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遊戲
我猜想，之後家裡會有一場談話。
真傷心，真可怕。（我媽媽。）
本應該有監督的。輔導員到哪裡去了？（我爸爸。）
要是我們再一次經過黃色的房子，也許我媽媽會說：“你記得嗎？記不記得你以前多害怕這房子？可憐的小東西。”
我媽媽有種習慣：對我在遙遠的嬰兒時代的種種毛病，她總是抓住不放，甚至可以說，如數家珍。
如果你還是個孩子，每一年，你都會變成一個不同的人。通常都是在秋天，當你丟掉暑假的困惑和懶散回到學校，升了一級的時候。這是你記錄變化最為明顯的時光。在此之後，你就不會記得哪年哪月在變化了，但是變化仍在繼續，完全一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過去會從你身邊溜走，走得如此輕鬆，完全是自動流失。場景常常還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然後突然一個急轉彎，某樣東西遍地開花、處處湧現，想要得到關注，甚至還想要你做點什麼。雖然顯而易見，實在沒什麼可做的。
馬琳和沙琳。別人都以為我們絕對是雙胞胎。那幾年流行給雙胞胎起壓韻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羅納德和唐納德。另外，沙琳的帽子和我的很配。這種叫苦力帽的帽子是寬大的低頂圓錐形草帽，用一個結或者鬆緊帶系在下巴上。這個世紀後期，這種帽子在電視上越戰的鏡頭裡就很常見了。西貢街頭騎腳踏車的男人戴著它們，走在路上的女人也戴著它們，她們的身後是被轟炸的村莊。
可能在那個時代——我是說我和沙琳露營的時候——大家說到亞洲苦力，不會覺得這種說法有什麼不妥，說黑鬼，或者說像個討價還價的猶太人，也不會覺得有問題。我那時十幾歲，還不會聯想這些詞彙的背景文化。
我們有這樣的名字，戴這樣的帽子，所以第一輪點名的時候，我們喜歡的輔導員——快活的梅維斯指著我們說：“嗨，雙胞胎。”我們還沒來得及解釋，她就已經在點別人的名字了。我們喜歡梅維斯，但是，我們更喜歡漂亮的輔導員保利娜。
不過在點名之前，我們就注意到對方的帽子，互相有了好感。否則的話，我們中至少一人，甚至可能兩人都會把全新的帽子摘下來，準備塞到床底下，聲稱是媽媽逼我們戴的，我們自己不喜歡，諸如此類的話。
我挺欣賞沙琳，但我不知道怎麼和她交朋友。夏令營的女孩，除了少數幾個稍微大一點以外，都是九到十歲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已經不再像六七歲的女孩那麼容易交朋友、那麼容易出雙入對了。我只是簡單地跟在幾個女孩子後面，她們和我是一個鎮的人，但沒有一個是有特殊之處的朋友。我們進了一間還有空床的小木屋，我把自己的東西扔在棕色的毛毯上，聽到身後一個聲音在問我：“請問，能不能把我的雙胞胎姐姐旁邊的床讓給我？”
是沙琳。不知道她在和誰說話。木屋大概能住下二十多個女孩子。那個女孩回答，“當然行”，就搬走了。
沙琳用了一種奇特的腔調，逢迎、玩笑、自嘲，還有一種引人注意的興奮，如同鳴鐘的顫音。很明顯，和我相比，她不是一般地自信。她不是相信那個女孩一定會搬走，也不是強硬地說：“我先來的。”（如果她是那種家裡疏於教育的女孩——有些女孩就是這樣的，她們來這裡是由國際獅子會付的錢，或者是教堂支付的，反正不是她們的父母——她可能會這麼說：“趕緊上廁所去吧，省得屎拉在褲子上。反正我是不會走的。”）不是這樣的自信。沙琳的自信是，她相信她想要別人做什麼的時候，大家都希望這麼做，而不僅僅是同意她的要求而已。我本也有機會拒絕她，我可以說，“我不想當什麼雙胞胎”，然後不理她，收拾自己的東西。但是，當然了，我沒這樣。如她所料，我的感覺是受寵若驚。我看著她興高采烈地把包裡的東西倒了出來，有些東西掉在了地板上。
我只找到一句話說：“你已經曬黑了。”
“曬黑太容易了。”她回答。
一開始是找我們的不同之處。我們討論後發現，她曬了變黑，而我曬了就會長雀斑。我們的頭髮都是褐色的，不過她的顏色深一點。她的頭髮是波浪形，而我的頭髮則茂密如樹叢。我比她高半英寸，而她的手腕和腳踝粗一些。她的眼睛偏綠，而我的眼睛偏藍。我們一直熱衷於觀察彼此的不同之處，甚至把後背的痣和能看見的雀斑都列在了表格裡，還有第二根腳趾的長度（我的第二根腳趾比大腳趾長，她的則短一些）。我們詳細地回憶了從小到大得過的病，種種意外事故，身體有沒有什麼部位修補或切除過。我們兩個的扁桃腺都摘除了——在那個年代，這是種普遍的預防手段——我們都得過麻疹、得過百日咳，都沒得過流行性腮腺炎。我拔過一顆上犬齒，因為它擋住了其他的牙。她的拇指被窗戶夾過，所以半月痕不完整。
