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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愛斯基摩人

愛斯基摩人

瑪麗·喬知道斯齊特醫生會發什麼議論。

“還真是個小聯合國喲。”

瑪麗·喬知道如何對付他,她會指出,頭等艙就是這樣的。

他會說,他可沒提議斥巨資來換取敞開喝香檳的特權。

“再說,你知道頭等艙裡現在都是什麼人嗎?日本佬。把這個國家又買下不少之後往家趕的日本商人。”

瑪麗·喬會說,她現在可不覺得日本人是什麼外國人啦。她會若有所思地說這話,就好像她正對此暗自驚歎,幾乎是在自言自語似的。

“我是說,他們看起來已經不像外國的種族啦。”

“哼,你在他們眼中是外國人,最好別忘記這一點。”

如此一吐為快之後,斯齊特醫生就不會再悶悶不樂了。他會在她身邊安頓下來,樂滋滋的,因為坐在前排,有地方給他放腿。作為一個高大、壯實、面色紅潤、滿頭銀髮的男人,他會顯得鶴立雞群——一個有點笨拙卻高貴不凡的巨人——在這些膚色比他深、比他矮小、骨骼更細緻、穿著華麗或者奇特的服裝的人當中。他會坐定下來,彷彿有權坐在這,有權在這個世界上佔據一席之地——彷彿這種權利只有他這個年紀和種族、這種衣著和思維的男人才能享有。

不過他沒在她身邊伸直雙腿,心滿意足地嘟囔。她孤身奔赴塔希提之旅。這次度假是他給的聖誕禮物。她坐靠走道的座位,靠窗位置空著。

“他的腦袋就恐龍那麼點大,就是這麼回事。”斯齊特醫生的女兒麗亞宣稱,她正跟瑪麗·喬聊她最心愛的話題——她爸爸。她有一長串心愛的話題,心愛的嚴肅話題——核擴散、酸雨、失業率,以及種族偏見和女性地位——不過通往它們的道路無一例外都是從她爸爸開始。照麗亞的說法,她爸爸差不離就是這一切的肇因。是他促成了原子彈、汙染、貧窮和種族歧視。瑪麗·喬不得不承認有時他發的議論確實會讓人得此結論。

“那些只是他的看法罷了。”瑪麗·喬說。她都能想象出那種恐龍了,脊樑上有一些扁扁的骨頭突出——一種華麗的盔甲,幾乎像飾物。“男人嘛,總要有點看法才成。”

這話多蠢啊,尤其是對麗亞而言。麗亞二十五歲,失業,是個肥胖、活潑、美麗的女孩,騎輛摩托車。瑪麗·喬說完這話,胖姑娘麗亞保持淡定的微笑,盯著她看了一分鐘之久,這才輕柔地說:“為什麼呢,瑪麗·喬?為什麼男人非得有看法才成?以便男人毀掉世界的時候,女人只需要坐在那裡咂咂嘴嗎?”

她摘掉摩托車頭盔,把被雨水打溼的頭盔擱在瑪麗·喬的辦公桌上,抖開一頭亂糟糟的深色長髮。

“沒什麼男人在毀滅我的世界。”瑪麗·喬拿起頭盔擱到地板上,輕快地答道。在這場談話中,她並不像聽起來那樣勢均力敵。麗亞這傢伙,跑進她爸爸的辦公室,這番高談闊論,到底想幹什麼呢?她想必不曾指望瑪麗·喬贊同她。不。她想要、希望瑪麗·喬捍衛她爸爸,這樣她就可以得意地表示不屑(哦,當然了,瑪麗·喬,你覺得他就是上帝!),同時也能安心。瑪麗·喬似乎該承擔起這女孩媽媽的分內事——讓她理解爸爸,原諒他,欽佩他。不過,斯齊特醫生的妻子可不大會原諒或者欽佩任何人,更不用說是對她丈夫了。她酗酒,自視為一個智者。有時她會打電話到辦公室,問可否跟“偉大的醫治者”通個話。一個身材高大、聲音洪亮的邋遢女人,一頭白髮亂糟糟的,成天與演員們(她是當地劇院的董事)和所謂的詩人(她過去這幾年一直在讀博士的那所大學裡的英語教授們)廝混。

“一個像你爸爸那樣的男人,每天都在拯救生命,”瑪麗·喬告訴麗亞——她經常強調這一點——“怎麼能說他在毀滅世界呢?”瑪麗·喬之所以捍衛斯齊特醫生,並不只因為他是個男人,是個父親,根本不是。並非因為這些,她才覺得他妻子應該給孩子灌輸一些對他的尊敬之情。而是因為他是這個地區最出色的心臟病專家,因為他每天都奉獻給等在候診室裡面如死灰的病人了,心臟病患者,生存在恐懼和痛苦中的人們。他的生命都用來奉獻了。

麗亞儘管戴了頭盔,頭髮還是溼了,她把雨水直甩到瑪麗·喬的辦公桌上。

“麗亞,小心點,拜託。”

“你的世界是什麼呢,瑪麗·喬?”

