件和在監獄裡的情況。我關注他本能的生活，而不是他的思想。
我試圖讓他說出那天晚上在復興會走向我的原因。
“我喜歡你的樣子。”
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所有告白。
我們之間無法說清楚的東西把我們聯絡在一起；話語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對彼此的瞭解僅僅是被它們所困惑。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性”或“身體的吸引”。當我想到這個時，我感到震驚——一直感到不可思議——那種輕鬆，甚至詆譭的語調，彷彿是每天都能隨便找到的東西。
他帶我去見他的家人。那是星期天下午。考試星期一開始。我說我打算學習，他說：“那可不行。媽媽已經殺好兩隻雞了。”
擅於學習的那個人事實上已經迷失了，被封鎖起來了。和加內特在房間裡，我讀不進去任何書，無法把一個詞和另一個詞按順序排列起來。我只能讀開車時看到的佈告欄上的字。和傑裡出去時情況正好相反，那時看見的世界密集複雜，但是極度清晰；我和加內特一起時看到的世界和我想象動物眼裡的差不多，是沒有名字的世界。
我以前和母親開車去過傑里科山谷。有些地方正好寬到足夠卡車透過。野玫瑰擦著駕駛室。我們在茂密的樹叢間開了好幾英里。有一片滿是樹樁的地。我記得，記得母親說過：“曾經都是這樣，所有這片鄉間。他們沒有什麼進步，還停留在墾荒階段。也許他們太懶惰了。或者土地不值得開墾。或者兩種原因都有。”
燒燬的房子和穀倉的骨架。
“你喜歡我們的房子嗎？”加內特問。
他的房子其實在山谷裡，周圍有高大的樹木緊密圍繞，無法看見整體。只能看到棕色的牆板，褪色的山形牆和門廊，黃色是很久以前漆的，油漆只殘存在一條條開裂的木頭上。我們開進院子，拐彎，一群雞突然圍過來，還有兩隻狗大聲叫著，舔著開啟的卡車窗子。
兩個女孩，九到十歲，正在彈簧床上跳，蹦床在院子裡已經放得很久了，周圍的草都變白了。她們停下來盯著看。加內特帶我走過去，沒有向她們介紹我。他沒對任何人介紹我。家人一個個出現——我不清楚哪些是他自己家的，哪些是叔伯、姑嬸或者表親——和他說話，斜眼看我。從他們的話中我知道了一些名字，他們沒有叫我的名字。
有一個女孩我想可能在高中見過。她光著腳，化濃妝，在門廊的一根柱子旁隨意地晃來晃去。“看塞爾瑪！”加內特說。“她塗口紅時可以把一整管都塗上。親她的人會被粘住。再也脫不開身。”塞爾瑪鼓起滿是脂粉的臉頰，發出粗魯的聲音。
一個圓滾滾的矮個子女人，氣呼呼地走出來，穿著沒有鞋帶的跑鞋。她的腳踝臃腫，腿看起來像排水管一樣圓。她是第一個和我直接說話的人。“你媽媽是賣百科全書的那位女士吧。我認識她。怎麼不找個地方坐下呀？”她把一個小男孩和一隻貓從搖椅上推開，站在旁邊直到我坐下。她自己坐在最上面的臺階上，開始大叫著，吩咐和重複讓大家幹這幹那。
“把雞關到後面去！從菜園給我拿些萵苣、青蔥和蘿蔔來！萊拉！菲莉斯！別再亂跳啦！難道不能做點更好的事情嗎？博伊德，從卡車上下來！把他從卡車上弄下來！他那天掛了擋，卡車在院子裡轉了幾圈，差幾寸就撞到門廊上了。”
她從圍裙口袋裡拿出一袋菸草和捲菸紙。
“我不信浸禮會，我偶爾抽點兒煙。你是浸禮會的嗎？”
“不是。我陪加內特去的。”
“加內特出事後才去的——你知道他的事兒了吧？”
“知道。”
“他出事後入的會，我一直覺得這對他是件好事，但是那裡有嚴格的觀念。我們以前都是——現在也是——聯合教堂的，不過離得太遠，我有時要工作，在醫院裡星期天也不例外。”她告訴我她在波特菲爾德做醫護助理。“我和加內特，我們兩個養家，”她說，“這樣的土地無法維持生計。”她講了一些事故，最近一箇中毒的小孩被帶到醫院，像鞋油一樣黑；一個男人手被壓碎了；男孩把魚鉤弄到眼睛裡；還有個人胳膊和肘部只有一層皮連著。加內特不見了。門廊角落裡坐著一個男人，穿著寬大的黃大衣，像一尊佛似的，但是沒有那種平和的神情。他不斷抬起眉毛，露出牙，現出很快又消失的譏笑。一開始我以為他是在嘲笑醫院的故事，後來才意識到是面部痙攣。