我們把身體的歷史和特徵都整理完了以後，就開始講故事——家族的戲劇性事件、故事，以及區別所在。她是家裡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有個姑姑，高中的時候死於脊髓灰質炎。她有個哥哥加入了海軍。那是戰爭年代，所以我們在營火晚會上會唱《永遠的英格蘭》、《橡樹之心》、《統治吧，不列顛尼亞》，有時候會唱《永恆的楓葉》。我們生活的背景，是空襲、戰爭、沉船，雖然距離我們很遙遠，但是每天都在發生。每隔一段時間，不遠的地方也會有那麼一回軍事襲擊，很嚇人，又很莊嚴、很刺激。要是我們鎮或同一條街的某個男孩死了，他住的房子就算沒有掛花圈，沒有黑色的布簾，也會有一種特殊的沉重氣氛。使命完成，塵埃落定。儘管房子裡可能什麼特別之處也沒有，也許只是門口路邊停了一輛陌生的車，表明有親戚來，或者是牧師來這個失去親人的家裡坐一坐。
夏令營的一個輔導員在戰爭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她佩戴著他的表。我們認定是他的表，就別在她的外套上。我們倒是願意為她難過，關心她，不過她嗓門尖利，頤使氣指，連名字都讓人討厭。阿爾瓦。
我們生活的另外一個背景是宗教。在夏令營，這個背景本來應該要強調的。不過，因為是加拿大聯合教會負責這裡，所以不像浸信會或聖經基督教會那麼喋喋不休，也不會像羅馬天主教會甚或英國國教會，有那麼多正式的認可儀式。大部分女孩的父母都屬於加拿大聯合教會。不過那些由教會付錢的女孩子，可能不屬於任何教會。聯合教會用的是它最為親切的民間方式，我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對我們的要求只有晚上祈禱，吃飯時唱聖歌，還有每天半小時的特殊談話。這種談話就叫聊天，早餐以後的聊天。不過，即便是聊天的時候，也很少提上帝或是耶穌，說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誠實品質、友好性情、純潔思想，要我們承諾長大以後不抽菸、不喝酒。沒有誰對此提出過異議，也沒有人中途退場，因為我們早就習慣了這種談話，而且溫暖的陽光下，坐在長椅上也蠻舒服的，一大早，我們還不想跳進水裡，都嫌冷。
我和沙琳的這些事兒，即使是成年的女人也會做。也許她們不會互相數後背上的痣，不會去比較腳趾的長度，不過當她們相遇，感覺到彼此之間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惺惺相惜時，她們也會感覺到需要，需要了解重要的資訊、重大的事件，不管那些事件是公開的還是私密的，以此填滿兩人之間的所有空白之處。如果她們感覺有這樣的溫暖和渴望，那麼她們幾乎不可能厭倦。不管說的是什麼瑣事和傻事，她們都會一起笑，也會笑她們揭露的自私、欺騙、吝嗇，以及純粹的惡。
當然，一切都需要非凡的信任。不過，這種信任的建立，可以只在片刻之間。
我曾經觀察過。圍坐在營火邊，攪拌樹薯粥的時候，或者因為傳說有野獸，剝奪男孩子們說話的機會，讓他們去樹林放哨的時候，這些漫長的時段就是開始的時間。（我是個受過正規訓練的人類學者，雖然比較差勁。）我觀察了，但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女性之間的秘密交換。也並非全然如此。有時候好像需要這麼做，我也裝作自己在參加。但是對方永遠能發現我的裝腔作勢，變得既茫然又警惕。
通常和男人交往，就不至於這麼謹慎。他們並不指望這樣的交換，對這種交換絕少有真的興趣。
我說的這種和女人的親密關係，不是情慾的，也不是情慾的最初階段。情慾的關係，我在青春期前也經歷過。情慾的關係，也會有信任，也許還會有謊言，可能會走向遊戲，總之不管有沒有性玩笑，都會有一段熱火朝天的短暫興奮，緊隨其後的則是不舒服、拒絕承認，以及厭惡。
沙琳告訴過我她哥哥的事兒，不過說的態度是一種真實的厭惡。就是參加海軍的那個哥哥。她去他的房間找她的貓，他正在對他的女朋友幹這種事兒。他們根本不知道她看見了。
她說他上上下下，啪啪啪啪。
你的意思是他們在床上互扇耳光？我問。
不是。她回答。是他的那東西進進出出的時候，啪啪啪啪。下流。噁心。
他光溜溜的白屁股上還有疙瘩。噁心。
我告訴她的是維爾娜。
回到我七歲的那年，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座當時我們叫作拼連住房的屋子裡。那時候，連棟式住宅這個詞可能還沒有。總之，那座房子不是平均分割的，維爾娜的外婆租了後面的房間，我家租的是前面的房間。房子很高，光禿禿的，很難看，刷的是黃色的漆。我們住的小鎮太小了，人口加起來也沒多少，不用劃分居民區。不過，實際上是有分割槽的，我覺得，我們的房子恰好位於體面地區和年久失修的地區的分界線上。我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正好是經濟蕭條的最後時期。當然了，我估計那時候沒人知道經濟蕭條這個詞。