“沒時間跟你解釋。”

“你盡忙著幫我爹地咯。”

瑪麗·喬為斯齊特醫生工作了十二年,在樓上的公寓住了十年。麗亞小一點的時候——還是個喧鬧、肥胖、煩人卻可愛的十來歲丫頭的時候——喜歡到公寓找瑪麗·喬玩,瑪麗·喬只好煞費苦心地確保斯齊特醫生頻頻短暫逗留的痕跡都已消抹乾淨。如今麗亞對此想必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曾直接質問過什麼。她經常像是試探性地圍著這個話題繞圈子。瑪麗·喬儘量裝作面無表情,卻時不時覺得好累。

“不過,你能去趟塔希提,真不賴。”麗亞說,仍舊危險地微笑著,頭髮和眼睛都閃閃發亮。“你一直就想去那裡,對嗎?”

“當然了,”瑪麗·喬說,“誰不是呢?”

“並不是說他不欠你這一趟哦。我覺著吧,是他對你的奉獻作點回報的時候了。”

瑪麗·喬不做聲,繼續填病歷。過了一會兒,麗亞平靜下來,討論起了從她爸爸那裡弄點錢來修摩托車的可能性——她來診所就是為了這個。

為什麼麗亞,在那些老一套的嘲弄、說教和宣傳之外,總能問中個把煩人的問題呢?“你一直就想去那裡,對嗎?”塔希提,事實上,瑪麗·喬想都沒想過要去那裡。塔希提對她而言意味著棕櫚樹、紅花、碧波翻滾,以及她毫無興趣的熱帶的繁茂和慵懶。這份禮物有種缺乏想象力卻挺感人的味道,就像情人節的巧克力。

冬天到塔希提度假!我打賭你激動得要跳起來了!

是啊,我當然是!

她告訴病人們、朋友們,還有妹妹們——她疑心他們都覺得她沒有真正的生活——她是多麼激動。而且昨夜她輾轉無眠——如果那也算數的話。今天早上六點不到——似乎是很久之前了——她就站在公寓窗前,從裡到外一身新衣,等著計程車送她去機場。一段短暫、顛簸的飛行去多倫多,一段從多倫多到溫哥華的長途飛行,然後就上路啦,朝太平洋飛去。在火奴魯魯暫停,再然後就到塔希提啦。沒回頭路可走。

要是希臘就好了。或者斯堪的納維亞。好吧,或許斯堪的納維亞不適合這個季節。或者愛爾蘭吧。去年夏天,斯齊特醫生和妻子去了愛爾蘭。他妻子正在“研究”一些愛爾蘭詩人。瑪麗·喬根本不認為他們會開心。跟這樣一個邋遢、乖戾、麻煩不斷的女人一起,誰會開心呢?她相信他們喝得不少。他去釣鮭魚。他們住在一幢城堡裡。他們的度假——以及他獨自的休假,通常都是去釣魚——總是很奢侈,而且在瑪麗·喬看來,無非都是例行公事,無聊透頂。他的宅邸也一樣,還有他的社交和家庭生活——全都一個樣,她想,全都是例行公事,無趣而昂貴。

瑪麗·喬開始為斯齊特醫生工作時,獲得護理學位已有三年,不過她手頭從沒餘錢,要還讀書貸款,也要幫幾個妹妹還。她來自休倫縣的一個小鎮。她爸在鎮上的維修隊幹活。她媽因為所謂的“心臟病”去世了——後來瑪麗·喬才得知,這只是一種心臟方面的小毛病,斯齊特醫生可以診斷出來,並推薦手術加以治療。

瑪麗·喬一有足夠的錢,就開始整牙。它們讓她羞愧。她從不塗唇膏,笑起來總是小心翼翼。她拔掉犬齒,補了門牙。但她仍不滿意,於是戴上了牙箍。她計劃牙箍一取下,就把頭髮染成淺色——現在是平淡無奇的褐色——買點新衣服,甚至搬走,換個工作。等牙箍真摘掉之後,她的生活果然不同於以前,不過並非因為這些策略。

隨著時間流逝,更多變化出現了。她從一個模樣嚴肅、全神貫注、聲音溫柔、胸部肥大的水桶腰女孩,變成一個苗條、衣著入時的女人,一頭夾雜金色的頭髮——如今她超過了年輕時比她漂亮得多的同齡女人們——說話討人喜歡且不乏權威。這些變化對斯齊特醫生起了多少作用,這一點不好說。他過去經常戲言她不要變得太迷人,不然會有人盯上她,把她從他身邊奪走。這類話流露出一絲令她沮喪的意味,讓她好不自在。後來他不再這麼說了,為此她很高興。不過最近他又開始了,在提到她的塔希提之旅的時候。她想,現在她知道如何對付他了。她調戲他道,誰說得準呢?真要那樣也不奇怪嘛。

