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棲霞寺的老住持在城破之後才從一個被俘的日軍軍官口中得知，三個月前在他寺裡住了一個多月、跟他論經論得十分投緣的那位“五臺山雲遊僧”，其真實身份是日軍參謀本部情報課直屬的僧籍特工，他的“度牒”是特高課偽造的，他的“佛學造詣”是在京都的間諜學校裡速成的，他在棲霞寺借宿期間的每一個微笑、每一次合十、每一句“阿彌陀佛”，都是任務流程表上的標準動作。
城破之後，這些偽裝僧侶紛紛脫下僧袍換上了軍裝，搖身一變成了隨軍僧團的骨幹成員。他們對金陵城內各處寺廟的位置、結構、文物收藏瞭如指掌，直接領著日軍部隊挨個寺廟進行“文物收集”！！！
棲霞寺藏經樓裡那套南宋年間刊刻的《磧砂藏》，共計五百多函五千餘卷，被釋妙光親自帶人用軍用卡車拉走，裝車時經函散落一地，好幾個小鬼子兵踩在經卷上走來走去，釋妙光站在一旁視若無睹，只是仔細地核對裝箱清單！！！！
雞鳴寺的明代銅鑄鎏金觀音像，是寺中僧人冒著生命危險藏在地窖裡的，被釋真言帶著工兵撬開地窖門搬了出來，銅像太重搬不動，他讓人用鐵錘把觀音的手指一根根敲斷拆下來分批運走！！！
靈谷寺的無樑殿裡供奉的歷代高僧舍利子，被一個小鬼子僧兵用刺刀撬開了舍利塔的銅門，將裡面的舍利罐全部倒進了自己的布袋裡，一邊倒一邊滿不在乎地跟旁邊的戰友開玩笑說“這些骨頭渣子拿回去泡水喝能治病”！！！
據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不完全統計，僅金陵城一地，被日軍隨軍僧參與劫掠的佛寺珍貴文物就有超過三千件，其中包括古籍經卷、佛像、法器、字畫、碑刻拓片，其中相當一部分至今下落不明，被收藏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手中，成為了永遠無法追回的文化遺產之殤。
而在金陵城內一座被日軍徵用為臨時軍妓院的學校裡，一個叫釋淨空的隨軍僧正在執行另一項“特殊任務”。這所學校原本是金陵女子師範學校的校舍，教室裡的課桌和黑板還沒來得及搬走就被日軍改造成了慰安所。釋淨空的任務是代表軍方給這些女人做所謂的“心理安撫”——他穿著整潔的袈裟，手持念珠，站在一群被刺刀押著縮在牆角瑟瑟發抖的年輕女子面前，用一種極其溫和的、近乎父親對女兒說話般的語氣告訴她們：配合皇軍是你們的福報，為大東亞共榮獻身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來世你們會投生在富貴人家。如果有女人反抗，他就會收起笑容，用一種冷酷到讓人毛骨悚然的語氣說：你不配合，不僅你自己會死，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所有還在這座城市裡的親人，都會被找出來處決。他說這話的時候，手裡捻著的紫檀木念珠還在不緊不慢地轉動著，珠子之間的碰撞聲在寂靜的教室裡顯得格外清脆，像某種來自地獄的計時器在滴答作響。
這些隨軍僧對日軍士兵的“精神輔導”更是系統而深入。他們利用部隊休整的間隙，在軍營裡搭起簡易的佛堂，為士兵們舉行所謂的“慰靈法會”。法會的內容不是超度那些被日軍屠殺的平民百姓的亡魂，而是專門為陣亡的日軍士兵祈福，同時給活著計程車兵進行精神動員。釋妙光在法會上講經時，把自己篡改過的《法華經》和軍國主義思想混在一起，編造出一套完整的歪理邪說。他會這樣告訴那些剛剛在白天殺了人計程車兵：你們不是在殺人，是在斬除世界的業障；戰場上的殺戮不是殺生，是護生，是替天行道；為大日本帝國天皇戰死沙場，不問生前罪業，皆可立地成佛。他講這些話的時候，聲音洪亮，抑揚頓挫，配合著香菸嫋嫋的佛堂氛圍和僧袍加身的神聖感，對那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自幼受佛教文化薰陶的日軍士兵來說具有極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許多士兵在參加完法會之後，眼裡狂熱的殺戮慾望不但沒有消退，反而像是被某種神聖的使命加持過了，變得更加理直氣壯、更加毫無顧忌。一個第六師團的上等兵在戰後接受採訪時回憶說：“和尚告訴我們，我們殺的人越多，積的功德就越多。我們相信了。”而釋妙光本人在金陵大屠殺期間，親手砍下的國軍戰俘和平民的頭顱，據被俘日軍供述，至少超過五十顆。他每砍一顆頭，就要念一段經，然後在本子上記下一個數字，像是在完成某種修行指標。