我爸爸是個老師，他的工作穩定，但是錢很少。我們另一頭的街道漸漸消失，那條街的房子屬於那些既沒有穩定工作，也沒有錢的人。維爾娜的外婆顯然有點錢，因為她說起領救濟的人，用的是十分輕蔑的語氣。我媽媽肯定和她爭論過，說那不是他們的錯。不過沒用。這兩個女人算不上親密的朋友，不過，有關怎麼安排使用晾衣繩，她們的態度真誠而友好。
這位外婆的名字是霍姆太太。有一個男人時不時來看望她。我媽媽說他是霍姆太太的朋友。
不過，實際上，每次他來的時候，媽媽都不讓我出門玩，所以我沒什麼機會和他講話。他長什麼樣子我都不清楚，不過我認識他的車，車是深藍色的福特V-8。我對車特別有興趣，可能是因為我家沒有車。
然後，維爾娜就來了。
霍姆太太說維爾娜是她的外孫女，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但是，從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她們中間隔著的那代人存在。我不知道是霍姆太太去把她接回來的，還是她的朋友用V-8把維爾娜送來的，總之，那是夏天，還沒有開學的時候，她出現了。我不記得她告訴過我她的名字，一般情況下，她不是個健談的人，我肯定也沒有問過她。從最早的時候起，我就對她有一種強烈的反感。在那時，我對其他人無論如何也沒有過這樣的感覺。我告訴媽媽我恨她。媽媽問你為什麼要恨她，她對你做什麼了？
可憐的東西。
孩子用恨這個詞來表達各種不同的感受，意思也許是他們嚇壞了。嚇壞了的意思不是他們擔心捱打。拿我自己的感覺來舉例吧，當你走在人行道上，一些大男孩喜歡騎腳踏車攔住你，衝你發出恐怖的怒吼。你害怕的不是對身體的傷害。好像我對維爾娜的恐懼，差不多是對詛咒或者陰暗企圖的恐懼。這種感覺，小孩子都會有，也許是因為一座房子的樣子，也許是因為一根樹幹，更多時候或許是因為黴爛的地下室、幽深的衣櫥。
她比我高很多，不知道她比我大多少。也許是兩歲，三歲？她瘦得皮包骨頭，骨架子那麼小，腦袋也那麼小，讓我想起蛇頭來。細密的黑髮平滑地蓋在這顆腦袋上，遮住了前額。我覺得她臉上的面板很暗沉，很像我家舊帆布帳篷的蓋布。她顴骨突出來的樣子，就像蓋布被風吹得鼓起來的樣子。她的眼睛永遠都在斜視。
不過，我相信，大家看見她的時候，不會覺得她的模樣有什麼地方特別招人討厭。實際上，我媽媽說她楚楚動人，或者說幾乎算得上楚楚動人。（比方這麼說：“真可惜啊，她本來可以長得楚楚動人的。”）但僅僅就我媽媽從她的一舉一動中看到的而言，也沒法反對這種說法。她比她的實際年齡小得多。這是一種拐彎抹角的說法，指的是維爾娜還沒學過讀書寫字，也不會滑冰、打球，另外，她嗓音粗啞，而且不會壓低自己的嗓門，她的措辭奇怪地斷斷續續，好像這些詞兒結成了塊兒，卡在她的喉嚨裡。
她干擾我、毀掉我自己玩的遊戲的辦法，不是一個小女孩，而是個大女孩的辦法。一個年齡不小，但是沒有經驗、沒有權利，什麼都沒有的女孩，只有寧死不屈的決心，以及絲毫不明白自己並不受歡迎的無能。
孩子理所當然是一群保守得可怕的人，他們當機立斷地反對一切邊緣的、反常的、難以駕馭的東西。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備受溺愛，當然，也備受訓斥。我笨拙、早熟、羞怯，有自己私密的規矩和憎惡。我甚至討厭維爾娜頭髮上不停掉下來的賽璐珞髮夾，還討厭她老是想塞給我的紅綠條紋的薄荷糖。她會試圖追趕我，硬把這些糖塞到我嘴裡，以她獨特的斷斷續續的發音方式，吃吃吃吃傻笑個不停。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喜歡薄荷的味道。還有，我不喜歡這個名字，維爾娜。這個希臘名字是春天的美女的意思。我覺得它聽起來和春天沒什麼關係，也不像青草地，不像花環，不像穿薄紗裙的姑娘，更像一抹頑固的薄荷汙漬、綠色的黏液罷了。
我也不相信媽媽是真的喜歡維爾娜，因為她天性中有些許偽善，還因為她決心不讓我快活，就裝作同情維爾娜。她要求我友善。開始，她說維爾娜不會待太久的，暑假一結束，她從哪裡來的，就回哪裡去。後來，維爾娜根本沒打算回哪裡去，她又告訴我一個令人欣慰的訊息，說我們自己很快就搬家，友善的日子不長了。實際上，這時候距離我們真正搬家還有一年。最終，她耗盡了耐心，說我讓她失望，她從來沒有想到我的天性原來如此刻薄。
“她生來就是這樣，你怎麼能攻擊她長的樣子？這是她的錯嗎？”