他喜歡上她的時候她還戴著牙箍。他第一次和她做愛時,牙箍還在。她把頭扭到一邊,擔心一嘴金屬塊塊不會討人喜歡。他閉著眼睛,她想,或許是因為牙箍吧。後來她知道他那種時候總會閉上眼睛。那種時候他不希望記起自己,沒準也不願意記起她。他的快樂是一種猛烈而孤獨的快樂。

隔著走道,瑪麗·喬對面是兩個空座位,之後是一個年輕的家庭,媽媽和爸爸帶著一個寶寶和一個大約兩歲的小女孩。義大利人,或者希臘人,或者西班牙人吧,瑪麗·喬想,透過他們跟空姐的交談,她很快判斷出是希臘人,不過現在住在澳大利亞的珀斯。他們的座位位於電影螢幕下面,是飛機上唯一有足夠空間供他們擺放行李和照料孩子的地方。保溫包、塑膠食碟、和寶寶一般大的枕頭、可以當椅子的摺疊床、奶瓶、果汁瓶,還有一個巨大的熊貓玩具,用來哄小女孩的。做父母的忙著照料孩子們——給他們換上顏色粉嫩的睡衣,喂他們吃,逗他們玩,唱歌給他們聽。是的,他們告訴嘖嘖驚歎的空姐,年齡相差不大,只隔了十四個月。嬰兒是個男孩。他有點出牙期的小問題。小女孩時不時會吃醋呢。兩人都非常喜歡香蕉。她能整根吃,他吃香蕉泥。親愛的,把他的圍嘴拿來,在藍色包裡。毛巾也拿出來吧,他有點流口水。不,毛巾不在那,在塑膠袋裡。快點。對了。快點。好咯。

瑪麗·喬吃驚地發現,她對這個無害的家庭充滿厭惡。你們為啥把食物硬塞進他嘴裡?她恨不能這麼問(他們在一個藍色碗裡調燕麥粥)。他這個年紀吃固體食物完全是浪費,只會讓你上下兩頭都忙著擦洗。多麼小題大做,多麼累贅繁瑣、譁眾取寵和沾沾自喜啊,就因為他們設法生出了孩子。此外,他們還耽誤空姐給別的乘客端飲料的時間。

他們後面坐著另外一個年輕的家庭,印度人。做媽媽的穿一件金線繡的紅紗麗,做爸爸的一身緊繃繃的奶油色西裝。苗條、沉默、遍體金色的媽媽;營養過剩、模樣懶散的父親,正聽著耳機裡的搖滾頻道。你可以根據他拍打繃在圓滾滾大腿上的奶油色布料的手指判斷出是搖滾頻道。父母之間坐著兩個小女孩,都穿紅衣服,戴金手鐲、金耳環,腳蹬漆皮鞋,還有一個小弟弟,或許跟前排的希臘小女孩一個年紀,一身西服,完全就是爸爸那身的微縮版——馬甲、暗門襟、口袋,一應俱全。空姐給他們送來蠟筆和畫畫本,但是渾身金光閃爍的小女孩們只是掩住臉咯咯笑。她給他們送上一杯杯乾薑水。小弟弟對乾薑水搖搖頭。他爬到媽媽的膝蓋上,她從紗麗中拉出一個若隱若現的飽滿乳房。他安頓下來,懶洋洋地躺著吮吸,瞪著大眼睛,看起來不可一世、心滿意足。

這也沒讓瑪麗·喬好受一點。她不大習慣現下的這種厭惡感。她知道這實乃無中生有。她在診所從不會這樣。不管遇到什麼困難,也不管有多累,她都能輕而易舉地對付各種古怪或粗魯的舉止、令人不快的習慣、不好聞的味道和令人無語的問題。她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了。晚上失眠來著。她的喉嚨有點堵,腦袋沉甸甸的。可能要發燒了。不過這更像是她的身體在抗議用這種不斷拉開的距離,太快地把它從習慣的歸屬地和休憩地挪走。今天早上,她還可以從視窗看到維多利亞公園一角、街燈下的積雪和光禿禿的樹木。公寓和診所都位於一幢好看的舊磚房裡,它屬於斯齊特醫生。周圍的整排房子模樣都差不離,用途也都類似。瑪麗·喬看著泥濘的街道、骯髒的二月積雪、周圍房子的灰牆,還有公園後頭高高的辦公大樓區,那裡夜燈通明。她什麼都不想要,只想留下。她想取消計程車,換掉新買的麂皮套裝,穿回護士服,下樓把咖啡壺放在火上,給植物澆澆水,準備好面對漫長的又一天,它充滿各種難題和例行公事、恐懼和寬慰,以及對於被纏著談論糟糕天氣的擔憂——這時不時會發生。她愛這診所,這候診室,這昏暗冰凍的下午亮起的燈光。她愛這些挑戰和日復一日。一天到頭,斯齊特醫生有時會上樓到她那裡。她做晚飯,他會待上半個晚上。他妻子出門去開會、上課,或者參加詩歌朗誦會了。她出門喝酒,或者已經回家,直接上床了。

