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大拿的邁爾斯城
爸爸扛著淹死男孩的屍體，穿過田野走來。搜尋歸來的共有好幾個男人，不過扛屍體的是我爸。他們全都渾身泥濘，精疲力竭，走路時耷拉著腦袋，好像深感羞恥。狗兒也沒精打采，渾身滴答著冰冷的河水。幾小時前他們集結出發的時候，狗兒們勁頭十足地吠叫著，男人們精神抖擻、意志堅定，整個場面充盈著一種緊繃繃的、難以言喻的激動氣氛。大家都知道，很有可能搜到不幸的結果。
男孩叫斯蒂夫·高雷。八歲。他的頭髮和衣服現在都是泥漿色，沾著枯葉、樹枝和雜草。他就像一堆整個冬天都丟在外面的垃圾。他的臉扭向我爸的胸膛，不過我還是能看到一個鼻孔、一隻耳朵，塞滿綠瑩瑩的爛泥。
我想不是這樣吧。我想我沒有真看到這些。或許我看到爸爸扛著他，其他男人跟在後面，還有狗，但我不可能被允許湊那麼近，居然能看到鼻孔裡的爛泥。想必我是聽人談到這個，想象成自己看到的。我看到他的臉一如既往，只是多了些爛泥——斯蒂夫·高雷熟悉的、瘦精精的、鬼頭鬼腦的臉——其實那是不可能的。在水裡泡了那麼多小時，它應該已經發脹、變形，或許還被泥漿完全覆蓋了。
不得不帶回這樣的訊息，這樣的證物，給等待的家人，特別是給一個做媽媽的，這足以讓搜尋者們步履沉重，不過事實上更糟糕。（人們竊竊私語道）不是一般的可憐吶，等著接收斯蒂夫·高雷，對他表示應有的哀悼的，並沒有什麼媽媽，根本就沒什麼女人——沒有祖母或姨媽，就連姐妹也沒有。他爸是個僱工，是個酒鬼但不是醉鬼，是個怪人卻並不好玩，不友好但也不惹禍。他成為父親似乎是個意外，做媽的開溜了，孩子留給他，父子從此生活在一起，好像也純屬偶然。他們住在一幢斜頂灰牆的破爛房子裡，僅比小棚子稍好一點——做爸爸的捱到沒辦法了，總算修了屋頂，在走廊上裝了支柱，勉強湊合著用——他們的生活同樣七拼八湊，也就是說，差一點就要接受兒童救助了。他們不在一起吃飯，也不給對方做飯，不過吃的總歸是有的。有時做爸爸的會給斯蒂夫錢去商店買吃的，也有人看到過斯蒂夫買一些相當正常的東西，比如煎餅粉和通心麵晚餐。
我和斯蒂夫·高雷挺熟，對他談不上喜歡也談不上不喜歡。他比我大兩歲。到了星期六，他會到我們家晃盪，對我做的一切都不屑一顧，但就是不肯從我身邊跑開。我每次玩鞦韆，他肯定要在旁邊躍躍欲試，要是我不給他玩，他就跑過來拼命推我，弄得我搖搖晃晃的。他欺負狗。他常讓我陷入麻煩——事後看來，我覺得他是不懷好意，故意為之——會挑逗我去做平時根本想不到的事：在土豆只有彈子大小時就挖出來，看看它們長多大了；推倒摞得好好的柴火，堆成一大堆，我們再從上面跳下來。在學校裡我們從不跟對方說話。他獨來獨往，但好像並不在乎。不過，星期六早上，看到他瘦削、冷靜的身影從雪松叢中滑過，我就知道我準得出點事，而他正在策劃。有時也會一切順利。我們會扮作牛仔，馴服野馬。我們在河邊牧場上玩，距離斯蒂夫淹死的地方不遠。在一條流到安大略省南部、匯入索津河的無名小河邊，我們既是馬又是騎手，一邊尖叫一邊學馬叫，既要撲騰蹄子，又要揮舞著樹枝做的鞭子。
葬禮在我家舉行。斯蒂夫爸爸家沒地方容納那麼多人。我記得房間裡擠擠挨挨的，不過不記得看到躺在棺材裡的斯蒂夫，或者牧師，或者花圈。我記得舉著一朵花，一朵白水仙，想必出自什麼人在室內催熟的盆栽，因為這會兒樹林裡連翹、延齡草或金盞花都還沒開呢。我和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人手一朵水仙。我們唱兒童讚美詩，有人在我們的鋼琴上彈伴奏：“等主回來，快要回來，要收聚他珍寶。”我穿著白色編織長襪，被它們弄得很癢，膝蓋和腳踝處都皺巴巴的。襪子黏在我腿上的感覺，與我記憶裡的另一種感覺混在一起。說來有點複雜。它與我爸媽有關。它涉及大人們，但主要是我爸媽。我爸爸，也就是扛著斯蒂夫的屍體從河邊走回來的人，以及我媽媽，她想必是操辦這場葬禮的主力。爸爸穿著他的深藍色西裝，媽媽穿棕色天鵝絨裙子，戴奶油色緞領。他倆肩並肩站著，嘴巴隨讚美詩開合，我站在兒童佇列裡，遠遠看著他們。我感到一陣強烈的、令人作嘔的厭惡之情。兒童有時會對大人產生一種突然的厭惡。瞧那大個頭，那粗胖體型，那種得意忘形的力量。那呼吸，那粗皮糙肉，那些毛髮，那可怕的分泌物。不過我的感覺更糟。而且隨之而來的憤怒之情也談不上尖銳，與自尊毫無關係。與我終於可以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砸向斯蒂夫·高雷的時候不同，這種感覺無法釋懷。它難以理解，也沒法說清，儘管過了一陣，它淡化為一種沉重，又減弱為僅剩的一點餘味，一種偶爾泛起的味道——一種微弱的、熟悉的疑慮。
