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程序
我上班時接到電話，是父親打來的。那是我離了婚，幹起房地產行當後沒多久的事。我兩個兒子都在上學。九月挺熱的一天。
父親禮貌周全，哪怕對家人也是如此。他不厭其煩，先對我問候一番。鄉下人講究禮節。就算為了通知你家房子著火了，電話裡也必定先是一通寒暄。
“我很好啊。”我說，“你呢？”
“不咋樣吧，我覺著。”父親答道，還是他那老一套口氣——帶點歉意又有點矜持。“我想，你母親去了。”
我知道“去了”意味著“死了”。這個我懂。然而有那麼一兩秒鐘，我看到的是母親戴著她的黑色草帽，沿小巷走遠的樣子。“去了”這個詞好像滿載的不是別的，而是一股子深深的欣慰甚至歡樂——門一關，你家回到正常狀態，你可以無拘無束地享用空間時的興奮感覺。我父親的語氣裡也流露出這種情緒——在歉意的後面，有一種類似屏住呼吸的奇怪音調。然而，我母親從來都不是個負擔啊——她一天也沒病過——而且，對於她的去世，我父親遠非感到寬慰，而是難以接受。他說，他從來過不慣一個人的日子。他心甘情願地搬進內特菲爾德縣立老人之家。
他告訴我中午進門時發現我母親躺在廚房沙發上。她摘了些西紅柿，擺在窗臺上捂熟，然後一定是覺得不舒服，躺了下來。講著講著，他聲音顫抖起來——正如你能預料到的，變得結結巴巴——是因為不知所措吧。我在腦海中看到那張沙發，它鋪著舊被子，就在電話下方。
“所以我想，最好還是給你打個電話吧。”父親說。然後等著我吩咐他該幹什麼。
每天中午、晚上，還有早上，一睜眼，母親都要跪下祈禱。對她來說，每一天的開始都蘊含著上帝的旨意。每晚她都要總結所做、所說、所想的，看看能否得到上帝的認可。有人可能會覺得這種生活挺無趣的吧，但他們沒看到關鍵。首先，這樣一種生活永不會令人厭倦。沒有哪件事對你而言不是意味深長的。即便困難重重，生病、窮困、醜陋，你依然能珍惜你的靈魂，就像用盤子端著一枚珍寶走過人生。午飯後上樓祈禱時，我母親總是精力充沛、興致勃勃，莊嚴地微笑著。
她是十四歲那年，在一次營地聚會時被拯救的。就在那個夏天，她自己的媽媽——我外婆——去世了。有好幾年，我母親都會和其他許多被拯救的人一起聚會，其中有些人被拯救了一次又一次，是些熱情洋溢的老罪人了。她會講述聚會上都發生了些什麼：唱歌、喊叫、手舞足蹈。她講過有個老人站起來嚷道：“下來吧，主啊，下到我們中間吧！穿過屋頂下來吧，屋瓦的錢我來賠！”
結婚後，她做回一個簡單的聖公會信徒，一個認真的信徒。那會兒她二十五歲，我父親三十八歲。一對身材高挑、相貌出眾的人兒，出色的舞者，打牌高手，擅長社交；不過也是一對認真的人兒——要我一準會這麼形容他們。現如今沒什麼人這樣認真地生活啦。我父親不像我母親那樣篤信宗教。他是聖公會信徒，奧蘭治黨員，那也是一個保守黨派，因為他從小就受那樣的教育。幾個兒子當中，他留在農場上和父母同住，照料他們一直到去世。他遇到我母親，等著她，和她結婚。然後他有了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家庭，為此倍感幸運。（我有兩個兄弟，以及一個嬰兒時就夭折的妹妹。）我總感覺，在我母親之前，我父親從沒睡過別的女人，而且娶她之前也沒和她睡過。他不得不等啊等的，因為我母親一直不肯結婚，直到她把她媽去世後，她爸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錢都還了回去。一筆一筆賬她都記著——食宿啊，書本啊，衣服啊——以便日後償還。身為教師，她結婚時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有積蓄，也沒嫁妝、床上用品或餐具。父親時常開玩笑地做出一臉憂鬱神情，感嘆他本指望娶個銀行裡有存款的女人。“不過，要弄到銀行存款，就得接受那存款的臉蛋兒，”他說，“有時候那樣划不來啊。”
我們家有大大的、屋頂高高的房間，裝著墨綠色百葉窗。百葉簾拉下、擋住太陽的時候，我常喜歡晃著腦袋，捕捉從孔穴和縫隙裡透進的光線。我喜歡看的另一樣東西是煙囪的汙漬，不管舊的還是新的，我可以把它們想象成各種動物、人臉，甚至遠方的城市。我給兩個兒子講這個，他們的爸爸丹·凱西說：“瞧，你們媽媽家裡窮透了，他們連電視都買不起，只好在天花板上弄出這些汙漬——你們的媽媽只有天花板上的汙漬可看！”他素來喜歡取笑我以貧窮為榮的想法。
父親很老的時候，我發覺他並不怎麼介意人們嘗試新做法——比如說吧，我的離婚——他更介意的是他們編出各種新理由來作解釋。
謝天謝地，他無須知道嬉皮士公社那類事。
“主可從來沒想這樣。”他常這麼感嘆。在繡線菊灌木叢後頭，和老人之家的其他老人們圍坐在漫長昏暗的走廊裡，他會感嘆，主可從來沒想要人們騎著摩托車或雪地摩托車在鄉下亂闖。還有主可從來沒想要護士們的制服變成長褲。護士們對此毫不介意。她們管他叫“帥哥”，還告訴我他是一個真正的老甜心，一個真正虔誠的老紳士。她們對他那頭濃密烏髮驚歎不已，他一直到死都是一頭密發。她們給他洗頭髮，梳得漂漂亮亮的，趁還溼著，用她們的手指給它繞出波浪。
有時，儘管她們百般照料，他還是有點悶悶不樂。他想回家。他擔心母牛啊，籬笆啊，還操心誰來起床生火的問題。偶爾也會有個把刻薄的瞬間——不過非常少見。一次我進門時，他帶著敵意，輕蔑地瞥我一眼，說：“這會兒你膝蓋上的皮還沒全磨掉啊，真叫我意外。”
我笑了。我問：“為啥？擦地板嗎？”
“做祈禱嘛！”他唾棄般道。
他搞不清自己是在和誰說話。
我不記得母親的頭髮除了白色以外還有過什麼別的顏色。母親二十出頭時頭髮就白了，而且一縷年輕時的頭髮都不曾保留——它曾經是棕色的。我常常纏著她告訴我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棕色。
“深色的。”