空姐終於走過來,瑪麗·喬點了一份伏特加馬天尼。她向來選擇伏特加,希望說它不容易聞出酒味兒的傳聞是真的。出於很顯然的原因,斯齊特醫生不喜歡女人身上飄出酒味。

又有兩個人沿過道走來,顯然是想換座位,他們擋住了飲料車。另一個空姐手忙腳亂地跟在他們後頭。她和那個女人拎著幾個購物袋、一隻旅行包和一把傘。那個男人兩手空空走在前面。他們一屁股坐在瑪麗·喬對面的位置上,在希臘一家的旁邊。他們試圖把行頭塞進座位底下,沒成功。

空姐說,頂上的櫃子裡地方足夠。

不。男人發出幾句低低的抗議,女人則嘟囔著道歉。空姐終於明白,他們決定盯著自己的所有行李。飲料車推走了,他們發現有一個地方可以放行李——在瑪麗·喬前面,空姐起飛和著陸時坐的小彈跳椅後頭。

空姐說,希望不會太妨礙那位女士哦。她語調輕快,表明這兩個乘客已經惹過一些麻煩。瑪麗·喬表示不會,對她沒什麼影響。那兩個人便安頓下來,男人坐靠過道的位置。他又嘟囔一聲,頗為專橫,但不意味著心情不佳。空姐端來兩杯威士忌。他朝瑪麗·喬的方向輕輕舉舉杯。一個傲慢的姿態,可能是表示謝謝吧。顯然不是道歉。

他身形肥胖,可能比斯齊特醫生老一些,但更精神。一個輕率、乖戾的男人,一頭相當長的灰髮,身穿昂貴的新衣。棕色襪子上套著涼鞋,上面是鏽色長褲,明黃色襯衫,一件體面的金色麂皮上衣,有很多小小的垂片、褶子和口袋。他的面板是棕色的,眼睛細長。不是日本人或中國人——他是幹什麼的?瑪麗·喬覺得似曾相識。不是一個病人,不是在診所裡。在哪裡呢?

女人從他肩膀後面窺出來,抿嘴微笑,討人喜歡地皺著寬寬的臉龐。她眼睛細細的,比他更明顯,面板也更蒼白。黑髮中分,用橡皮筋紮成小孩一樣的馬尾辮。她的衣服廉價但挺齊整,或許還很新——棕色休閒褲,印花上衣——不過跟他站在一起很不匹配。拎著購物袋沿過道走來時,她像是個中年人——水桶腰,肩膀渾圓。不過,這會兒她在男人壯實的肩膀後面衝瑪麗·喬微笑著,看起來相當年輕。這個微笑本身也有點古怪。她張開嘴對男人說話,古怪的原因揭曉了。少了前排牙齒,整整一排都不見了。正因為此,她的微笑顯得偷偷摸摸的,又挺天真——一種看起來狡黠又持久的歡樂表情,就像老太太或小寶寶的微笑一樣。

現在,瑪麗·喬想起在哪裡可能看到過這個男人了。幾星期前,她看了一個電視節目,關於阿富汗一個深深的山谷裡的一個部落,靠近西藏邊緣。節目是幾年前俄國人入侵之前拍攝的。部落民住獸皮屋,成群的綿羊、山羊和駿馬就是他們的財產。有個男人似乎積累了最多的這種財富,藉助個人魅力和經濟實力當上了部落統領,而不是透過繼承權。他被稱作“可汗”,在獸皮屋裡鋪上美麗的地毯,裝了一臺收音機,養了好幾個老婆或小妾。

這個男人讓她想起這人——可汗。或許正是他本人,不可能嗎?難道真沒可能嗎?他沒準離開了他的國家,在俄國人入侵之前就走了,帶著毯子、女人,沒準還有大量金子,儘管不大可能把山羊、綿羊和馬群都帶上。你要是搭乘各大航班周遊世界,不是遲早會撞上什麼電視上見過的人嗎?大有可能就是一個異國首領,就像撞上演員、政治家或者心靈治癒大師一樣。在現如今這個不安寧的時代,那也大有可能是某個被當作與世隔絕之國的異域風情甚至遺蹟而拍攝下來,現在卻跟大家一樣出來到處溜達的傢伙。

女人想必是他的老婆之一咯。最年輕,或許也是最受寵的一個,才被帶著進行這番旅行。他帶她去了加拿大或美國,兒子們在那裡上學。他帶她去看了牙醫,幫她裝假牙。或許假牙就放在手提包裡,她還沒適應,時戴時不戴。

瑪麗·喬被自己這番編造逗樂了,或許伏特加也起了點作用。她在腦海裡草擬起一封描述這兩人和電視節目的信。當然是寫給斯齊特醫生的,她看那節目的時候,他就挨著她坐在沙發上——不過睡著了。她會提到女人的牙齒,以及它們是被特意拔掉以迎合某種古怪的女性審美觀的可能。

“要是他邀請我加入他的後宮,我發誓決不接受任何這類古怪做法!”

