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特斯島
小新娘。那時我二十歲，5英尺7英寸高，體重在135磅到140磅之間，然而有些人——切斯的老闆娘，他辦公室裡年長的女秘書，我們樓上的格里夫人，都管我叫小新娘。有時還叫：我們的小新娘。切斯和我常拿這個打趣，不過他對外的反應是擺出一副愛憐的模樣。我呢，微笑著做個鬼臉——羞澀地、預設地。
我們住溫哥華的一間地下室。這房子並不像我一開始以為的屬於格里夫婦，而是屬於格里夫人的兒子雷伊。他有時過來修東西。他總打地下室的門進來，就像我和切斯一樣。他瘦瘦的，胸部窄小，大概三十多歲吧，扛只工具箱，戴頂工人帽。他的背似乎永遠駝著，或許是因為大多數時候都貓腰修水管、接電線或者做木工活兒的緣故。他臉色蒼白，咳嗽得厲害。每聲咳嗽都是一份謹慎的提醒，表明他是地下室裡一個必要的侵入者。他不會為了待在這裡而道歉，不過也不曾像主人一樣在屋裡隨意走動。我和他僅有的幾次交談，都是因為他敲門告訴我水要關一會兒，或者電要停一陣子。每個月的租金我都是現金付給格里夫人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悉數轉交他，還是截留一部分補充家用。不然，她和格里先生所有的收入——她這麼告訴我的——就只有格里先生的養老金了。她沒養老金。我還根本不夠老呢，她說。
格里夫人總是從樓梯上往下喊話，問雷伊怎樣了，要不要喝杯茶。他總是回答他很好，沒時間喝。她說，他幹活太辛苦啦，就像她自己一樣。她試圖向他“推銷”一些她多做的甜點，蜜餞啊餅乾啊薑餅啊——這些她也總是試圖塞給我。他會說不要，他剛吃過飯，或者他在家裡吃得太飽了。我也總是推辭，不過等她勸到第七第八次，我只好屈服。面對她的勸說和失望，再拒絕下去就尷尬了。我真羨慕雷伊，他總能堅持說不要。他甚至都不會說：“不要了，媽媽。”他就是不要。
然後她試圖找些話題來聊聊。
“有什麼新鮮有趣的事兒嗎？”
沒什麼。不知道。雷伊從不顯得粗魯或急躁，不過也從不對她讓步。他的身體啊，還行吧。他的感冒啊，還行吧。康尼斯夫人和艾瑞娜也總是還行吧。
他住在康尼斯夫人家，它位於溫哥華東部某處。就像在這裡一樣，他在康尼斯夫人家也總有不少活兒要幹——所以他在這裡一干完活就得走人。他也幫著照料康尼斯夫人坐輪椅的女兒艾瑞娜。艾瑞娜有腦癱病。“可憐的東西。”在聽雷伊說艾瑞娜還行吧之後，格里夫人總會感慨一句。她從不當面責備他為這不幸的女孩耗費時間：到斯坦利公園散步啦，傍晚跑出去買冰激凌啦。（她知道這些，因為她經常同康尼斯夫人通電話。）不過她對我抱怨過：“我沒法不去想象她淌了一臉冰激凌的模樣。沒法不去想。人們肯定都瞪著他們瞧呢。”
她說，她推輪椅帶格里先生出門，人們都瞪著他們瞧（格里先生中風了），可那是另一回事，他一旦出門，就不會亂動，也不會發出什麼聲音，而且她總把他收拾得體體面面。而艾瑞娜會晃來晃去，發出咯咯咯咯的怪響。這個可憐的東西沒法控制自己呀。
康尼斯夫人或許打著什麼小算盤呢，格里夫人說。等她不在了，誰來照料這個瘸女孩？
“應該有條法律規定，健康的人不能和這種人結婚，可惜至今為止都沒有。”
格里夫人請我上去喝咖啡，我從來沒啥興趣。我忙著自個兒在地下室裡過小日子。有時她敲門，我會裝作不在。不過那樣一來，一聽到她開啟樓梯頂上的門，我就得趕緊關燈、閂門，還得一動不動待著，聽她用指甲叩門，顫巍巍地喊我的名字。然後，我還必須至少一個小時都保持安靜，忍著不衝馬桶。要是我說沒時間，有事要忙，她總會笑著反問：“什麼事呀？”
“我在寫信。”我說。
“寫個沒完，”她說，“你一定想家了。”
她的眉毛是粉色的——她紅粉色頭髮的一種變體。我想那頭髮不可能是天然的吧，但她怎麼能把眉毛也染了呢？她的臉瘦瘦的，抹胭脂，表情輕快，牙齒又大又亮。她對於友誼、對於陪伴真是胃口十足，根本不管你如何拒絕。切斯在火車站接到我，帶我來公寓的第一天早上，她就端著一碟糕點，帶著狼外婆的微笑敲開我們的門。我旅行帽都沒顧得上摘，切斯正扯著我的腰帶呢——就給她硬生生打斷了那事。糕點又乾又硬，覆了層淺粉色糖霜，慶祝我的新婚。切斯答話很簡短。他必須在半小時內回去上班。等到終於把她甩掉，他已經沒時間繼續才起了個頭的事了。他只好一個接一個地吃糕點，抱怨味道像鋸末。
“你老公真嚴肅，”她對我說，“我忍不住要笑哦，每次看到他來來去去，他總是這樣嚴肅地瞪我一眼。我真想告訴他放輕鬆點，他又不是肩頭上壓著整個世界嘛。”
有時，我不得不戀戀不捨地放下書本，或者撂下正在寫的段落，跟她上樓。我們坐在她的廚房桌子邊。桌上鋪塊蕾絲桌布，擺一面八角形鏡子，裡面映著一隻搪瓷天鵝。我們用瓷杯喝咖啡，用相配的小盤子吃點心（又是那些糕點，再不然就是黏乎乎的葡萄乾撻或油乎乎的烤餅），用小巧的繡花餐巾碰碰嘴唇，擦掉糕餅屑。我正好面對瓷器櫃坐，櫃裡擺滿各種各樣的高階杯子、糖和奶油套罐、鹽瓶和胡椒瓶，花瓶、茅頂屋形狀的茶壺和百合狀燭臺，全都太漂亮，或者太精巧，不適合日常用。每月一次，格里夫人會拾掇瓷器櫃，清洗乾淨每樣東西。她是這麼跟我說的。她跟我說著與我的未來、與她斷定我會擁有的房子相關的各種事，她說得越多，我越覺得四肢像被鉛塊壓著，沉甸甸的，也就越要在上午才過半的時候打上一個又一個哈欠，想爬開、藏起來、打個盹。不過表面上，我宣稱對一切充滿仰慕。瓷器櫃裡的玩意兒，格里夫人的治家規則，每天早上她換的成套服裝，紫紅和珊瑚色圖案的襯衫和毛衣，配套的人造絲巾。