“是像布倫特，還是像多莉？”它們是我們家的兩匹工作馬，組成一支馬隊。
“我說不清。那又不是馬毛。”
“是像巧克力嗎？”
“有點吧。”
“它變白了，你不難過嗎？”
“沒有，我很高興。”
“為什麼？”
“我很高興我頭髮的顏色不再跟我爸爸一樣了。”
恨始終是一種罪過，母親告訴過我。記住這個。你靈魂裡的一滴仇恨，會擴散開來毀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裡的一滴黑墨水。我被這個震住了，挺想做個試驗來著，但我知道不能浪費牛奶。
我記得所有這些事情。關於我從未見過的人的各種事情，都知道或者聽說了。我取名尤菲米亞，這曾是我母親的母親的名字。一個可怕的名字，現如今沒人叫這個了。在家裡他們叫我菲米，不過，我工作後，自己改名叫費瑪☾1☽。我丈夫，丹·凱西，就管我叫費瑪。多年後，我離了婚，某次在夏姆洛克飯店的酒吧，我正要出門，一個男人問我：“費瑪，我一直想問你來著，你到底為什麼有名呢？”
“不知道啊，”我告訴他，“我也不清楚，莫非是因為我會浪費時間跟你這樣的傻瓜討論？”
之後我想過徹底換個名字，諸如瓊之類的，可除非我從這裡搬走，否則如何能做到呢？
1947年夏，我十二歲，幫著母親給樓下一間閒置的臥室貼牆紙。母親的妹妹貝瑞爾要來看我們。兩姐妹已多年未見面。她們的母親去世後，她們的父親很快就再婚了。他帶著新老婆和小女兒貝瑞爾搬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後是西雅圖。母親不願跟他們走。她留在他們之前一直住著的拉姆塞鎮上，在一對沒孩子的鄰居夫婦家寄宿。她和貝瑞爾長大後只見過一兩面。貝瑞爾住在加利福尼亞。
牆紙是白底矢車菊花紋的。它是一卷紙的最後一截兒了，母親以打折價買了來。這意味著我們得煞費苦心地對圖案，門背後只能用碎片和紙條拼拼湊湊。那時還沒有自粘牆紙這種玩意兒。我們在前廳支起一張擱板桌，調了糨糊，用板刷刷到牆紙背面，挑掉疙瘩。我們忙活著，窗子推上去，留著紗窗透氣，關著紗門，敞開前門。透過紗網和不平整的舊玻璃看出去，田野炎熱無比，百花盛開——牧場上開著乳草和野胡蘿蔔花，芥菜瘋長，幾片田當時種著蕎麥，一片奶油色。母親唱著歌。一首據說是她媽媽常在她和貝瑞爾還是小女孩時唱的歌。
我從前有個情郎，現在落了單。
他走啦，留下我一個人淚汪汪。
他走啦，把我拋下，可我不悲傷。
我呀要再找個情郎，比他還要強！
我興高采烈，因為貝瑞爾要來了，一個客人，從加利福尼亞遠道而來。此外，也因為我六月底進鎮參加了高中入學考試，希望很快收到高分錄取的訊息。鄉間學校所有讀完八年級的人都要到鎮上考試。我喜歡這個——沙沙響的大張考卷，莊嚴的寂靜，石頭造的巨大的高中校舍，刻在桌上、塗了清漆變成深色的古老縮寫字母。屋外首度綻放的夏天，綠色黃色的光線，帶有城鎮氣派的栗子樹，還有金銀花。這一切都是同一個鎮子，我如今住了大半輩子的鎮子。我對這些驚奇不已，對我自己也一樣——這個能夠輕而易舉地繪製地圖、解答難題、知道許多答案的人。我覺得自己是那麼聰明。不過我還不夠聰明，不足以理解最簡單的事實。我甚至不明白，參加考試對我毫無意義。我不可能上高中。怎麼上呢？那時還沒校車，你得住到鎮上。我父母供不起這個。就像那時候的很多農夫一樣，他們只有一點點現金。乳酪廠付的錢就是唯一的固定收入。而且他們也不覺得我的生活該往那個方向發展，去讀高中。他們覺得我該待在家裡，幫母親做事，或許還可以出門打工，到鄰近的人家照料生病或生孩子的女人。一直幹到比如說我結婚為止。那就是我收到成績之後，他們要對我宣佈的。
你或許會以為我母親未必這麼想，她本人可是當過老師的。可她說，上帝不在乎。上帝對於任何人做什麼工作受什麼教育都不感興趣，她告訴我。他才不在乎那個呢，只有他在乎的事情才值得我們關注。
這是我頭一回意識到，上帝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敵對者，而不僅僅是某種小麻煩或者大擺設。
母親小時候的名字叫瑪麗埃塔。當然了，那一直就是她的名字，可在貝瑞爾來之前，我從沒聽人這樣叫過她。我父親一直用的是“母親”。我有個孩子氣的想法——我知道它是孩子氣的——覺得我母親比別的母親們更適合“母親”這個叫法。“母親”，而不是“媽媽”。不在她身邊時，我總想不起來母親的臉是啥樣，這讓我害怕。坐在學校裡，離家只隔了一個山坡，我會試圖想象母親的臉。有時我覺得要是做不到，就有可能意味著母親死了。不過我總能感覺到她，會因為一些最不可思議的東西想到她——一架立式鋼琴，或者一條高高的白麵包。挺荒唐吧，可這是真的。
在我心裡，瑪麗埃塔是獨立的，沒被吸納進母親成年的身體裡。瑪麗埃塔還在她那個拉姆塞鎮，在渥太華河邊亂跑著哩。那個鎮子，路上全是馬匹和水坑，街頭黑壓壓的，擠滿週末從矮樹林湧出的人群，伐木工們。大街上開了十一家旅館，供伐木工入住、酗酒。
瑪麗埃塔住的房子坐落在河岸往上延伸出的一條陡峭街道的中間。那是一幢雙宅建築，前方有兩扇飄窗，兩個前廊由一道木柵隔開。另一半住著薩克裡夫一家，瑪麗埃塔在她媽媽去世、爸爸離開鎮子後，就寄宿在他家。電報員薩克裡夫先生是英國人。他老婆是德國人。她總是衝咖啡而不是沏茶。她會做乳酪卷。麵糰從桌邊掛下，宛如一張精緻的桌布。有時，瑪麗埃塔覺得它看起來像一張面板。
正是薩克裡夫太太說服了瑪麗埃塔的媽媽不要上吊。
那是個星期六，瑪麗埃塔待在家裡沒上學。她醒得很遲，家中一片寂靜。她向來害怕這個——一幢寂靜無聲的房子。她放學後一開門就會大聲嚷嚷：“媽媽！媽媽！”媽媽經常不回答。但她都在。瑪麗埃塔聽到爐子格柵的咔咔聲，鐵熨斗穩穩當當的啪啪聲，心頭一陣寬慰。
那天早上，她什麼也沒聽到。她走下樓，切片面包，塗上花生醬和糖漿，折起來吃。她開啟地窖門招呼幾聲。她走進前廳，透過蕨草朝窗外看。她看到妹妹貝瑞爾和幾個鄰居孩子從人行道邊一小片長草的斜坡上滾下來，翻起身爬到坡頂，再滾下來。