電影螢幕放下來了。瑪麗·喬乖乖開啟頂燈。她考慮著再點一杯喝的,但旋即改了主意。在這個高度,酒精會比平時更強勁。她試著看電影,不過從她的位置看過去,人物都被拉長了,看起來既陰鬱又古怪。開頭兩分鐘就有一場謀殺——某個一頭迷人金髮的女郎在空無一人的走廊被跟蹤,然後根據畫外音,顯然遭到槍殺。瑪麗·喬幾乎立刻興味索然,過了一會兒便摘下耳機。這時,她注意到過道對面好像在吵架。

女人,或者女孩,好像想站起來。男人把她按下。他衝她嘟囔了一陣。她回答的語調從抱怨過渡到保證再過渡到抱怨。他好像不搭理她了,仰頭看起螢幕。女孩從座位上擠出來,踉踉蹌蹌爬過他。他突然激動地嚷嚷起來,拽住她的腿。瑪麗·喬吃驚地發現,女孩跟他說的是英語。

“我沒有,”她固執地說,“我沒有。沒醉。”語調激動而絕望,喝醉的人堅持自己沒醉時通常都是這副腔調。

男人厭惡地哼了一聲,放開了她。

“你不能控制我,”她說,聲音中、眼睛裡都有了眼淚,“你又不是我爸。”她沒沿過道走向洗手間——如果這是她的目的地——而是站在他夠得到的地方,悲哀地低頭看他。他佯作又要抓住她,動作迅速兇狠,好像這次,或者下次,他真的不惜傷害她了。她踉踉蹌蹌躲到一邊。他把注意力重新轉回螢幕。

女孩仍舊沒沿過道走開。她衝瑪麗·喬俯下身。

“原諒我。”她說,眼淚汪汪地微笑著。困惑、受辱的臉皺著,抿著嘴做出大大的、或是道歉或是推心置腹的微笑。“請原諒。”

“沒關係。”瑪麗·喬說,以為女孩是為了吵架而道歉,旋即意識到“請原諒”意思是“可以借過嗎”。女孩想跨過瑪麗·喬的腿,這腿正腳踝交疊,舒服地伸直著。她想坐到靠窗位置。

瑪麗·喬讓開路。女孩坐下,用食指做了一個直直的橫掠動作抹乾眼睛,不慌不忙、總結性地吸了一下鼻子。又要怎樣呢?

“別告訴任何人,”女孩說,“別告訴任何人。”

她把寬寬的手擱在瑪麗·喬的膝蓋上,又收回去。

“不會。”瑪麗·喬說。不過能告訴誰呢?又幹嗎要告訴別人這樣一場不倫不類的吵架呢?

“不要告訴任何人。我是愛斯基摩人。”

自然,女孩一站上走道,一張嘴,瑪麗·喬就意識到什麼可汗和他最寵愛的老婆之類全是瞎扯。她點了點頭,不過“愛斯基摩人”這個詞比它表明的事實更讓她不自在。人們不再用這個詞了吧,對嗎?“因紐特人”,這才是現在的叫法。

“他是米提斯人☾1☽。我是愛斯基摩人。”

真不賴啊。米提斯人和愛斯基摩人。加拿大老鄉。夠離譜的,瑪麗·喬想。她在腦海裡尋思著,得重寫一封信啦。

“別告訴任何人。”

女孩的樣子,好像在吐露什麼秘密——一個羞恥的秘密,一個可怕的錯誤。她很害怕,同時竭力保持尊嚴。她又說了一遍:“不要告訴任何人。”並把手指在瑪麗·喬嘴上按了幾秒鐘。瑪麗·喬可以感覺到她面板的炙熱,還有在這手指裡和女孩整個身體裡貫通著的顫抖勁兒。她就像一隻身陷完全無法言喻的恐懼中的動物。

“不,不,我不會的。”瑪麗·喬再度保證。她想,最好還是假裝完全明白這個要求的含義。

“你要去塔希提嗎?”她友好地問。她知道,這種時候問個尋常問題,可以幫驚恐的人分分神。

女孩又綻放出一個微笑,好像理解了這個問題的目的,它的善意,儘管對她而言這點根本微不足道。“他要去塔希提,”女孩說,“我,也一樣。”

瑪麗·喬看看過道對面。男人的腦袋正懶洋洋地靠著,或許已經打起瞌睡。即便掉開臉,她仍能感到女孩的炙熱和顫抖。

“你多大了?”瑪麗·喬問。也不知道為什麼問這個。

女孩搖搖頭,好像她的年齡確實是件荒謬、悲慘的事。“我是愛斯基摩人。”

有什麼相干嗎?她說著這事,好像它是一個瑪麗·喬終究會讀懂的密碼似的。

“不錯。可是你多大了?”瑪麗·喬更堅定地問,“有二十歲嗎?過了二十沒有?十八歲?”