女孩們不再跳蹦床了，來到媽媽身邊，補充著她可能遺漏的細節。男孩子在院子裡打起架來，在堅硬的土地上滾來滾去，野蠻粗暴，沒有聲音，他們光著的後背像樹皮內層一樣光滑而呈棕色。“我去燒壺開水！”媽媽警告著，“把你們的皮剝掉！”一個女孩問：“她想去看小河嗎？”
“她”是指我。她們帶我去小河邊，平坦的白色石頭中間有一條棕色的溪流。她們告訴我它春天流到哪裡。有一年洪水湧進了房子。她們帶我去幹草垛，看一窩小貓，橙黃色和黑色相間，還沒有睜開眼睛。她們帶我穿過空空的馬廄，告訴我穀倉是用臨時代用的橫樑和柱子搭建的。“如果起風暴，穀倉一定會倒塌的。”
她們跳過馬廄，編唱歌曲：古老的穀倉就要倒下來，倒下來——
她們帶我看了整個房子。房間寬敞，天花板很高，稀疏而奇怪地擺著些傢俱。在好像是臥室的裡面有一張銅床，角落裡有成堆的衣服和被子，堆在地上，好像這家人是剛搬進來的。很多窗子都沒有窗簾。陽光透過安靜的樹木，照進高高的房間，牆壁被葉子飄拂的影子覆蓋。她們指給我看洪水在牆上留下的印記，一些從雜誌上剪下的圖片釘在牆上。有電影明星，給餐巾做廣告的衣裙飄飄的女士。
廚房裡，他媽媽在洗蔬菜。“你會喜歡住在這裡嗎？對城裡人來說太單調了，不過我們衣食無憂。空氣新鮮，夏天，河邊舒適涼爽。冬暖夏涼。是我知道的位置最好的房子。”
所有的油氈都是黑的，起皺了，桌子底下和窗子旁邊，有舊圖案留下的海島部分，那裡的磨損不太嚴重。我聞到悶雞肉的灰暗的味道。
加內特開啟紗窗門，站在陰影中，對著後院強烈的陽光。他穿著工裝褲，沒穿襯衫。
“我給你看點兒東西。”
我們走到後門，他的妹妹也跟來，他讓我朝上看。房頂一條梁的底面刻著一排女孩名字，每個後面都有一個斜叉。“加內特的女朋友們！”一個妹妹叫著，她們咯咯地大笑著，但是加內特認真地讀著：“桃瑞絲·邁克伊娃！她父親開鋸木場，在藍河那邊。現在還在。如果我娶了她，一定很有錢了。”
“如果那是發財的方式的話！”他媽媽說道，走到紗窗門邊。
“杜麗·法德斯通。她是羅馬天主教徒，在布倫瑞克旅館咖啡店工作。”
“要是娶了她就會很窮，”他媽媽意味深長地說，“你知道羅馬教皇叫他們做什麼！”
“沒有教皇你活得也不錯，媽媽——瑪格麗特·弗瑞莉。紅頭髮。”
“你無法相信那種脾氣的人。”
“她的脾氣和小雛雞差不多。索洛·威洛比。在萊森戲院賣票。她現在去了布蘭特福德了。”
“斜叉是什麼意思，兒子？你和她們停止交往的時間？”
“不是，夫人。”
“那又是怎麼回事呢？”
“軍事機密！”加內特跳到門廊的欄杆上——他媽媽警告他：“那可經不住你的重量！”——他開始在名單底下刻著什麼。是我的名字。刻完後用星星把它圈起來，又在下面劃了一條線。“我想我該結束了。”他說。
他合上刀，跳下來。“吻她！”他妹妹叫著，瘋狂地咯咯笑著，他用胳膊摟住我。“他吻她的嘴了，看加內特，在吻她的嘴呢！”他們圍上來，加內特用一隻手把他們打走，還在吻著。然後他開始搔我，我們互相搔癢，他妹妹加入我這一邊，我們想把加內特按倒在門廊地板上，但是他最終逃脫了，朝穀倉跑去。我進到屋子裡，驕傲地問他媽媽要不要幫忙做湯。“你會弄髒你的裙子的。”她說，不過還是讓步了，讓我切蘿蔔。
晚飯我們吃燉雞，肉汁讓雞肉很是鬆軟鮮嫩，清淡的餃子，馬鈴薯（“糟糕的是新鮮的還沒有出來！”），圓的、扁的麵粉餅乾，家裡做的罐裝豆子和番茄，幾種醃菜，幾碗青蔥、蘿蔔、萵苣葉，浸在醋裡，糖漿蛋糕，黑莓果脯。算上菲莉斯有十二個人圍桌而坐。沿著一邊，大家坐在兩個鋸木架搭一塊木板做成的長凳上。我坐前屋搬來的塗過漆的椅子。那個高大的黃面板的人從陽臺被帶過來，坐在桌子一端；他是爸爸。一位老人與加內特一起從穀倉回來，說他前晚因為牙痛不能睡覺。“那你最好別吃雞了，”加內特告訴他，關切地戲弄他，“我們最好給你熱點兒牛奶，把你捲到床上去！”老人吃得津津有味，描述他如何嘗試用熱丁香油止痛。“如果還有比那還厲害的東西，我用我的結婚戒指打賭！”加內特的媽媽說。我坐在萊拉和菲莉斯中間，她們在打鬧，拒絕給彼此遞東西，把黃油藏在碟子下。加內特和老人在講鄰近的荷蘭農夫射殺浣熊的事，以為它們是危險的森林動物。我們喝茶。菲莉斯悄悄把鹽碟的蓋子拿下來，把鹽倒進糖碗裡，遞給老人。她媽媽及時抓住了她。“我哪天非活剝了你的皮不可！”她警告道。