“永遠先把衣服穿戴好，就好像你要出門一樣，做好頭髮，化好妝，”她不止一次看到我還穿著睡衣，“然後，如果你要洗東西或烤東西，再圍一條圍裙就可以了。這能讓你振作。”
而且永遠要在手頭備一些烤好的糕點，以防不速之客。（據我所知，她從來就沒什麼客人，除了我以外，而我根本不能說是什麼不速之客。）而且絕不要用大口杯盛咖啡待客。
這些都並非直截了當表明的。而是以“我總是……”或者“我總喜歡……”或者“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呢……”這樣的語氣暗示的。
“哪怕住在荒野的時候，我也總喜歡……”我一心想打哈欠或尖叫，不過突然驚醒了。她在哪裡的荒野住過？什麼時候呢？
“哦，在海邊啦，”她解釋道，“從前，我也是個新娘來著。我在那裡住了好幾年呢。在聯合灣。不過不算太蠻荒。叫作庫特斯島。”
我問她那是在哪裡，她回答：“哦，很遠啦。”
“那一定挺好玩的。”我說。
“呵呵，好玩，”她說，“如果你覺得熊好玩的話。如果你覺得美洲獅好玩的話。要我說，我寧願多來點文明呢。”
廚房與起居室之間隔著橡木滑門。滑門總是拉開一點，坐在桌子一頭的格里夫人可以時刻看到格里先生，後者待在窗前的躺椅上。她總稱他“我坐輪椅的老公”，不過其實只有在她帶他出門散步時，他才坐輪椅。他們沒有電視——那時電視仍是種新奇玩意兒。格里先生就那麼坐著，看著大街，街對面的錫蒂斯蘭諾公園，公園後面的巴拉德海灣。去洗手間的時候，他會一手拄柺杖，另一隻手扶著椅子背或撐著牆，自己挪過去。一旦進去，他一待就是很長時間，不過不用幫忙。格里夫人說，有時事後她得進去清理一下。
我通常能夠看到的格里先生，僅限於一條從鮮綠色躺椅上伸出的褲腿。我在的時候，他有一兩次跌跌撞撞地去了洗手間。一個高大的男人——大大的腦袋，寬肩膀，大骨架。
我沒看他的臉。我受不了因為中風或者疾病而癱瘓的人，看了直揪心。我不敢看的並不是無力的肢體或者厄運導致的其他生理缺陷——而是他們的眼睛。
我相信他也沒看我，儘管格里夫人高聲告訴他，我從樓下上來做客。他發出一種咕噥聲，很有可能那就是他所能表示的歡迎，或者不屑。
我們的公寓有兩間半。是帶傢俱出租的，按照此類地方的規矩，只是馬馬虎虎地提供了一點設施，用的都是本來要扔掉的東西。我記得起居室地板鋪了長方形和正方形油氈邊角料——顏色和圖案千奇百怪，硬湊到一起，用金屬線綴連，像一床碎布拼花被。廚房裡的投幣式煤氣爐也一樣，裡面塞滿硬幣。我們的床位於廚房外的一個凹室——它嚴絲合縫地嵌進凹室，只能從床尾爬著上床。切斯在書上看到，土耳其後宮女郎都是這樣爬上蘇丹的御榻，先親吻他的腳，然後爬上前去，膜拜他身體的其餘部位。於是我們有時也這麼玩。
床腳有道簾子成天拉著，隔開凹室和廚房。是一幅舊床單做的，布料滑不溜秋，綴著流蘇，一面是黃卡其色，帶酒紅色花朵和綠色葉子，朝床一面則是酒紅和綠色條紋圖案，卡其色的花朵和葉子像鬼影浮現其上。這簾子是我對公寓印象最深的一件東西了。這不奇怪。從激烈的性愛到其後的餘味嫋嫋，這片布始終在我眼前晃動，提醒我婚姻生活的好處——為此我承受了始料未及的做個小新娘的羞辱，還遭到一個瓷器櫃的威脅。
切斯家和我家一樣，認為婚前性關係可惡且不可饒恕，對婚後的性生活則隻字不提，假裝不存在。在我們的時代，這種觀念即將壽終正寢，不過我們當時還不知道。切斯的媽媽有次在切斯的手提箱裡翻出避孕套，便跟他爸爸抱頭痛哭。（切斯解釋說，是他的大學軍訓營發的——這個是真話；他早就忘掉它們了——這個是撒謊。）因此，能擁有一塊我們自己的地盤，一張我們自己的床，可以自由自在的，真是太棒了。為了慾望，我們做了這筆交易，不過我們從沒想過老一輩人——父母們，叔叔姑媽們——也會做這種交易。他們欲求的似乎僅僅是房子、財產、電動割草機、電冰箱和圍牆。此外，當然啦，還有生娃娃——對女人而言。所有那些，我們都感覺我們可以選擇要，也可以選擇不要。我們從不覺得它們是由不得我們選擇的東西，比如年老或者天氣那樣。
一旦實打實地思忖起這事，我就越發覺得如此。沒什麼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懷孕也一樣。我們冒險嘗試這事，只是想看看我們是不是真成年了，是不是它真的會發生。
