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袋藥用了三天。
第一天晚上吃了藥，捂在被子裡出了一身汗，睡衣領口溼了一圈，翻個身都能聞到苦杏仁味兒。
第二天燒退到三十七度二，頭還是沉的，看手機螢幕上的字像在水裡漂。
第三天早上醒來，舌根不再發苦，窗外的光也變利索了。
那袋藥我每天早晚各衝一包，喝到最後一次時，特意把空袋子展平看了看。
白色包裝上印著藍字，沒什麼特別，但不知為何，想到那天，好像連苦味都淡了一點。
退燒藥吃完，感冒沖劑喝完，直到人完全不暈了，我才想起來，這玩意兒得還回去。
那幾天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在微信上說著話。
他問：“頭還暈不？”
我回：“不暈了。”
他又問：“嗓子？”
我拍了一張練聲房裡那堆練習曲的照片發過去：“已經被老師折磨過一輪了。”
他回了個“那就好”。
都是這種很老實的話，禮貌簡短，又有點不自覺地往小心翼翼那邊靠。
體溫計的盒子翻來覆去看了幾遍，背面那條“用完記得還我”的橫線晃得我眼睛有點累。
最後我還是給他發了一句：“你那天的體溫計，要還你嗎？”
對面過了一會兒才回：“不用急。”
我盯著那三個字看了幾秒，心裡冒出一個特別幼稚的念頭。
“不用急”，就等於“你可以晚一點見我”。
然後我自己被這個念頭給弄得有點想笑。
“明天中午有空嗎？”他又發過來一句。
“有。”
“圖書館門口見？”
“好。”
第二天中午，京大圖書館門口風大得有點離譜。
玻璃門一開一合，冷風就往裡鑽，在門廳裡打圈兒，門外那條石階上堆著幾小撮化了一半的雪，被踩得灰一塊兒白一塊兒。
我揣著體溫計站在門裡面，猶豫了兩秒，還是把圍巾向下拽了拽，露出半截鼻子。
他比約的時間早到了幾分鐘。
羽絨服換成了夾棉的大衣，顏色比雨夜那件淺一點，帽子沒戴，頭髮乖乖地貼在頭上，看得出是剛吹過。臉上沒有那天的狼狽，多了一點收拾過的利落。
看見我，他朝這邊加快了腳步，最終停在門檻那條金屬邊上。
“好點沒？”
“好很多。”我把體溫計的盒子遞過去。
他笑了一下，手從口袋裡出來，接過盒子，“藥吃完了？”
“都下肚了。”
“發燒別硬扛，下次別這樣。”
“你這句話說得跟我媽似的。”我說。
他沒反駁，只是點了點頭。
門在我們身後關上，又被後面出來的人推開，冷風再一次撲了進來，把他圍巾的一角吹起來了一點。
“你什麼時候回菏市？”他問。
“考完最後一門就走。”
“哪天？”
“二十七吧。”我想了想，“車票還沒搶。”
“我也看了二十七的一趟。”他說，“下午的。”
他把體溫計塞進大衣口袋裡，頓了一下，像是剛才那隻手還記著剛才的涼。
“到時候一起？”
“坐同一趟？”
“嗯。你一個人扛箱子，剛生病好不一定有力氣。”
我忍不住笑了：“沒那麼弱不禁風。”
“多個人多個照應。”
我突然覺得心口某個地方被什麼輕輕按了一下。
“行。”我說，“到時候我發你車次。”
期末周像一場長跑，終點線明明擺在那兒，腿卻愣是跟不上腦子想奔過去的速度。
最後一門考試是現代文學史，我坐在教室裡對著一份印得發灰的試卷發呆，大半個學期背的作家生平在腦子裡排隊，一個擠一個。出來的時候腦子裡只剩下一個念頭：終於可以睡一天了。
輔導員在走廊上攔住我，塞了我一沓畢業去向調查表，讓我填了半天“意向行業”“是否考研”“是否出國”，寫得手都酸了。
回到宿舍，收拾行李的時候，我媽的電話打過來，問：“火車票買好了沒？”
“買好了。”
“幾點的？”
“下午一點五十。”
“到家都晚上了。”
“春運嘛。”我說，“早上起來趕更慘。”
掛了電話，我開啟微信，給他發了一張的車次截圖。
沒過多久，他我回了一張截圖，同一趟，同一車廂，只是座位號在我後面兩排。
“看起來手速沒我快。”我說。
“剛開始刷的時候沒刷到。”
“那你就準備在後排盯著我後腦勺吧。”
“我本來也想搶前一排。”
“搶到了？”
“搶到了。”
“然後？”
“不小心退了，再點進去就不是一排了。”
“哈哈哈哈，原來你也有腦子不好的時候。”
發完這句，我突然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趕緊補了一句：“那就當我的行李員吧。”
那邊停了很久。
我懷疑他也在笑。
最後他只回了個“嗯，很樂意”。
二十七號中午，我提前一個小時到了京州站。
候車廳裡已經是春運模式，拖著行李的人在長椅和店鋪之間擠，廣播一遍一遍念著各趟列車的檢票口。
我找了個角落坐下，把包放在腳邊，看著人流一波一波從我面前過去。