毫無疑問，我在那個家裡很開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對加內特說：“我喜歡你的家人。”但是我意識到那在他聽起來會很奇怪，因為他從沒有想到我不喜歡他們，或不是他們的一員。他的這類判斷似乎過於自我和虛偽。
在諸伯利，卡車剛出了主街就拋錨了。加內特下車，看看引擎蓋下面，他認為是傳動裝置的問題。我說他可以在我家前屋睡，但是我看得出他不想，因為我的母親；他說他會去在木材場一起工作的朋友家裡。
因為我到家沒有卡車聲音作為訊號，我們可以走到側面，靠著牆接吻和愛撫。我一直認為我們最後的結合會有某種特別的停頓，然後才正式開始，就像戲劇最後一場拉開帷幕。但是根本不是那樣。等我明白他真的要做的時候，我想躺在地上，我想脫下褲子，它就圍在我腳上，我想鬆開我的裙帶，因為他用力地壓著它，把我的肚子弄得很痛。但是來不及做這些了。我儘量叉開腿，褲子還纏在我腳上，盡力抵著牆保持平衡。和我們原來的親熱不同，這需要用力和專注。我被弄疼了，雖然他的手指以前曾探入過。除了其他一切，我還要提著他的褲子，擔心他閃出白光的屁股會讓我們暴露，被過路人看見。我的足弓越來越痛，無法忍受。正當我想叫他停下，至少讓我把腳跟落到地上一會兒，他開始呻吟，劇烈地推送，然後癱軟在我身上，他的心臟怦怦地跳著。我平衡不了他的體重，我們都倒了下來，不是卡在中間，而是落在牆邊的牡丹花叢中。我用手摸了摸溼乎乎的大腿，手上有暗色的東西。是血。當我看到血，我就清楚了整個情節劇的壯觀。
早上我去看折斷的牡丹，一小片血漬，是地上的幹血。我得告訴什麼人。我對母親說：“我們房子側面的地上有血。”
“血？”
“我昨天看見貓在撕咬一隻鳥。是隻帶條紋的大公貓，不知道哪裡來的。”
“邪惡的動物。”
“你應該來看看。”
“什麼？我還有更有意義的事情要做呢。”
從那天起，我們開始考試了。有傑裡和我參加，默裡·希爾和喬治·克萊分別要成為牙醫和工程師。還有瓊·甘尼特，她父親要她讀完大學四年，才允許她嫁給一個寬胸膛、樣子放蕩的男孩，他在商業銀行工作。還有兩個鄉下女孩，比阿特麗斯和瑪麗，她們準備讀師範學院。
校長當場開封試卷，我們簽署誓言，說以前沒有拆開過。學校裡只有我們，所有低年級的學生都放暑假了。我們的聲音和腳步在大廳裡顯得空曠。樓裡炎熱，有油漆味。管理員把課桌都搬出教室，疊在走廊上；正在油漆地板。
我感覺這一切離我很遠。第一場考試是英國文學。我開始寫“悲喜之間”。我完全明白題目的意思，但是不知怎麼，我無法確信真是那個意思，它像夢中的句子一樣荒誕，躲閃，充滿惡意。我緩慢地寫著。偶爾會停下來，緊鎖眉頭，活動一下手指，試圖有緊迫感，但是沒有用，我無法更快了。我答完了題目，但是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甚至沒有願望去檢查一遍試卷。我懷疑我漏了部分題目；但我故意不去對照試卷弄個清楚。
我感到榮耀，身體的莊嚴。我疲倦地移動，誇張地顯出有點兒不舒服的樣子。我現在記起了加內特的臉，一遍又一遍，在我們倒下前，最終的努力和勝利的瞬間的臉。我可以讓人這麼痛苦這麼放鬆，這讓我為自己驚奇。
比阿特麗斯，鄉下女孩中的一個，帶了家裡車來，因為校車不開了。她請我和她一起喝可樂，在城南一家鐵匠鋪重新裝修和油漆成的汽車商店裡。她邀請我是因為想問我的答案。她是個豐滿勤奮的女孩，穿絨面呢裙子，前面係扣子。內奧米和我曾譏笑她，因為她冬天外套上帶著白色馬毛就來上學了。