我在簾子後頭做的另一件事是閱讀。從隔了幾個街區的錫蒂斯蘭諾圖書館借來的書。每次從書本讓我陷入的不能自拔的驚奇境界中，從囫圇吞棗導致的眩暈中抬起頭，我總是看到那塊條紋布。書裡的人物、情節，甚至氣候都同布上古怪的花朵發生了聯絡，在酒紅色之流或者陰鬱的綠色中飄蕩。我讀著那些沉重的書，它們的標題彷彿魔咒，都是我早已熟悉的——我甚至試圖讀《約婚夫婦》☾1☽——間歇著還讀奧爾德斯·赫胥黎和亨利·格林的小說，以及《到燈塔去》、《最後的情人》☾2☽和《心之死》☾3☽。我不分先後，一本接一本囫圇嚥下，和我小時候一個讀法，對每一本都沉醉其中。我還沒脫離閱讀慾望狼奔豕突、貪婪到幾乎痛苦的那個階段呢。
不過，比起兒時，情況多少複雜了一點——除了當讀者，我現在似乎還想當個作者。我買來一本練習簿，嘗試創作——確實寫了，每張紙都是開始時雄心勃勃，旋即才思枯竭，最後我不得不把它扯下，像懲罰一樣揉成團，丟進垃圾筐。這樣週而復始，直到練習簿只剩封面和封底。然後我又買一本，再次開始。重複著迴圈——激動和絕望、激動和絕望。簡直就像每週都悄悄懷孕，旋即流產一樣。
不過，不完全是悄悄的。切斯知道我大量閱讀，試著寫作。他絲毫沒有勸阻我。他覺得這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我大有可能學會。寫作需要練習，但總歸可以掌握，就像打橋牌打網球。我才不會為了這種混為一談的信心謝謝他呢。它實在只是讓我的災難顯得更為可笑。
切斯在一家食品批發行工作。他曾經想當歷史教師，但他爸勸他，教書養不起老婆，過不了日子。他爸幫他弄到這個工作，提醒他一旦進了這行當，就別指望再得到什麼幫忙。切斯並沒指望那個。我們婚後頭一個冬天，他每天起早貪黑地上班。他乾得很賣力，從不多想這份工作能否滿足他可能有過的任何興趣，或者是否具有他曾經推崇過的任何意義。意義當然是沒有的了，僅僅只是為了讓我倆過上有割草機和電冰箱的生活——這種我們相信我倆都不感興趣的生活而已。我要是仔細想想，真該對他的逆來順受驚歎不已。他這種愉快的，你甚至可以說是勇敢的逆來順受。
不過當時，我覺得，這是男人該做的。
我出門給自己找活兒幹。要是雨不太大，我會去藥店買份報紙，一邊喝咖啡，一邊讀報上的廣告。然後哪怕還下著小雨，我都會堅持步行去招聘女服務員、女售貨員或者女工的地方——任何不需要打字技能或者工作經驗的地方。要是雨太大，我就搭公共汽車。切斯說，我應當總是坐車去，不要為了省錢而走路。他說，我省錢的時候，別的女孩沒準已經搶先弄到那份工作了。
其實那正是我暗暗希望的。對於這種結果，我從來不曾真正失望。有時，我會在到達目的地後，在人行道上站一會兒，看看有大鏡子和淺色地毯的女裝店，看看從招聘檔案員的辦公室裡蹦蹦跳跳跑下樓吃午飯的女孩子們。我甚至都不會進門，因為我知道我的頭髮、指甲，還有穿舊的平底鞋，都會讓我毫無機會。我對工廠也沒什麼信心——我能聽到大樓裡開動的機器的噪音，它們灌著軟飲料，或者包裝著聖誕飾品，我看得到穀倉一般的天花板上掛下的光禿禿的燈泡。我的指甲和平底鞋在這種地方倒不成問題，可我的笨拙和蠢相準會招來斥罵和嚷嚷（透過機器噪音，我能聽到吼叫訓斥的聲音）。我會遭羞辱、被開除。我覺得自己甚至連學會操作收款機都做不到。我對一位飯店經理直言了這一點，他本來好像真的想僱我了。“你覺得你能學會它嗎？”他問。我回答說不能。他好像從沒聽人這麼說過。我想我不可能學會什麼，至少不可能很快地、在公開場合學會。我會手足無措。我唯一能夠輕易掌握的，只有諸如三十年戰爭的曲折過程這類玩意兒。
當然了，事實是，我不必這麼做。切斯養著我，我們維持著基本的生活水準。我不必逼自己走進外面的世界，因為他已經這麼做了。男人沒選擇。
我想，或許我可以對付圖書館的工作，因此也去那裡打聽，雖說他們沒登廣告。一個女人把我的名字登上一份名單。她對我很禮貌，但並不熱情。之後，我去了各家書店，專挑看起來沒配備收款機的那種。越沒人氣、越雜亂越好。店主們都坐在桌邊抽菸或打盹，二手書店裡常常還有一股子貓味兒。
“我們冬天一般不怎麼忙。”他們回答。一個女人建議我到春天再來看看。“儘管我們那時候通常也不怎麼忙。”
溫哥華的冬天不同於我所知道的任何冬天。沒有雪，連類似冷風的東西也沒有。中午時分，在市中心，我可以聞到像是焦糖的味道——我覺得必定是電車輪胎髮出的。我沿黑斯廷斯大街步行，這裡不會有別的女人在走路——這兒也只有酒鬼、流浪漢、可憐的老人、懶洋洋的中國人。沒人對我說粗話。我走過倉庫，走過雜草地，四下空無一人。或者我穿過錫蒂斯蘭諾，這裡有高高的木頭房子，塞滿像我們一樣住得擠擠挨挨的人們，再走到潔淨的鄧巴區，這裡有塗灰泥的平頂屋和修剪過的樹木。再穿過克里斯戴爾，這裡樹木更美麗，草坪上種著樺樹。都鐸風格的橫樑，喬治風格的對稱建築，《白雪公主》童話的佈景，配著模仿的草屋頂。或者那是真正的草屋頂亦未可知。