這種話對我沒有意義。要是我有足夠的辯論技巧的話，我會說我根本沒有攻擊維爾娜，我只是希望她離我遠一點。不過，我本來就是在攻擊她，用不著質疑這到底是不是她的錯。不管我媽怎麼說，我的這種態度，其實多多少少和我住的地方、我生活的年代裡，周圍沒有說出口的看法是和諧的。即便是大人們，他們的笑容裡都藏有一種無法剋制的滿足感，以及理所當然的優越感，每當他們說某人“太簡單”、“少根筋”的時候，我都能看見這種表情。我相信我媽媽就是這種人。私下覺得。
我開學了。維爾娜也上學了。她進了一個特別班，在學校操場邊上一幢特別的樓裡。這幢樓是鎮上學校最早的教學樓。不過在那個年代，沒人有時間研究城市志，沒幾年這樓就被拆掉了。樓裡面有一塊用牆隔出來的空間，讓學生休息時間聚在一起玩。那幢樓的學生，早晨上學比我們晚半個小時，下午放學比我們早半個小時，所以課間休息時，沒人會去騷擾他們。不過，因為他們都攀在牆上，看我們普通學校的操場到底有什麼，擠得太厲害的時候就會出事兒，會用尖叫、揮舞棍棒之類的嚇唬他們。我從來沒走近那地方，幾乎沒見過維爾娜。我是在家裡被迫應付她。
剛開始的時候，她站在黃房子的角落裡，看著我，我裝作不知道她在那兒。後來，她走進了前院，在我家的臺階上佔個位置。她在那兒，我要是想去廁所，或者我冷了，就非得經過她身邊不可，而且還很近，很可能會碰到她，也許她會來碰我。
我從來沒見過哪個人能在一個地方待那麼長時間，而且眼睛只盯著一樣東西。常常盯的是我。
我有一個鞦韆，鞦韆掛在楓樹上，盪鞦韆的時候，我的臉要麼衝著房子，要麼衝著大街。也就是說，要麼我和她面面相覷，要麼她的目光讓我若芒刺在背，她甚至有可能過來推我一把。她老是推我一個趔趄。不過，這還不是最倒黴的。最倒黴的是，她的手指戳在我背上，真像一支支冰涼的針管，直接穿透了我的外套和裡面的衣服。我還有一個遊戲是堆葉子、蓋房子。就是我用耙子耙，或者用手抱，總之設法把楓樹的落葉堆到一起，然後把樹葉拼成房子的圖樣。這裡是起居室，那裡是廚房，那一堆鬆鬆的是臥室裡的床，等等等等。這個遊戲不是我發明的。學校的看門人把落葉全部耙走燒掉以前，課間休息的時候，女孩子們都在操場上蓋房子，她們堆出來的房子更豪華，有時候甚至還會有點裝飾。
開始時，維爾娜只是看我在幹什麼，她永遠斜著眼睛的表情，在我看來，是一種莫明其妙的優越感。她憑什麼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後來就到了她行動的時候了，她走過來，抱起一團樹葉，大概是因為她自己也在猶豫，或者就是手笨，葉子漏得滿地都是。她抱起來的葉子，不是擱在一邊備用的那堆，而是從我房子的牆上抱走的。她把牆抱在懷裡走了幾步，扔進我整潔有序的房間裡。
我衝她大喊大叫，叫她住手。她彎下腰，想把她扔下來的樹葉重新抱起來，但沒辦法聚攏，乾脆又拋撒下來，等葉子全落到地上，她就開始傻乎乎地亂踢。我衝她吼，一點用也沒有，或許她把我的吼叫當成了鼓勵。於是我只好低頭朝她衝過去，正好頂在她肚子上。我沒有戴帽子，所以我的頭髮就碰在了她的羊毛衫或者是外套上。我的感覺是，我的腦袋撞在了一個堅硬而又臃腫的肚子的剛毛上。我喊叫著跑回家。我媽媽聽完之後說的話更讓我發瘋：“她只是想玩，但不知道怎麼玩。”
我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的態度——我指的是那些不可能稱之為原始的文化背景——研究這些人對精神或者身體異常的人的態度。“有缺陷”、“殘廢”、“遲鈍”這些詞彙當然都進了垃圾箱，也許有好的理由——不僅是因為這些詞表現出優越感，以及習慣性的不善態度，也因為這些詞並非準確的描述。這些詞彙忽略了這類人群身上豐富、精彩，甚至卓越的（至少算是特有的）力量。最有意思的是，除了迫害之外，其中還能發現一定程度的崇拜，有一系列的能力被歸咎（這個詞並非完全不準確）為神聖的、神奇的、危險的，或者說，有價值的。我能做到的全都做了，我做了歷史研究和當代研究，也涉及了詩歌、小說，以及宗教習俗的影響。自然，因為我的專業背景，大家批評我過度文學化，批評我引用的資訊全部來自現成的書籍，但那時候我不可能跑遍全世界。我沒有得到任何資助。
當然，我能看清楚其中的關係。這種關係，我想可能沙琳也看出來了。很奇怪，那些事兒感覺是那麼地遙遠，那麼不值一提。它只是一個起點。那時候，對我而言，它和童年時代其他的事情差不多。因為從那以後的旅行、長大後的成就。安全感。
“婚前姓。”沙琳這麼寫。這種說法，我很久都沒有聽說過了。這種說法和“老處女”基本相當，聽起來貞潔又愁苦，明顯不適合我。早在我看見沙琳的婚禮照片前，我就不是處女了。當然，我也沒以為她是。並不是因為我有一群情人，其中大部分甚至也談不上是情人。和許多與我同齡的、沒有過一雌一雄單配婚姻生活的女性一樣，我知道數字。十六個。我敢肯定，很多比我年紀輕的女人，剛二十出頭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數字，甚至可能十歲出頭。當然，收到沙琳的信時，總數沒這麼多。我不能（不能是真的），也不願意費心去算了。其中有三個重要的人，按年代順序排序，這三個人都排在前六位。我說這三個人“重要”的意思——哦不，只有兩個，這第三個人對我的重要性，遠遠大於我對他的重要性。我說的重要是指，和這兩個人在一起會有這樣的時候：你想把自己撕開，遠遠不只是身體的屈服，想把你全部的生活安全地和他的生活擱進同一個籃子裡。