大約二十年之後年，我丈夫安德魯和我買了一輛全新的汽車，我們的第一輛——也就是說，我倆的第一輛全新的車。一輛莫里斯牛津車，牡蠣色（賣車的人對這顏色有個更動聽的叫法）——一輛挺大的小車，有大量空間給我們和兩個孩子，六歲的辛西婭和三歲半的梅格。
安德魯拍了一張我站在車邊的照片。我穿著白褲子、黑色高領毛衣，戴著墨鏡。我慵懶地靠在車門上，側著臀部，以便看起來苗條些。
“不錯，”安德魯說，“很棒。看起來像肯尼迪夫人。”或許這整片大陸上，所有黑髮、還算苗條的年輕女人，穿得比較時髦的時候或者拍照片時，都會被讚美為像肯尼迪夫人。
安德魯給我、孩子們、我們的家、我們的花園、我們的遠足和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拍了好多照片。他沖洗了很多張，仔細貼上標籤，寄給他在安大略的媽媽、姨媽和叔叔。他也給我一些照片，讓我寄給我爸，他也住在安大略。我寄是寄的，不過沒像他那麼頻繁。安德魯看到原以為我已寄出的照片還擱在家裡，不由得困惑不解，而且很不開心。他一心希望這些記錄都傳出去。
那年夏天，我們要展示我們自己，而不是照片了。我們打算從眼下住著的溫哥華去安大略，後者我們叫作“老家”，要開新車去。路上開五天，到了待上十天，然後再開五天回來。這還是安德魯頭一次有三週的假期。他在加拿大能源公司法務部工作。
一個星期六早上，我們把手提箱、兩個熱水瓶（一個裝咖啡，一個裝檸檬水）、水果和三明治、圖畫書和畫畫本、蠟筆、畫板、驅蟲劑、毛衣（以防山中寒冷），還有我們的兩個孩子塞進汽車。安德魯鎖上房門，辛西婭一本正經地說：“再見啦，房子。”
梅格說：“再見，房子。”然後她問，“現在我們住哪呢？”
“不是永遠再見啦，”辛西婭說，“我們要回來的，媽媽！梅格以為我們永遠不回來了！”
“我沒有。”梅格踢著我的靠背抗議。
安德魯和我戴上太陽鏡，開車出發了。我們開過獅門大橋，穿過溫哥華的主體。我們離開了我們的房子、街區、城市，以及——在華盛頓州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的交界點——我們的國家。我們橫穿美國，沿最北的路線朝東開，在安大略省的薩尼亞會再次進入加拿大。我也說不清選了這條路線是因為橫跨加拿大的公路尚未竣工，還是因為我們想要體驗那種滋味：開車橫跨一個外國，或者說一個有點外國感的國家——想要那種額外的趣味和冒險感。
我們全都興致勃勃。安德魯數度讚美這車。他說，開它的感覺，比開我們的老車，那輛1951年的奧斯汀好多了。後者上坡時速度會可憐地減慢，而且形象像個緊張兮兮的老太婆，安德魯這麼評論道。
“這輛車的形象像什麼呢？”辛西婭問。她聽我們說話很仔細，喜歡嘗試諸如“形象”這樣的新詞。通常都能用對。
“活潑的，”我說，“有點運動型的。但並不賣弄。”
“它很明智，但是有檔次，”安德魯說，“就像我的形象一樣。”
辛西婭想了想，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得意問道：“那就是說，像你希望你是的樣子，對嗎，爸爸？”
至於我嘛，我對於離開感到很高興。我喜歡出發。在自己家裡，我好像總想找個地方躲起來——有時是躲開孩子們，不過更多時候是躲開要做的工作、要接的電話，以及鄰居的搭訕。我想躲起來，投身於我真正的工作，那有點像是在遙遙召回我自個兒的三魂七魄。我活在困頓中，總找不到想要抓住的東西。但旅行時卻是一帆風順。我可以跟安德魯說話，跟孩子們聊天，可以看看他們向我指出的各種東西——標牌上的一隻豬啊，田裡的一匹小馬啊，旋轉展臺上的一輛大眾車啊——同時把檸檬水倒進塑膠杯。所有這些時刻，魂魄的碎片都飛回我體內各就各位。基本結構於是便成形啦。這讓我充滿希望，心情愉快。做一個觀望者，正是這件事的關鍵。做一個觀望者，而不是守護者。
我們在埃佛瑞特☾1☽向東拐，爬上卡斯克德山。我在地圖上給辛西婭指出我們的路線。我先給她看全美地圖，上面也繪出了加拿大的底部。然後我開啟要穿過的每個州的地圖。華盛頓、愛達荷、蒙大拿、北達科他、明尼蘇達、威斯康星。我給她看穿過密歇根湖的虛線，它就是我們要搭的渡船的路線。之後我們會開車穿過密歇根，開到安大略省薩尼亞，那座連線了美國和加拿大的大橋。就到家啦。
梅格也想看。
“你看不懂的。”辛西婭說。不過她還是把道路圖冊拿到後座。
“靠後坐，”她命令梅格，“坐好，我給你看。”