在所有這些有人居住的地方，大概下午四點就亮燈了，然後街燈也亮了，電車裡的燈也亮了。每每，雲層會在西邊海面上裂開，映出落日的紅光——我迂迴著往家走著，穿公園而過，公園裡，潮溼的空氣中，冬天的灌木葉發著淡淡的玫紅色光輝。購物的人都回家了，工作的人正考慮著往家趕，成天待在家裡的人則出門來散會兒步，以便讓回家顯得更誘人。我看到推著兒童車，帶著哭哭啼啼的娃娃的女人們，卻從沒想過我自己很快也會踏入同樣的命運。我看到牽狗的老人，以及其他老人，他們慢慢走著，或者坐輪椅，由老伴或護理員推著。我看到推著格里先生的格里夫人。她穿件淡紫色羊毛斗篷，戴著同樣質地的貝雷帽（我現在知道，她大多數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打了厚厚的玫瑰色胭脂。格里先生低低地戴頂帽子，脖子圍著厚方巾。她問候我，聲音尖厲，盛氣凌人，他呢，對我視而不見。他好像並不喜歡這種散步。不過坐輪椅的人差不多都是一臉沮喪相。有的還一臉受辱的表情，或者一臉夾生相呢。
“哎呀，我們前兩天在公園看到你的時候，”格里夫人問，“你找完工作正要回家吧，對不？”
“不是。”我撒謊道。本能讓我任何事都對她撒謊。
“哦，好啊。因為我正想說呢，你知道，要是你出門找工作的話，真得稍微收拾一下自己才成。嗯，你知道的。”
是的，我回答。
“我沒法理解這年頭有的女人出門時的樣子。我絕不會穿平跟鞋，不化妝就出門，哪怕只是去雜貨店。更不用說是去請人給我工作了。”
她知道我在撒謊。她知道我在地下室大氣也不敢出，不回答她的敲門。要是她搜尋我們的垃圾，找到並讀過了揉得亂糟糟、上面平攤著我的“冗長災難”的紙團，我也不奇怪。她為啥不肯放過我？她別無選擇。我是老天安排給她的——或許我的怪僻，我的蠢相，都與格里先生的癱瘓處於同一級別，無法糾正，所以只能被容忍吧。
一天，我在地下室的主屋裡洗東西，她沿臺階走下來。她允許我每週二用她的甩乾式洗衣機和洗衣盆。
“現在有啥工作機會了嗎？”她問，我突然一時衝動，告訴她圖書館說或許將來會有個工作給我。我想我可以假裝在那裡工作——我可以每天都過去，坐在一張長條桌邊，閱讀，或者甚至試著寫作，就像我過去偶爾嘗試的那樣。當然了，一旦格里夫人走進圖書館，事情就會真相大白，不過她不可能推著格里先生走那麼遠的上坡路。或者，一旦她跟切斯聊到我的工作——不過我想這也不可能發生。她說她有時候都害怕跟他打招呼，因為他總是怒衝衝的。
“嗯，沒準同時……”她說。“我剛剛想到，沒準同時你會願意做份小工作，下午陪格里先生坐坐。”
她說，她得到了一份工作，在聖保羅醫院的禮品店，每週幫忙三到四個下午。“這工作沒薪水，不然我就會讓你去爭取它了，”她解釋，“這只是一份志願工作。不過醫生說，走出這房子對我有益。‘你會累壞自己的。’他說。我並不需要那錢，既然雷伊對我們照顧得這麼周到，這只是一份小小的志願工作，我想——”她看看漂洗盆，看到切斯的襯衫和我的花朵睡袍，還有我們淡藍色床單一起泡在一盆清水裡。
“哎呀，親愛的，”她說，“你沒把白色和彩色一起洗吧？”
“都是淺色，”我解釋道，“不會串色的。”
“淺色也還是顏色呀。”她說。“你或許會覺得襯衫那樣已經很白了，可它們本來應該更白才對。”
我說我下回會記住的。
“我想說的是你照料你男人的方式。”她說，侷促地笑了笑。
“切斯不介意。”我說，我沒意識到，這個回答在未來數年中會變得越來越不正確，也不曾料到，所有這些現在看起來都是偶爾為之、幾乎像遊戲似的位於我真實生活的邊緣位置的活兒，將會轉移到生活的前沿，佔據中心地位。
我接受了這份工作，在下午陪格里先生坐著。綠色躺椅邊的一張小桌上，攤著一塊手巾——用來接潑灑出來的東西——上面擺著他的藥瓶和藥水，還有一隻小鐘，讓他知道時間。另一側的桌子上都是讀物。晨報、昨晚的報紙，《生活》、《Look》和《麥克林》雜誌，那時它們都是些軟塌塌的大開本。桌子底下的架子上放了一沓剪貼本——小孩在學校用的厚牛皮紙做的毛邊本。裡面戳出些印著新聞和照片的紙片。它們是格里先生收集多年的剪貼本，一直到他中風、不能剪貼時才停下。房間裡有個書架，裝的也都是雜誌和剪貼本，還有半書架高中課本，可能是雷伊的。
“我總是給他讀報，”格里夫人說，“他還沒失去看報的能力，不過他沒法雙手舉起報紙，眼睛也不行了。”
因此，我給格里先生讀報，而格里夫人撐著花雨傘，邁著輕巧的步子走向公共汽車站。我讀體育版和城市新聞版，還有世界新聞，以及所有關於謀殺、搶劫和壞天氣的新聞。我讀了讀者來信，以及寫給一位醫生的信，這人負責提供醫療建議，還有寫給安·蘭德斯的信，以及她的回信。看起來體育新聞和安·蘭德斯專欄讓他最感興趣。我有時會讀錯個把運動員的名字，或者弄混了術語，讀出一些不知所云的東西，他就會不滿地嘟囔，提醒我重新讀一遍。我讀體育版時，他總坐得筆直，豎著耳朵，皺著眉頭。不過，我讀到安·蘭德斯時，他的臉就放鬆了，會發出一些聲音，我覺得是在表示高興——一種咕嚕聲，以及深深的吸鼻子聲。這些信涉及特別女性化或者雞毛蒜皮的話題時，他尤其會發出這種聲音（一個女人寫信說，她弟媳總假裝蛋糕是自己烤的，哪怕端上桌時，墊在下面的蛋糕店墊紙都沒收起來），或者當其中提到——用當時謹慎委婉的說法——性的時候。
讀到在聯合國裡俄國說了什麼，美國又說了什麼之類冗長無聊的社論時，他的眼皮開始耷拉下來——或者，不如說他比較好的那隻眼睛的眼皮幾乎全部耷拉下來，而那隻壞一點的、黯淡的眼睛上的眼皮則耷拉得比較慢——他胸部的起伏會更加明顯，我會停下片刻，看看他是不是睡著了。這麼一來，他會發出另一種聲音——一種粗魯、責備的聲音。等我習慣他，他也習慣我之後，這種聲音聽起來不那麼像譴責了，而是更像一種安慰。不只是在安慰我：他並沒有睡著；也是在安慰我：他這會兒還沒死哪。