“媽媽？”瑪麗埃塔嚷道。她穿過房子，走向後院。時值暮春，天氣多雲而暖和。發芽的蔬菜園裡，泥土濡溼，樹上的葉子好像突然長滿了，滴答著夜裡積下的雨水。
“媽媽？”瑪麗埃塔在樹下，在晾衣繩下喊。
院子盡頭是一個小穀倉，存放柴火、工具和舊傢俱。透過敞開的門，可以看到一把椅子——一把直背椅。椅子上，瑪麗埃塔看到媽媽的腳，媽媽的黑色系帶鞋。然後是印花棉布做的夏季工作長裙、圍裙、捲起的袖口。媽媽白得發亮的白胳膊、脖子，還有臉。
媽媽站在椅子上沒回答。她沒看瑪麗埃塔，自顧自微笑著，腳底板叩擊著椅子，好像在說：“我在這兒哩。你想怎麼著吧。”除了站在一把椅子上，用這種奇怪、緊張的表情笑著之外，她還有哪裡不大對勁兒。站在一把椅背的橫檔都不見了的椅子上，這椅子被她拖到穀倉中間，搖搖晃晃地立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陰影。
是一根繩子，從頭頂橫樑掛下來的一根繩子盡頭繞出的一個環。
“媽媽？”瑪麗埃塔用突然虛弱的聲音請求道，“媽媽，請你下來吧。”她的聲音變得虛弱，因為她擔心任何嚷嚷或者哭喊都會驚動媽媽，讓她蹬開椅子，把全身重量掛上繩子。不過，就算瑪麗埃塔想喊，也喊不出來。她全身只有力氣發出這可憐的細線一樣的聲音——就像在夢裡，一隻野獸或者一臺機器正往你身上碾來的時候。
“叫你爸爸來。”
媽媽命令道。瑪麗埃塔趕緊照辦。她拖著灌滿恐懼的雙腿跑起來。穿著睡衣，在星期六早上，她跑了起來。她跑過貝瑞爾和別的孩子，他們還在斜坡上打滾。她沿著那會兒還是木板棧道的人行道跑著，跑上沒鋪路面、佈滿昨夜積起的水坑的馬路。馬路穿過鐵軌，在山腳下與鎮上的大街交叉。大街和河流之間有一些倉庫和小工廠。瑪麗埃塔的爸爸的馬車製造廠就在其中，運貨馬車、輕便馬車和雪橇都有生產。事實上，瑪麗埃塔的爸爸發明了一種在矮樹林中運木材的新型雪橇，申請到了專利。他的事業在拉姆塞剛剛起步。（後來他在美國發了財。一個喜愛旅館酒吧、理髮店、馬車賽和女人的男人，但也不畏懼工作——公允地講。）
瑪麗埃塔在工廠沒找到他。辦公室空無一人。她跑到工人正在幹活的院子，在新鮮鋸末中跌跌撞撞。工人們鬨笑起來，衝她搖腦袋。不。不在這。這會兒不在。不曉得。你幹嗎不到市中心找找？等等。等一下。你不先找點衣服穿上？
他們並沒惡意。他們沒覺察到出事了。但是瑪麗埃塔向來無法忍受鬨笑的人群。有一些地方她連路過都憎恨，更不用說進去了，原因就在於此。鬨笑的男人們。因為這個，她厭惡理髮店，厭惡它們的味道。（她後來和我父親去舞會時，特意請他不要往頭髮上塗髮膠，因為那味道會讓她想起這些。）某家旅館外頭站在大街上的一群男人，這對瑪麗埃塔而言簡直就是一團毒藥。你竭力不去聽他們在說什麼，可你能肯定那一準是些惡毒之語。哪怕他們什麼也沒說，他們也會鬨笑，那同樣惡毒——惡毒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毒藥。瑪麗埃塔在得到拯救後，才做到了從他們面前昂首走過。上帝是她的武裝，她徑直從他們當中穿過，沒有任何東西能磕絆她，沒有任何東西能灼傷她。她像但以理☾2☽一樣安全無虞。
現在她轉身又跑起來，沿來路跑回去，攀上山坡，一路往家跑。她覺得她離開母親是個錯誤。媽媽為什麼吩咐她走開？為什麼想要她爸爸來？很可能她是打算用自己懸掛在繩子盡頭，尚且溫熱的屍體迎接他。瑪麗埃塔本該留下——她本該留下，勸說媽媽收手。她本該跑到薩克裡夫太太，或者任何鄰居那裡求助，而不是這樣浪費時間。只是她想不到誰可以幫她，誰居然會信她的話。她以為所有人家，除他們家之外，都活得太太平平，她以為威脅和痛苦這類東西根本不存在於別人的房子裡，所以對別人無法解釋。
一列火車正開進鎮裡。瑪麗埃塔不得不停下等著。乘客們從車窗裡看她。她當著那些陌生人的面，忍不住放聲痛哭。火車開過，她繼續朝山上跑去——這場面真值得一看。她頭也沒梳，光腳沾滿泥濘，只穿著睡衣，發瘋一樣，臉上淚淋淋的。她跑進自家後院，看到穀倉便哭嚎起來。“媽媽！”她哭嚎著，“媽媽！”
裡面沒人。椅子擺在原處。繩子在椅背上晃盪。瑪麗埃塔斷定媽媽已經走出那一步。她媽死啦——繩子被切斷，她被放下來，運走啦。
不過，一雙溫暖肥胖的手按上她肩頭，薩克裡夫太太說：“瑪麗埃塔。安靜點。瑪麗埃塔，好孩子。別哭了。進來吧。她很好，瑪麗埃塔。進來你就看到了。”
薩克裡夫太太的外國口音說著“瑪麗——埃——達”，給這個名字平添一種濃郁、不同尋常的韻味。她滿懷慈愛。後來，瑪麗埃塔住到薩克裡夫家，被當成這家的女兒一樣對待，而這是一個完全和她想象中的別人家一樣平靜舒適的人家。不過，她在這裡始終沒找到做女兒的感覺。
在薩克裡夫太太家的廚房裡，貝瑞爾坐在地板上啃著一塊葡萄乾餅乾，和黑白兩色的小貓迪基玩耍。瑪麗埃塔的媽媽坐在桌邊，面前擱著一杯咖啡。
“她真傻。”薩克裡夫太太說。她指的是瑪麗埃塔的媽媽還是瑪麗埃塔呢？她掌握的英語單詞不多，沒法說清。
瑪麗埃塔的媽媽笑了。瑪麗埃塔眼前一黑。在這麼個溫暖潮溼的早上，哭嚎著一口氣跑上山，弄得她昏過去了。她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正從薩克裡夫太太手中的湯匙裡喝著黑黑的、甜甜的咖啡。貝瑞爾抓著迪基的前爪，當作一件逗她開心的禮物遞過來。瑪麗埃塔的媽媽依舊坐在桌邊。
她的心碎了——每次我母親都是這麼總結的。這就是結局。這幾個字收攏了整個故事，一錘定音。我從沒問，是誰弄碎了它呢？我從沒問，男人們毒藥般的話都說的啥呢？“惡毒”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瑪麗埃塔的媽媽沒上吊，反倒笑了。很久以前，她坐在薩克裡夫家的廚房桌邊笑了。她的心碎了。