我聽到她給梅格講解路線，講得非常精確，和我跟她講的一樣。她知道如何按字母表找到各個州，把所有州的地圖都查閱一遍。
“你知道這條線是什麼嗎？”她說，“它是路。這條線就是我們在開車的路。我們正沿這條線開呢。”
梅格默不作聲。
“媽媽，指給我看我們這會兒在哪裡。”辛西婭說。
我取過地圖，指指穿過山區的路線，她拿回地圖冊指給梅格看。“看到我們的路在這裡歪來歪去的吧？”她說，“它歪來歪去的，因為這裡有好多拐彎。這些歪的地方就是拐彎。”她翻了幾頁紙，等了一會兒。“現在，”她說，“指給我看看我們在哪裡。”然後對我嚷道：“媽媽，她懂了！她指出來了！梅格看懂地圖了！”
這會兒，我感覺是我們創造了孩子們的個性。我們給她們嚴格地規定了角色。辛西婭聰明、勤奮、善解人意、懂禮貌、擅長觀察。有時我們會開玩笑說，她過於敬業了，一心想成為我們希望她會變成的樣子。任何責備或失敗，任何冷落，都會深深地影響她。她是個金髮白面板的孩子，太陽一曬，風一吹，感到得意或者羞恥，都會在面板上輕而易舉地表現出來。梅格則體格結實、不愛說話——並不叛逆，不過有時挺固執，顯得高深莫測。我們覺得她的沉默展示了性格的力量，她的拒絕也被我們視為一種冷靜獨立的表現。她長著棕色頭髮，我們把它剪成齊劉海。她的眼睛是淺栗色的，清澈透亮。
我們都非常喜歡這些個性，欣賞著它們的矛盾與確定。我們不喜歡那種沉重兮兮、毫無創造的父母之路。我害怕變成那類母親——身體肥胖，周遭籠罩著一團羊毛味兒、奶味兒的迷霧，因為負擔著各種瑣碎雜務而顯得大義凜然的。我相信，就是這類母親沒完沒了的關注、她們對於承擔重負的需求，才導致了絞痛、尿床和哮喘。我喜歡另一類做法——開專欄的職業媽媽們那種開玩笑的絕望和誇張的嘲諷。雜誌文章裡，小孩一律迷人地自有一套，難以說服，不可思議而又不可戰勝。做媽媽的同樣才華橫溢而不可戰勝。我一心想成為的真實生活中的母親，是會打電話來問“我的小希特勒這會兒是不是碰巧在你家啊”的那種人。她們凌駕於奶味兒迷霧之上，利落地談笑風生。
我們看到一輛卡車的前廂橫放了一隻捆著的死鹿。
“有人把它打死了，”辛西婭說，“獵人打鹿。”
“還沒到狩獵季，”安德魯說，“他們沒準是在路上撞到了它。看到有鹿出沒的標誌了嗎？”
“要是我們撞到一隻的話，我會哭的。”辛西婭嚴厲地說。
我給孩子們做了花生醬奶油果醬三明治，給我們自己做了鮭魚蛋黃醬三明治。不過我沒放生菜，安德魯很失望。
“我沒有啊。”我說。
“你不能帶一點嗎？”
“我不能為了做點三明治，就買來一整顆生菜吧，那樣太浪費了。”
這是謊言。我其實是忘了。
“加生菜葉會好吃得多。”
“我覺得沒那麼大區別嘛，”沉默一會兒，我說，“別激動。”
“我沒激動。我喜歡三明治裡夾生菜。”
“我只是覺得沒那麼重要嘛。”
“要是我也懶得給油箱加滿油，那會怎樣？”
“那不是一回事。”
“唱首歌吧。”辛西婭說。她唱了起來：
五隻小鴨出門玩，
翻過山，跑得遠，
一隻小鴨叫，
嘎嘎嘎，
四隻小鴨趕緊游回來。
安德魯捏捏我的手說：“別吵架。”
“你說得對。我該買生菜來著。”
“那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希望我對安德魯的感覺能變成一種效勞的、依賴的感情。我甚至試過列出兩份清單，一份是我喜歡他的地方，一份是我不喜歡的地方——在親密生活的熔爐中，我所喜歡的和我所厭惡的事情——彷彿我指望用這個來證明什麼，得出這種那種結論。到頭來我發現它證明的無非是我早已知曉的事——也就是說，我是個充滿矛盾的人——於是半途而廢了。有時，他的腳步聲都讓我感覺專橫無比，他的嘴巴顯得自鳴得意、挑剔刻薄，而他結實筆直的身體是一道障礙——相當刻意，甚至是盡職的，帶著討厭的男權主義的自鳴得意——擋在我和我生活中各種可能的快樂或輕鬆之間。旋即，不經意間，他又成了我的好朋友和最重要的伴侶。我體會著他輕靈的骨骼和嚴肅的思想帶來的甜蜜感覺，他充滿愛情的脆弱，我想象著那愛比我自己的更加純淨坦蕩。我會被他的固執、他一絲不苟的得體深深打動，換個時候又會對此嗤之以鼻。我會思忖，他是多麼謙卑啊，扛起這種現成的重擔，成了丈夫、父親、養家的人，相形之下，我實在就是個隱蔽的自我中心的怪物啊。或許不該說隱蔽——至少對他而言不是的。
我們吵到口無遮攔時，會說出我們以為的最醜陋的真相。“我知道你這人骨子裡就有點自私，不可信任，”安德魯有一次說，“我一直就知道。我也明白那就是我愛上你的原因。”
“不錯。”我說，既悲哀又有點得意。
“我知道要是沒你我會過得更好。”
“不錯，你會的。”