他來的時候，拎著一箇舊舊的行李箱，背上一個黑揹包。頭髮剪短了一點，耳朵露在外面，被凍得有點紅。他掃了一眼四周，很快就朝我這邊走過來。
“東西都齊全了吧。”
“應該，不過你……”我指指腳邊那隻箱子，“把學校搬回去了嗎……”
“帶了點禮物。”他說。
“給誰的？”
“給你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沒看我，視線落在遠處那塊電子大螢幕上，螢幕正在放某個旅遊宣傳片。
我被他噎了一下，咳了兩聲：“給我的？什麼啊。”
“保持神秘。”
“那我收不收得起。”
“收得起。”
檢票口那邊燈亮了，廣播裡念出我們的車次，我拎起箱子，他伸手接過去一把，動作自然得像我們一直沒斷過聯絡。
進閘的時候，人擠得厲害，我手裡拿著身份證和車票，被前面一個大叔的行李箱卡了一下，差點踩空。他從後面伸手扶了我一下，手指在我手臂上停了半秒，又很快收回去，像是怕我發現。
這種害怕被發現的動作，對我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
高二那會兒，我從五樓走廊往下看他，每一次眼神停在他背上，也都是這樣小心翼翼。
現在輪到他在大家看不到的角落裡小心。
上車，找到座位，我把包塞到行李架上，坐到靠窗的那一邊。他在後面兩排坐下，中間隔著一對帶孩子的夫妻和一個抱著大枕頭的女生。
列車啟動，站臺慢慢往後退，我看著窗外那片熟悉的京州天際線一點點被甩在身後。
幾十分鐘後，我解開安全帶站起來，往後走了兩排。
“後排乘客，查票。”我在他旁邊的空座上一坐。
“聽從安排。”他合上手裡的書。
“在看什麼？”我側頭瞟了一眼，他手裡拿的是一本物理期刊，頁面上密密麻麻全是公式和影象。
“老師佈置的閱讀。”
“你們老師是不是害怕你們好好過年。”
“你們老師讓你寫開題報告的時候也是這樣吧。”
我被他說中了，哼了一聲。
“等會兒有人查票，你別被趕回去。”他說。
“那我就說你是我的行李。”
“那我這行李可是很值錢了。”
車廂裡有小孩在吵，說困了要吃零食。孩子媽忙不疊從包裡掏出一包餅乾拆開來，香味瞬間在空氣中散開。
“你吃沒吃午飯？”他問。
“吃了一點，菜和饅頭。”
“哪買的？”
“學校食堂。”
“那比較難吃了。”
他從包裡翻了翻，掏出一包瓜子和一袋小餅乾丟到我懷裡：“不如現在開始吃我的。”
我盯著他遞過來的東西，是一種甜甜的的曲奇餅乾。
可是他向來不嗜甜。
思索了不到兩秒，索性接過，拆開，咬了一塊，甜得有點膩，裡面夾著一層不太實在的奶油。
“還行吧，下次我做餅乾給你吃。”
車窗外的風景從灰色的城市樓宇慢慢換成了刷得禿禿的樹和一塊塊淺黃的田。陽光在雲層後面掙扎，偶爾露出一小刀光，劃在地平線上。
我們說了一會兒學校的八卦，說到哪個老師退休了，誰跳槽去了別的學校。也聊了一點家裡。
但真正敏感的那些話，我們誰都沒主動提。
沉默了大概兩分鐘。
車窗外的田埂上跑過一隻黃狗，追著一輛拖拉機，跑了幾步就停下來了。
我偷偷從玻璃反光裡看他的臉，他也在看窗外，睫毛低著，嘴角沒什麼弧度，但腮幫子動了一下，像是有話含在嘴裡又咽了回去。
我把手縮排袖子裡，指尖摳著袖口的線頭。
車廂裡廣播報站的時候，他把剛才那本期刊翻開到一半，做出要看書的樣子，又沒翻兩頁就合上了。
“你什麼時候開始想著要回一中了？”我接著剛才的話題。
“這趟回去之前。”他說，“昨天晚上。”
“這麼突然？”
“就很突然。”他笑了一下，“不過想了想，還是問你一聲。”
“為什麼？”
“因為你也在菏市。”
這理由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又實在。
“你要回去辦什麼事？”我問。
“看看以前的學校。”
“就這麼簡單？”
“還有一半原因，”他頓了頓，“想看看你第一次看見我的地方。”
我愣了一下，隨即說:“那就去唄，反正學校又不收門票。”
一個“好”後，就沒再說話。
菏市的風比京州更直接。
下車的時候我媽連發了三條訊息問我“到了沒”，提醒我“馬上打車回家”。
出了站，車站外那塊空地還是老樣子，小攤販被趕到了遠一點的角落，有人在那邊烤紅薯，煙味和甜味一起飄過來。
我們在站口分開各自往自己的方向走。
“明天？”他問。
“明天。”我說。
“幾點？”
“你說。”
“九點，一中門口。”
“一大早你不會起不來？”
“你別遲到就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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