我不讓自己這麼幹，不過只是勉強能做到。
可能是這樣的安全感不能完全說服我。
不久之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信。這封信是學校轉給我的。退休以前，我一直在大學教書。我從巴塔哥尼亞旅遊回來，發現這封信在等著我。那時候，我變成了一個吃苦耐勞的旅遊愛好者。信已經來了有一個月之久。
信是列印的——對此，寫信的人立刻表示了歉意。
“我的字寫得很難看。”他寫道，接下來，他介紹自己是“你的童年夥伴沙琳”的丈夫。他說他非常抱歉，非常非常地抱歉，給我帶來了一個壞訊息。沙琳住在多倫多的瑪格麗特公主醫院，癌症已經從她的肺部擴散到了肝臟。可嘆她終生都在吸菸。她活的日子不長了。她並沒有經常和他提起我，不過這些年以來，只要她提起來，都是為我傑出的成就而高興。他知道她的內心是多麼地珍視我。現在，當她的人生走到盡頭之時，她熱切地想見我。她拜託他來找我。他說，也許童年的記憶是最珍貴的。童年的感情。無可比擬的深厚友情。
哦，她現在可能已經死了。我覺得。
不過，要是她已經——這就是我想問題的方式——要是她已經走了，我到醫院打聽打聽，也沒什麼風險。接著，我的意識，或者不叫意識，隨便叫它什麼好了，變得清晰了。我可以給他寫一張便條，說可惜我出門去了，不過我會盡快趕去。
哦別，最好別寫便條。他也許藉此便出現在我生活裡，為了向我表示感謝。“夥伴”這個詞，讓我很不舒服。“傑出成就”也是，另外一種不舒服罷了。
瑪格麗特公主醫院和我的公寓只隔幾條街。某個春光明媚的日子，我步行走了過去。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先打個電話問問。也許我想讓自己覺得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總檯，我發現，沙琳還活著。對方問我想不想見她，我根本沒法說不想。
我在電梯間時依然在想，我現在還來得及轉身走，現在還沒到她樓層的護士站。也許我可以走出電梯，搭下樓的電梯。總檯的接待員不會注意我的。事實上，我一轉身，她就在接待下一個人了，那時候就已經沒有注意我了。再說，就算她看見我走了，又有什麼關係？
我估計，我會感到羞恥。多半不是因為自己缺乏感情而羞恥，而是因為自己缺乏意志而羞恥。
我在護士站停下了腳步，護士給了我她的房間號。
那是一間私人病房。非常小的房間，並沒有明顯的醫療裝置、鮮花或者氣球。事實上，起先我連沙琳的人都沒看到。一個護士面對床，彎著腰，床上似乎是一堆被子，沒有人在。這堆東西彷彿放大了的肝臟，我覺得。我希望自己趕緊跑掉。
護士站直了身體，轉過身朝我微笑。她身材豐滿，是棕色人種，聲音輕柔，有一種哄孩子的語氣。也許她來自西印度群島。
“你是馬琳。”她說。
這句話似乎讓她頗為愉快。
“她一直盼著你來。你走近一點吧。”
我走近了。我看見一個腫脹的身軀，一張嚴重毀壞的面孔，小雞似的脖子。對這個身軀來說，醫院的睡袍實在是太肥了。拳曲的頭髮還是褐色的，從頭皮上也就長出四分之一英寸的長度。哪裡也不像沙琳。
我以前也見過臨終的面容——我自己的父母，還有我害怕自己會愛上的男人。我不會為此感到震驚的。
“這會兒她睡了。”護士說，“她很希望你來。”
“她現在意識還算清醒？”
“清醒的。她只是睡著了。”
嗯。現在，我看出來了，是沙琳的模樣。哪裡？也許是一絲抽動的表情，自信頑皮地將一邊的嘴角隱藏起來的樣子。
護士用她快活而又輕柔的腔調對我說：“我不知道她還能不能認出你來。不過她希望你來看她，還給你準備了東西。”
“她會醒來嗎？”
聳聳肩。“我們經常給她注射止痛劑。”
她拉開了床頭櫃。
“東西在這兒。她說要是你來晚了，就由我把東西給你。她不想讓她丈夫給你。你現在就來了，她會很高興的。”
一隻封好的信封，上面寫了我的名字。字母是大寫的，字跡搖搖晃晃的。
“不是她丈夫。”護士眨了眨眼睛，咧嘴笑了。難道她覺得有什麼古怪的？一個女人的秘密，一箇舊愛？
“你明天再來吧。”她說，“誰知道呢？要是她醒了，我告訴她。”
一到樓下的大廳，我就打開了信封。沙琳的字寫得很規矩，不像信封上的字那樣張牙舞爪、潦草狂野。當然，她有可能先寫了便條，放進信封裡，然後粘好放起來，以為有一天可以親自交給我。後來，她才覺得有必要在信封上寫上我的名字。