“你沒我會更快樂。”
“不錯。”
最後——到頭來——被折磨、被滌盪之後，我們握手言歡，嘲笑那兩個愚昧的傢伙，也就是我們自己。他倆的狹隘、他倆的委屈、他倆的自我辯解。我們超越了他們。我們宣稱他們是撒謊者。我們晚飯時會喝酒慶祝，或者決定搞一個聚會。
我已經多年未見安德魯了，不知他是否依然清瘦，頭髮是否已經完全灰白，是否仍舊一心喜歡吃生菜、堅持說真話，或者是否仍舊爽朗而帶著失望。
我們在華盛頓州的韋納奇過夜，此地已有數週沒下雨。我們在一家繞樹而建的飯店吃晚飯，那可不是一棵種在盆裡的小樹苗，而是一棵大大的、結實的三角葉楊。藉著清晨的光線，我們開出人工灌溉的山谷，駛上乾燥、多石而陡峭的山路，似乎通向連綿的群山。山頂是片廣闊的平原，巨大的斯波坎河和哥倫比亞河縱橫其上。一連幾英里都是麥田和草地。道路筆直，點綴著不少小小的農業鎮，鎮上糧倉林立。事實上，一個標牌上介紹說，我們正穿過的這個縣，道格拉斯縣，擁有全美各縣第二高的小麥產量。各鎮都種了遮蔭樹。至少我覺得是種植的，因為鄉下沒這麼大的樹。
這一切都讓我興奮異常。“我為什麼這麼愛這裡呢？”我問安德魯，“是因為這兒不是風景區嗎？”
“是因為它讓你想起老家啦，”安德魯說，“強烈的思鄉之情。”不過他並沒有戲謔的意思。
我們說“老家”，指的都是安大略，不過我們腦海裡湧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地方。我的老家是一個火雞農場，我爸住在那裡，是個鰥夫，那幢房子儘管是我媽住過的，由她貼了牆紙、刷了油漆、打掃過、裝了傢俱，但如今已經是一副荒廢相，被粗野的集體生活給整糟了。這宅子裡過的日子，估計是我媽根本無法想象，也不可能饒恕的。火雞工人們，也就是掏膛工人和拔毛工人，在這裡開聚會。有時他們中的一兩個年輕人會在這兒住上一陣，邀來自己的朋友，開他們自個兒隨心所欲的聚會。我覺得這種生活比獨處更適合爸爸，所以並不反對，當然也無權反對。很自然，安德魯不喜歡來這裡，他顯然不是那種會和火雞工人們圍坐在廚房桌邊講笑話的人。他們既畏懼他又瞧不起他。而且在我看來，他們在的時候，爸爸沒法不站在他們一邊。不過不爽的不光是安德魯。我雖說能勉強應付那些笑話，其實也覺得夠嗆。
我真懷念小時候，我們養火雞之前的時光。那時候我們養母牛，把牛奶賣給乳酪廠。火雞農場和美麗的奶牛場或牧羊場可不是一回事。你都能看到火雞直接走向凍肉和桌上美餐的結局。它們連一點點自己生活的影子都沒有，不像牛群有自由覓食的田野，豬群有光影斑駁的果園。火雞房都是高效的長條形建築——錫皮棚。沒有房梁、乾草或溫暖的馬廄。就連雞糞聞起來都比普通的牲畜糞便更尖銳、更刺鼻。沒有任何稻草捆、木柵欄、鳴鳥或開花的山楂樹之類的東西。火雞們統一被趕進一片長條形地裡，把它啄得一乾二淨。在那裡，它們看起來不像什麼大鳥，只像一堆堆洗好的衣服嘩嘩掀動著。
有一回，在媽媽去世後不久，我結婚以後——事實上，我正在打包，準備去溫哥華的安德魯那裡——我在家裡和爸爸待了兩天。一場少見的大雨下了一整夜。黎明的光線中，我們看到火雞場被淹了。至少，低矮的部分被淹了，好像變成了一片遍佈島嶼的大湖。火雞們擠在島嶼上。火雞是很蠢的。（爸爸常說：“你瞭解雞嗎？你知道雞有多蠢嗎？好吧，與火雞比，雞簡直就是愛因斯坦了。”）不過它們全都設法擠到了高地上，沒淹死。它們沒準會互相把對方推下去，會擠死，或者著涼病死。我們可不能坐等水退，於是划著一艘家裡的舊船出去了。我負責划槳，爸爸把沉重溼透的火雞拉到船上，我們再把它們弄到穀倉裡。天仍舊下著零星小雨。這活兒很艱難、很搞笑，也很累人。我們都笑著。我很高興能和爸爸一起幹活。我挺喜歡所有艱難、機械、讓人害怕的活計，幹這種活兒，身體會累垮，思想會沉寂（儘管有時精神倒是出乎意料地輕快），我已經開始提前思鄉了，已經開始預先懷念起這種生活和這個地方。我想著，要是安德魯看到我冒著雨，兩手通紅，渾身泥濘，一邊試圖抓住火雞腿，一邊還要划船，他只會一心想帶我離開這裡，讓我忘掉它。這種原始的生活讓他惱火。我對它的依戀也讓他惱火。我想，我不該嫁給他的。但是不然嫁誰好呢？難道嫁個火雞工人嗎？
此外，我也不想待在那裡。我縱然捨不得離開，可要是有人讓我留下，我會感覺更糟。
安德魯的媽媽住在多倫多一幢俯瞰穆爾公園的公寓大樓裡。安德魯和妹妹都在家住的時候，他媽媽睡起居室。她丈夫，一位醫生，在孩子們還沒到上學年齡時就死了。她去上文秘課，以大蕭條時期的廉價賣掉房子，搬進這套公寓，在一些親戚——她姐姐卡羅琳和姐夫羅傑——的幫助下設法養大了孩子們。安德魯和妹妹上了私立學校，夏天還去夏令營。