對於母親的閒聊和故事，我一直有一種感覺，它們後頭有什麼東西膨脹著，就像一個你沒法看透、找不到盡頭的雲團。有一團烏雲，或者一劑毒藥，侵入了母親的生活。當我讓母親難過的時候，我也成了它的一部分。於是我會用頭撞著母親的肚子和胸部，撞著她高高的、堅實的身體，祈求寬恕。母親總會叫我去問上帝。可我不得不與之理順關係的並非上帝，而是母親。看起來，她彷彿明瞭我身上有一些東西，比尋常的謊言、詭計和劣行更糟糕，糟糕得多。那真是一種令人噁心的恥辱啊。我撞擊著母親的身體，想要她忘掉。
我的弟弟們卻毫無這種煩惱。我從沒覺得他們有。我覺得他們就像些開心的野人，無拘無束地亂逛，根本不用明白什麼。當我自己有了兩個兒子，而沒有女兒的時候，我感覺彷彿有什麼事情終於可以從此打住——那些故事，那些悲傷，那些你無法抵禦亦無法解決的古老謎團。
貝瑞爾姨媽說，不要管她叫姨媽。“我不習慣當誰的姨媽，親愛的。我甚至連誰的媽媽都還不是呢。我就是我。叫我貝瑞爾好了。”
貝瑞爾是速記員出身，現在建立了自己的打字速記公司，僱了很多女孩。她和一個男性朋友一起來，叫弗洛倫斯先生。她信上寫，會搭朋友的車來。但沒提這個朋友是打算住下，還是打算馬上就開走；甚至沒提是個男人還是女人。
弗洛倫斯先生要住下來。他是一個瘦高的男人，一張曬黑的長臉，眼睛顏色非常淺，還有個抽抽嘴角的習慣，沒準是在表示微笑吧。
到頭來，他成了在我和母親貼了牆紙的房間裡睡覺的人；因為他是陌生人，而且是個男人。貝瑞爾只好跟我睡。一開始我們覺得弗洛倫斯先生相當粗魯，因為他不習慣我們的說話方式，我們也不習慣他的。頭天早上，父親對弗洛倫斯先生問候道：“呃，希望你在那張舊床上好歹能睡個囫圇覺吧？”（其實閒置房間裡的床鋪著羽毛褥墊，再舒服不過。）而弗洛倫斯先生應該回答說，他從沒睡得比這更舒服了。
弗洛倫斯先生抽抽嘴角，說：“比這更糟的我也睡過。”
他最喜歡待的地方是他的車裡。一輛寶藍色的克萊斯勒，戰後生產的第一批。座椅、地板、車頂和車門上的軟墊全都是珠灰色的。弗洛倫斯先生牢牢記著這些顏色的名稱，一旦你只說“藍色”或“灰色”，他就會糾正你。
“我覺得這就是老鼠皮的顏色嘛，”貝瑞爾大大咧咧地評價道，“我告訴他這就是鼠皮色！”
汽車停在房子邊的槐樹叢下。弗洛倫斯先生坐在車裡，搖上車窗，在奢華的新車味道中抽菸。
“恐怕我們沒怎麼讓你的朋友快活哪。”母親說。
“我才不會操心他呢。”貝瑞爾說。她說到弗洛倫斯先生，總好像關於他有個只有她明白的笑話似的。之後很久，我都懷疑他莫非在儀表板下的抽屜裡藏了那麼一瓶，時不時呷一口振作精神。他一直戴著帽子。
貝瑞爾本人則享受了雙份的快樂。她不像通常的女客人那樣坐在家裡，跟母親聊天，而是要求參觀農場上的所有東西。她說，我得帶著她四處走走，解釋各種事情給她聽，還要提防不要讓她跌進什麼肥料堆裡。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展示的。我帶貝瑞爾去冰屋，一塊塊冰像梳妝檯抽屜那麼大，更大的冰塊埋在鋸末裡儲存著。每隔幾天，父親就會砍下一塊冰，搬進廚房，在一個錫皮盒裡融化，用來冰鎮牛奶和奶油。
貝瑞爾說她從不知道冰有這麼大塊的。她似乎熱衷於發現各種事物是多麼奇特、可怕，或者滑稽。
“你們到底是打哪兒弄來那麼大的冰塊的呢？”
我搞不清這句是不是玩笑。
“從湖上。”我說。
“從湖上！你們這兒有整個夏天都結冰的湖嗎？”
我告訴她父親如何每年冬天從湖上取冰，拖回家埋在木屑裡，木屑可以防止冰融化。
貝瑞爾說：“不可思議！”
“嗯，化還是會化一點的。”我說。我對貝瑞爾失望透了。
“太不可思議了。”
我去趕牛，貝瑞爾一個人繼續溜達。一個穿白色休閒褲的稻草人（父親後來就是這麼叫她的），戴一頂白色太陽帽，用奪目的紅色緞帶系在下巴上。她的手指甲和腳指甲——她穿的是涼鞋——都塗成和緞帶一樣的顏色。她戴著當時人們都戴的小小的深色太陽鏡。（我認識的那些人不算——他們可沒有太陽鏡。）她有一張大紅嘴，發出響亮的笑聲，頭髮是一種不自然的顏色，異常耀眼，像櫻桃木。她是那麼熱鬧、閃耀，打扮得那樣炫目，以至於很難判斷她到底好不好看，開不開心，或者任何事情。
我們沿牛群走的小道走著，沒再怎麼交談，因為貝瑞爾與牛群保持距離，忙著小心下腳的地方。等我把它們全拴進牛欄，她又湊了過來。她點了支菸。沒人在穀倉裡抽菸。父親和別的農夫在這裡總是嚼菸草來替代。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讓貝瑞爾嚼菸草。
“你會給它們擠奶嗎，還是由你爸來弄？”貝瑞爾問，“那很難嗎？”
我抓住母牛的奶頭，擠下一點奶。穀倉貓群裡的一隻跑過來躍躍欲試。我把細細一股牛奶射進它嘴裡。我和貓都揚揚得意。
“那樣會痛嗎？”貝瑞爾問，“想想看，要是換了是你的話。”
我可從沒把母牛的奶頭和我自己身體的哪個部位聯絡起來過，這猥褻的意味讓我大吃一驚。事實上，從此我再也無法像這樣不假思索地隨手抓住一個溫暖、粗糙的奶牛奶頭了。
貝瑞爾睡覺時穿一件綴有本白色花邊的桃色尼龍睡衣。她還有一件配套的袍子。她說“本白色”，就像弗洛倫斯先生說到他的寶藍色和珠灰色一樣鄭重其事。
我設法在脫衣服或換睡袍時都不暴露出身體的任何部分。這是很難弄的。我沒脫內衣褲，希望貝瑞爾也這麼做。與一個成年人睡一張床，對我而言真是折磨。不過，我倒是趁機研究了貝瑞爾稱之為美容套裝的玩意兒們。裝了一團團棉花球的手繪玻璃罐、滑石粉、乳液、冰藍色的緊膚水、小罐紅色和紫紅色的唇膏——看起來油亮亮的。藍色和黑色鉛筆。指甲銼板，一塊浮石，散發著濃烈香蕉味兒的指甲油，裝在一個貝殼形狀賽璐珞盒裡的敷面粉——它有個聽起來像甜點的名字——“甜杏花”。
我在夏天用的煤油爐上熱了一點水。貝瑞爾擦乾淨臉，突然像是變了個人，我幾乎以為臉盆裡會有片片剝落下來的化妝殼兒，就像我們浸溼、剝下的舊牆紙一樣呢。貝瑞爾的面板現在變得蒼白，遍佈細細的裂紋，挺像初夏時分水坑底部漸漸乾涸的發亮的淤泥。