這些隨軍僧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配合日軍憲兵隊甄別城中百姓。由於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戰前就以僧人身份在金陵及周邊地區活動過，對當地情況相當熟悉，能夠認出哪些人是本地居民，哪些人是外地口音。在日軍設立的一個個關卡前，隨軍僧站在憲兵旁邊，用中文跟每一個被攔下來的百姓交談，表面上是在問“施主從哪裡來”“家中幾口人”“可有皈依我佛”，實際上是在甄別對方的口音、職業和身份。如果他們懷疑某個人是國軍士兵偽裝成平民，或者暗中幫助過抗日力量，就會朝旁邊的憲兵使一個眼色，然後雙手合十念一聲“阿彌陀佛”。這個本該代表慈悲的佛號，在金陵城的街道上變成了死神的點名。被點出來的人會被直接拉到路邊當場槍決，或者被押送到集中看管點等待後續處理。據倖存者回憶，一個法號叫釋慧空的隨軍僧在中華門附近的關卡上，僅僅一天就指認了六十多個“可疑分子”，這些人全部被處決。他每指認一個人，就會在自己的念珠上多撥一顆珠子，像是在數自己今天又救了多少眾生脫離苦海。
然而這些隨軍僧所做的一切惡行，並不是日軍宗教體系的全部。日本佛教在戰爭期間的全面軍國主義化，遠比幾個隨軍僧在戰場上殺人放火要深遠得多、系統得多。早在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就開始派出隨軍僧侶，日俄戰爭期間僧兵數量大幅增加。到了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時，日本幾乎所有主要佛教宗派——天台宗、真言宗、淨土宗、禪宗、日蓮宗——都加入了“大日本佛教聯合會”，將僧侶送入軍隊，並主動配合政府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他們發表的《告全日本佛教徒書》中，白紙黑字地宣稱侵華戰爭是“聖戰”，是為了“弘揚大乘佛法於支那，普度眾生脫離愚昧”。這種邏輯的荒謬之處在於，他們把侵略說成了弘法，把屠殺說成了普度。而支撐這套邏輯的，是他們對大夏國佛教數百年來的師承關係所欠下的巨大血債——日本佛教的宗派源流，十之八九來自大夏國。鑑真東渡、空海入唐、最澄求法，大夏國曆代高僧傾囊相授，將佛法經卷毫無保留地傳給了日本求法僧。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些受了大夏國千年法乳滋養的宗派，卻把屠刀架在了大夏國僧俗的脖子上。那些在京都古剎中供奉著的歷代遣唐僧像，如果能睜開眼睛看一眼他們的後輩在金陵城牆上砍人頭顱時臉上的微笑，恐怕會連底座一起裂成粉末。
金陵城破之後的黃昏，中華門城樓上的膏藥旗在寒風中獵獵作響。谷壽夫站在城樓最高處的垛口後面，揹著手欣賞著自己治下的這片“戰果”。遠處的長江水在夕陽下泛著血紅色的波光，近處的街道上到處是倒斃的屍體和燃燒的廢墟。他身旁站著釋妙光，那個剛才在城牆上親手砍了十幾個國軍傷兵腦袋的隨軍僧，此刻正雙手合十，神色安詳地念誦著《般若心經》。他的僧袍袖口上還沾著斑斑點點的血跡，已經乾涸發黑，在夕陽下並不顯眼。他念經的節奏平穩而從容，每一個音節之間的間隔像是被某種精確的計時器校準過。
谷壽夫轉過身來，用一種近乎親切的語氣對他說：“喂，和尚。好好地，為陣亡的帝國勇士，超度。”
釋妙光微微欠身，雙手合十的姿勢紋絲不動，嘴角的微笑慈悲而莊嚴。“はい。”他的聲音平靜如水，配上身後那片正在燃燒的城市和腳下那些還未凝固的血泊，構成了金陵城淪陷之後最讓人不寒而慄的畫面。
金陵城裡的巷子又深又窄，兩旁的民房被炮火削掉了屋頂，裸露的房梁像折斷的肋骨一樣戳在鉛灰色的天空下。石板路面上到處是碎磚瓦礫和炸散的傢俱碎片，一扇被炸飛的門板斜靠在牆根，門板上還貼著過年時貼的門神，秦瓊和尉遲恭的畫像被彈片撕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寒風中簌簌地抖著，像是兩位門神還在徒勞地守著這戶已經不復存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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