馬琳。我之所以寫這張條子，是怕有一天我沒法親口和你說。請你答應我的請求。請去圭爾夫，去大教堂找霍夫斯德神父。永援聖母教堂。教堂很大，用不著名字也能找到。霍夫斯德神父。他知道該怎麼辦。這件事兒，我不能讓C幫我，也永遠不想讓他知道。霍神父知道，我告訴過他，他答應會幫助我。馬琳，求你幫幫我，謝謝你。和你沒有關係。
C，指的必然是她丈夫。他不知道，當然了，他肯定不知道。
霍夫斯德神父。
和我沒有關係。
我本可以一走到街上，就把紙團起來，扔掉。我確實這麼做了。我把信封扔掉了，風把它吹進了大學林蔭道邊的排水溝。然後，我才發現，便條並沒有在信封裡，還在口袋裡。
我再也不會去醫院了。我也不會去圭爾夫的。
她丈夫名叫基特。現在我想起來了。他們一起出海。克里斯托弗。基特。克里斯托弗。C。
回到公寓樓，我發現自己搭電梯下了樓，到了車庫，而沒有上樓回家。我上了車，套上外衣，出門上了大街，朝加德納高速公路開過去。
加德納高速公路，427號公路，401號公路。這會兒，正是交通高峰時間，不是出城的好時機。我討厭這種時候開車，我很少在這種時間出門，沒有信心在這種情況下開車。還剩下半箱油，另外，我還得上個廁所。也許在米爾頓，我想。我可以停在公路邊，加滿油，上個廁所，再考慮考慮。這會兒，我除了繼續開車，沒別的辦法。朝北，然後再朝西。
我沒有下車。先經過了米西索加出口，接著是米爾頓出口。我看見公路的指示牌告訴我還有多少公里到達圭爾夫。我像往常一樣，腦子裡大致換算了一下有多少英里，估計汽油夠用。我不給自己停車的理由是，太陽就要落下來了，越來越麻煩了。現如今，即使在最好的天氣，城市的上空也會籠罩一層霧霾。
我在圭爾夫轉彎以後才下了車，邁著僵硬、顫抖的雙腿去了衛生間。隨後，我加滿了油，付賬的時候順便打聽了大教堂的位置。方向不清楚，但是對方告訴我在一座山上，到了鎮中心，隨處都能看見。
顯然並非如此，儘管確實在哪裡似乎都能看見它。一個個精緻的尖頂從四座塔樓裡伸展出來，我以為它只是大，結果還挺漂亮。當然確實很大，對於這麼一座相對較小的城市來說，這肯定是最權威的主教座堂了。不過，後來有人告訴我，實際上，它並不是主教座堂。
這就是沙琳結婚的地方嗎？
不是，明顯不是。她當年參加的是聯合教會的夏令營，那個夏令營沒有天主教徒，倒是有不少新教徒。那麼，和C有關吧。不知道。
她也許悄悄地改了信仰。從那以後。
我及時地找到了到教堂停車場的路。我坐在那裡想我該怎麼辦。我穿著休閒褲、夾克衫。我覺得，到天主教堂——不是，是主教座堂——的要求是非常古典的，我不知道自己這一身是不是合適。我試圖回憶去歐洲大教堂參觀的時候，是不是不許露胳膊？頭巾？裙裝？
上了山，是一片輝煌的、尊貴的寂靜。四月，樹葉還沒有開始發芽，不過，掛在上空的太陽畢竟已經很明亮了。地上有一條低矮的雪堤，呈現出教堂前空地路面的灰色。
我身上的夾克衫，晚上穿太單薄了。或許是這裡的夜晚太涼了，風比多倫多大。
這個時候，教堂也許已經鎖門了。鎖上了，空蕩蕩的。
高大的前門看起來確實如此。我沒有爬上臺階去試，我決定跟著兩個老太太，她們和我一樣老。她們是沿著長長的階梯從大路上過來的，看起來完全沒打算走這些臺階，而是直接朝教堂一側的便門走去。
裡面的人更多，大概有二三十個，不過感覺他們不像來參加什麼活動。他們分佈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有的跪著，有的在聊天。走在我前頭的兩個老太太順手在一隻大理石聖水盆裡沾了沾手，甚至沒有抬起眼睛看看自己在幹什麼。她們衝一個正在佈置桌子上的籃子的男人打了個招呼，聲音也不算低。
“這天氣，看起來挺暖和，其實真夠嗆。”一個老太太說。男人說風快把鼻子刮下來了。
我看見了告解室。如同一座座獨立的避暑屋，像哥特式的玩具房，大量陰沉沉的木雕，深棕色的布簾。而其他的地方都閃閃發亮，光彩奪目。最高的弧形天花板是最神聖的藍色，底下的弧線和直立牆連線，用繪製著聖像的漆金徽章來裝飾。彩色玻璃窗在這會兒的陽光照耀下，變成了一塊塊的珠寶。我沿著側廊小心地往前走，想看一眼聖壇，可是，教堂的高壇在西面的牆上，那兒的光線太亮，照得我睜不開眼睛。縱然如此，我還是看見，窗戶的上方畫的是天使。一群天使，鮮豔、透明，純淨得如同光線。
這是最需要謹慎的地方。不過，這裡似乎沒有人小心翼翼。聊天的女人們確實是輕聲聊天，但並沒有輕到竊竊私語的地步。其他人事務性地點點頭、畫畫十字，就跪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也該忙自己的事兒了。我四處張望，想找一個神父，不過視線範圍內沒有。神父肯定也和其他人一樣，工作了一天；他們現在肯定已經開車回家，進了起居室或辦公室、書房，開啟電視，鬆開衣領，拿了一杯喝的，心裡想的是晚上不知道有沒有好吃的。他們來教堂的時候，是來供職的。他們穿上法衣，準備主持儀式。或者彌撒？