“瞧我的面板變成啥樣了，”她說，“節食。我過去有一百六十九磅重呢，減肥減得太快，臉整個陷下去了。不過，現在我弄到了這種膏。是用秘方做的，你在市場上都買不到呢。聞聞。你看，它聞起來一點也不香，一股子正經八百的味道。”
她用棉花球往臉上拍膏，拍來拍去的，拍到一點也不剩。
“聞起來像豬油。”我說。
“全能的上帝啊，我出了那麼大價錢，可不是為了往臉上塗豬油啊。別告訴你媽我拿上帝說事了哦。”
她往水杯裡倒點乾淨的水，打溼梳子，把頭髮梳溼，用手指繞起一縷縷頭髮，用兩個交叉的髮夾把繞好的髮捲別到腦袋上。再過兩三年，我自己也做起這種事來了。
“永遠記得把頭髮打溼，不然捲起來一點用也沒有，”貝瑞爾說，“而且永遠記得要向下卷，哪怕你想要它聳起來。明白了嗎？”
我卷著自己的頭髮時——捲了好多年——時不時想起這話，尋思著人們給過的所有建議中，我遵守得最嚴格的就數這一條了。
我們熄燈上床。貝瑞爾說：“真不知道天會這麼黑。真不知道還有這麼漆黑的晚上啊。”她喃喃低語著。我很遲鈍地意識到，她是在將鄉間夜晚與城市的夜晚作比較。我好奇著內特菲爾德縣的黑夜是否果真比加利福尼亞的黑夜更黑。
“親愛的？”貝瑞爾低聲說，“外面有動物嗎？”
“有母牛啊。”我說。
“不錯，但是野生動物呢？有沒有熊？”
“有。”我說。父親有一次在灌木叢中發現過熊腳印和熊糞，還發現一棵野蘋果樹上的蘋果全都被扯掉了。那是好多年以前，他年輕時的事了。
貝瑞爾呻吟著，咯咯地笑。“想想看，要是弗洛倫斯先生晚上不得不出門，結果撞上一頭熊！”
第二天是星期天。貝瑞爾和弗洛倫斯先生開著克萊斯勒車送我和弟弟們去主日學校。那是早上十點。他們在十一點回來，帶我父母去教堂。
“快跳上來。”貝瑞爾吩咐我，“你們也一樣，”她對男孩們說，“我們開車兜風去咯。”
貝瑞爾穿了件緞子樣的象牙色紅點連衣裙，屁股那裡有一道鑲紅邊的荷葉皺褶，腳上是紅色高跟鞋。弗洛倫斯先生穿了一身淺藍色夏季西裝。
“你們去教堂嗎？”我問。根據我的經驗，人們為了這事才盛裝打扮。
貝瑞爾笑了。“親愛的，弗洛倫斯先生信的可不是那種宗教哦。”
我習慣從主日學校直接走到教堂，再坐上一個半小時。夏天，敞開的窗戶飄進墓園的雪松氣味，還會傳來路上偶爾一輛汽車嗖地駛過、幾近褻瀆的聲響。今天，我們把這段時間用來在我從未見過的鄉村驅車穿行。我從沒到過這裡，儘管它離家不到二十英里。我們的卡車只會開到乳酪廠、教堂，或者在星期六晚上去鎮上，開到垃圾場就算是最接近兜風的了。我見到過貝爾斯湖靠我們的這頭，因為父親冬天在那裡取冰。夏天你可沒法走近那裡，湖岸滿滿當當地長著蘆葦呢。我以為湖的另一頭差不離也是這麼回事。可今天開車過去，我看到村莊、碼頭和小船，深色的水面倒映著樹木。所有這一切，我以前都一無所知。這裡，同樣也是貝爾斯湖呢。我很高興終於看到它了，但不知怎的，對於這種驚喜並不怎麼感到開心。
最後，一幢白色的框架建築出現了。它有走廊，擺著盆栽植物，房前還有一些亮閃閃的白楊樹。野樹林酒吧。今天，這幢房子塗上灰泥，重灌了都鐸風格的橫樑，取名叫作“幽居”。白楊樹被砍掉，給停車場讓路。
回頭去教堂接我父母的途中，弗洛倫斯先生拐到我們隔壁的農場上，它的主人是麥克阿斯特一家。麥克阿斯特夫婦是天主教徒。我們兩家是鄰居，但不怎麼往來。
“來吧，男孩們，下來。”貝瑞爾招呼我的弟弟們。“你不要動，”她吩咐我，“你待在原處。”她推搡著小男孩們走上門廊，麥克阿斯特家的幾個人站在那裡。他們穿著破破爛爛的家常衣服，因為他們的教堂儀式，或者彌撒，或者不知道叫什麼的玩意兒，早早就結束了。麥克阿斯特夫人走出門，目瞪口呆地聽著貝瑞爾快活的說話聲。
貝瑞爾獨自回到車邊。“好了，”她說，“他們和鄰居的孩子們玩去啦。”
和麥克阿斯特一家人玩？可他們是天主教徒，而且他們家所有孩子，除了那個嬰兒，都是女孩兒啊。
“他們還穿著好衣服呢。”我說。
“那又怎樣？他們就不能穿著好衣服過點好時光嗎？我不就是這樣！”
我父母同樣被弄了個猝不及防。貝瑞爾走下車，告訴父親他可以坐前排，那裡擱腿的空間寬敞些。她擠到後排，與母親和我坐一道。弗洛倫斯先生再度掉頭，開上貝爾斯湖邊小路，貝瑞爾宣佈我們要一起去野樹林酒吧吃晚飯。
“你們全都穿戴整齊了，幹嗎不利用這個機會呢？”她說，“我們把男孩子們丟在你們鄰居家了。我想他們還太小，不懂享受這個。鄰居很樂意接待他們呢。”她特別強調是他們請客，她和弗洛倫斯先生。
“嗯。可是——”父親說，他口袋裡可能五塊錢都沒有，“嗯。可是，我不曉得他們讓不讓農夫進門。”
他沿著這條思路開了很多玩笑。在旅館餐廳裡，到處都是白色——白桌布，白色描花椅子——還有結滿水珠的玻璃水罐，轉個不停的高高的吊扇。他拿起一塊尿布一般大的餐巾，出聲地對我低語道：“你能告訴我這玩意兒該怎麼用嗎？我可以把它包在腦袋上擋風嗎？”
當然了，他以前在旅館餐廳吃過飯。他知道桌上的餐巾和餡餅叉子該怎麼用。我母親也知道——她甚至算不得鄉下女人。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件大事。說實話不是什麼開心的事——有違貝瑞爾的本意——不過仍是一件重大的、令人不安的事。當眾吃飯，在離家只有幾英里的地方，在一個裝滿陌生人的大房間裡吃飯；由一個陌生人——一個模樣傲慢，多半是個打暑期短工的女大學生端來食物。
“我想要大公雞。”父親說，“它在罐子裡待了多久啊？”按照他的理解，跟服務他的人開點玩笑，是一種禮貌。
“您說什麼？”女孩問。
“烤雞，”貝瑞爾說，“大家都同意這個吧？”
弗洛倫斯先生樣子挺陰鬱。或許在花他的錢的時候，他不樂意聽什麼玩笑吧。也有可能他指望杯子裡能有點比冰水更強勁的玩意兒。
女招待放下一碟芹菜和橄欖，母親說：“稍等，我做一下感恩祈禱。”她低下頭，輕聲但是一清二楚地禱告道：“主啊，請賜福我們所用的食物，請賜福為您服務的我們，為了基督。阿門。”她容光煥發，坐直身子，把碟子推向我說：“小心橄欖，裡面有核。”
貝瑞爾衝房間裡四下點頭訕笑。
女招待回來了，帶來一籃麵包卷。