“你這道題是怎麼答的？”她問，慢慢讀出題目：重視形式高雅和社會穩定的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引用一首十八世紀的詩歌來論證。
我在想，如果我下車，走到我們停車的碎石場後面，我就到了通向木材場後的街上。木材場的工人把車停在這條街上。如果我走過去，站在街中央我就能夠看見後圍牆、入口和長長的沒有頂篷的木材棚，還有木材堆的頂端。城裡有一些有鮮明標記的地方——木材場、浸禮會教堂、加內特加油的服務站、他理髮的理髮店、他朋友的家——還有他習慣開車經過的街道，把這些地方聯絡起來，它們像明亮的電線一般出現在我腦海裡。
現在，我們早期甜蜜的探索和卡車上多雨的遊戲已經結束。從現在開始，我們熱切地做愛。我們開著車門在車座上做愛，在灌木叢下，在傍晚的草叢中。改變很大。開始時我感到麻木，被我們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名稱和想法所迷惑。然後我有了一次高潮。我知道是這樣叫的，從內奧米媽媽的書裡，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不久前，我自己已經發現了它，利用許多不耐煩的、貪婪的、想象中的戀人。但是和同伴一起經歷高潮讓我驚奇；原來似乎是那麼私人化的，甚至孤獨的事情，在愛人的心中找到了。它很快達到了應該達到的所在——我無法想象會這麼短就結束了。我們抵達了另一個層次——更堅固，不那麼奇妙，原因和結果都很清楚，我們的愛開始以從容的方式流動。
關於這個，我們從來沒有對彼此說過一言。
這是我和母親住在諸伯利的第一個夏天，沒有去弗萊茲路。母親說這不公平，但無論如何，父親和歐文和班尼叔叔，還是像過去那麼開心。有時我過去看他們。他們在廚房的桌子旁喝啤酒，用鋼毛清洗雞蛋。狐狸農場的生意不做了，因為戰後皮毛價格跌得厲害。狐狸沒了，圍欄拆了，父親轉去飼養家禽。我坐著，也清洗雞蛋。歐文喝了半瓶啤酒。當我要喝時父親說：“別喝，你母親會不高興的。”班尼叔叔說：“女孩子喝酒沒有好處。”
這也正是加內特說的，一模一樣。
我擦地板，擦窗子，扔掉髮黴的食物，把食櫥換上乾淨的紙，帶著不平的、被動的姿態。歐文對我咕嚕著表示他長大了，是個男人了，君主般邁著大步走著，當我說“走開！我要擦這裡了。走開”，他只挪動一點兒。有時我會踢他，或者他絆我，我們就會開始踢打爭鬥。班尼叔叔會笑我們，大口吸氣，一臉羞恥的老樣子，但是父親會制止歐文和女生打架，讓他出去。父親客客氣氣地對待我，誇獎我清理房間，但從來不和我開玩笑，像和弗萊茲路的女孩開玩笑一樣，比如波特家的女孩，她八年級期末就輟學了，在波特菲爾德的手套廠工作。他贊同我，卻不知怎麼被我冒犯了。他認為我的遠大抱負是一種自傲嗎？
父親睡在廚房的沙發上，不是樓上他過去住的房間。在沙發上面的架子上，收音機和墨水瓶旁邊，有三本書——H. G. 威爾斯的《世界史綱》、《魯濱遜漂流記》和詹姆斯·瑟伯的短篇集。他把相同的書讀了又讀，直到瞌睡。他從來不談論讀過的書。
傍晚我走回城裡，太陽還有一個多小時才落山，我長長的身影落在前面的碎石路上。我看著這個奇怪的拉長的身體，小而圓的腦袋（一天下午，無事可做，我剪了頭髮），看起來像一個莊嚴陌生的非洲女孩的影子。我從來不看弗萊茲路的房子，我從來不看騰起灰塵來接我的車，除了我自己的影子在碎石路上飄動，我什麼都看不見。
晚上我回來，身上某些地方奇怪地疼——我胸部上面和肩膀總會疼——而且變得潮溼，害怕自己的氣味。母親坐在床上，燈光正好照在她頭髮上，照到柔和的頭皮，床邊小桌上的茶已經涼了，和白天早些時候或者前幾天的其他茶杯放在一起——有時它們會放在那裡，直到裡面的牛奶變酸——她會給我讀她郵購的大學目錄。