他會在我眼睜睜看著他時死去，這想法起初真讓我害怕。他怎能不死呢，其實他看起來已經半死不活了。他的壞眼睛就像一顆沉在水底的石頭，同側的嘴角咧開著，露出一口爛糟糟的牙齒（那時大多數老人都是一口壞牙），潮溼的牙釉質當中，黑糊糊的填料閃閃發亮。他活著，還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在我看來真像是個錯誤，隨時都有可能被抹掉。不過，正如我說過的，後來我習慣了他。他身體壯碩，有一顆大大的高貴的腦袋，寬闊起伏的胸部，無力的右手耷拉在穿長褲的腿邊，在我讀報時，不容我視而不見。他真像是一個遺蹟，一位來自蠻荒時代的遠古武士。血斧埃裡克☾4☽。克努特國王☾5☽。
朕的力量迅速衰退，海王對手下感慨。
再也無法像征服者一樣巡航大海。
那就是在說他啊。他那幾近廢棄的失事船隻般的軀體，在他慢吞吞地挪往洗手間時一路碾壓傢俱，撞擊牆面。他的氣味並不難聞，但也沒消減到只剩肥皂和痱子粉的嬰兒般的潔淨味道——而是一種殘留了菸草味（儘管他已戒菸）的厚衣服的味道，還有一種層層包裹住的面板的味道，我想象那面板如厚厚的皮革一般，高貴地淌著汗水，散發動物的熱量。事實上，還有一種微弱卻揮之不去的尿味，要是來自一個女人的身體，那準會讓我厭惡，但在他身上卻不僅可以原諒，而且不知怎的，彷彿還表明著一種古時的特權。我在他之後走進洗手間，總感覺那裡就像是某個生了疥瘡卻依然強大的動物的巢穴。
切斯說我照料格里先生是在浪費時間。天氣放晴了，白天時間變得更長。商店陳列出新貨，從冬天的麻木中恢復了生機。所有地方都更樂意招聘人了。所以，我這會兒應當出門，認真地找一份工作才對。格里夫人一小時只付我四十分錢。
“可我向她保證過。”我說。
一天，切斯說他看到她走下公共汽車。他是透過辦公室窗子看到她的。那可不是在聖保羅醫院附近。
我說：“她或許是中途出來放鬆一下吧。”
切斯說：“天哪。我以前從沒在光天化日下看見過她。”
我提議用輪椅推格里先生出去走走，因為天氣已經轉好。可他發出一些聲音，拒絕了這個想法，那些聲音讓我確信，被輪椅推著——或者說，被某個像我這樣，顯然是受僱幹這份工作的人推著，到大庭廣眾中去，令他討厭。
為了跟他提議這事，我中斷了讀報，等我試著繼續讀下去時，他做個手勢，發出另一種聲音，表示他厭倦聽報紙了。我放下報紙。他衝身邊桌下架子上的剪貼本揮揮他的好手。他又發出一些聲音。我只能把它們描述為一些哼哼聲、噴氣聲、咳嗽聲、吠叫聲、嘟囔聲。不過，現在它們對我而言已經像話語一樣意義明確。它們聽起來確實像在說話。我覺得它們不僅是些專橫的表示和要求（“不要”，“扶我起來”，“給我看幾點了”，“我要喝水”），而且還表達了一些更復雜的意思：“天哪，那隻狗怎麼還在叫？”或者“夠熱的啊”（這是在我讀了一陣報上的言論或社論之後）。
現在我聽到的是：“我們來瞧瞧，這裡面有沒有啥比報紙有趣點的東西。”
我從架子上挪下剪貼本，捧著它們坐在他腳邊的地板上。它們的封面上用大大的黑色蠟筆字寫著最近幾年的年份。我翻了翻1952年的，看到喬治四世葬禮的報道剪貼。剪下的報紙上方用蠟筆寫著：“阿爾伯特·弗雷德裡克·喬治。1885年出生年去世。”以及三位佩戴葬禮面紗的女王的照片。
下一張是關於阿拉斯加公路的報道。
“真是一份有趣的記錄。”我說。“你希望我幫你剪貼一本新的嗎？你可以選擇想要我剪下來貼的東西，然後我來弄。”
他發出些聲音，意思是“太麻煩了”，或者“現在操這份心幹嗎”，或者甚至“真是個蠢念頭”。他把喬治四世掃到一邊，想看看其他本子上寫的年份。都不是他想要的。他衝架子揮揮手。於是我又挪出一沓剪貼本。我明白他想找的是某一年的本子，所以我逐本舉起，給他看封面。有時我不顧他的反對，還翻開來看看裡面的內容。我看到了一篇關於溫哥華島上的美洲獅的文章，一份關於高空鞦韆表演者出意外的報道，一篇關於一個孩子遇到雪崩生還的報道。我們跳過了我們經歷過的戰爭年代，跳過30年代，跳過我出生的那年，又往前跳了差不多有十年，才到了他想要的年份。他發出指示。看這本。1923年。
我從第一頁讀起。
“一月大雪掩埋了村莊，位於……”
不是。快點。往後翻吧。
我朝後飛快地翻著頁面。
慢點。別太快，放慢點。
於是我一張張地翻，什麼也沒讀，直到我們找到他想要的那一頁。
到了。讀這個。
沒照片，也沒標題。蠟筆字寫著：“《溫哥華太陽報》年4月17日。”
“庫特斯島，”我讀道，“是這個嗎？”
讀呀。快呀。
庫特斯島。星期天清晨，或者星期六深夜時分，該島南端居民安森·詹姆斯·懷爾德的住宅被大火燒燬。該處遠離其他住房和居住區，大火沒有引起任何島民注意。有報道稱，星期天早上，一艘駛向荒涼灣的漁船曾看到火光，船員誤以為有人在燒灌木。當時樹林非常潮溼，灌木叢著火不會造成危險，因此他們沒有予以進一步關注。