“派克屋面包卷☾3☽！”貝瑞爾俯身嗅著香味，“趁它們還熱，能把奶油融化，趕緊吃！”
弗洛倫斯先生抽抽嘴角，瞥了一眼奶油碟。“就是這個嗎——奶油？我還以為是秀蘭·鄧波兒的髮捲子呢。”
他的臉和先前差不多陰鬱，不過這是一句玩笑啊，而他說出了它，就好像授予了我們剛剛才當眾請求得到的東西——賜福。
“每次他說些有趣的話呀，”貝瑞爾說——她經常用“他”來稱呼弗洛倫斯先生，哪怕他就在場——“你們瞧見他是怎樣不動聲色的吧？這讓我想起媽來了。我說的是咱們的媽，瑪麗埃塔和我的。爹地呢，他說笑話的時候，你一英里之外就能看出來了——他臉上啥都藏不住——可媽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能從頭到尾一臉酸溜溜的模樣兒。不過她一直到屍床上都還能說笑話呢。事實上，她真是那樣的。瑪麗埃塔，你記得她死前那年春天，躺在前廳那張床上的情形吧？”
“我記得她躺在那房間的床上，”母親說，“是的。”
“嗯。爹地進門來，她躺在那裡，穿著乾淨睡袍，被子掀開，因為隔壁那個德國女人剛幫她擦了個澡，還在忙著整理床鋪哩。所以，爹地想顯得開心些，就說：‘春天肯定就要來咯，我今天看到了一隻烏鴉。’那時想必是三月吧。媽媽快嘴快舌地答道：‘哼，那你最好把我蓋起來，免得它從那扇窗戶看進來，打起什麼壞主意！’那個德國女人——爹地說她差點把盆子都掉地上了。因為說得還真像那麼回事，媽媽瘦得只剩皮包骨頭了嘛。她快要死了。可她還能說笑話呢。”
弗洛倫斯先生說：“到了哭也沒用的時候，倒不如這樣。”
“不過她也會玩笑開過了頭，我說的是我媽。有一次，有那麼一回，她想嚇爹地一跳。他好像對一個常跑來工廠的女孩有了興趣。哎，他是一個高大英俊的帥哥嘛。媽說了：‘好吧，我自個兒死了算了，你儘管跟她廝混下去，等我回來找你鬧鬼，看你咋辦吧。’他告訴她別傻了，就進城去了。媽跑到穀倉，爬上一把椅子，把一根繩子繞在脖子上。不是嗎？瑪麗埃塔？瑪麗埃塔跑去找她，發現她就那副模樣兒！”
母親低下頭，雙手按著膝蓋，幾乎像是打算再做一次禱告。
“爹地告訴了我這個，不過我自己其實也記得。我記得瑪麗埃塔穿著睡衣跑下山，我猜想那個德國女人看到她跑開，就出門來找媽，不知怎的後來我們全都跑到穀倉——我也去了，還有和我一起玩的小孩子們——媽就站在椅子上，打算好好嚇唬爹地一次。她打發瑪麗埃塔去找他了。德國女人哭嚎起來：‘哎呀，夫人哪，快下來啊，夫人哪，想想你的哈子們。’——哈子是德語裡孩子的意思吧——‘想想你的哈子們’，諸如此類。到頭來，是站在那裡的我——我只是個小娃娃，不過是我注意到那繩子的。我的眼睛順著那繩子朝上又朝上看去，看到它掛在橫樑上，就搭在那裡——根本沒打結！瑪麗埃塔沒注意，那個德國女人也沒注意。可我就大聲說了：‘媽，繩子都沒系在橫樑上，你打算怎麼上吊哩？’”
弗洛倫斯先生說：“這話問得好。”
“我破壞了她的遊戲。德國女人衝了咖啡，我們坐下來吃了些點心。然後，瑪麗埃塔，你根本沒找到爹地，對嗎？隔了一個街區，都能聽到瑪麗埃塔在哭嚎，一路哭上山。”
“她害怕是自然的嘛。”父親說。
“那是當然。媽做過頭了。”
“她是來真的，”母親說，“她其實是想那樣的，不像你以為的。”
“她是想惹怒爹地來著。他們的整個生活就是這麼回事。他總是說，她是個不容易相處的女人，不過很有性格。我相信，和格萊迪斯在一起的時候，他很懷念她這一點。”
“我可不知道，”母親用她提及她爸爸時永遠異常平靜的口氣說，“不管他說了什麼或者沒說什麼。”
“他們都死了，”父親說，“我們不該去評判了。”
“我知道，”貝瑞爾說，“我知道瑪麗埃塔總是另有看法。”
母親看了看弗洛倫斯先生，相當輕鬆、富有感染力地笑了。“我相信我們這些家務事把你都搞糊塗了吧。”
我拜訪過貝瑞爾一次，那時她已是個老太太，得了風溼病，關節扭曲，佝僂著身子。貝瑞爾說：“瑪麗埃塔遺傳了爹地的好相貌。她從不打扮。記得我們去旅館那次，她穿的那件舊的深藍色縐綢裙子嗎？當然了，我知道那可能就是她最好的衣服了，但她非得只有這件衣服嗎？你知道，我有點怕她。我沒法跟她單獨待在一間房間裡。不過她的相貌真是出眾。”我試圖想起我什麼時候注意過母親的相貌，湧上腦海的就是那家旅館，母親淺橄欖色的面板被一頭盤起的茂密白髮襯著，明朗、端莊的臉對著弗洛倫斯先生微笑——彷彿他才是要被寬恕的人。
當時我對貝瑞爾的故事沒什麼想法。首先，我又餓又饞，注意力都放在烤雞、肉汁、用冰激凌勺扣在盤子上的土豆泥，以及富有光澤的罐頭蔬菜丁上，我當時覺得後者比園子裡現摘的高階多了。甜點我吃的是奶油糖布丁聖代，我在它和巧克力口味之間作選擇時可謂痛苦萬分。其他人吃的是普通香草冰激凌。
貝瑞爾的故事幹嗎不可以是另一個版本呢？儘管與母親講的是同一件事。貝瑞爾在所有方面都怪怪的——她的一切都挺彆扭，都是從一個新的視角看過來的。有那麼一陣子，為主的還是母親的版本。它吸收了貝瑞爾的故事，覆蓋了它。不過貝瑞爾的故事沒有消失。它被封存多年，卻始終存在。就像關於那家旅館和餐廳的印象一樣。儘管我想我不會再有機會去那地方，可我知道它的存在。事實上，如果沒有貝瑞爾或者弗洛倫斯先生買單，我是不可能再去的。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兒。
事實上，我下一次到野樹林酒吧，是結婚之後的事了。雄獅俱樂部在那裡舉辦了一個宴會和一場舞會。我嫁的男人，丹·凱西，是俱樂部成員。那時候，你在那裡可以買到酒喝。丹·凱西可不會去任何買不到酒的地方。然後它被改造成“幽居”，現如今，除了週日之外，那裡每晚都有脫衣舞表演。週四晚上還有個男脫衣舞表演者。我和房地產公司的同事們會去那裡慶祝生日或別的大事。