繼續搖頭和困窘,繼續微笑。“不要告訴任何人。”

“多大了?”

“我是愛斯基摩人。我十六歲啦。”

瑪麗·喬又看看過道對面,確定男人沒在聽。他好像睡著了。

“十六歲?”

女孩重重地晃晃腦袋,幾乎笑了。顫抖依舊。

“你是嗎?不是?是嗎?是吧。”

再次地,沉甸甸的手指像羽毛一樣在瑪麗·喬嘴上掠過。

“你想跟他去夏威夷嗎?是嗎?”

“他要去夏威夷。我,也一樣。”

“聽著,”瑪麗·喬溫柔而小心地提議,“我要站起來,走到飛機後頭。我要去洗手間。洗手間。我在那裡等你。過一會兒,你就站起來,朝後走。你到飛機後頭,洗手間那裡,我們在那裡聊聊。那裡說話方便。行嗎?明白我的意思嗎?好。”

她不急不忙地站起身,拿起滑到椅子上的外套,理理好。男人在墊子上扭過腦袋,衝她投來茫然、陰鬱的一瞥,眼神像一隻半睡半醒的狗。他的眼珠在眼皮下轉了轉,腦袋又扭了回去。

“好嗎?”瑪麗·喬做著口型問女孩。

女孩用手指按住自己的嘴,按在微笑的雙唇上。

瑪麗·喬朝飛機後頭走去。早些時候,她脫掉靴子,換上了拖鞋。現在,她舒服地吧嗒吧嗒走著,不過還是挺懷念靴子帶來的成就感和堅定感。

她不得不站在排隊上洗手間的人中,因為別處沒地方可站。佇列延伸到窗邊那塊小小的地方,她本打算站在那裡等的。她不斷四下打量,等著女孩跟在後面走來。還沒來。有幾個高個子也來排隊,她不得不設法繞過他們朝後看,想確保女孩可以看到她。她只能跟著佇列前進,輪到她的時候,她沒有選擇,只有進去。不過反正也差不多該用洗手間了。

她儘快出來了。女孩還是不見。沒在排隊。沒在廚房附近晃盪,也沒坐在後部的哪個座位上。佇列現在比原先短,瑪麗·喬可以站在窗邊了。她站在那裡等著,直髮抖,懊悔沒帶上外套。

在洗手間裡,她沒顧上補口紅。現在,她對著黑色的窗子映出的臉塗了起來。假設她決定跟什麼人說女孩的事——他們會怎麼想她?她現在可以跟什麼人講講的——那個年長些、看起來相當嚴肅、畫著銅色眼妝的空姐,她似乎是領頭的,或者那個空中先生,他看起來心不在焉,不過似乎更平易近人。她可以告訴他們女孩的話,女孩的顫抖,可以說說她的懷疑。不過這些有什麼用呢?女孩沒說任何可以直接引起懷疑的話。她是個愛斯基摩人,十六歲,要跟一個比她大得多、不是她爸爸的男人去夏威夷。十六歲到法定年齡了嗎?帶一個女孩去夏威夷犯法嗎?畢竟,她有可能不止十六歲。看起來當然不止。她或許醉了,在扯謊。或許是他老婆,雖說沒戴戒指。他也當然有可能是她的什麼親戚。瑪麗·喬現在不管說什麼,估計都會被視為一個多管閒事的女人,剛灌過一杯,沒準還不止一杯呢。沒準會被認為是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試圖控制那女孩。

如果要採取什麼措施,女孩得自己說點什麼。

不提出要求,就得不到幫助。

得說出你要什麼。

得開口。

瑪麗·喬慢慢走回座位,一路上注意著女孩有沒有行動,有沒有坐在別處。她尋找著那個梳著馬尾辮的碩大馴服的腦袋。

哪裡都不見。

不過快回到座位時,她看到女孩已經挪動了。她坐回原來的位置,在男人旁邊。他們又要了兩杯威士忌。

或許他趁她起身之後,把女孩拽了回去,強迫她坐在身邊。瑪麗·喬該讓女孩先走的。不過當時能說服她,讓她明白嗎?女孩真的明白她有意相助嗎?