“我猜想，那是清新空氣基金會☾2☽提供的機會咯？”某次他抱怨過去生活窮苦時，我不屑地質問道。在我看來，安德魯的城市生活可謂風雨無憂、精美考究。他媽媽在百貨商店的辦公室工作，回家後總會因為一天下來辦公室裡的嘈雜聲和刺眼燈光而犯頭痛，但我並不覺得那是一種艱苦或令人欽佩的生活。我想她自己也未必相信她值得欽佩吧——她只是不走運而已。她操心的是她坐辦公室的工作、她的衣服、她的烹飪和她的孩子們。她最擔心的還是羅傑和卡羅琳會怎麼想。
卡羅琳和羅傑住在公園東面，一幢漂亮的石頭房子裡。羅傑是個高個兒禿頂男人，腦袋上遍佈雀斑，肚皮肥碩結實。他喉部做過手術，失去了聲音——說話用的是一種嘶啞的低語。不過所有人都會注意傾聽。有一次，在石頭房子用晚餐時——這房子的餐廳裡，所有傢俱都巨大無比，散發著深色光澤，富麗堂皇的——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我想它一定是與韋塔克·錢伯斯☾3☽有關，後者的故事當時登在《星期六晚郵報》上。這個問題儘管措辭溫和，但他嗅出了內容的離經叛道，針對他所謂的我的“同情心”，他開始管我叫葛羅米柯☾4☽夫人。沒準他其實就想找個對手，只是一直沒如願吧。那次晚餐，我注意到安德魯給他媽點菸時手直抖。安德魯的羅傑姨父付了他的教育費用，還擔任著好幾家公司的董事呢。
“他就是個固執己見的老頭，”安德魯事後對我說，“跟他爭論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離開溫哥華之前，安德魯的媽媽寫信說：“羅傑對於你們買了一輛小型車很有看法！”感嘆號傳達出她的擔憂之情。當時，尤其是在安大略，選擇一輛小型歐洲車而不是什麼大型美國車，足以被視為一種宣言——朝羅傑向來嗤之以鼻的那些方面靠近的宣言。
“那車其實沒那麼小。”安德魯氣呼呼地說。
“問題不在這裡，”我說，“問題在於，這根本不關他的事！”
我們的第二晚在米蘇拉度過。在斯波坎的一家加油站，我們得知2號公路上很多地方在修，我們接下來這一路肯定暑熱蒸人、灰塵嗆鼻，而且還有漫長的堵車，所以我們拐上州際公路，穿過科達倫和凱洛格，開進蒙大拿州。過了米蘇拉，我們掉頭往南，朝比尤特駛去，途中繞了下道，去看看這個州的首府赫勒拿。我們在車上玩“猜猜我是誰”。
辛西婭是某個死去的人，是個美國人，是個女孩子。或許是位女士。她不是故事人物。她沒上過電視。辛西婭不是在一本書裡讀到她的。她不是任何去過幼兒園的人，也不是辛西婭的朋友們的家人。
“她是人類嗎？”安德魯靈光一閃問道。
“不是！這個你們忘了問了！”
“原來是動物。”我恍然大悟。
“那是個問題嗎？已經十六個問題了！”
“不是，那不是問題。我只是在思考嘛。一隻死去的動物。”
“是那隻鹿啦。”沒參加遊戲的梅格插嘴。
“這不公平！”辛西婭說，“她沒參加！”
“什麼鹿？”安德魯問。
我說：“昨天那隻。”
“是前天啦，”辛西婭說，“梅格沒在玩。所以沒人猜中。”
“卡車上那隻鹿。”安德魯說。
“那是一隻母鹿，因為它沒角，而且是一隻美國鹿，而且死了。”辛西婭說。
安德魯說：“我覺得這有點病態吧，居然是一隻死鹿啊。”
“我猜對了。”梅格說。
辛西婭說：“我想我知道病態是什麼意思。就是讓人難受。”
赫勒拿是個古老的銀礦小鎮，即便在清晨的光線中也顯出一派荒涼。然後是波茲曼和比靈斯，它們可就毫無荒涼之態了——都是活力四射、交通便利的小鎮，成英里成英里炫目的金屬飾帶在二手車市場上空飄拂。我們又累又乏，沒勁頭玩“猜猜我是誰”了。這些平庸忙碌的城市讓我想起安大略類似的地方，我想著那裡真正在等待我們的是什麼——羅傑和卡羅琳的餐廳裡碩大的墓碑似的傢俱，我必須燙好孩子們的衣服、提醒他們好好用叉子才能去趕赴的晚宴，然後是一百英里外的另一張餐桌，我爸爸的火雞工人們的笑話。我心心念唸的那些快樂，比如欣賞欣賞鄉間景色，或者在一家裝有電扇、有高高的壓模錫制天花板的老式藥店喝杯可樂，都只能在那兩張餐桌之間偷空覓得。
“梅格睡著了，”辛西婭說，“她太熱啦。我跟她坐一張椅子都嫌熱。”
“希望她沒發燒哦。”我頭也不回地說。
我們這麼做是為什麼呢，我思忖著，答案浮現了——為了出風頭。為了讓安德魯的媽媽和我爸爸享受享受見到孫輩的愉悅。那是我們的責任。不過除此之外，我們還想向他們展示什麼。安德魯和我，我們是何等頑強不屈的孩子，是何等堅定的讚美尋求者啊。彷彿在某個時刻，我們收到過一則令人刻骨銘心、無法消受的資訊：我們遠不足以讓人滿意，生活中哪怕最普通的成功也是遙不可及的。自然，羅傑發來過這類資訊——這就是他的風格嘛——但是安德魯的媽媽，還有我自己的爸媽肯定不是故意的。他們想告訴我們的只是“小心點，好好過”。讀高中時，爸爸跟我開玩笑說，我準會以為自己太聰明瞭，結果到頭來連男朋友都找不到。他沒準一星期之後就把這話拋到腦後了，我卻永世難忘。安德魯和我把一切都牢記心頭。我們耿耿於懷。