農場在1965年以五千元的價格賣掉了。一個從多倫多來的人買下它，也許是為了建個休閒農場，或者純粹是投資。兩年後，他把它租給一個公社。它維持了十來年，其間各種各樣的人來來去去。他們養山羊，賣羊奶給鎮上開的健康食品店。他們在穀倉面對馬路的牆上畫了一道彩虹。他們在窗戶上掛扎染床單，任院子裡的長草和野花繁茂。我父母后來終於給房子接了電線，可這些人並不用電。他們選擇油燈和燒木柴的爐子，髒衣服都送到鎮上洗。人們說，這些人不懂擺弄油燈或柴火，遲早會把整個地方燒掉。但是他們沒有。事實上，他們幹得不賴。修理了房子和穀倉，闢出一個大園子。甚至給土豆田撒藥粉，防止枯死病——儘管我聽說這個做法在他們中引起一些爭執，導致一些比較刻板的成員退出。實際上，這地方變得比周圍留在原先的農戶手中的農場要好得多。麥克阿斯特家的兒子在他家農場上做起舊車零件生意。我的弟弟們早已遠走高飛。
我知道這沒什麼道理，不過我有種感覺，寧願看到農場完全荒廢——寧願看到它落入流氓和乞丐手中——也不願看到穀倉上那道彩虹，還有牆上繪製的幾排類似埃及文的文字。那像是個嘲諷。我甚至不喜歡看到那些人進城的樣子——男人頭髮梳成辮子，大衣上有破洞，我相信那是故意割出來的。女人留長髮，不化妝，一臉恭順超然的表情。你們知道什麼是生活嗎，我很想質問他們。你們憑什麼覺得可以過來嘲弄我父母，嘲弄他們的生活和貧窮？不過，一想到彩虹和那些字母，我就明白他們其實無意嘲弄或模仿我父母的生活。他們用自己的生活，把我父母的取而代之，幾乎都不知道後者的存在。他們在這個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和習慣。我真希望它們失敗。
結果果然差不離。公社解體了。山羊消失了。女人們有些搬到鎮上，剪短頭髮，化了妝，當起女招待或收銀員，撫養她們的孩子。那個多倫多男人給這個地方掛上出售牌，一年後它賣了個比當初他付的十倍還要高的價錢。一對渥太華來的年輕夫婦買下了它。他們把外牆刷成淺灰色，用牡蠣色綴邊，開了幾扇天窗，裝了一扇漂亮的前門，門兩側各安一盞馬車燈。他們對內部也進行了徹底改造。人家告訴我，我再也不會認出它了。
在這一切之前，在房子清空、準備出售的那一年，我確實進去過一次。它由我的公司經手，歸另一個經紀人管，不過我有一把鑰匙。我是在一個週日下午去的。有個男人陪著我，不是客戶，而是一個朋友——博比·馬科斯，我那會兒經常和他廝混。
“這是個嬉皮士的地盤嘛。”我停車的時候，博比·馬科斯說，“我以前到過這裡。”
他是個律師，一個天主教徒，與妻子分居。他想要安頓下來，在這裡的鎮上開業。不過此地已有一個天主教律師，生意清淡。每週總有兩回，博比·馬科斯晚飯前就喝得酩酊大醉。
“不止如此。”我說，“這裡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這裡長大。”我們穿過野草，我開啟門。
他說，以前聽我的口氣，他還以為那是在遠得多的地方呢。
“那會兒它確實顯得挺偏遠。”
所有房間都空蕩蕩的，地板掃乾淨了。木製傢俱新近塗了油漆——我吃驚地發現，窗玻璃一塵不染。有些是新玻璃，有些仍是坑坑窪窪的舊玻璃。一些牆面上的牆紙被撕掉，刷了顏色。廚房的一堵牆塗成深藍色，上面畫了一隻巨大的鴿子。前廳的一面牆上畫了巨大的向日葵，還有一隻幾乎同樣巨大的蝴蝶。
博比·馬科斯吹了聲口哨，“還是個藝術家呢。”
“你要這麼說也行啊。”我說著，轉身走進廚房。燒柴的爐子還在。“我媽有一次燒掉了三千塊，”我指著，“她在那個爐子裡燒掉了三千塊。”
他又吹聲口哨，不過含義與剛才大大不同。“你什麼意思？她丟進了一張支票嗎？”
“不，不是。都是現金。她是故意這麼做的。她進城到銀行，讓人把它全部兌成現金，裝了一鞋盒。她把它帶回家，丟進爐子。她一次只丟幾張鈔票，免得火燒太大。爸爸站在那裡看著她燒。”
“你在說什麼啊？”博比·馬科斯說，“我以為你們窮困潦倒呢。”
“不錯，我們是窮得要命。”
“那她怎麼會有三千塊？那差不多相當於今天的三萬塊了。真的。比今天的三萬塊還要多啊。”
“那是遺產，”我說，“從她爸爸那裡得到的。她爸爸住在西雅圖，給她留下三千塊。她把它都燒了，因為她恨他。她不想要他的錢。她恨他。”
“那得多恨啊。”博比·馬科斯說。
“這不是關鍵。她對他的恨，還有他是不是足夠壞，讓她有理由這樣恨他，很有可能他沒那麼壞，都不是關鍵。”
“錢嘛，”他說，“錢總是關鍵。”
“不。我爸爸任由她這麼做了，這才是關鍵。對我而言是這樣的。爸爸站著，看著她這麼做，一句反對的話也沒有。要是任何人試圖阻止她，他會保護她。我想那就是愛吧。”
“有人會認為那是發瘋。”
我記得那就是貝瑞爾的看法，一字不差。
我走進前廳，盯著那蝴蝶看，看它粉色和橙色的翅膀。我又走進前面的臥室，看到牆上畫了兩個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手拉手的正面像。他們赤裸著，比真人還要大。
“這讓我想起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的那張照片，”我對跟在後頭進來的博比·馬科斯說，“那張唱片的封面，記得嗎？”我不想讓他覺得他在廚房裡說的話弄得我不高興了。
博比·馬科斯說：“頭髮顏色不一樣。”
不錯。這兩個人都有濃厚的大色塊塗出的黃頭髮，就像漫畫裡的畫法一樣。馬尾般的黃頭髮捲曲著掛下他們的肩頭，小豬尾巴一般的黃色髮捲裝點著他們並不顯得隱私的部位。他們面板的顏色是一種平淡的卡其粉色，眼睛是一種直勾勾的藍色，就像廚房牆上的藍色。
我注意到他們在畫這幅畫之前，沒怎麼撕乾淨牆紙。角落裡還殘留了一點牆紙，呼應著另外幾面牆——一種現代派的粉色、灰色和紫紅色泡泡交錯的圖案。想必是那個多倫多男人貼上去的。貼新牆紙的時候，底下的舊牆紙沒撕掉。我能看到它的一角，白底上的矢車菊。
“我猜這是他們玩那些性遊戲的地方吧。”博比·馬科斯用一種熟悉的語調說。那種凝重、悲哀、不自在卻又毅然決然的語調，那種體面中年男子的並不特別友善的慾望。
我不作評論。我撕掉幾片泡泡牆紙，想看下面的矢車菊。突然我撕到一片鬆動的地方，一撕一大片紙。不過矢車菊牆紙也被帶了下來，掀起一小股灰泥粉末。
