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一天，電視上有條新聞熱了起來。
某地一中學老師在班上傳播“傳統道德觀念”，點名嘲笑一個留長髮、舉止偏柔的男生，說他“不男不女”，被學生錄音發到網上，引起一片罵聲。
我媽難得感嘆了一句：“現在的小孩膽子真大，上課也敢錄音。”
我坐在一旁刷題，眼睛餘光瞄了一眼電視螢幕。
畫面裡打了馬賽克的男生低著頭，背有點彎。老師指著他，嘴型一張一合，看不清內容，但看得出表情刻薄。
那條新聞在微博上被轉發了很多次。評論區裡，有人罵老師，有人罵學生，有人說“現在的孩子太玻璃心”。更多的是“呵呵”和“這不就是我們以前經歷過的嗎”。
晚上，我忍不住提了這件事。
“你看了那個新聞嗎？”我給他發。
“哪個？”他回。
“某地老師上課罵學生‘不男不女’那個。”
過了一會兒，他回：“看了。”
“你怎麼看？”我下意識打出這句話。
那頭隔了好一會兒才回。
“怎麼就你怎麼看了。”他把問題丟回來，“你怎麼看？”
我趴在桌上，想了幾秒。
“以前老師罵人的方式也差不多，”我寫，“只是那時候沒微博。”
“有些人被罵完一輩子都不敢回頭，有些人就會拿起手機錄下來傳上去。”
“你覺得後者勇敢嗎？”他問。
“挺勇敢的。”我回，“不一定只為了自己，也為了以後被罵的人。”
過了一會兒，他發：“那你呢？”
“我怎麼了？”
“你在教室被老師點名過嗎？”
“有過。”我想到了一次數學課上被周老師點名當著全班唸錯的題解，苦笑了一下，“不過只是很正常的小批評。”
“那還好。”他那邊發，“我以前有個同學 因為成績下滑被當眾罵了一節課 那節課全班沒人抬頭看他。”
我頓了一下。
“你呢？”我沒忍住問。
“我看了，”他寫，“但沒敢說話。”
那一刻，我幾乎能看見某個悶熱的夏天，某間教室裡風扇轉得吱呀作響，一個男生站在講臺邊，老師一邊拍試卷一邊訓他，周圍滿是低著頭看桌面的人。
只有一個人抬起了頭。
“那你現在要是再遇到這種事呢？”我問。
“我也不知道，”他回，“可能會拿起手機。”
“也可能還是不敢說話。”
“你呢？”
我看著這幾個來回，突然發現我們其實一直在繞著一個不明說的東西打轉。
“我可能連手機都不敢拿。”我很老實，“我當時連給你發句加油都不敢。”
“那你現在還敢說‘挺勇敢’。”他發。
“站在別人身上說著容易。”我回，“輪到自己就慫。”
那邊沉默了幾秒。
“慫也沒什麼。”他最後發，“大部分人都是慫的。”
“那說勇敢給誰聽？”我問。
“給那少數不慫的人聽。”他回。
“比如拿起手機那個。”
這場繞來繞去的討論最後落在一個很微妙的點上。
但我沒敢往下想。
但那晚蟬叫得格外響，我靠在床頭，拿著手機螢幕看著那行“慫也沒什麼”，覺得這個夏天的熱似乎沒沒有往年那樣烈了。
哪怕我們兩個都慫。
哪怕我們兩個都只敢在簡訊裡繞圈子說話。
已經比以前只會一個人揹著書包、從石橋走過的日子，多了一點什麼。
那段時間，有好幾次，我被我媽用同一句話從現實裡拽出來。
“你一天到晚拿著手機。”
“多看點書，別老玩。”
“眼睛都要瞎了。”
有天晚上她推門進來，我正在給他講《水調歌頭》裡的“中秋”意象，手機被我捧在手上，螢幕的光把半張臉照得發亮。
她皺著眉頭：“你跟誰天天發訊息？”
“同學。”我下意識把手機扣到桌面上。
“男同學還是女同學？”這問題她也問過不止一次。
“男的。”
她“哦”了一聲，語氣裡明顯鬆了一截。