“希望有個海灘。”辛西婭說。
“或許會有的，”安德魯說，“就在下一個拐彎那裡。”
“前面根本沒拐彎。”她答道，好像深感受辱。
“我就是那個意思嘛。”
“再有一些檸檬水就好了。”
“我來揮舞魔棒，直接變出一些吧，”我說，“好不好，辛西婭？或者你想要葡萄汁？我要不要順便變個海灘出來？”
她沉默著，很快我就知錯了。“沒準下個鎮會有游泳池的。”我安慰道。我檢視著地圖。“在邁爾斯城。反正那裡總會有點冰飲料喝。”
“它有多遠？”安德魯問。
“不遠了，”我說，“三十英里吧，大概。”
“在邁爾斯城，”辛西婭唸咒般說道，“有一個給孩子們玩的美麗藍色游泳池，還有一個長著好看的樹的公園。”
安德魯對我說：“你真能惹事。”
不過還真有一個游泳池呢。還有個公園，儘管並不完全符合辛西婭幻想中的綠洲。細葉子的草原樹——三角葉楊和楊樹——磨損的草地，一道高高的金屬絲籬笆圍著的游泳池。籬笆裡有一道混凝土塊壘起的牆，尚未完工。沒有歡叫聲，也沒有潑水聲。在入口處上方，我看到一塊牌子上寫著：游泳池每天中午到下午兩點不開門。這會兒是十二點二十五分。
雖說如此，我還是喊道：“有人嗎？”我想總有人在吧，因為入口附近停了一輛小卡車。卡車一側印著：“我們有頭腦，通你下水道。（大力神抽來幫忙！）”
一個女孩走出來，游泳衣外披了一件救生員的紅色襯衫。“抱歉，我們關門了。”
“我們是正好開車路過的。”我說。
“我們每天十二點到兩點不開門。牌子上寫了。”她啃著一個三明治。
“我看到牌子了，”我說，“但這是我們這一路看到的第一片水，孩子們熱壞了，我想問問她們能不能在水裡泡泡就出來——就五分鐘。我們會看著她們的。”
她身後又冒出一個男孩。他穿著牛仔褲和T恤，T恤上印著“大力神抽”。
我想解釋說我們是從不列顛哥倫比亞開往安大略省的，不過旋即想起美國人對加拿大地名通常毫無概念。“我們開車橫穿美國來著，”我說，“沒時間等泳池開門了。只希望能讓孩子們涼快一下。”
辛西婭光著腳跑到我身後。“媽媽，媽媽，我的游泳衣在哪裡？”隨即她停下了，嗅出成人談判的嚴肅氣氛。梅格正從車裡爬出來——剛剛才醒，上衣拉上去，短褲朝下拽，露出粉紅色的小肚皮。
“就這兩個嗎？”女孩問。
“就這兩個，我們會看好她們的。”
“我不能讓大人進去。要是就這兩個，我想我可以看好她們。我正在吃午飯呢，”她問辛西婭，“你想進游泳池嗎？”
“是的，請讓我進去吧。”辛西婭堅定地說。
梅格盯著地面。
“只能一小會兒哦，因為游泳池其實關門了呢。”我提醒道。“真的非常感謝。”我對女孩說。
“嗯，我可以在裡面吃午飯，要是就她倆的話。”她看著汽車，好像以為我會讓裡面蹦出更多孩子塞給她似的。
我找出辛西婭的游泳衣，她帶著它進了更衣室。她不讓任何人，包括梅格，看到她光身子的樣子。我讓梅格站在汽車前座上，給她換了衣服。她的是一件粉色棉布游泳衣，上面有一些帶子交叉打結。衣服下部鑲著花邊。
“她真燙啊，”我說，“不過我想她沒發燒。”
我喜歡幫梅格穿衣服脫衣服，因為她的身體仍舊任人擺佈，沉甸甸的，有著可愛的遲鈍和寶寶特有的奶香。辛西婭的身體很久以來就已經消瘦、成形、變化了，已經變成辛西婭。我們都喜歡抱著梅格，摟緊她，愛撫她。有時她會發怒，會開啟我們，這種直截了當的獨立要求，這種兇巴巴的害臊勁兒，反而使她更可愛，讓家人更想捉弄她，挑逗她。
安德魯和我坐在車裡，開著窗。我聽到一臺收音機的聲音，心想它一定是那女孩或她男朋友的。我渴了，下了車，想看看公園裡有沒有小賣部或者軟飲料出售機。我穿著短褲，腿後面滑溜溜的全是汗。我看到公園另一頭有個飲水噴泉，便儘量躲在樹陰下，迂迴地朝它走去。你只有下了車，一個地方才會真實起來。我走得很慢，那熱勁兒，還有那照在曬得起泡的房子、人行道和灼焦的草地上的烈日，都讓我頭昏目眩。我注意到一片踩壞的樹葉，涼鞋後跟踩上了一根冰棒棍兒，又瞟了瞟綁在樹上的一個垃圾箱。你在長時間驅車之後，就會這樣注意到重新浮現的世界中最平庸的細節——你會感覺到它們的獨一無二，注意到它們渾然天成的位置，還會意識到你恰巧就在這裡遇上它們，這種因緣際會令人倍感惆悵。
孩子們哪去了？