懷爾德先生是懷爾德果園的主人，在島上居住了大約十五年。此人性格孤獨，之前一直待在部隊，但為人頗友善。已婚，有一子。當出生於大西洋沿岸省份。
大火將房屋燒成廢墟，房柱倒塌。懷爾德先生的屍體在燒焦的廢墟中被發現，幾乎無法辨認。
廢墟中另發現一個燒黑的鐵罐，可能裝過煤油。
事發時懷爾德先生的妻子不在家，上星期三，她上了一艘從丈夫的果園裝載蘋果駛往科莫克斯的船。原計劃當天返回，因為船發動機故障，耽擱三天四夜才回到家中。星期天早上，她與提供搭便船的朋友一道返回，發現這一悲劇事故。
人們很擔心懷爾德的幼子，房屋著火時他不在家。對其的搜尋迅速展開，週日傍晚，在離家近一英里的樹林裡找到了孩子。他又溼又冷，已在矮樹叢中蹲了數小時，不過毫髮無損。他離家時似乎帶了些食物，因為被發現時，身上尚有幾片面包。
將在科特尼☾6☽展開調查，尋找毀掉懷爾德宅邸並奪走懷爾德生命的起火原因。
“你認識這些人嗎？”我問。
翻下一頁。
1923年8月4日。溫哥華島科特尼就今年4月在庫特斯島奪走安森·詹姆斯·懷爾德生命的大火原因展開調查，調查發現，懷疑是死者本人、別人或團體縱火的說法無法確證。火災現場發現的空煤油罐不足為證。根據庫特斯島曼森斯卸貨口的商店店主佩西·坎普爾先生的證詞，懷爾德先生曾定期購買並使用煤油。
死者七歲的兒子無法提供任何關於火災的證詞。他在失事數小時後，由搜尋隊在離家不遠處的樹林裡發現。對於人們的提問，他回答說父親給了他一些麵包和蘋果，吩咐他步行到曼森斯卸貨口去，但他中途迷了路。不過，數星期之後，他宣稱已不記得此事，也不知自己為何迷路，這條路他之前曾多次走過。維多利亞的安東尼·黑爾維爾醫生證明，他檢查過這個男孩，相信他有可能一看到大火便逃跑了，並且還有時間帶上一些食品，不過現在他已經悉數忘記。醫生指出，也有可能男孩的說法是正確的，只是對於它的記憶幾天之後遭到抑制。醫生表示，沒必要對男孩展開進一步質詢，因為他在這件事上可能已無法區分事實和想象。
事發時懷爾德夫人不在家，她搭乘聯合灣的詹姆斯·湯普森·格里的一艘船，去了溫哥華島。
懷爾德先生的去世被裁定為一場不幸事故，引起事故的大火起因不明。
好了，合上剪貼本吧。
把它收起來。把它們都收起來。
不對。不對。不是那樣。按順序收。按照年份。這還差不多。要保持原樣。
她回來沒？看看窗外。
好的。不過她可能很快就要回來了。
說說你吧。你有何感想？
我不在乎。我才不會在乎你怎麼想。
你想過人們的生活可能會像那樣，又會像那樣結束嗎？哼，會的。
我沒對切斯提這事，儘管我通常會把一天中我認為他會覺得有趣或好玩的事都告訴他。他現在好像迴避關於格里夫婦的任何話題。他對他們一言以蔽之：“怪物。”
公園裡所有髒兮兮的小樹都開花了。一種淺粉色的花，看起來像人工染色的爆米花。
而我開始了一份真正的工作。
一個星期六下午，錫蒂斯蘭諾圖書館打來電話，讓我去幹上幾個小時。於是我坐到了借書臺的另一側，在人們借的書上蓋到期的日期戳。這些人中有的我認識，以前和我一樣都是借書人。現在我代表圖書館，衝他們微笑。我說：“兩星期後見。”
一些人會笑著回答：“呵呵，不會那麼久。”他們和我一樣都是書迷。
我發現這份工作我應付得來。不用收款機——要收罰款的話，你只需要從一個抽屜裡摸出零錢。我已經熟悉書架上大多數書的位置。把卡片歸檔的時候，我知道字母表的順序。
我得到了更多小時的工作時間。很快，這發展成一份臨時的全職工作。之後，正式工作人員中的一位流產了，要離開兩個月，兩個月後她又懷孕了，醫生建議她不要再上班。我便躋身正式工作人員之列，一直幹到我自己的第一次懷孕也過了半程為止。我和那些早已面熟的女人成了同事。瑪維斯和謝莉，卡爾森夫人和約斯特夫人。她們全都記得我跑到圖書館，一連幾小時到處磨蹭的模樣——按照她們的說法。真希望她們不曾這麼注意我。真希望自己不曾來得這麼頻繁。
進入我的崗位，在借書臺的這一面迎接人們，在前來求助的人面前顯出一副能幹、輕快、友好的模樣兒，這是一種多麼純粹的快樂啊：被他們視為一位熟悉業務、在世上有一個明確定位的人。拋開我的躲藏、遊蕩和夢幻，變成一個在圖書館工作的女孩。
當然啦，現在我讀書的時間少了，有時我坐在桌邊工作，會把一本書在手裡捏一會兒——我會捏著一本書，作為一個物件，而不是一個我不得不立即吸乾的容器——我會有瞬間的恐慌，就像在夢中你突然發現自己位於一幢錯誤的大樓，或者忘了考試時間，心裡知道這預示著某種不為人知的大災或者某個終身大錯將要來臨。
不過恐慌轉瞬即逝。
與我共事的女人們記得看到我在圖書館寫東西。
我說，我是在寫信。
“你在練習簿上寫信？”
“是啊，”我回答，“它比較便宜嘛。”
最後一本筆記本變得冷冰冰的，藏在抽屜裡，塞在亂糟糟的襪子和內衣下。它變得冷冰冰的，看到它，我心煩又羞愧。想扔掉，又下不了手。
格里夫人沒有恭喜我得到這份工作。
“你沒告訴我你還在找呀。”她說。
我解釋道，我一直就在圖書館掛著名字，而且並沒有瞞著她。
“那是在你開始為我工作之前呀，”她說，“現在格里先生怎麼辦呢？”
“很抱歉。”我說。
“那對他沒啥好處，不是嗎？”