瑪麗·喬站在過道上穿外套。她低頭看著那兩人,但他們都沒看她。她坐下,開啟閱讀燈又關上。電影已經沒人看了。希臘寶寶正在哭鬧,做爸爸的抱著他在過道上來回走動。印度小女孩們彼此依偎著,她們的小弟弟在媽媽窄窄的大腿上睡著了。

斯齊特醫生會讓瑪麗·喬很快就明白過來。有些關心——他讓她承認過這點——實屬無事生非、自作主張。人們出於自作主張的好心,每每會惹出麻煩,而不是做好事。這次她就差點如此。

不錯。不過他自己總是關心著人們的體內,關心著他們的胸腔內部。要是這女孩心臟有毛病,哪怕她比現在大上二十歲,四十歲,哪怕她的生活根本就是一團糟,等同廢物,腦子因為酗酒而荒廢近半——就算如此,他也會全力治療。他會毫無保留,為了這樣的拯救或者說拯救的努力而竭盡全力。要是事關真正的心臟,要是事關人們胸膛裡血淋淋、怦怦跳、承受重負的心臟。

斯齊特醫生的聲音裡有種隱隱的悲哀。不僅是他的聲音,他的呼吸也是悲哀的。在電話裡,還沒聽到他的聲音,你就能感到一種無藥可救、平靜得體的悲傷從他的呼吸中傳來。要是告訴他這個,他會不高興。不是說他特別希望你覺得他開心,而是他會認為有人斷言他很悲傷,這既無意義又過於唐突。

這種悲傷似乎是恭順所致。瑪麗·喬只能意識到它的存在,卻永遠無法理解它。她覺得男人身上有一種恭順是女人無法理解的。(麗亞對此會作何評論?)問題並不在於他所知道的——那個瑪麗·喬能對付——而在於他所逆來順受的。他令她困惑,壓力重重。她以一種困惑、謹慎、永恆不變的愛情愛著這個男人。

她想到他的時候,腦海中的他總穿著棕色三件套。那是一套老式西裝,讓他看起來酷似他童年時代——道道地地的貧困鄉村的童年時代——的醫生。他有一些好看的休閒服,她看到過他穿它們,可她覺得他穿那些並不自在。他對變有錢不怎麼適應,她想,儘管他覺得必須如此,而且對於任何有可能阻礙他的政府都仇恨無比。恭順、逆來順受和悲哀。

要是她對他這樣講,他不會相信的。沒人會信。

儘管穿著外套,她還是直髮抖。她好像有點傳染了女孩頑固、古怪的不安。或許真的病了,發燒啦。她扭著身體,試圖恢復平靜。她閉上眼,忍不住又要睜開。沒法不看看過道對面。

這會兒發生的事,她要是夠明智、夠得體,就該扭頭避開才對。不過她沒有,而是眼睜睜看了下去。

威士忌酒杯空了。女孩朝前探身,吻著男人的臉。他的腦袋靠在墊子上,沒動彈。她眼睛閉著,或者半閉著,朝他貼過去。她的臉寬闊、蒼白而冷漠,好一張銀盆大臉。她吻他的嘴唇,他的臉頰,他的眼皮,他的額頭。他任由著她,縱容著她。她吻他,舔他,舔他的鼻子,他臉頰、脖子和下巴上淡淡的胡茬。舔遍他的臉,吸口氣,又開始吻。

吻得不急不忙,心平氣和。並非機械性的吻。沒有任何被脅迫的跡象。女孩很投入:身陷一種奉獻的痴狂。真正的奉獻。這裡面沒有什麼像原諒或者安慰那樣冒昧的意味。這是一個儀式,佔據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和自我,她的自我迷失在其中。它可以沒完沒了地繼續下去。

即便女孩眼睛睜開,帶著一種並非茫然迷惑,而是直率尖銳的表情徑直朝過道對面看過來——即便這時,瑪麗·喬仍舊沒法不盯著她看。她作了巨大的努力,花了難以估量的很長一段時間,才終於把雙眼挪開。

要是有人問她,看這一切時有何感受,瑪麗·喬會回答,她覺得噁心。這並非敷衍。噁心不僅僅是出於發燒的最初症狀,或者別的什麼令她頭暈發抖的原因,而是一種讓她厭惡不已的噁心,就好像她能感覺到那溫熱、肥厚的舌頭在自己臉上緩慢舔過。旋即,等她挪開視線,另一種感受湧出,那就是慾望——突如其來、摧枯拉朽的慾望,彷彿鬆動的泥土從高山奔湧而下。

同時,她聽到斯齊特醫生的聲音,它一清二楚地說道:“你知道,那女孩的牙齒沒準是被撞掉的,在哪次吵架的時候。”

這是斯齊特醫生熟悉的、有條有理的聲音,它要求你應當認清某些事實,某些條件。不過她還從中聽出了一些新鮮的意思——一種會心的、自然的滿足感。他不僅僅是悲哀的,不僅僅逆來順受著,而且還因為某些事情如其所是而心滿意足著。這種滿足感深藏在他的聲音裡,呼應著她體內鬆動的感覺。她感到一種生理上的羞恥和厭惡,一種彷彿從胃部擴散出來的熱度。這個會過去,這波浪潮會退卻,可這種厭惡的感覺不會消失。從你心裡散發出的厭惡、噁心、不快,可以比痛苦更糟。它會比痛苦更令人難以忍受。想到這個,並給她的感覺定了一些名目之後,她終於稍稍平靜。想必是飛行的陌生感,還有酒精,還有女孩帶來的困惑,或許還有某種病毒,讓她不自在。斯齊特醫生的聲音與真正的幻覺相差無幾,不過畢竟不是幻覺。她知道是自己炮製出了它。她炮製出了它,以便可以扭頭躲開它,因為她是那樣恨他。要是這感覺變成真的,要是這樣一種幻覺征服了她,那她的處境可就太悲慘了,想想都可怕。