“告訴你我會選擇什麼——”她不再擔心加內特，他在我清晰的未來中消失了。“我會選天文和希臘語。希臘語，我一直有一個秘密的願望想學希臘語。”天文和希臘語，斯拉夫語和啟蒙哲學——她衝著我脫口而出，我站在門口。這些話不會在我腦子裡久留。我在想加內特手臂上黑色的汗毛，不太重，有光澤，順從得好像被梳理過，他窄窄的手腕，開車時鎮定地皺著的眉，一種很特別的表情，加上他帶我進入灌木叢或沿著河邊想找地方躺下來時的那種急切和熟練。有時我們甚至不等天真的黑下來。我不擔心被發現，就像我不擔心懷孕一樣。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和他人無關，和常理無關。
我自言自語，把自己稱作她。她戀愛了。她剛和戀人分開。她把自己給了戀人。精液流下她的大腿。白天我經常感覺我需要閉上眼睛，不論在哪裡，倒頭便睡。
考試一結束，傑裡和他媽媽就乘車去美國了。夏天，時不時地我會收到一張明信片，有華盛頓、里士滿、弗吉尼亞、密西西比河、黃石公園等地的風景，背面還附有簡短的資訊，開心地用大寫字母寫著：沿著自由大地旅行，被汽車旅館老闆詐騙，住車庫等，吃漢堡包，喝瓶裝美國啤酒，在飯店讀《資本論》，讓當地人吃驚。他們沒有反應。
內奧米要結婚了。她打電話告訴我，讓我去她家。曼森街還是老樣子，除了範里斯小姐的房子住進了一對新婚夫婦，他們把房子刷成了知更鳥蛋的藍色。
“你好，陌生人，”內奧米埋怨地說，彷彿中斷我們的友誼都是我的主意，“你在和加內特·弗蘭奇交往是吧？”
“你怎麼知道的？”
“你以為能守得住秘密嗎？你入浸禮會了嗎？他不過是傑裡·斯多利的改良版。”
“你要和誰結婚呀？”
“你不認識他，”內奧米沮喪地說，“他是杜伯敦人。啊，不是，他最初是從巴里來的，現在在杜伯敦工作。”
“他是做什麼的？”我問道，只是出於禮貌，表示興趣，但是內奧米皺起眉來。
“他不是什麼偉大的天才。他沒有上大學。為貝爾電話公司工作。他是巡道員，叫斯科特·喬弗根。”
“斯科特什麼？”
“喬弗根。”她拼讀出來。“我得快些習慣這個姓，它就要成為我的姓了。內奧米·喬弗根。四個月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姓。我遇到他時還在和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交往，斯圖亞特·克萊莫。我和他分手後，他又找了個姓普利茅斯的。過來我給你看看我的嫁妝。”
我們上樓，經過她爸爸的房門。
“他好嗎？”
“誰？他。他腦袋上太多窟窿了，鳥正在那裡下蛋呢。”
她媽媽出現在後樓梯頂部，陪我們一起進了內奧米的房間。
“我們決定只辦個小型簡單的婚禮，”她說，“大張旗鼓的有什麼用，只是給別人看的。”
“你得做我的伴娘呀，”內奧米說，“畢竟我們是這麼久的好朋友。”
“打算什麼時候？”
“再下個週六。”她媽媽說，“如果天氣好的話，我們準備在花園的格子涼亭下。我們找聯合教堂借椅子，W. A. 會負責飲食，我們不會需要太多。親愛的，你要穿禮服。內奧米的是粉藍色。給她看看你的裙子，內奧米。珊瑚色應該不錯。”
內奧米拿出她的裙子、蜜月套裝、內衣和新婚睡衣。現在她變得開心了一些。然後她開啟嫁妝箱和另一隻箱子，還有很多抽屜，她從櫥櫃裡拿出盒子，給我看她儲存的所有裝飾和理家的物件。我鬱悶地想，作為伴娘，我要給她淋浴，用粉色皺摺紙裝飾椅子，把三明治的麵包屑切掉，做蘿蔔玫瑰和胡蘿蔔卷。她買了素色枕套，每個都繡了花環、水果籃和戴著寬簷帽拿著水罐的小女孩。“貝拉·費潘一定會送你一個針墊。”我說著，悲哀地想起我們過去放學去圖書館的日子。
這個主意讓內奧米很開心。“我希望是綠色、黃色或橙色，因為這些是我裝修用的顏色。”她給我看她用鉤針編織的小布巾和花邊桌墊，都是這些顏色的。一些已經用糖水溶液漿過，邊緣挺立，像花籃似的。
她媽媽已經下樓了。內奧米摺好所有東西，關上抽屜和盒子，對我說：“哦，你聽說了關於我的什麼事了嗎？”
“什麼？”