或者是來聽告解的。問題是，沒有人知道他們在不在。他們的格子隔間，不是有他們自己進出的門嗎？
我得找個人來問問。那個在桌子上分籃子的男人，看起來不是光為了自己的事兒才出現在這裡的。他也顯然不像引座員。大家在這裡都是自己決定坐在哪裡、跪在哪裡的，有時可能會因為寶石一樣刺眼的光線干擾，站起來再換個地方。我和他說話時壓低了聲音，以往我在教堂就是這個習慣。他沒聽清，只好叫我再說一遍。或許是因為困惑或尷尬，他猶疑不決地朝某間告解室的方向點了點頭。我應該非常明確，他才可能明白。
“哦，不，不，我是想找一個神父。有人叫我來找他。霍夫斯德神父。”
整理籃子的男人消失在側廊稍遠的一端，過了一會兒，他和一個神父一起回來了。這個年輕的神父矮胖結實，腳步輕快，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袍子。
他叫我到一個房間去。之前我沒注意到這個房間。實際上，也不是房間。我們走過了一段拱道——不是門廊，到了教堂後面。
“這裡方便談話。”他說著，給我拉過來一把椅子。
“霍夫斯德神父……”
“哦，不是我。我得告訴你。我不是霍夫斯德神父，他不在這裡，他在休假。”
有好一會兒，我都不知道怎麼繼續說下去。
“我會盡力幫助你的。”
“有一個女人，”我說，“她在多倫多的瑪格麗特公主醫院，快死了。”
“是啊，我明白，瑪格麗特公主醫院。”
“她請我來，我這裡有一張她寫的條子。她要我來找霍夫斯德神父。”
“她是這個教區的成員？”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她原來住在這裡，她是圭爾夫人。她是我多年未見的老朋友。”
“她什麼時候和你說的？”
我只好解釋，她沒有和我說過，她睡著了，不過她留了張條子給我。
“那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他的嘴角有一塊開裂的潰瘍，他講話的時候一定很疼。
“我覺得她是，不過她丈夫不是。他也不知道她是吧。她不想讓他知道。”
我這麼說，想讓事情更清楚一些。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有種感覺，神父可能很快就要煩了。“霍夫斯德神父肯定都知道。”我說。
“你沒和她談談？”
我說她正在接受藥物治療。不過，她不會一直在接受治療，她一定有清醒的時候。我也強調了這一點，我覺得有必要強調一下。
“要是她希望做告解，你知道，瑪格麗特公主醫院就有神父。”
我想不出來還該說什麼了。我拿出字條，抹平了遞給他。我發現她的字跡沒有我想象得那麼正常。只是因為有信封上的字做對比，才可能覺得這些筆跡容易認出來。
他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誰是C？”
“她丈夫吧。”我擔心神父問我他的名字，然後再和他聯絡。不過，他只問了沙琳的名字。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他問。
“沙琳·沙利文。”真是奇蹟，我記得她姓什麼。我又想了一下，確信我沒有記錯。因為這個姓太像天主教徒的姓了。這不是說明這位丈夫可能也是個天主教徒嘛。不過，神父也許會推斷這位丈夫墮落了，這樣的話，沙琳的秘密就容易理解了，她的便條也會因此變得急迫了。
“她為什麼只要霍夫斯德神父？”
“我想大概是有特別的事兒吧。”
“所有的告解都是特別的。”
他站了起來。我還是坐著不動。他又坐了下來。
“霍夫斯德神父正在休假。不過，他沒出門。我可以給他打電話問問，要是你非這麼堅持的話。”
“好的，謝謝你。”
“我不想打擾他。他最近情況並不好。”
我回答說，如果他的情況確實不太好，沒法開車到多倫多，我可以開車送他去。
“要是有必要的話，他的交通問題，我們會解決的。”
他朝四周看看，沒找到什麼能幫他的，便取下別在口袋上的鋼筆，打算在便條的空白處做點補充。
“我確定一下這個人的名字。夏洛特？”
“沙琳。”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我沒有想過嗎？一次也沒有？你可能覺得，當我瞥見廣博的憐憫（即便有些小小的狡猾），我可能便崩潰了，崩潰是明智的。但是我沒有。不適合我。做過的事情都做過了。天使雲集，卻血淚斑斑。
我坐在車裡，沒想到要開發動機，儘管車裡凍得我直髮抖。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我知道我可以怎麼做：找到公路入口，加入奔向多倫多的永恆、燦爛的車流；或者，要是沒力氣開車的話，就找個地方過夜。大多數地方都提供牙刷，至少也會有臺機器賣牙刷。我知道應該做什麼、怎麼做，但是我累了，太累了，沒有力氣做什麼。