她挑起粉紅色眉毛，跟我說話的口氣，與我聽到她在電話上對送錯貨的屠夫或雜貨商用的高傲口氣如出一轍。
“我該怎麼辦呢？”她說。“你給我來了個突然襲擊，不是嗎？希望你以後對別人能更守點信用吧。”
當然啦，這些都是胡扯。我從沒允諾過能待多久。不過，儘管談不上什麼真正的內疚，我還是有點不安。我沒允諾過她什麼，不過我不回答她的敲門，竭力悄悄溜進溜出大門，貓腰溜過她的廚房視窗的那些時刻算什麼呢？在她給我端來那些——說實話吧——實實在在的東西的時候，我卻報之以淡漠而甜膩的虛偽友誼，那又算什麼呢？
“其實這樣也好，真的，”她說，“我不想讓任何靠不住的人照料格里先生。其實啊，我對你照顧他的方式談不上很滿意，我告訴你吧。”
很快她就找到另一個看護——一個矮小細瘦的女人，黑頭髮包著髮網。我從沒聽到她開口。不過我能聽到格里夫人對她說話。樓梯頂上的門特意開著，就為了讓聲音傳到我耳中。
“她甚至從不幫他洗茶杯。半數時間她甚至從不幫他沏茶。我真不知道她有啥用處。就曉得坐著讀報。”
現在我出門時，廚房窗子總會推開，她的聲音一路衝到我頭頂，儘管表面上她是在和格里先生說話。
“她走咯。出門咯。她現在甚至都不願衝我們揮揮手了。我們在沒人要她的時候給了她一份工作，可她現在手都不願揮一下。哎喲，連個手都懶得揮一揮喲。”
我沒揮手。我不得不走過格里先生坐著的視窗，但是我覺得，這會兒我如果揮手，或者哪怕只是看他一眼，都會讓他備感羞辱。或者惹他發怒。任何舉動都會像是在嘲弄他們。
走出半個街區，我就把他倆都拋到腦後。清晨光線總是那麼明朗，我走路時心情愉快，不慌不忙。這種時候，我不再為之前的生活自怨自艾。在凹室簾子後頭一待就是幾個小時，在廚房桌邊一坐就是幾個鐘頭，徒勞無功地塗滿一張又一張紙，還有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陪著一個老頭在一間悶熱的房間裡耗時間。粗糙的小地毯，長毛絨沙發，他的衣服、軀體和那些乾巴巴的剪貼本的氣味，我不得不勉力應付的無窮無盡的報紙新聞。他儲存著並讓我讀給他聽的恐怖故事。（那會兒我絲毫沒意識到，它要是放到書裡，一準可以歸到我素來倍加推崇的人類悲劇的範疇。）對所有這些的回憶，有點像想起兒時的病假，那時我心甘情願地深陷於舒服的法蘭絨被褥中，聞著它們的樟腦丸味兒，深陷於我的疲乏無力，還有從我樓上的窗戶看到的迷迷糊糊、難以分辨的樹影中。這種經歷你只會自然而然地拋到腦後，不會怎麼為之懊惱。看起來，似乎是我自身的一個部分——病懨懨的部分？——正被拋到腦後。你或許以為，婚姻可以促成這種變化，但是它沒有，至少暫時沒見效。我的舊自我一直在休眠和沉思著——它固執、缺乏女性意識、古怪地迴避世界。而現在，我邁開步子，接受了正被轉變為一個妻子和一個僱員的好運。只要費點心思，我就能變得好看、能幹。不再古怪啦。我可以過關啦。
格里夫人拎著一個枕套跑到我門口。她露了露牙齒，做出一個不抱希望的、敵意的微笑，問我這會不會是我的。我毫不猶豫地說不是。我所有的兩個枕套都在我們的床上呢。
她像殉難者一樣宣佈：“哦，它肯定不是我的。”
我說：“你怎麼知道？”
慢慢地、惡毒地，她的微笑變得信心十足：“這不是我會擺到格里先生床上的那種布料。也不可能擺到我床上。”
為什麼不呢？
“因為——它——不夠——高階。”
我不得不回屋，從凹室床上的枕頭上扒下兩隻枕套，拿給她看，這才發現它們不是一對，儘管我一直沒注意。一隻是用“高階”布料做的——是她的——她手中的一隻才是我的。
“要是換成別人而不是你的話，”她說，“我才不會相信你沒注意到呢。”
切斯打聽到另一套公寓。一套真正的公寓，而不是什麼“單室套”——它有一個像樣的洗手間和兩間臥室。原是他的一個同事朋友和老婆住的，他們買了幢房子，打算搬走。公寓位於第一大道和麥唐納大街交會處的一幢大樓裡。我仍舊可以步行上班，他也可以繼續搭原先的公共汽車上班。現在靠著兩份收入，我們住得起它。他的朋友夫婦打算把一些傢俱廉價出售。它們不合適搬進他們的新家，可在我們看來，它們夠體面，夠高階了。我們在這套三樓的亮堂房子裡踱來踱去，對奶油色牆壁、橡木地面、寬綽的廚房碗櫥和鋪瓷磚的浴室嘖嘖驚歎。它甚至還有一個小小的陽臺，正對著枝葉繁茂的麥唐納公園。我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再度陷入對彼此的熱戀，陷入對我們的新地位，對我們從地下室升級進入的成人生活的熱戀，現在看來，地下室只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臨時站臺罷了。未來許多年中，它在我們聊天時，都將是個打趣的話題，被形容成一場耐力測試。我們邁出的每一步——租賃的房子，我們擁有的第一幢房子，我們擁有的第二幢房子，第一幢在另一個城市買下的房子——都會帶給我們這種歡欣的進步感，讓我們變得更加親密。這樣一直到最後一幢房子，走進這幢最最輝煌、前所未有的房子時，我倒有了一種隱隱的災難感，一種若有若無想要逃離的感覺。