“我知道。這個城裡很多人都愛說閒話。”
她重重地坐在床上，屁股壓出一個大坑。我記得那個床墊，我們一整夜待在一起時會滾到中間，互相踢著，頂來撞去地醒過來。
“我懷孕了。別那樣傻乎乎地看著我。懷孕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是幸運的事。並不都是。現在變得就像打招呼那麼輕易了。”她躺到床上，腳還在地板上，手枕在腦袋後面，斜眼看著燈。“那個燈上都是蟲子。”
“我明白。我也做過了。”我說。
她坐起來。“你真的做過？和誰？傑裡·斯多利。他不懂這些。那麼就是加內特了？”
“是。”
她猛然躺下。“那你覺得怎麼樣？”語氣有點兒懷疑。
“還好。”
“慢慢感覺就更好了。第一次太痛了。也不是和斯科特。他戴著那東西。弄得很疼！本應該塗凡士林的。你怎麼弄到凡士林的，半夜在樹林裡？你第一次在哪裡做的？”
我告訴她牡丹花的事，地上的血跡，還有我編造的貓殺鳥的故事。我們趴在床上，講了所有下流的細節。我還告訴內奧米有關張伯倫先生的事，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那東西，以及他用它做了什麼。她用拳頭使勁捶著床，大笑著說：“天呀，我還沒有看見任何人那樣呢！”可過了一會兒，她又開始傷感，坐起來低頭看自己的肚子。
“你真幸運。最好用點兒什麼辦法。真得小心了。一切都沒有把握。那些差勁的舊避孕套有時會裂開。最初知道自己懷孕時，我吃了奎寧。我用紅榆、瀉藥和棗子，坐芥末浴，直到覺得自己快要變成熱狗了。什麼都沒用。”
“難道你沒有找你媽媽？”
“那就是她的主意，芥末浴。她只是假裝懂得多罷了。”
“你不一定要結婚。可以去多倫多——”
“當然，把我塞到救世軍之家去。謝天謝地！”她顫抖著，又說了些和使用芥末、奎寧不同的看法，“不管怎樣我覺得把孩子帶給陌生人是不對的。”
“好吧，那麼要是你不想結婚呢——”
“啊，誰說我不想結婚？我準備了所有這一切，就是要結婚的。一開始懷孕總是情緒不好，是激素的問題。我已經開始可怕地便秘了。”
她陪我走到人行道。站在那裡看路的兩邊，手搭在屁股上，肚子從舊方格呢裙子下凸出來。從她身上我可以看出一個結了婚的女人，一個專橫、勞累、滿足的年輕媽媽，出來找孩子，叫他們回家睡覺或編辮子，要麼就是干涉他們。“再見，非處女。”她親切地說。
當我走到街區的一半時，走到路燈下，她大聲叫著：“嘿，黛爾！”她笨拙地跑過來追上我，喘著氣，笑著，等走近了，她用手括在嘴巴上，喊著說出悄悄話，“也別相信他們會拔出再射！”
“我不會的！”
“混蛋們從來不會及時拔出來！”
然後我們朝各自的方向走，轉身揮手兩三次，帶著模仿的誇張，就像過去一樣。
晚飯後，加內特和我去第三橋游泳。我們先做愛，在長長的草地上，沒有荊棘的地方，互相擁抱著跌跌撞撞走下一人寬的小路，一路走走停停，親吻著。親吻的情況也有所改變，從前到後，不斷深入；至少加內特是這樣，從激情到安慰，從懇求到投入。他一路大叫著，又那麼快速地恢復過來，抬起眼睛，全身悸動，癱倒在我身上，像射空了子彈的槍！有時他還沒有完全喘過氣來，我問他在想什麼，他會說：“我在想怎麼能修理好那個消聲器——”但是這次他說：“在想我們什麼時候結婚。”
內奧米現在已經結婚了，住在杜伯敦。盛夏已經過去。野生花楸也沒有了。幾個星期少雨，河水下降，露出水草茂盛的半島，看起來足夠堅實，可以在上面行走。
我們走進水裡，陷到泥裡，直到觸到石頭沙子的水底。那個星期考試結果出來了。我通過了。我沒有獲得獎學金。沒有拿到任何一個一等分數。
“你想要小孩嗎？”
“想。”我說。水和空氣一樣溫暖，撫摩著我刺痛的臀部。我因為做愛而虛弱。我感覺自己溫暖而懶惰，像一棵伸展的捲心菜，我的背、胳膊和胸部沒入水裡，像鬆弛地舒展在地上的大葉子。
這樣的謊言從何而來？它不是謊言。
“你得先入會，”他靦腆地說，“你要受洗。”
我胳膊伸著，漂在水上。青蠅振顫著，水平飛行在我眼睛的高度。