湖面上的摩托艇本來離岸邊應該有些距離，特別是離我們夏令營的營區，以免摩托艇造成的水波妨礙我們游泳。但是，最後一個早晨，那個禮拜天的早晨，有兩艘摩托艇開始比賽，它們轉著轉著，就近了。當然沒有木排那麼近，不過已經足以掀起波浪。木排來回顛簸，保利娜提高了嗓門，她的叫聲中滿是斥責和驚恐。摩托艇的噪聲太大了，開摩托艇的人根本不可能聽見她的聲音。他們掀起了一個巨大的浪頭，浪花衝向岸邊，我們這些在淺水裡的人也站不穩了，有的隨波浪起伏，有的失足跌進水裡。
我和沙琳都沒站住。我們背對木排，因為當時我們在看維爾娜。我們站的地方，水大概沒到我們的腋窩。我們被水抬起來，同時又被扔了出去，這時候聽到了保利娜的尖叫。我們可能也像其他人一樣尖叫了，開始是害怕，後來是被浪頭淹沒再站穩的興奮。隨後的浪頭再也沒這麼大了，我們能控制好站著。
我們摔倒的時候，波浪把維爾娜捲了起來，朝我們的方向拋過來。當我們重新浮上水面，臉上掛著水珠、胳膊胡亂扒拉時，她就在水面下，四肢張開。四面八方都是尖叫、呼喊，浪頭變小了，尖叫反而變多了。錯過了第一次襲來的浪頭的，裝作被第二個浪頭打翻了。維爾娜的腦袋沒有鑽出水面，她現在不再遲鈍了，而是從容不迫，在水中輕盈得如同水母。我和沙琳的手碰到了她。碰到了她的橡膠泳帽。
要是我們在力圖保持平衡的時候，抓住手邊一塊不小的橡膠物件，根本沒發現它到底是什麼、我們到底幹了些什麼，這可能就是一場事故。我想清楚了。我覺得沒人會指責我們。小孩子們都嚇壞了。
是的，是的，不會知道我們幹了什麼。
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起初我們並沒有做任何決定。我們沒有互相看，然後決定做這件明明是有意識做的事兒。說有意識，是因為當維爾娜的腦袋想伸出水面的時候，我們的目光確實相遇了。她想把頭伸上來，如同鍋裡煮沸的糰子。她的身體在水下徒勞無益地虛弱掙扎，這種時候只有腦袋知道應該怎麼辦。
我們可能沒抓住橡膠腦袋，橡膠帽子沒有防滑設計，沒有凸起的花紋。我還能清楚地記得它的顏色，蒼白乏味的藍色，不過我沒法描繪它的花紋——一條魚，一個美人魚，一朵花兒——花紋的脈絡壓進了我的手掌裡。
沙琳和我的目光落在了對方的身上，我們都沒有看我們的手在幹什麼。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喜悅的神采。我猜想我的眼神也是如此。我想我們並沒有罪惡感，也沒有為我們的邪惡得意洋洋。感受得更多的是，我們彷彿正在做神奇地召喚我們去做的事兒，彷彿這是我們這輩子當中，讓我們之所以成為自己的一個最高點，一個巔峰。
你可能會說，我們走得太遠了，沒法回來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但我發誓，從來沒有過選擇，對我們來說，從來沒有過。
整個事情可能沒有超過兩分鐘。或者三分鐘？一分鐘三十秒？
要是說那時候，陰沉的雲彩漸漸散了，可能太過分了。但是，就在某個時刻——或許是摩托艇侵入的時候，或許是保利娜尖叫的時候，或許是第一個浪頭打過來的時候，或許是我們手掌下面那塊橡膠不再掙扎的時候——太陽突然出來了，海灘上來了更多的家長，輔導員叫我們別玩了，趕緊上岸。游泳課結束了。對那些住在遠離湖邊的地方，家鄉也沒有游泳池的孩子來說，夏天結束了。私家游泳池只存在於電影雜誌之中。
我已經說過了，和沙琳分手、鑽進父母車裡時的情景，我記不清楚了。因為無關緊要。在那個年紀，事情早已經結束了。你會盼望事情結束了。
我確信，我們沒有說陳詞濫調，沒有汙辱，也沒說過沒必要的話。比如，不要告訴別人。
我可以想象，騷亂就此開始。不過，要是沒有急劇的變化，不會迅速蔓延。有一個孩子的涼鞋丟了。最小的孩子裡有一個因為浪裡的沙子捲進了眼睛尖叫不已。一個孩子在吐，不知道是因為在水裡興奮過度了，還是因為家人來了太高興，或者是偷吃糖的動作太快了。
很快，但不會是即刻，焦慮就開始瀰漫。有人失蹤了。
“誰？”
“一個特殊營營員。”
“該死。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負責特殊營的女人跑來跑去，穿著她那件花游泳衣，肥胖的胳膊和大腿上，奶油凍般的肥肉直晃盪，聲音發了狂，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有人去樹林裡找，沿著林間小徑往上走，叫著她的名字。
“叫什麼名字？”
“維爾娜。”
“等等。”
“什麼？”
“水上面有什麼東西？”
不過，我相信，那時候我們早已經走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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