我轉過身，半走半跑地趕到尚未完工的水泥牆外面的籬笆邊。我可以看到水池的一部分。我看到辛西婭，她站在齊腰深的水裡，在水面上拍拍打打的，一邊謹慎地看著游泳池另一頭我看不見的地方。根據她小心翼翼的姿態，還有她的神情，我猜想她一定是在看救生員和她的男朋友之間的什麼舉動。我沒法看到梅格。不過我想她肯定在淺水區吧——水池的淺水和深水兩頭我都看不到。
“辛西婭！”我喊了兩次，才讓她順著我的聲音看過來。“辛西婭！梅格在哪裡？”
每次回想這一幕，我總覺得辛西婭無比優雅地扭頭看我，又在水中轉了一圈——讓我想起一個站在足尖上的芭蕾舞者——用一種舞臺上的姿勢攤開胳膊。“不——見——了！”
辛西婭確實很優雅，也上了舞蹈課，因此這些動作有可能確實是我描述的那樣。她確實是在游泳池裡四下看過之後說了“不見了”，但是這些話語和動作的怪異造作的風格，這種不急不忙的態度，大有可能出自我的想象。看不到梅格，一陣恐懼立刻湧入我心中——甚至就在我自我安慰她一定是在淺水區的時候——這想必讓我覺得辛西婭的動作是那樣緩慢和不合時宜，簡直叫人難以忍受，而她在尚未明白其含義時說出的“不見了”的語調（或者是否有可能她也在掩飾某種已經湧出的負罪感呢？），在我聽來也未免太平靜了，顯得典雅無比，令人震驚。
我喊著安德魯，救生員冒出來了。她指著深水區那頭問：“那是什麼？”
那兒，就在我的視線中，出現一簇粉紅色的花邊，一個花束，沉在水面下。身為救生員，怎麼會站在那裡指指戳戳？怎麼會問那是什麼呢？她為什麼不徑直跳進水中游過去？她沒游水，而是繞著池邊朝游泳池那頭跑去。不過那時安德魯已經翻過了籬笆。發生了那麼多不可思議的事——辛西婭的舉止，然後是救生員的——現在我的感覺是安德魯一躍就翻過了看起來大約有七英尺高的籬笆。他一定是抓著金屬線，飛快地爬過去的。
我沒法爬過或者跳過它，只好跑向入口，那裡有一道鎖著的隔柵門，不是很高，我設法翻了過去。我衝過水泥走廊，跑過足部消毒池，趕到游泳池的一頭。
事情已經結束。
安德魯第一個趕到梅格那裡，把她從水中拉出來。他只需伸手一抓，因為她其實是在游泳，腦袋埋在水下——她打算朝游泳池的一頭游過去。現在他抱著她，救生員小跑著跟在後面。辛西婭從水裡爬出來，跑向他們。唯一一個置身事外的是那個男朋友，他一直坐在淺水一頭的椅子上，喝著杯奶昔。他衝我笑了笑，我想著他是多麼沒心沒肺啊，縱然危險已經過去。但或許他是善意的吧。我注意到他沒關收音機，只是把聲音調小了。
梅格一點也沒嗆水。她甚至都沒怕。她的頭髮貼在腦袋上，眼睛睜得大大的，散發著驚奇的金色光輝。
“我是去拿梳子嘛，”她說，“我不知道水深。”
安德魯說：“她在游泳！她自己游泳來著。我看到她的游泳衣在水裡，然後就看到她在自己游泳呢。”
“她差點淹死，”辛西婭說，“不是嗎？梅格差點淹死啦。”
“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救生員說，“她在那裡好好的，一轉眼就不見了。”
事情是這樣的，梅格從淺水區那頭爬出來，沿著游泳池邊，朝深水區跑去。她看到水底有一把不知誰丟下的梳子。她搞不清水深，就彎腰去夠它。結果她翻過池邊，滑進水中，發出的聲音很輕，以至於沒人聽到——救生員沒聽到，她正在和男朋友接吻，正看著他倆的辛西婭也沒聽到。那想必就是我在樹下想到“孩子們哪去了？”的時刻。想必就是在同一個時刻。就在那個時刻，梅格吃驚地滑進了危險的、清澈湛藍的池水中。
“沒事的，”我安慰快要哭出來的救生員，“她有時動作飛快。”（儘管我們通常可不會那樣描述梅格。我們總說她凡事都會思索半天，不慌不忙。）
“你會游泳啦，梅格。”辛西婭用一種祝賀的語氣說。（後來她告訴我們接吻的事。）
“我不知道水深嘛，”梅格說，“我沒淹水。”
我們在一家外賣店買了午飯，坐在公路附近的一張野餐桌邊吃漢堡和薯條。由於激動，我忘了給梅格買一個素漢堡，只得用塑膠調羹刮掉調味品和芥末醬，用餐巾紙擦乾淨肉餅給她吃。我利用垃圾桶清理了車廂。之後，我們敞著前排車窗，再度朝東駛去。辛西婭和梅格在後座上睡著了。
安德魯和我輕聲討論著剛才的事。假設我那會兒沒有突然一陣衝動，想到去看看孩子，會怎樣？要是我們像原先計劃的那樣進城去買飲料，會怎樣？安德魯是怎麼翻過籬笆的？他是爬過去還是跳過去的？（他記不清了。）他怎麼做到那麼快就抓住梅格的？想想看，救生員竟然沒有盯著。還有辛西婭，就顧著看接吻了。別的什麼都沒在意。都沒看到梅格從邊上跌進水裡。
不見了。
不過她游泳來著。她屏住呼吸，遊起泳來啦。
多麼幸運的一長串關聯啊。