她竭力讓自己平靜,做著深呼吸,假裝自己快睡著了。她開始給自己講故事,故事中各種事情都變得更加順利。假設女孩剛才跟她去了飛機後部,假設她們有機會交談,那會怎樣?故事不知怎的發展到了火奴魯魯的候機室。瑪麗·喬看到自己坐在軟墊椅子上,房間裡裝飾著矮小的盆栽棕櫚樹。男人和女孩從她面前走過。女孩拎著購物袋走在前面。男人把旅行包甩在肩膀上,抓著雨傘。他用捲起來的雨傘一頭搗搗女孩。並非想傷害她,甚至都不是為了嚇唬她。只是一個玩笑。女孩小跑著,咯咯笑,帶著一種深深的道歉、發窘、無助、好脾氣的神情看看四周。然後瑪麗·喬迎上她的目光,男人對此毫無覺察。瑪麗·喬站起身,穿過候機室,走進女洗手間這個明亮的、鋪著瓷磚的避難所。

這回女孩果真跟在她身後。

瑪麗·喬開啟冷水,以一種鼓勵的姿態,用水潑潑自己的臉。

她敦促女孩也這麼做。

她平靜地、不容置疑地跟她說話。

“對啦。給你的臉降點溫,讓頭腦清醒點。你必須清醒地思考,必須非常清醒地思考。對啦。是什麼?想要的是什麼?你害怕的是什麼?別怕。他進不來這裡。我們有時間。你可以告訴我想要什麼,我可以幫你。我可以跟當局聯絡。”

不過,故事到這裡戛然而止。瑪麗·喬陷入了僵局,她的夢——因為她正在做夢——笨拙地將這個轉譯為水槽底部搪瓷脫落的地方露出的一塊歪歪扭扭、出乎意料的鐵鏽。

這個女洗手間保養得夠糟的。

“熱帶地區都像這樣嗎?”瑪麗·喬問站在旁邊水槽前的女人,女人用手掩住她的水槽,好像不想讓瑪麗·喬看或者用它。(並不是說瑪麗·喬想這麼做。)她是個高大、白髮、穿紅紗麗的女人,貌似在女洗手間裡頗有權威。瑪麗·喬四處尋找愛斯基摩女孩,吃驚地發現她躺在地上。她縮小了,長得跟橡皮人似的,一張洋娃娃一樣粗糙的臉。不過真正驚人的在於她的腦袋從身體上脫落了,儘管仍由一根內部的鬆緊帶連著。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白髮女人說,瑪麗·喬覺得指的是你自己的懲罰方式。她知道自己不必擔心——她不用負責,又不是她打了女孩或者把她推到地上。那女人準是瘋了。

“抱歉,”她說,“我得回飛機了。”

不過這是後來的事,她們已不在女洗手間裡了。她們回到了斯齊特醫生的診所。瑪麗·喬隱隱察覺到事情有點混亂,令她無所適從,時間中出現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缺失。她仍舊惦記著要回到飛機上,可上哪兒去找候機室,又如何去火奴魯魯呢?

一個高大的、完全裹著繃帶的人形被抬過,瑪麗·喬急於搞清那是誰,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他們會送一個燒傷患者來這裡。

穿紅紗麗的女人也在。她非常友好地問瑪麗·喬:“判決☾2☽是在花園裡嗎?”

這或許意味著瑪麗·喬仍舊要因為什麼事受指控,花園裡正進行判決呢。另一方面,“判決”也可能指的是斯齊特醫生。女人想說的或許是“伯爵”,只是發音不準。要真是那樣,那她準是在嘲諷他。管他叫“伯爵”是個玩笑,“在花園裡”也意味深長,瑪麗·喬要琢磨出它的含義,得絞盡腦汁才行。

不過女人張開手,給瑪麗·喬看幾朵小小的藍色花——像雪花,卻是藍色的——她解釋說這些就是“攀蕨”,“攀蕨”指的是花。

這是個詭計,瑪麗·喬明白,但她沒法集中注意力,因為她正在醒來。在一架飛越太平洋的巨大客機中,電影螢幕收起,燈光幾乎全部熄滅,就連那個寶寶也入睡了。她沒法穿過夢境中的層層屏障,回到清晰的部分。女洗手間裡,她們正用冷水潑臉,她——瑪麗·喬——正告訴女孩可以如何自救。她沒法回去。周圍人都蓋著毯子沉睡,腦袋枕著橙色小枕頭。不知何時,她自己也給枕了一個小枕頭,蓋著一床毯子。過道對面的男人和女孩都睡著了,張著嘴,他倆流暢、純潔的鼾聲二重唱終於讓瑪麗·喬浮上現實。

她的假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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