我們通知雷伊要搬走，卻沒告訴格里夫人。因此她的敵意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事實上，她差點就氣瘋了。
“哼，她還以為自己有多聰明。她其實連兩個房間都收拾不乾淨。她掃地的時候只知道把灰掃到角落。”
我買下我的第一把掃帚時，忘了買簸箕，因此有陣子我確實是這麼幹的。但是，除非她趁我不在，用她自己的鑰匙進了我們的房間，否則她不可能知道這個。她顯然這麼幹過。
“她鬼頭鬼腦的，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她，就知道她是個鬼頭鬼腦的傢伙。還是個撒謊精。她頭腦有問題。她坐在那裡，說她在寫信，其實就是在一遍遍寫同樣的東西——根本不是什麼信，就是同樣的東西翻來覆去地寫。她頭腦有問題喲。”
現在我知道了，她想必把我丟進垃圾筐的紙團又開啟檢查過。我經常試圖用同樣的詞語開始敘述同一個故事。正如她說的，一遍遍地重複。
天氣相當暖和了，我上班不再穿外套，而是把一件暖和的毛衣塞進裙子腰帶，把皮帶扣到最緊的一檔。
她開啟前門，衝著我的腳後跟嚷嚷。
“賤人。瞧那個賤人，像那樣挺著胸脯，晃著屁股！你以為自己是瑪麗蓮·夢露嗎？”
還有“我們的房子裡不需要你。滾吧，越快越好！”
她給雷伊打電話，控訴我試圖偷她床上的亞麻枕套。指責我在街頭到處傳播她的私事。她特地敞著門，為確保我能聽到，還故意扯著嗓子對電話吼叫，不過這其實毫無必要，我們用的是同一根電話線，如果想偷聽，我隨時都可以聽個一清二楚。不過我從沒這麼做過——我的本能是趕緊堵住耳朵——不過，一天晚上切斯正好在家，他抓起電話：
“別理她，雷伊，她就是個瘋婆子。我知道她是你媽，但我不得不告訴你，她是個瘋子。”
我問他雷伊怎麼回答，是不是聽了這話生氣了。
“他只是回答：‘好的，沒問題。’”
格里夫人掛掉電話，直接衝樓梯下面吼了起來。“我來告訴你們誰才是瘋子。我來告訴你們誰才是個瘋狂的撒謊精，到處散播我和我丈夫的謠言……”
切斯說：“我們不想聽你說話。別惹我老婆。”後來他問我：“她說她和她丈夫是怎麼回事？”
我說：“我不知道啊。”
“她就是受不了你，”他說，“因為你年輕漂亮，而她是個老巫婆。”
“忘掉這些吧。”他勸道，編了個勉強的笑話逗我開心。
“老女人們到底要幹啥？”
我們搭出租車去新公寓，行李只有幾隻手提箱。我們在人行道上背對房子等車。我以為會聽到一些最後的嘶叫，不過四下寂靜無聲。
“要是她拿杆槍，從背後幹掉我怎麼辦？”我問。
“別和她一般見識。”切斯說。
“要是格里先生在的話，我倒是願意衝他揮揮手。”
“最好別。”
我甚至沒有最後看一眼那房子，我也沒再走過那條街，再也沒去過阿布特斯街那個面對公園和大海的街區。它的模樣我都忘了，不過有幾件東西倒是記憶猶新——凹室的簾子、瓷器櫃、格里先生的綠躺椅——記得一清二楚。
我們逐漸認識了一些年輕夫婦，他們和我們一樣，起初在別人的房子裡租住廉價的一隅。我們聽到關於老鼠、蟑螂、可怕的馬桶、瘋狂的女房東的故事。我們也會講講我們那個瘋狂的女房東。妄想狂。
別的時候，我都不會想起格里夫人。
不過我有時會夢見格里先生。在夢中，我與他相識，似乎早在他認識她之前。他靈活強壯，但並不年輕，模樣也不比我在前廳給他讀報時好多少。他好像是可以說話的，不過他的發言仍僅限於我已經學會解讀的那種噪音——生硬專橫，只是不耐煩的幾聲哼哼，雖說對動作做著重要註解。而動作本身狂野無比，因為這些都是色慾之夢。身為一個年輕妻子，以及隨後毫無耽擱地變成一個年輕母親——忙碌、忠誠，幾乎總是心滿意足——的時候，我都時不時做夢，夢中的這種進攻、這種回應、這些可能性，在現實生活中根本無跡可尋。這些夢毫無浪漫可言。也沒有絲毫體面。我們的床——格里先生和我的——總是礫石沙灘、粗糙的甲板或者戳人的一捆捆油膩繩索。夢裡有一種你或許可以稱為醜陋的情趣。他辛辣的氣味，他凝凍般的眼睛，他獵狗一樣的牙齒。我會從這些粗野的夢中驚醒，心頭一片空白，連一絲驚訝和羞恥都沒有，旋即又睡著，早上帶著一種我習慣要否認的記憶醒來。年復一年，而且想必在他死後很久，格里先生都在我的夜間生活中如此運轉。直到我把他利用殆盡，我估摸著就像我們把死者利用殆盡一樣。不過，其實這事從來都不該這麼理解——並不是說，我是個掌控者，我把他帶到這裡。這事是雙方面的，似乎也是他把我帶到了這裡，這些不光是我的經歷，也是他的經歷。
而船和甲板和海灘上的礫石，戳向天空或蜷縮地俯向水面的樹木，四周島嶼錯雜的剪影，灰暗卻分明的群山，似乎都具有一種天然的混亂，比我能夢到或想出的任何東西都要豐富和自然。它就像那種地方：你在，或者不在，它都自成一體，遺世而獨立。
不過，掉在那位丈夫屍體上的焦黑房梁，我倒從不曾看到。那是很久前的事啦，如今周圍早已換上一片鬱鬱蔥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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