“你知道我們教堂的儀式？洗禮？”
“什麼樣的？”
“把你直接浸到水裡。佈道壇後有一個水箱，蓋著蓋子。就是在那裡進行。不過還是在河裡更好，幾個人一起。”
他鑽進水裡，在我身後遊著，試圖抓住我的一隻腳。
“什麼時候？這個月就可以。”
我仰過身，漂浮著，把水踢到他臉上。
“你總得在什麼時候獲救。”
河像池塘一樣安靜；看著它你說不清它在朝哪個方向流動。水面對映著對岸的影子，費爾邁城，因為松樹、雲杉和西洋杉林而呈暗色。
“我為什麼要？”
“你知道原因。”
“什麼原因？”
他追上我，抓住我胳膊，把我輕輕地在水裡上下推動。“我現在就應該給你洗禮，完成這個程式。我現在就應該給你洗禮。”
我大笑著。
“我不想受洗。如果我不想，受了也沒用。”雖然屈服會很簡單，是個笑話，可我不能這樣做。他繼續說：“給你洗禮！”並把我按到水面下，越來越用力，我繼續拒絕，笑著，衝他搖頭。漸漸地，掙扎著，笑聲消失了，堅決的痛苦的笑容僵硬在我們臉上。
“你認為你好得不需要洗禮。”他輕輕地說。
“不是！”
“你覺得你高於一切，比我們任何人都好。”
“不是的！”
“那麼就接受洗禮吧！”他把我突然按到水下，讓我吃了一驚。我衝出水面，噴著水，擤著鼻子。
“下次你不會這麼容易脫身了！我會按著你直到你答應！說你要受洗，不然我也要給你洗禮——”
他又把我壓下去。不過這次我早有心理準備，我屏住呼吸和他搏鬥。我用力而自然地搏鬥著，就像任何被浸到水中的人一樣，沒有想是誰在按著我。但是當他讓我浮上來時，我只聽到他說：“現在說你願意受洗。”我看見他的臉上流著水，是我潑濺上去的，覺得吃驚，不是因為和加內特打鬧，而是任何人都可能犯這樣的錯誤，以為可以真正控制我。我吃驚得忘記了生氣，忘記了害怕，我覺得他不可能不明白我給予他的權力都是鬧著玩的，他自己是——在遊戲，我只是想讓他永遠披著金色戀人的外衣，即使五分鐘前我還在談論嫁給他的事。我對此很清楚，我張開嘴對他說，讓他明白，我知道他已經明白了；他知道，我用我欺騙性的奉獻回應了他善意的奉獻，無論我有意無意，我是把我的複雜和裝扮同他的真心實意配合在一起了。
你認為你好得不需要洗禮。
“說你願意受洗！”他那陰沉、可親但是不坦率的臉，因為氣憤和屈辱的無助感而變了形。我為讓他屈辱而感到羞愧，但不得不堅持，因為它只是我的特性，我的保留地，我的生命。我想象他在波特菲爾德酒吧前踢那個人。我以為我想了解他，但不是真的，我從來沒有真正想知道他的秘密，他的暴力，從那個特別神奇，現在看來似乎是致命的遊戲情節中脫離出來的他自己。
假如在夢裡，你甘心跳進洞裡，人們往你身上扔輕飄的草，你在笑著，當你的嘴和眼睛都被覆蓋時，你意識到這不是遊戲，即便是遊戲，也是要你被活埋的遊戲。我在水下掙扎，就像你在這樣的夢裡掙扎一樣，帶著一種不是很直接的絕望感，要向上努力穿過一層層的遲疑和不信。我以為他會淹死我。我真的以為那樣。我想我是在為我的生命而鬥爭。
當他再次放我上來，他試圖採取傳統的洗禮姿勢，讓我向後彎腰，這是個錯誤。我可以踢到他的小腹下面——不是生殖器那裡，雖然我不在乎，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踢了哪裡——我踢得足夠用力，讓他放了手，倒退了幾步，我逃脫了。我們隔著有一碼距離的時候，我們爭鬥的荒誕和恐怖就顯而易見了，不可能偽裝。他沒有靠近我。我慢慢安全地從水裡走了出來，這個季節，到處的水深只到腋下。我顫抖著，喘息著，暢飲著空氣。
我馬上在卡車後穿好了衣服，很困難地把腿伸進短褲的褲腿，屏住呼吸才繫好了上衣的扣子。
加內特叫我。
“我送你回家。”
“我想走路。”
“那我星期一晚上來接你。”
我沒有回答。我猜這只是客套。他不會來的。如果我們年紀大一些，我們當然會繼續相處下去，以妥協為代價，協商，解釋，辯護，也許會寬容，把這些帶進我們的未來，但是我們這麼近乎孩童，相信某些衝突的絕對嚴肅性和決定性，無法寬恕一些打擊。我們看到彼此不能容忍的東西，我們不知道別人也是這樣，但是他們會繼續，以各種方式憎恨和打鬥，試圖殺掉彼此，然後更加相愛。
