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東西情報站》，我是大白。
上期聊完美國的通脹和物價，這期接著聊中國這邊。
正式開始之前，同樣問大家一個問題，我給你 5 秒鐘時間，你不用想太細，憑直覺猜一下 年至今，十年物價漲了百分之多少？
心裡都有一個數字了吧，我們先進入正篇，待會兒再回到這裡。
正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一、物價的結構性問題
上期我們提到國際上通行的通脹衡量指標是 CPI（Consumer Price Index，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我國用的也是 CPI，大家應該時常會在新聞中看到。
美國用的 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個人消費支出）雖然理論上有一定技術先進性，但一方面統計柔性太大，不易把握，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太適合我國當下的經濟階段。
我們雖然發展很快，大城市裡經濟條件好一點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向歐美日的大城市看齊，但就全國範圍來講，依舊是一個在努力實現小康的發展中國家，基礎性消費依舊佔比很高。而 CPI 相比 PCE，在食品、服裝、交通、住房、教育、醫療這些基礎性消費上權重更加大，在娛樂和其他服務業等高階消費上權重小一些，這是 CPI 比較適合我們的地方。
但問題在於，CPI 不考慮替代效應，以至於有時候豬肉價格一波動，就導致 CPI 基本上就跟著豬肉漲跌，居民價格消費指數基本上成了“豬指數”；而且，CPI 權重固定，我國雖然發展程度還不夠，但是發展速度很快，二三十年來，雖然生活水平還達不到發達國家的水準，但變化已經巨大。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二十年前的生活消費方式和現在差距有多大？
二十年前，你媽下班的時候，在三輪車小販那裡 10 塊錢拎了兩個西瓜回家。現在，這樣的消費方式雖然也存在，但佔比已經大幅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你可能躺在床上拿著手機一頓點，一兩百塊就花出去了，然後等著全國甚至全世界各地進口的水果送上門來。
二十年前，我差不多剛上初中，學校的午飯很難吃，我就在校門口吃，就是那種夫妻小店，4.5 塊錢兩葷一素，中午人多的時候坐不下，還得蹲路邊吃。現在在深圳，我要隨便找個正經的快餐店或者茶餐廳吃個飯，沒有二三十塊錢是基本下不來的。
前後間隔二十年，完全不同的兩種消費方式，但滿足的其實是同樣的吃飯、吃水果的基本需求，成本差了很多倍。
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回到一開始的數字，我猜大部分人想的這個數字都不小——少則 100%-200%，多的就往 300% 以上去了。尤其是年齡跟我相近的 80 後，應該是比較容易猜得偏大。因為年紀特別小的朋友，長到對物價有概念的年齡時，物價基數已經很高了；而年紀更大的一些朋友，生活上往往更多地保留了傳統方式，切換沒有 80 後那麼劇烈，所以成本會低一些。
我告訴大家，把我國統計局網站上的歷年同比 CPI 累乘起來的話，可以得出 2010 年至今，十年物價累計上漲幅度在 35% 左右。
講到這裡，可能有的人已經想罵統計局了。先別忙，統計局確實有一定失誤，比如權重調節滯後了一些。別的不說，我國十年來恩格爾係數下降了那麼多，應該適當下調食品在 CPI 中的佔比（恩格爾係數本身就是食品支出佔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但大頭還真就不在這個權重問題上，而在於前面所說的消費方式問題上。
事實上，即便是在一二線城市，要是願意去找流動攤販賣的西瓜，你依舊可以十幾二十塊錢拎兩個回家，沒有漲太多；同樣的，找找個體戶小店，十塊錢也一樣能吃飽飯，雖然翻倍了，但肯定沒有貴到多離譜。
消費方式切換的背後，其實是整個產業鏈模式、成本結構、服務附加值全部都變了，直接對比是有問題的。說人話就是，二十年前，如果有跟如今一樣店面裝修、一樣運轉模式、一樣人員服務強度的品牌快餐店的話，肯定也不是 4.5 塊能吃到的。