我們所談論的就是這個——幸運。不過我總忍不住去想象相反的結果。此刻，我們大有可能正在填表格。梅格從我們身邊被奪走了。梅格的屍體準備運回國。運到溫哥華——我們在那裡還從未關注過墓地這類事——或者運到安大略？她今天早上畫的圖畫還躺在後座上。突然降臨的這一切該如何承受呢？人們都是如何承受這些的呢？那胖墩墩的、甜美的肩膀和雙手小腳，那細柔的棕色頭髮，那心滿意足、高深莫測的表情——全都與她活著時一模一樣。最平凡的一種悲劇了吧。陽光明媚的中午，一個孩子淹死在游泳池裡。一切很快就將被打掃乾淨。水池兩點正常開放。救生員有點受刺激，下午請求休假。她和男朋友一起開著大力神抽卡車離開。屍體在某種運輸用的棺材裡密封好。鎮靜劑、電話、作安排。如此驟然的一種缺失，一種茫然的下沉和劇變。從藥丸的作用中昏沉沉醒來，暫時感覺一切都不是真的。想著要是我們沒停車，要是我們沒走這條路線，要是他們沒讓我們用游泳池，會怎樣。那把梳子或許再也不會有人知曉。
這種想象挺犯傻的，不是嗎？怪丟人的。就像把手按到電線上，接受安全範圍內的電擊，體驗一下感覺又迅速收回。我相信安德魯對這類事比我更謹慎，此刻他正竭力不去想這些。
我在斯蒂夫·高雷的葬禮上，隔開一段距離觀察我父母，對他們產生全新的討厭感覺時，我想我頭一回理解了某些和他們有關的事。一件嚴肅得可怕的事。我理解了，他們其實是沆瀣一氣的。他們高大、僵硬、盛裝的身體並不曾擋在我和夭折或者任何別的死亡之間。他們給出了許可。至少貌似如此。他們對於孩子們的死亡、對於我的死亡給出了許可，這並非透過他們的話語或思想來達成，而是由他們生下孩子——生下了我——這個事實來完成的。他們生下我，因此我的死去——無論他們多麼悲慟，如何難以承受——在他們看來都絕非不可思議，絕非違背自然。這是事實，而即便在當時，我也知道不該譴責他們。
但我仍舊譴責了他們。我控告他們無恥、虛偽。我代表的是斯蒂夫·高雷，還有所有孩子們，他們知道他們有權自由自在地長大，展開一種新的、精彩的生活，而不是被那些潰敗的大人們設下陷阱，被他們的性愛和葬禮所捕獲。
斯蒂夫·高雷淹死了，人們說，是因為他和孤兒差不離，沒人管。要是有人給他足夠的警告，給他活兒幹，看著他，他就不會從一根不牢靠的樹枝上跌進一個春天的池塘，跌進河邊一個灌滿水的礫石坑——就不會淹死了。他被忽略啦，沒人管，所以淹死了。他爸認為這是個意外，就像狗會遭到意外。他都沒有體面的套裝穿來葬禮，也沒在聽祈禱時低下頭。不過，他是唯一一個我放過的大人。他是唯一一個我覺得沒有給出那種許可的大人。他沒法阻止任何事，但他也沒跟任何東西沆瀣一氣——不像其他人，那些人用造作的沉痛語調念著禱文，滲出虔誠和恥辱。
在距離北達科他州邊境不遠的格倫代夫，我們面臨選擇——是繼續走州際公路，還是往東北方，朝威利斯頓開，走16號公路，再開一段次級公路，最後回到2號公路。
我們都同意州際公路會快一點，而且我們最好不要花太多時間——也就是說，太多錢——在路上。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決定回到2號公路。
“我就是覺得這樣更好。”我說。
安德魯說：“因為這是我們一開始計劃的路線。”
“我們錯過了看到卡利斯佩和哈弗爾的機會。還有‘狼角’。我喜歡這個地名。”
“我們回程時會看到的。”
聽到安德魯說“回程”，我感到一種意外的驚喜。當然了，我一直相信我們會順利回程，我們會跨越所有這些距離，我們的車、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家庭都仍舊完好無損，而且還設法釐清了忠誠和各種別的問題，以如此蠻勇的方式，昂首接受了檢驗。但是聽到他說出這話，我還是倍感寬慰。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安德魯說，“你是怎麼得到訊號的呢？那一定是做媽媽的才會有的某種直覺吧。”
我有點願意相信這個，好為我的直覺得意一番。同時我又有點想警告他——警告所有人——絕對不要指望依靠它。
“我想不明白，”我說，“你究竟是如何翻過籬笆的。”
“我也不明白啊。”
我們就這麼開了下去，後座上的兩個人信任著我們，因為別無選擇，而我們自己呢，相信著這一點：我們那些事，孩子們一開始必定會注意到、會譴責的那些事，到頭來總歸會得到原諒的。我們所有那些冒失、武斷、草率和冷漠——我們所有那些無法避免，或是純屬人為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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