我開始沿著通向公路的小徑走，走了一會兒路讓我鎮定下來，堅強起來；我的腿沒有那麼虛弱了。我走過墓園街路口的第三租界。我一共要走三英里半。
我抄近道穿過墓地。天快要黑了。八月和四月離仲夏一樣遙遠，一個總是難以記住的事實。我看見一個男生和女生——我看不清是誰——躺在穆迪家墓碑旁邊剪過的草地上，在那水泥牆上我和內奧米曾寫過我們自己編造的墓誌銘，邪惡搞笑，我記不全了：
這裡躺著穆迪家族的許多人
他們死於星期天在他們的湯裡小便——
我看著這對戀人躺在墓地的草上，毫無忌妒和好奇之心。我繼續走進諸伯利，我重新擁有了世界。樹木，房屋，籬笆，街道，都回來了，以它們自己嚴肅而熟悉的形狀。脫離了愛的生活，沒有了愛的色彩，世界回到原來的樣子，恢復了它的自然和無情的重要性。這一開始是個打擊，然後變成一種奇怪的安慰。我感覺到我原來的自我——我原來的狡猾的、諷刺的、孤單的自我——又開始呼吸，舒展，安定下來，儘管圍繞它的我的身體還是破碎的、迷惑的，處於愚蠢迷惘的痛苦中。
母親已經上床了。我沒得到獎學金，她從來沒有懷疑過的事情——她寄託在孩子身上的對未來的希望——破滅了。她面臨著我和歐文一無是處、無所作為的可能，我們平庸，或是感染了父親家族可怕的、傲慢的、神聖的倔強任性。一個是歐文，住在弗萊茲路，連“恐怖”和“溺水”都說不對，用班尼叔叔的語法，說他不想上學了。還有我，和加內特·弗蘭奇交往，拒絕談論這事，沒有拿到獎學金。
“你必須做你想做的事情。”她尖刻地說。
但是真的那麼容易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嗎？我走到廚房，開了燈，弄了炸薯條和洋蔥、番茄和雞蛋，我站在那裡，貪婪、鬱悶地直接從鍋裡吃著。我自由也不自由。我放鬆了，孤單了。那麼，假如我沒有清醒過來呢？假如，我讓自己躺在瓦瓦那什河受洗禮，又會怎樣呢？
我時時想著這樣的可能性，彷彿它仍然存在——連同他家裡的樹影和水漬，我愛人身體的慷慨施與——很多年。
他星期一沒有來。我等待著，看他會不會來。我梳好了頭髮，等著，帶著古典主義風格——在前屋的窗簾後等著。如果他來了我不知道我會怎樣；我渴望看見他的卡車，他的臉，這種渴望吞沒了其他一切。我想走到浸禮會教堂，看看卡車是否在那裡。如果我那樣做，如果車在那裡，我也許會像夢遊者一樣僵直地走進去。我只走到我家的陽臺。我發現，我在哭泣，像孩子顯示傷害那樣單調地抽噎。我轉身回到廳裡，望著暗淡的鏡子裡自己扭曲潮溼的臉。我觀察著自己，痛苦絲毫沒有減弱；我驚異地想著這個受苦的人是我，因為根本就不是我；我是在觀看。我在觀看，我在受苦。我對著鏡子說了丁尼生的一句詩，從母親的《丁尼生全集》上看到的，是她的老師拉什小姐送給她的禮物。我絕對真摯，又絕對諷刺地說。他沒有來，她說。
是《瑪麗安娜》中的句子，我讀過的最愚蠢的詩之一。它讓我的眼淚流得更厲害了。靜靜地觀察著自己，我回到廚房，衝了一杯咖啡，端到飯廳，當地報紙還放在桌子上。母親已經把字謎撕下，拿去床上解了。我開啟報紙，尋找招聘廣告，拿起一支鉛筆，這樣就可以圈出有可能性的工作。我儘量讓自己明白讀到的東西，過了一會兒，我對這些印刷出來的文字，這些奇怪的可能性，起了一種輕柔而明確的感激之情。城市存在了；需要電話接線員；沒有愛和獎學金也可以應付未來。現在終於擺脫了幻想和自欺，擺脫了過去的錯誤和迷惘，嚴肅而簡單，拿著一個小衣箱，搭上公交車，像電影裡離開家、女修道院和戀人的女孩子，我想我會開始真正的生活。
加內特·弗蘭奇，加內特·弗蘭奇，加內特·弗蘭奇。
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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