至於你說品牌快餐還沒“蒼蠅館子”好吃，那是另一碼事。K 記（肯德基）、M 記（麥當勞）也很難吃，不妨礙它們是成功的商業模式。
統計局統計的實際上就是一攬子大宗商品和服務的直接購買價格：豬肉多少錢、蘋果多少錢、公立學校學雜費多少錢、公立醫院門診多少錢……沒有考慮中間這一堆消費方式帶出來的附加值，結果自然是很低的，它也並沒有造假。
你非要我說孰是孰非，我也說不出來，畢竟國家考
慮的是全國層面廣大群眾的基本生活成本問題，而不是城市中產去山姆（Sams Club）買進口水果、去星巴克喝咖啡的問題。但是對於具體的個人，生活模式、生活成本一旦上去了，確實就是退不下來的，我才不樂意自己去找三輪車拎西瓜呢！
所以，這裡就要發揮我國特色的思維方式了——雙軌制，把我國物價演變看成以 CPI 為主體的基本生活保障成本和以消費升級為主體的城市現代生活成本。
發達國家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打從 70 年代到現在，除了網際網路以外，就基本沒怎麼變過了。
從今天算起，往後我們的大中城市居民，變化應該也比較緩和了。所以從今天開始， 你對價格的印象算是比較單純的物價變化了。
二、收入-負債問題跟消費的關係
理解了物價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收入-負債問題跟消費的關係。
我國首次全社會層面提“消費升級”應該是在 2015 年前後，此後幾年裡，的確如火如荼地升級了一波。2018 年，國務院還出臺了相關檔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給我們畫了一個消費升級的藍圖。
不過我想，主觀感受上，很多人應該有察覺到，近兩年，消費升級的節奏明顯放緩了——不是疫情的問題，這是疫情之前就很明顯的現象。
這個現象是哪裡出問題了呢？主要是兩處：
第一 年左右有很多過度刺激人們收入預期的事情。
比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比如普惠金融描繪的願景、比如從股市暴漲到股災的“過山車”、比如房價暴漲的開端……
加上那幾年確實是大中城市工資收入增長比較快的幾年，收入增長，疊加預期上的過度樂觀，再疊加資產升值帶來的無限遐想，瞬間就自我感覺良好了，一下子讓消費信心有點過了頭。不管是靠積蓄、靠收入，還是靠負債，那兩年把消費升級的幅度拉得有點過高了。
第二，是 2015 年之後持續 4 年的全國性房地產漲價去庫存，把我們的居民部門負債率也給推了上去。
雖說住房抵押貸款佔絕對主導的負債結構要比美國人的結構好一些，但無論如何，負債率上去了，現金流壓力大了，必然是抑制消費的。所以，雖然我是房地產行業利益相關，但對這一點我一直是持批評態度的。
這個做法有點輕率地消耗了我們居民部門寶貴的槓桿率空間，對於透過居民消費來支撐產業升級有一定負面影響：產業是需要持續的收入去養出來的。
關於這個問題，中央顯然是清楚意識到了，所以目前的做法是壓住房價，用增量來消化價格和負債。這浪費了一點時間，但方向是對的了。
綜上來說，時至今日，我們的消費方式升級和收入增長其實也都趨緩了，大中城市居民短期加槓桿空間也不大了，所以今後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城市居民消費能力提升不會很大，對應的，城市層面的結構性通脹和物價上漲壓力不會太大，消費升級和消費能力提升的空間更多地會向城鎮、農村下沉。因為城鎮、農村受到房價大潮影響比較小，而本身在升級次序上也會慢於大城市。
這就是為什麼有了拼多多的崛起，有了阿里、京東等巨頭向城鎮、農村的下沉。
有人把拼多多的崛起稱為消費降級，這個其實是看錯了。拼多多對於大中城市來說確實是追求低價，有一定降級之嫌，但它的主戰場其實是城鎮和農村。
對於城鎮和農村來說，原本的供應鏈還相對薄弱，一些現代商品的觸達和覆蓋率依舊遠遠不夠，拼多多以及下沉下來的其他電商巨頭，其實是一種升級。
廣闊的天地大有可為，我國三線城市以下地區還有巨大發展空間，有心人不必把眼光都集中在大城市。
三、放水對通脹的影響
我們再來看看放水，也就是貨幣擴張對我們通脹的影響，這一點跟美國截然不同。
我們貨幣擴張的最高潮是 2009-2011 年，那幾年，無論是統計局的 CPI 資料還是直觀感受，也確實都是物價上漲最猛的那幾年。放水切切實實地帶動了物價，這是因為我國獨特的以用途為導向的放水方式。
