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律師冷不丁問道：“公司給你們開多少工資？”
王曼被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問得愣了一下，納悶地回答：“沒人給開工資，農戶掙的都是利潤的錢，幹不好的有時候還賠錢。”
肖亞文立刻向審判長說：“抗議！原告律師是在誘導證人。”
審判長說：“抗議有效，請原告代理律師注意。”
蔣律師馬上歉意地說：“我收回剛才的問題。”
第四個作證的是王廟村漆面加工場吳志明，他說：“他們幾個把該說的都說了，我也不知道該說啥了，再說也還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憑良心說俺王廟村的農民都不想讓公司輸官司，再咋說人家公司也是扶貧，公司垮了俺就沒訂單，俺還欠著一屁股債可咋辦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總得有點良心吧？”
蔣律師問：“公司不管你們，誰來控制成本、質量？誰來監督勞動效率？”
吳志明說：“監督啥，那不是給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懶、想浪費隨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連本帶利的現金交易，出了問題你賣不出去就算窩手裡了，一賠就是連本帶利的賠，關別人啥事？誰也不會去做這冤大頭。”
蔣律師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那種生產方式違反了勞動法、環境保護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規定，是違法行為。你們很苦，包括你們的孩子和老人，你們有權要求自己的合法權益，有權要求合理的勞動報酬，你們不是誰的奴隸。”
吳志明一聽就來氣了，說：“你這人咋說話呢，農民種地算不算生產？農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裡幹活兒？我咋從來沒見有人管過，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別說那好聽的，俺村是貧困縣裡的貧困村，能有個活兒幹就不錯了。城裡咋啦？到城裡就能跟城裡人一樣了？還不是照樣幹最髒最苦的活兒，到頭來連工錢都不給，還不如俺現在這樣呢。俺就信丁哥說的那句話，別把自己太當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質量。除了這，再說啥都是假的。”
蔣律師問：“你們是隻接受格律詩公司的訂單還是其它訂單都接受？如果樂聖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們訂購箱體，你們能接受嗎？”
吳志明說：“那俺巴不得呢！只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丁哥從一開始就跟俺說這個道理，俺也是為了將來能多接活兒這才拼命的，要不然圖啥？”
蔣律師早在開庭前就已經把格律詩公司的證據研究得精透，此時明知向證人問不出什麼結果，但是還得這樣問，不能放過一絲一毫的機會。
證人作證之後退席，庭審繼續進行。
審判長問：“訴訟雙方除了現有的證據，還有沒有新的舉證？”
蔣律師說：“我有問題需要向原告當事人歐陽雪提問。”
審判長說：“准許。”
蔣律師說：“我在向歐陽小姐提問之前先向法庭讀兩段1996年格律詩公司預備股東擴大會議記錄，先把一個基本事實確定下來。”
這兩段記錄是：
第一段記錄：歐陽雪發言：我參加這事就三個原因：一是大夥兒請大哥操持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這事有扶貧的性質，是積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錢是我能賠得起的數。我出一百萬，但是有個條件，公司的大事咱們可以商量，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沒時間。如果大家同意我這個條件，我就算上一個。
第二段記錄：丁元英發言：從現在起，格律詩預備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談兩個硬指標，一是明年3月註冊公司、申請音箱專利，二是明年6月要發到歐洲十套頂尖級工藝的音箱和配套的機櫃、音箱腳架。這兩個硬指標不存在爭取、儘量這些彈性詞，而是必須。圍繞著這兩個硬指標你們該準備專利資料的準備資料，該向農戶下訂單的下訂單。農戶這邊有三個硬指標，明年3月必須註冊個體工商戶，明年4月必須完成發往歐洲的產品。明年6月必須得有批次的產品進入北京市場。為此，農戶添置裝置傳授技術該幹什麼幹什麼。馬上要入冬了，這個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蔣律師提問道：“歐陽小姐，格律詩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醞釀階段就已經確定了扶貧的性質，包括已經確定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用你的話來表達就是大哥操持這事。你作為格律詩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東，一不懂技術，二不懂管理，三沒有時間。我請問，你後來是透過什麼方式履行董事長的職責？丁元英在會議上說，我向公司談兩個硬指標，這兩個硬指標不存在爭取、儘量這些彈性詞，而是必須。他還說，農戶這邊有三個硬指標，農戶必須如何如何。顯然，丁元英不是在和誰協商，是在下達命令。我再請問，股東和農戶有沒有可能違抗丁元英的命令？公司和農戶在丁元英的手裡是不是一盤棋？”
歐陽雪答道：“第一個問題，公司有大事我會找大哥幫我拿個主意，就是丁元英。第二個問題，股東和農戶不可能違抗命令，因為是他們請大哥幫忙的，是他們給了丁元英命令的權力，包括我。你請人家幫忙就要聽人家的，不然就別請。我感覺，公司和農戶在丁元英手裡是一盤棋，他既得考慮農戶的前途也得考慮公司的前途。農戶如果只是打工的就沒有長遠前途，也就沒有做一番事業靠市場生存的積極性。公司的產品如果完全被農戶控制，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須得保持一種靠市場也能訂購配件的選擇。所以，丁元英讓農戶和公司既從產權上獨立又在市場上聯絡，不然只會越扶越貧，還得把公司搭進去。”
蔣律師說：“剛才農戶說到城裡幹活連工錢都不給，還不如這樣。我們不否認社會上有這種現象，但這並不表示因為彼更違法而使此就合法。客觀存在與法律允許是兩個概念，社會上違法犯罪每天都在發生，不等於因為存在就可以允許存在。由於諸多方面的原因，農民兄弟缺乏對複雜事物核心規律的判斷以及自我維權意識，我們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如果沒有格律詩公司的組織策劃和資金支援，就沒有王廟村這些專門針對格律詩公司產品生產的個體工商戶。如果沒有公司的訂單，這些個體工商戶就無法生存。格律詩公司實際上是以市場經濟的方式達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為農戶沒有選擇，本質上還是隸屬關係。”
肖亞文反駁道：“市場經濟的依存關係不等於資產權利的隸屬關係，如果對方律師認為兩者屬性等同，請你拿出法律依據。扶貧不是給予，不是慈善，是向農民輸入一種市場經濟的生存觀念，建立市場經濟的生存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才從產權的根本上讓農戶獨立。王廟村窮是客觀條件，過去幾十年輸血式的扶貧為什麼越扶越貧？就是因為農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產權獨立的方式告訴農戶，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靠農民自己。轉變了觀念的農戶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正是我們黨一慣倡導的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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