“為什麼？”我說，“來說說看，為什麼一提到這樣的地方，沒哪個男人不是兩秒鐘不到就要扯到性的話題？只要一提到‘嬉皮士’或者‘公社’，你們所有這些人能想到的就只有性交！就好像這後面什麼都沒有，只有狂歡、濫交，沒完沒了的性交！我煩透了——這蠢透了，真讓我噁心！”
在車裡，從旅館回家的路上，我們像原先一樣坐——男人坐前排，女人在後排。我坐中間，兩側是貝瑞爾和母親。她們發熱的身體隔著衣服貼著我。她們的味道壓過了我們正穿過的雪松樹叢，以及一個個小水塘的味道，在那些小水塘邊，貝瑞爾對睡蓮花嘖嘖驚歎過。貝瑞爾散發出的是罐子和瓶子裡那些東西的味道。我母親散發出的是麵粉、硬肥皂和她那好衣服上溫熱的縐綢味道，以及用來擦掉汙漬的煤油的味道。
“一頓可愛的晚飯，”母親說，“謝謝你，貝瑞爾。謝謝你，弗洛倫斯先生。”
“我不知道誰還能去幹擠奶的活兒了。”父親說，“我們都已經這麼氣派地吃過飯啦。”
“說到錢嘛，”貝瑞爾說——儘管其實沒人提這個話題——“介意我問一句嗎？你們是怎麼處理你們的錢的？我把我那份都用來投資房地產了。加利福尼亞的房地產——你不會虧的。我在想，你們該弄個電爐了，這樣你們就不用在大夏天費神點火，或者擺弄那個煤油玩意兒了，不管是哪個吧。”
車裡所有其他人都笑了，甚至包括弗洛倫斯先生。
“那是個好主意，貝瑞爾。”父親說，“我們可以用它來擱東西，直到我們通上電為止。”
“哦，天哪，”貝瑞爾說，“我怎麼這麼蠢？”
“而且我們實際上也沒錢。”母親快活地說，好像在繼續這個笑話似的。
貝瑞爾尖銳地說：“你寫信說你收到了。你收到了和我一樣多的錢。”
父親在座位上側過身子：“你們在說什麼錢啊？”他問，“這是什麼錢？”
“從爹地的遺囑中得的，”貝瑞爾說，“你去年得的嘛。唉，或許我不該多嘴。就算你不得不用它還什麼賬，那也算是派上了用場，不是嗎？沒關係的。都是自家人。不是嗎？”
“我們不需要用它來還什麼賬，”母親說，“我燒掉它了。”
然後她說了大約一年前的某天她如何坐卡車進鎮，讓人把錢裝在一個她特地帶去的鞋盒裡。她把它帶回家，丟進爐子裡，燒了。
父親轉回身，臉對著前方的路。
我能感覺到母親講述的時候，貝瑞爾在我身邊扭動著。她抽搐著，微微呻吟著，好像強忍著什麼難以忍受的痛苦。故事講到最後，她發出一聲震驚、痛苦、憤怒的呻吟。
“你竟然燒錢！”她說，“你在爐子裡燒錢！”
母親的聲音依然歡快：“你這口氣，好像我燒掉的是自己的一個孩子似的。”
“你燒掉了他們的機會啊。你燒掉了這錢可以給他們帶來的一切。”
“我的孩子們最不需要的就是錢了。我們誰也不需要他的錢。”
“那是犯罪啊。”貝瑞爾嘶啞地說。她把聲音轉向前排，“你幹嗎不管管她？”
“他不在場，”母親說，“當時沒人。”
我父親說：“那是她的錢，貝瑞爾。”
“都一樣，”貝瑞爾說，“那是犯罪。”
“犯罪是你報警了才算的。”弗洛倫斯先生說。就像那天他說的其他話一樣，這引起了一點點驚奇，還有一種特別的感激之情。
不過感激之情並非發自所有人。
“別假裝這不是你聽過的最瘋狂的事，”貝瑞爾衝前排吼道，“別假裝你沒這樣想！因為確實如此，而且你確實是這麼想的。你和我想得一模一樣！”
父親不曾站在廚房裡，看著母親把鈔票放進火焰。不會有這種事。他甚至不知道它——事情一清二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是直到那個星期天下午，在弗洛倫斯先生的克萊斯勒汽車裡，在母親講給他們所有人聽的時候，才知道這事的。那麼，我為什麼能如此真切地看到那一幕，就像我對博比·馬科斯（以及對別人——他並不是第一個）形容的那樣呢？我看到父親站在屋子中央的桌子邊——有裝刀叉的抽屜、鋪著刷洗乾淨的油布的桌子——桌上擱著那盒錢。母親正小心地把鈔票丟進火裡。她一隻手用燻黑的鉗子拉著爐門蓋子。父親站在旁邊，似乎不僅允許她這麼做，還在保護她。一幕莊嚴的景象，但並不瘋狂。正在做著對他們而言自然而然、別無選擇的事情的兩個人。至少，是他們中的一個在做著自然而然、別無選擇的事，而他們中的另一個相信，重要的在於讓第一個人自由自在地繼續。他們知道別人未必認同這些，但他們不在乎。
要我相信這都是我想象出來的，該有多難啊。看起來它完全就是真的。這就是我對他們的信仰吧。我從沒停止過這種信仰。不過我不再講這個故事了。自打博比·馬科斯之後，我再沒對哪個人講過。我想再也沒有了吧。我不再講，不是因為它嚴格說起來不是真的。我不再講這個故事，是因為意識到不能指望別人像我一樣理解它。不能指望他們對這事表示出任何一點讚許。我甚至都不能說自己也贊同它呢。要是我屬於會贊同它、會這麼做的人，又何至於幹出後來那些事呢——十五歲離家出走，到飯店打工，去夜校學打字和速記，進入房地產公司，最後成為一名有執照的經紀人。我也就不會離婚了。父親就不會在縣立老人之家去世了。我的頭髮，也本該遵循多年前就開始的自然變化，一直是白色的，而不是弄成一種叫作“日出銅”的顏色。這一切，就算我能，我也一件都不會改變，真不會。
博比·馬科斯是個體面人——心腸好，有時還有點想象力。我像那樣衝他發火之後，他說：“你不用對我們這麼苛刻嘛。”很快又說，“這是你小時候的房間嗎？”他覺得那就是提到性遊戲的話題讓我生氣的原因。
我想，不妨就讓他這麼以為好了。我回答說是的，不錯，這是我小時候的房間。最好還是當場就和解吧。縱然分手是遲早的事，善意與和解的時刻仍舊值得擁有嘛。不知道這些時刻在一些人（比如說我本人）的處境中，是否更會被珍惜，被刻意追求，甚於在那種舊式婚姻中呢——在那裡，愛與恨每每都是悄悄滋生，如此混沌一團、冥頑不靈，好像真能熬到地老天荒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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