2008 年美國次貸炸了，連帶把我們也波及了，於是國家為了穩住需求和刺激經濟，推出了“4 萬億放水計劃”。這名義上的 4 萬億（實際上還要更多一點），是怎麼放出去的呢？關注新聞的朋友應該有印象，當時的主要做法是各地上馬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投資專案，也不乏夾著很多房地產專案，這個沒什麼好否認的，但不論細節，反正基本都是實體專案。
這裡請注意，房地產開發是 24K 純的實體經濟專案，不是虛擬經濟。住，是最實際的需求；商品房，是最基礎的實體商品。你住的樓總不是是虛擬的吧？
總之，巨量的實體專案上馬，很多
都是高額投資的長期專案，財政當然不可能一口氣拿出這麼多錢，大部分都是透過商業銀行貸款來解決的。商業銀行的巨大貸款額度自然是來自央行的支援，於是就形成了以實體專案資產為錨的廣義貨幣擴張——這是後幾期要講的內容，我們先按下不表，總之這裡明白貸款投放出巨量廣義貨幣就行了。
這些貨幣進入專案之後，就沿著產業鏈擴散，支付給設計單位、各種承建商、服務提供商、原材料供貨商等，而這些公司的上游還有他們的供應商、服務商。
總之，就是錢擴散到了產業鏈上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企業手裡去了，帶動了就業，拉動了收入，最終變成了整個實體產業中大大小小老闆的利潤、股東的分紅、員工的工資獎金等，並不平均分配，但終究是基本都到了普通群眾手裡。
普通群眾拿到錢了，那自然就可以帶動社會消費進入擴張狀態。而生產擴張需要等待消費擴張的訊號，具有一定的滯後性，所以會形成動態的消費略微大於生產的狀況，刺激物價上漲，通脹上升。
這就是我國特色的以用途為導向的放水方式跟美國特色的以機構為導向的放水方式之間的本質不同——我國的方式是刺激實體產業投資增長，美國的方式是保障大機構的債務鏈和市場流動性。
到這裡，反應快的朋友可能會聯想到最近美國政府給居民發 1200 美元補貼，以及我們給居民發消費券這樣的新做法，不正是把錢給到了普通大眾手裡嗎？那豈不是會引起通脹，讓物價上漲？
理論上，會；實際，不會。說人話就是方向對了，規模不夠。
美國現在失業率百分之二三十，一大把人失去了收入，保住了工作的人很多也收入下滑了，而 1200 美元只是美國十幾天的人均收入而已，而且搞到現在還沒全發出去。
我們的失業率也上到 6% 了，同樣，沒有失業的朋友也有部分人遭受了收入損失，更重要的是不安全感和負面的經濟預期讓消費信心受到了巨大打擊，幾十、幾百的滿減消費券，終究只是很小的推動。
目前，美國傾向於保住窮人基本生活，避免引發不穩定；我國傾向於維持社會消費，來保住企業運轉和就業。現有規模來看，對沖因疫情造成的消費下滑都不夠，更別說引起通脹了。
不過，這次中美操作細節的對比，倒是很有趣地體現了中國這些年強大的資訊系統建設帶來的優勢——電子化的消費券精準、快捷、低成本，說幹就幹，比起美國的印刷支票、製作簽帳金融卡強多了，美國的簽帳金融卡到現在還沒做完呢，都一個多月了。
四、總結
那麼，跟美國相對應的，我也對中國的通脹特徵給出結論：
第一，中國近二十年存在劇烈的消費方式變化，生活消費成本上升並不單純來自於通脹，而是一種內部的結構性變遷。
第二，時至今日，我國消費方式的變化和收入增長預期都已經放緩，生活消費成本劇烈變動的時期已經逐步過去了。
第三，我國特有的以實體專案用途為導向的放水方式，會明顯地將貨幣擴散到全社會、全產業鏈上的普通人手中去，故而會對通脹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
第四，我國近些年的一大失誤就是讓房價過快上漲，消耗了居民負債空間，導致對消費增長形成了抑制作用，這需要耗費數年來消化，對產業升級的速度有一點負面影響。
這兩期講了通脹和物價，講了收入和消費，我猜有兩個問題應該是很多朋友心裡會冒出來的：一個是“二師兄”，就是日常魔幻的豬肉價格問題，這已經算是社會不滿的主要表達途徑之一了；另一個是貧富差距問題，尤其是近十年的基尼係數。
關於這兩個話題，我有兩個故事可以講給大家聽，都屬於“中國往事”，我本來想開這麼個主題，但後來一想，太雜了，還是分拆放到其他主題下面更好。不出意外的話，接下來兩期大家就可以聽故事了。
再往後我們就要講貨幣和銀行系統了，這是比較難的一塊內容。那麼，我們下週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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