“男的還好，小心別跟人家聊八卦聊得影響學習。”她說，“你以後要考京大的。”
說完就退了出去，門帶上，帶起一點風，讓書桌上的紙張輕輕翻了一下。
我看著桌上的那些東西，數學卷子、英語閱讀、一本還沒翻完的《人間詞話》，又看看被我扣著的手機。
“剛被嫌棄了。”我把剛才發生的事說給他聽。
“同感。”他那邊很快回，
“你也被教訓了？”
“我媽她說‘整天玩手機 小心上大學被帶壞 同宿舍要是有抽菸喝酒的不許學’，”他寫，“我在想，如果有天天拿吉他彈歌的我倒是可以學一學。”
“你想抽菸喝酒？”我裝模作樣地嚴厲。
“我想拿吉他彈歌。”他回，“你以為誰都像你一樣道德水準那麼高。”
“你怎麼知道我道德水準高？”我忍不住問。
“南岸同學在校刊上寫那些東西，”他寫，“看起來挺正經的。”
我愣住了。
“你看過校刊？”我問。
“看過。”那頭很平靜，“走廊報欄上掛著，沒事路過就看一眼。”
“那你什麼時候知道南岸是我？”發完我又想起來之前他一直說是陳一甜告訴他的。
“小朋友你問過一次了……陳一甜說之前，我就覺得有點像。”他回，“後來她一說，我就知道了。”
“別亂叫……那你為什麼會覺得像？”我追問。
“因為你上課時候的樣子跟你寫的東西挺不搭的。”他打了這麼一句，“你看起來很安靜，寫的東西很吵。”
我盯著這句話，愣了足足十幾秒。
“吵？”我反應過來，“你這形容詞選得也太奇怪了。”
“吵是誇獎。”他很認真，“說明有聲音。”
“那你第一次在廣播裡聽《正午》的時候，”我忍不住問，“是不是也覺得很吵？”
螢幕那頭停了很久。
久到我開始後悔自己提這個問題。
“還行，”他終於發了一條，“剛好夠吵得讓我停了一下。”
“……”
“但我當時不知道那是你。”
“只覺得有人在用我走過一段路的方式，寫自己。”
他又發了一句。
“後來想想，其實挺不公平的。”
“哪裡不公平？”我問。
“你能寫，”他回，“我只能走。”
心裡突然一緊。
一大堆話在腦子裡轉，最後落在螢幕上的，卻只有一句很笨的話。
“那以後你走，我幫你寫。”
發出去之後，自己都被這句話嚇了一下。
這句承諾重得離譜，像是隨手扔出了一根本來應該先掂量三遍重量的繩子。
那頭沉默了很久。
久到蟬叫停了又起，起了又停，外面有車從樓下經過，軋過一灘水坑，帶起一陣輕微的水花聲。
最後，他發來一條。
“行。”
緊接著又一條。
“那以後你寫的時候，不許只寫我走得多好看。”
“也要寫我走錯路的時候。”
看到“走錯路”這三個字，我忽然覺得肩膀上的那點沉甸甸被分出去了一部分。
我們兩個，一個嘴硬，一個手快。
一個走路很穩，一個寫字很吵。
一個在被要求走一條既定路線，一個在被要求背完所有單詞。
但至少，在這個悶熱的七月，我們在同一條簡訊線上，朝著看不見的地方，一點一點地往中間靠。
哪怕誰也沒說那兩個字，又或者一個。
哪怕每一句想說出口的話，都要繞三個彎才能走到對方手上。
我把手機螢幕關掉，靠在椅背上，長長地撥出一口氣。
外面的蟬還在叫，叫得人心煩氣躁。
可這一次，我忽然覺得，它的吵，跟我們這段時間互相發出去的那些字一樣，是某種證明。
證明這個夏天真的存在過。
證明在高三之前，我確實有過一段每天都有人問一句“起了嗎”的日子。
證明我並不是一個人，趴在五樓走廊上，對著石橋發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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